评论：凝视的力量与虚无的光芒

辛泊平

认识茂明已经很多年了，读他的诗歌也很多年了，对于他的人，对于他的诗，在不同的语境下，我似乎说得也不少了。然而，这些“说”似乎总也无法抵达理想中的最后一句。所以，今天还是要说一说。集中阅读他的近作，除了那一以贯之的稳健与扎实之外，我还是读出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既让我欣喜，也让我怅然。欣喜，是因为这种变化切合了人生与写作的大势；怅然，是因为他终于还是没有写出我一直期待的青年专属的锋利与棱角。是的，郑茂明的诗开始呈现一种松弛的态势，既是语义上的松弛，也是节奏上的松弛。

松弛不等于松懈，茂明依然保持着结构上的严谨与叙述上的细腻。“我有幸，同时拥有了三座星空／它们分别是草籽、小白花和闪烁的石头／画眉草和鹅绒藤太小了，在低处／只配做蚂蚁的花园和寺庙／而头顶上的星空，过于庞大／让大地上的事物陷入无边虚无／因为渺小，我常于静默中俯仰明亮之物／并将它们视为照亮孤独世界的眼睛。”（《画眉草与鹅绒藤》）在这里，诗人放慢了脚步，压低了声音，用迟缓而又从容的声韵去感知世界。无论是草籽还是小百花，画眉还是石头，它们离我们很近，但又似乎很远。在现实的维度之外，诗人发现了一种不同于当下的秩序，在那个秩序中，万物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支撑与相互成就。正如特朗斯特罗姆的《树和天空》所传递的信息一样，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中，隐藏着我们未知的伦理。这种伦理不负责人间的价值判断，只负责尘世的生长与消亡。这首小诗体量虽小，却透着一股中年的澄明与通达。

美国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中曾提道：“抒情诗在最强有力的时候，教我们如何跟自己说话，而不是跟别人说话。”在我看来，茂明正在沿着这种方向经营他的诗歌。当然，诗人的“跟自已说话”绝不是自闭式的自言自语，而是在寻找与灵魂最恰切的物象，是在为语言寻找贴心贴肺的倾听者与回应者。人世匆忙，人们缺乏倾听的耐心和热情，但广大的尘世自然会生出众多善于倾听的耳朵：“牵牛花攀上能缠住的一切／为草木接上彩色的小耳朵”“只有置身物外／眼前的无序才是自由的／充满着无限和真实／即使不用耳朵也能听见”（《荒原》）。

可以这样说，茂明在凝视这个世界，以疏离于当下生活的状态在凝视，在凝视中打量，也在凝视中思索。他在凝视那些被工业化吞噬并消化的自然万物，他在思索生命在必然的局限中可能存在的偶然。依然是布鲁姆说的：“诗本质上是比喻性的语言，集中凝练故其形式兼具表现力和启示性。”（《读诗的艺术》）而布罗茨基也有类似的论断，那就是：“一首诗与其说是在反映不如说是在生成。”当然，这种生成肯定不是凭空再造，而是借助日常的事物，让灵魂的形状在上面显现出来。正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对世间万物的观察和摄影家拉开了距离，对他所关照的一切，诗人不是实录，而是把自我投注进去，在生命与生命的碰撞中，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进而完成生命内部的渗透与融合。对此，诗人是自觉的：“我只是虚无的一部分／在书桌旁摘掉光的翅膀”，而“北方是个大事物。”（《北方》）那些己被欲望法则玷污的语言已经无法表达他对生命的求证，所以，他必须借助诗歌的修辞，借助超越形而下的抽象命名，以灵魂世界的词语排列，来回应最隐秘、最私我的生命律动。

除去写故乡和亲情的《忆伯父》

《午夜航班》和《父亲》，茂明的这些诗作似乎都少了生存的现场感和粗粝感。他写初夏，写“青杏”和“杨梅”，写“短暂静止的时间”，写公园里的花鹿，“周边的景物停了下来／月光涌成明亮的瀑布／安寂笼罩着草坪，它们没有移动／却先于我到来前摆脱了束缚”。一切仿佛都是淡然的、超脱的，没有了父亲“劳作时深躬的身影”，没有了“让我可以靠理想／这种贫瘠之物／逃离了他坚守的土地”（《父亲》）的疼痛。然而，这种自觉疏离却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诗人对人生与生存的深度体悟与细腻理解。在与现实的对峙中，他己不再是轻易愤怒和冲动的少年，而是多了一些经验与和解。这不是没有底线的犬儒，而是清醒之后的宽容。也正因如此，他才能摆脱那种唯我的自我限制與自我期许，让语言最大限度地容纳尘世的不堪与他眼中的美好。

是的，茂明在向下而写，向内而写，他相信语言的胃口可以容纳一切，包括苦难与不公；他相信真实存在的虚无可以衍生另一片时空，可以让灵魂继续在敏感中发现久违的诗意，所以，他坚持这种语言的松弛感，捍卫这种虚无的合理性：“当我忍受，我存在，清醒／对事物保持敏感／有时用身体，有时用文字／以便不要迷失于日常的温和中。”（《去南方》）日常的温和是一种油腻的生命状态，但诗人可以用那种虚无消解它的油腻，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消解中，诗人不仅获得了自我救赎，还发现了那种油腻中其实也隐藏着瞬间闪耀的花火，正如他在《临窗》中看到的，“眼前都是些寻常事物”，然而，在雨中，那些日常的事物也产生了视觉上的奇迹：“雨水洗过的夜，树叶清凉／闪着微光。”（《临窗》）布罗茨基说：“从原则上讲，一首诗在一张纸上向下蔓延，也就意味着它在精神上向上腾升。”（《悲伤与理智》）在我看来，这种状态下的诗人同样是一种自足而又独立的形象，他没有大声呼喊，但我们却听到他不同于尘世的声音；他没有怒目金刚，但我们能感受到他的不从众、不媚俗的人格。

对于茂明而言，这种改变是自觉的。因为，他已经开始了双重意义上的铺开。无论是生命还是写作，它们都有一种规避重复和单一化的潜在渴望，都有一种在与现实的对抗中实现超越的可能。但对我来说，对茂明的这种改变，还是难免有点儿遗憾。我一直觉得，河北诗人普遍缺少先锋性，许多人都是过早地进入了中年写作。并不是说中年写作不好，而是对于更年轻的诗人来说，在早期的作品里多一些冒犯常规的尝试，可能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写作体验。而茂明，曾是我深抱希望的那一个。当然，这种先锋性也许只是一种写作策略，它无法代替对生命与语言高度熨帖的追求。好诗人永远都在实验的路上。茂明相信，“与社会不同，一位好诗人永远拥有未来，就某种意义而言，他的诗作就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领取未来的样本”（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正如他在《马》中以饱满的声调唱出的——“那是白的，近乎透明的马／隐身于水中、空气中，遥远的灌木丛／此刻它静止，没有边界／／当我递过一把青草／它昂起头，明亮的眼睛／望向远方的草原／消失的事物，一闪而过／／想起，我们的身体／还在流浪／想起消失的嘶鸣和雷声／内心依然空阔／／如果轻抚它长长的鬃毛／想起一生中的好时光／我经年喂养的虚无／终于有了一匹马的雏形和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