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之交的诗歌生产机制与代际诗学的活力

刘波

【编者按】

《百年中国新诗编年》（全十卷）由张清华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以十年左右时间跨度分卷，收录了自中国新诗诞生以来到2015年百年间一千二百余位诗人、三千余首佳作，呈现了中国新诗史相对完整的状貌。全书每卷设分卷主编并撰有该分卷序言一篇，是该分卷涵盖时间段内新诗发展状况的学术总结。经主编和各分卷主编授权，本刊陆续刊出各分卷序言以飨读者。

世纪末与新世纪之交，构成了本卷基本的时间架构，也生成了诗歌的独特景观。

如果按照文学运动的规律看，1990年代的后期注定是一个孕育着新变的时期，但是“世纪末”作为一种文化精神，自然也带着某种颓圮的意味。确乎，在这个时间里，诗歌的写作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呈现了一种疲软之态。所谓的“九十年代诗歌”，其核心的美学，无论是“个体诗学”“知识分子写作”，都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针对性与方向感，随着社会生活的渐趋无中心化，也不再有鲜明的文化属性与先锋意义。

因此，1990年代后期注定是一个常态的写作时期，具有标志意义的写作渐渐稀薄，一代新人尚未登台。与其说是一个“世纪末”，还不如说是世纪之交的“前夜”，因为前夜意味着平静与深沉，有沉睡的意味，而世纪末则有着风云激荡或者山雨欲来的气象。

如果试图分析一下这个时期的状况，首先一个是诗人的文化身份出现了微妙变化。1990年代前半叶，诗人承受着来自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压力，那时他们引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人自比，或以海子式的文化英雄自况，都是有理由的；他们以悲情的眼光超然于历史之上，或是扮演着被世俗和消费的魔鬼所围困的末路角色，都显得理所应当。因此，他们的写作中也带上了大历史的背景、英雄主义的气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这些文化的压力都在渐渐消散，生存的场域由政治性的公共空间，转换为咖啡馆、快餐店、卡拉OK这样的消费场所，以及书斋与茶叙的私人场所，因而写作意义的承载，也逐渐狭窄化和失去了根基。某种程度上，诗人的文化身份，正如美国文化批评家丹尼尔·贝尔所说，正在迅速地“中产阶级化”。

这一时期的诗歌格局还形成了“中心”与“外省”的对比。由于中外交流的逐渐频密，居于北京的诗人在国际化的交往中渐渐占据了优势。一些本来居于外省的写作者也逐渐汇聚到北京，或者以北京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类似“知识分子写作”的群落或阵营；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最初是由欧阳江河等诗人提出的，其意在提醒一种写作身份，但在1990年代后期，他们逐渐变成了一种优势，一种在写作的身份与传播的条件上的便利。这样，一些外省的写作者就意识到了他们所处的不利局面，开始通过强化其自身的“口语”和“民间”属性，来获取相对优势。

这就是所谓“盘峰论争”的背景。

1999年春，由北京文联、《诗探索》编辑部等单位发起的“世纪之交：诗歌的态势与展望”的会议，在北京平谷区盘峰宾馆举行。这场会议邀请了近五十位有重要影响的批评家和诗人参加，会上，持不同观点的诗人大体形成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两个阵营，在会后，他们又分别组织了文字的论争，史称“盘峰论争”。

盘峰论争是1990年代诗歌在观念上持续分化的结果，但这一分化其实从1986年的“第三代”登场时就开始了。现代诗“大展”虽然门派达到七八十家，但是核心的和有影响的却只有两派，即主智的一派和平民主义的一派。前者主要有“整体主义”“非非主义”“新传统主义”等，后者主要有“他们”“莽汉主义”“大学生诗派”等。他们分别代表了主张知性写作、深度建构的向度，与主张平权、书写日常生活的向度。这两派在1990年代逐渐融汇，写作立场也渐次分化清晰，演变成了这样两个阵营。

双方论争的态度至为激烈，但真正的分歧却并不大，只是风格与路径的差异而己。事实上在民间和口语派中，也不乏“知识分子精神”的，像韩东和于坚，虽历来属口语化的风格，但其写作却始终与当代文化思潮保持着密切而敏感的互动关系；在知识分子写作的一脉中，也不乏张曙光和孙文波这种十分具有“平民感”的成员。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尖锐冲突的话，那么主要是在经典化和国际化过程中，有“获益不均”的情况，因为写作的起点是接近的，而客观上的诸多原因却导致了他们影响力的差异。

然而“盘峰论争”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论争本身，它给当代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原来近乎一潭死水的局面被重新激活。由此诗歌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进行时，在进一步的诗学定位和自我认同中，进行着分化和重组。同时也给了新一代写作者以激励和孵化的可能。

由此诗歌界进入了持续几年的活跃期。2000年前后，号称70后的新人开始登台，并且迅速占领了大片的诗歌版图；其次，网络世界开始向文学空间进军，大量诗歌网站和个人主页迅即出现，“诗江湖”“诗生活”“橄榄树”“橡皮”“界限”“个”“甜卡车”“终点”“唐”都成为发表诗歌和登载言论的平台；第三，是一批新的民刊相继诞生，像《扬子鳄》《下半身》《诗歌与人》《小杂志》《或者诗歌》《外省》《界限》《阵地》《自行车》《东北亚》《偏移》《漆》《葵》等，这些民刊成为诗歌新势力得以展示的新空间。这三大因素给诗歌带来的新资源、新动力与新空间，极大地激发了诗界的活力，诗歌重现了多年未有的热闹景象。

从环境和写作外部条件看，最值得重视的是两点：一是世纪之交的节日氛围，还有网络新媒体赋予写作者的“狂欢”心态。这对主体而言，是一种新的境遇，因为在最初，网络世界的主体具有类似“隐身”的性质，言论的发表不会面临严格的技术限制，所以产生了“假面舞会”一般的效果，说话人在身份不明的情况下，难免有刻意的戏谑与放纵。第二，由上述情形决定，诗歌写作中的娱乐化倾向变得日益明显，网络传播会导致写作者迅速蹿红，这是传统的成长方式所无法实现的，对诗人的诱惑也很大。

在新世纪最初的几年中，写作现象可谓层出不穷。首先一个是70后的亮相，及其新美学的诞生。关于70后，按照诗人朵渔的说法，大概有四个板块，一部分的“起点很高的口语诗人：他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这是70后诗歌写作者的主流”；第二部分是“几近天才式的诗人：他们一般没有大学背景，他们一入手就是优秀的诗篇，很本质，娘胎里带来的。这种人很少”；第三部分是“新一代‘知识分子写作者’”，这些都是这一群体中的精英。最后一部分是有中学时代写作背景的，注重发表，有官方刊物的趣味，但素质一般。①显然，这批年轻人基本承接了“第三代”的写作格局，但彼此界限则相对模糊，他们的诗歌比之前代更具有个人的情境感，精细而更趋微观，完全告别了宏大话语写作。

美学上粗鄙化的问题是必须要指出的，这有大环境的原因，世纪之交的节日狂欢，网络世界的隐身喊话，写作的制度门槛忽然消失殆尽，这必然会致使写作出现粗鄙化的倾向。但这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还有在文化与美学上的原因，长期以来为各种因素所控制的写作趣味、等级观念，在浓烈的解构主义氛围中，忽然变得脆弱不堪，携着平权主义的合法性，消费时代的娱乐化诉求，浅白与刻意粗放、粗粝甚至粗俗的趣味，忽然有了合理性。于是，“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依次登场，这些写作无疑有很大的恶作剧成分，有大量的糟粕，但在文化的意义上，却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它们的背后所体现的，是权威与美学制度的崩解。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所谓“底层生存写作”。2005年，随着柳冬妩编选的《中国打工诗选》问世，《文艺争鸣》杂志推出了专门的讨论栏目，由此揭开了持续数年的关于底层写作的论争，后来论争又曼延到小说领域。论争的焦点似乎一直并不确定，赞同者多从公共伦理的角度，从诗歌写作荡开到社会问题，指出此类诗歌的意义；反对者则出于维护诗歌标准的纯粹性，对于社会学视野中的分析表示不屑。但不管怎么说，打工诗歌唤起了诗歌写作中介入现实与伦理担当的角色感，也成长起了郑小琼这样最初作为女工的诗人，关键是，还唤起了人们对于社会正义的关注。

假如从现象学的角度考察，在上述历史线条之外，似乎还应该提到一个叫作“中间代”的群落，这一概念最初由诗人安琪提出，200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中间代诗全集》上下卷，主编为安琪、远村、黄礼孩。以此为契机，一批出生于1960年代中后期的诗人，所谓“历史的迟到者”，终于可以汇聚到一面旗帜之下。像臧棣、西渡、伊沙、桑克、侯马、余怒、安琪、寒烟……作为1990年代到新世纪之交逐渐成长起来的诗人，早己成为先锋诗坛的重要力量，在当代诗歌及美学上也标立了新的疆界，理当在经典化的过程中不被忽略，所以，尽管概念或许是权宜和策略的，但作用还是显现了。

本卷所编选的是1996至2005年间重要的或是具有“痕迹意义”的作品。前半部分是以在1990年代坚守下来的“第三代”诗人的诗作为主体，后半部分則是以19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之交崛起于诗坛的“中间代”诗人，以及“70后”诗人的作品为主，力求动态地体现新千年到来之际诗歌写作的壮观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