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诗歌，我灵魂的爆破手

童剑：我记得在2021年的“第二届中国十大农民诗人”颁奖会上，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当时你简单地谈过一些自己的经历。这次我想请你先谈谈你的人生经历，但我好奇的还是你为何会选择回到杨店村当一名乡村医生？

宇轩：“在这里故乡，在这里世界”是一种漂泊。“一个人在故乡生，在故乡死是可耻的”，可以理解为另一种漂泊。歧义、误会和矛盾就这样产生了。在现实里讲求精神，在精神里顾盼现实，总之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语境和困难，都是第一次做人，苦尽甘来，我们意会可行？

人生有什么好谈的呢，顺着时间脉络往回走，无非一处又一处柳暗花明，一处又一处困顿与逆境。疫情三年，我父母双亡。是什么样的力量，把我领到孤儿与守灵人的位置？2022年8月6日，老母亲去世时，世界热得仿佛炼丹炉。老父亲去世时，正值2019年寒冬，那时年关将近，有雪乱飞。你看，他们驾鹤仙游分属于两个季节，两种语境，又能合力构建母语世界一个隐喻。

老母亲去世后，我像害了一场大病。常常深夜，在她坐过的院中台阶遥望星空和过去。是啊，星空辽阔，人间矮。星空辽阔，容得下一个人的生平和履历。

总之，贫穷、饥饿、多病，是童年时期己落在我身体和记忆里的病根。我记得每到寒冬腊月，父亲常常在外躲债，母亲顶着风雪独自去河里破冰摸鱼。从那时起，生活给了我深刻的印记和教诲；从那时起，母亲的关节病也越来越严重，这便成为我日后学医的一个起因和决心。

我还记得另一个大雪披靡的夜晚，老母亲把家里仅剩的半碗白米煮熟后，唤来门外一只野狗。那一晚，她用门板夹住前来觅食的野狗，将它悬于房梁；那一晚，杀狗吃肉，成为我一生的“污点”。直到今天，我们家都有养狗的习惯，因为对于狗，我们是有亏欠的。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在那个洁净而又寒彻入骨的夜晚，我们家人的命，是野狗渡过来的。从那时起，注定我写的诗，即是向善和求真。

至于学医归来，成为一名村医，我觉得这是命中注定。就像命中注定我们会成为人，而不是牲畜、家禽、草木或石头，是一样的道理。既然是命中注定的事情，我觉得不谈也罢。

童剑：安徽省四大文化圈之一的庐州文化就包括肥东县，这里出现过周瑜、包拯、余阙、李鸿章、刘铭传等历史文化名人，庐州文化是否对你的诗歌创作有影响？你是怎样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

字轩：离我在杨树店的家十里左右，向北，有曹植衣冠冢静卧在百亩桃园中。但凡有文友来，大概率我会领着他们先去看看杨店村的湖水，然后再去桃园转悠一番。尤其谷雨过后，周围草地还会长出地衣菜，地衣炒鸡蛋，确实有乡间风味。

更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成都人、苏州人、徽州人、长安人、唐人、宋人……但我生长在杨店村，也算是命运让我游历至此，我还是要感谢庐州。

2010年，我写了组诗《与药书》，有六十首左右。大部分是祭念亡兄的，也有一部分是自我的对话及对生命的观照，借草木之药性，希望借此可以与过去做个和解。2011年初，我将这组诗投稿给本地一个诗歌大赛，结果获得二等奖。

出生寒门的我，孤陋与偏僻己久，当我的诗歌作品被人接受的那时起，突然心里就有了火炉和光明，精神上有了奔头，脚步就会坚实和沉稳许多。直到今天，我始终觉得，过去是一首诗，未来也是。现在我能够奔赴在诗歌这条路上，试图抵达和接近精神里的那道光，或许，试图接近和抵达才是我一直坚守诗歌的意义所在。

童剑：读你的诗歌，我发现诗歌的题材和你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不仅有乡村常见的玉米、稻田、芦苇、梨树等具体的动植物，还有与农事相关的节气，但更多的是你生活的乡村和身边的亲人、邻里。写诗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是一种爱好还是一种生活状态？对你而言有何意义？

宇轩：最初写诗是出于爱好，写久了，也就成了一种生活状态。需要声明一点，写诗不是作怪，它像吃饭、睡觉一样寻常，如同碗筷那样朴素。

我一直隅居乡村，目力所及皆是玉米地、槐树林与小河水。是写作，让我听见植物拔节的声音；也是写作，让我身处节气的传统庇佑与眷顾之中，也能更为迅疾和敏感地察觉到时间在血液中的流淌，在眉头上的刻画，在骨头里的沉淀和苏醒。当这些日常在诗歌中出现，从而让我真真实实地体悟到，世界从这里打开，也在这里幽闭。

作为一位写诗的人，我曾无数次站立在落日的余晖之下提醒自己，诗歌的语言可以蕴藉我们胸中的炭火，唯有在苍劲的梨树旁呵护它，在湖水边供养它柴米油盐，佐以星辰、粮食与大雪……在這种坚持中，也许我的作品也能带给他人一丝慰藉。

童剑：你的作品题材不仅关注自然界的动植物、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中人，还有大量的作品是关于雨水和大雪的诗歌，为什么？

字轩：在泥水与风雪里赶路己久，写下的每一首诗或许就渐渐有了游子歌的气味和腔调。我们常常说屋漏偏逢连阴雨是一种人生，芭蕉夜雨残灯明就是另一种。

在我看来，雨是天梯，也是天意，感受它，就是与神对话；感受它，才能迎来一片澄明的天空。雨是恩人，它替我们把人字形屋顶清洗一空，替我们把肩膀上的尘埃反复摔打。雨是消息，它的读者遍布大地，无论江南、江北，广东、广西。

大雪呢，大雪似是故人来。皑皑又披靡之时，英雄遗落在江湖，大雪还像从前一样很美丽。你也许见过一根枯枝从雪地冒出来，枯枝的突兀与白雪的圆润构成的画面不论是否和谐，这枯枝终将成就一种朴素的生活，也成就了语言和传统，甚至是偏见。

你也许还见过一只麻雀在雪地觅食，这麻雀，也有人可以意会的困难和希冀。在大雪中，我参加过许多亲友的葬礼；在大雪中，我额头触地，跪送老父亲最后一程。

炊烟是从前的事，在记忆的册页里，因为大雪，炊烟有了神来之笔。雪是加冕，也是安慰和宽恕。雪是遗忘，给你空茫而彻骨的回不去。

童剑：我还注意到，你在诗歌当中经常使用湖水和月亮这两个意象，意义何在？

宇轩：湖水承载着童年的欢乐与无知。成年以后，湖水与我们内心的品质有了相同的维度。一个人在世上披星戴月走了太多弯路，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湖水本身。最不济，也要成为湖边一棵垂柳、一株苜蓿。再不济，哪怕一根浮木，也要被湖水定义和鞭策。湖水可以升起隐逸之风，它在人群左边也在人群右边。最大的可能是澄明在心。风动云动之时，我在哪里已经不重要。时间在这里成为一个虚词。人间如果还有审美，湖水的品格将使我终身受益。

月亮是心意里面一个永不弥合的漏洞，是喻体，也是病根。世世代代，它是庙塔上面广为流传的一个经典，也是山下永难治愈的虚肿喘咳的慢性病患者。甘草与当归拿它没办法，酒瓶和碗筷也拿它没办法，

童剑：韩东有句经典话语：“诗到语言为止。”当下关于诗歌写作存在一些不同观点，有的倚重诗歌的“技术主义”，有的追求诗歌的叙事性和散文化，有的对诗歌中的语言奉为圭臬，或是追求陌生化，或是追求口语化。能谈谈你对诗歌创作持何观点吗？

宇轩：我也注意到当今诗坛关于诗歌写作存在不同的观点和流派，对此我认为千人一面容易叫人产生视觉审美疲劳。所以我始终站在千人千面这一边，向那些不断拓展语言边境的冒险家投以钦佩和祝福的目光。换句话说，语言从来不是问题，问题的本质是诗意的探寻与诗性的发掘。

童剑：你写诗时是习惯一挥而就，还是喜欢反复修改，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写作方式？

宇轩：我记得幼时读书，乡村老师告诉我，写字不能描，一描描个葫芦瓢。因此，一挥而就是书法创作中的事。

一挥而就的诗，当然有之。写过就写过了，白纸黑字，它们哪怕缺了一点儿诗意的完成度。我希望秋天可以快点儿到来，我可以隐居和写作。许多文稿放在電脑文档里，我知道在未来某个时刻，我会重新打开，读一遍，念一遍，像古老的錾碑人，审视面前的石头和汉字，帮助它们横渡时代的横流。也感谢它们，一次次将我带到陌生之地。所以，一挥而就的诗作需要修改，修改一首诗之后，你会看见大雨中的独坐；再次修改之后，你看见黑雨伞里的背影。

童剑：在阅读你的很多诗作时，我发现虽没有很多晦涩的词语，但在看似平常的语词中总有一些理性的思考，能谈谈今后你对诗歌创作的一些思考吗？

字轩：诗人在写完一首诗之后，它仅仅是个半成品，剩下的需要交由读者来完成。

诗歌是人类的第三只眼，借此可以与神对话，洞彻人间；诗歌如药力，可以抵达并显效于科学无法定位的那块病灶。

我们对于意义，真相和结局沉思己久，诗歌有可能是山顶云岚，林中蝉鸣，误会与误解身陷其中。而审美和精神上的奔头，也在其中。

童剑：在杨店村从医己近二十年，有想过离开杨店去外面发展吗？

宇轩：暂时哪儿也不去了，疫情三年，父母双亡，我还要守孝。

我会继续把杨店村当成我的一个道场，也是我一生都在练习的一个忍字。杨店村是一封信，写信人与收信人是同一人。杨店村如当归，如王维和策兰。杨店村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此丰富却又十分偏远。所谓成熟就是接受现实，像果子，接受枝头的赠别，然后义无反顾地叩响它泥土中的大门。一生捧着父母的策源地，像捧着我在世上最小的孩子。

想吃梨，想吃苹果，即使隆冬腊月，反季节果实依然可以购买。当然我还想坐上2164绿皮火车，背包里放着一盒高渗葡萄糖，去青藏高原喝一杯酥油茶、青稞酒。在高原看着梦一样的天空，我会心律失常却又两眼温热。从六千多米的垭口俯瞰人生路，穿行于圣域高原的风定会告诉我：是钉子，就该找到你的门梆；是木头，就请回到榫卯的位置；是陀螺，就寻找你的鞭子；是浮木，就去苏醒你的长江水。所以，我会在轻微的动荡之后，像鱼，开始它溯源的念头。

总体来说，人生如大河，有其险峻、低缓和狭隘；人生如大河，有其开阔、清澈与浑浊。如果非要给出一个比喻，永远不走回头路的浮木、枯枝可以借来一用；河中的游鱼，两岸的房屋与灯火可以借来一用；水上的舟船，水下面壁的石头都可以借来一用。

我在这里生，大概率也将在这里死。

（选自《星星·诗歌理论》202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