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领导人卸任意味着什么

雷墨

“两个小时前，我说五句话，每个字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现在，我说上两小时，也没人会搭理我。”美国前总统杜鲁门1953年离开白宫后说的这句话，道出了某些国家领导人在卸任后的失落心态。不过，另一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卸任后则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再担任总统，我失去了权力，但并没有失去影响力。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把“代议制民主”的发明视为令人吃惊的“想象力飞跃”，不过他也指出，这种制度理论也有某些令人困惑的地方，比如对政治领导人卸任后的命运安排保持着“奇怪的沉默”。他认为，目前对国家领导人卸任后的角色定位，在理论研究、重视程度以及制度设计上都还处于贫乏状态。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哪种政治体制的国家，作为曾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他们的卸任并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退休”。

著名管理学思想家曼弗雷德·凯茨·德·弗里斯在其撰写的《退休综合征：放手心理学》一文中，从心理层面剖析了掌权者退休的心态。他认为，失去权力、地位、关注度以及随着而来的年龄老化，使得领导人“放手”和退休变得非常困难，甚至是痛苦。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将这种领导人卸任后的“痛苦”称作“相关性剥夺综合征”，特指前领导人不再处于决策圈、不再参与决策后表现出的“脱瘾”症状。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甚至把“政治死亡”看作所有死亡中“最可怕”的一种。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离任后创作过名为《离开》的戏剧，描述了政治人物卸任后适应新生活的痛苦过程，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对一个人来说，放弃或者被迫放弃权力和职位，意味着生活失去了意义，整个世界也随之坍塌。美国前总统卡特曾用“全新、令人讨厌、空虚”来描述自己离开白宫之初的生活。

卸任领导人是否具有埃文斯所称的那种“相关性剥夺综合征”也因人而异。克林顿在谈到离开白宫的心态时就说：“你可以坐在那，为不再是总统而难过，也可以用你的经历和经验，尽力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克林顿离开白宫十多年，但并没有离开政治，在美国社会也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英国利兹大学历史系教授凯文·希克斯顿认为，领导人卸任后的角色定位没有定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选择与政治环境。“在职业政治家时代，领导人的‘总统化’以及政治知名度，加之媒体对政治与领导人的密集报道，使卸任领导人安静地退休与淡出人们视线变得更加困难，即使他们想这样做，很多人也做不到。” 杜鲁门曾说过，在担任美国总统之后，你就不可能指望再成为普通的、平常的公民。也就是说，不管是个人的主动选择，还是客观地“被关注”，国家领导人的卸任注定与普通人的退休不一样。

对于某些威权体制与转型国家来说，领导人走下权力神坛的意义更加复杂和微妙。在这些国家，领导人放弃权力的方式和后果，往往体现了该国的政治发展水平。如果把视野聚焦在非洲，领导人下台与政治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学者伊安·泰勒曾做过一个统计，1960年至2004年，在48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204个最高权力转移案例中，有105个国家元首的下台是因为政变、战争或外部入侵，平均占比51.4%。其中，1960年代这一比例是72.9%，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为36.4%，2000年至2004年这一比例降至16.6%。这个比例的变化趋势，与199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政治转型基本同步。

关于国家领导人卸任后的角色定位，目前的政治科学中并没有相关的完整学说，在立法和宪法框架下也基本没有相关的界定。但从政治实践来看，领导人卸任并不等同于政治生命的终结。除了个人选择因素外，领导人卸任后的政治命运取决于该国政治制度设计。从世界范围来看，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领导人卸任基本上意味着从制度性权力核心退出。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例外是格罗弗·克利夫兰，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分开任两届的总统。俄罗斯的普京是一个非典型的例外，因为他只是从总统转任总理，并未彻底卸去领导人职务，所以有能量重回总统宝座。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卸任领导人继续参与政治乃至重回权力中心的几率更高。在议会制体制下，即使该领导人因选举失利或失去党内支持而下台，但只要他重新赢得所属党派的支持出任反对党领导人，就有机会重登最高权力宝座。历史上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去年刚卸任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都属于这类情况。

法国比较政治学学者让·布隆代尔在《世界领袖》一书中做过统计，从二战结束至1980年代，超过一半的卸任领导人没有再从事任何政治事业。在他统计的860名卸任领导人中，37%的人重操旧业继续参与政治，其中19%的人重回权力核心担任国家领导人，8%的人在后来的政府中出任部长等职位。不过，卸任领导人的角色定位，并不局限于是否离开政治权力核心。美国罗格斯大学的艾连娜·贝伦凯通过梳理民主制国家历史，把卸任领导人的角色归纳为六种类型：雄心依旧型（渴望重回权力中心）、熄灭火山型（平静退休）、浅涉政治型（参与筹款等党派政治活动）、第一公民型（参与非党派公共事务）、拥抱事业型（参与人道主义或全球性事业）以及自我辩护型（改变对自己的负面历史评价）。

高政治知名度、发达的传媒以及全球化进程，为某些卸任领导人提供了通过“跨领域”、“跨国界”的方式，在国家政府范畴之外延续政治生命的可能。1980年就卸任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如今依然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并参与外交危机的斡旋。卢森堡前首相加斯东·托恩在卸任两年后，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1981～1985）。2007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发起成立名为“政治元老”的国际组织，成员包括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吉米·卡特、前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等，希望利用前领导人的政治余热来帮助解决世界性问题。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学学者托马斯·夏勒表示，对于卸任领导人来说，如今施展“卸任后权力”以及影响政治、政策和公共事务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现代政治环境也更有利于他们发挥影响力。

随着领导人卸任后参与政治事务或公共事务的机会越来越多，对现任政府和领导人的执政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了卸任领导人与现任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微妙，这一点在西方民主国家体现得非常明显。正因为如此，加拿大就出现了进行系列制度改革的呼声，其中一条就是给前任领导人参与政治游说集团设定数年的禁令。凯文·希克斯顿认为，前任领导人的政治遗产，与继任者的关系以及他们持续的政治存在与政治影响，给现代国家既带来问题也带来机会。约翰·基恩对卸任领导人“干预”的看法更积极。他认为，卸任领导人在社会事务上的“领导”角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提醒作用，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领导人”被过度政治化了。卸任领导人在政治领域外扮演的角色，使社会和政府意识到，在权力日益分散化的背景下，民主决策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对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最高领导人权力转移的方式，对国家政治往往会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个问题上，非洲是一个典型的考察样本。非洲民族独立浪潮中产生了不少“国父”，在这些国父中，既有朱利叶斯·尼雷尔这样不恋权、主动放权从而确立坦桑尼亚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度化的政治家，也有卡扎菲这样个人生命与政治生命同时终结的政治人物，还有穆加贝这样多次连任、年届九旬依然手握津巴布韦权杖的总统。同时也有主动放权与曼德拉一起推动民族和解、共创南非转型奇迹的德克勒克。从曼德拉和尼雷尔的政治生涯可以看出，那些自愿放弃权力、并因此在国际国内赢得声誉的政治领导人，更有可能在退休后发挥建设性作用。

南非金山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杰·索撒尔在谈及非洲政治转型时表示，对前国家领导人角色的定位，可能构成导致“转型困境”的关键因素。“在转型困境中，总需要在转型正义与政治稳定之间寻求平衡。”索撒尔认为，“退休”的成本越低，预期的收益越牢靠，就越可能把那些前领导人的地位“正常化”，即便在多数情况下可能需要他们退出国内政治活动。肯尼亚政治学者阿里·马兹鲁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对前领导人的“荣誉性承认”，不仅可以缓解政治紧张，而且也可能打消他们以有违宪法的方式重返政坛的意图。

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最高领导人基本上都能够“有尊严”的“退出”，很少出现政治对手或法院以刑事指控秋后算账的情况。但在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转型国家，卸任领导人官司缠身的现象并不少见。虽然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转型国家在卸任领导人问题上的困境。约翰·基恩在分析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政治改革时，把如何实现体面的权力转移称作“隐退政治学”。在基恩看来，这种“隐退政治学”是对转型国家领导人能力的极大考验。他认为，走下权力宝座，是领导人不愿意学习的一种能力，学起来难度大而且往往外部环境糟糕；这是一种在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模式，也完全没有哲学指导或政治指南情况下需要学习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