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后世怀念的阴谋家和失败者

谢奕秋

刘怡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6月版

“元帅们不愿做的事，就让上校们来干好了！”密谋集团最后的中坚分子、断臂半盲的伯爵冯·施陶芬贝格上校抛出这么一句话后，毅然承担起刺杀者和代号“女武神”政变计划指挥者的双重角色……

屏息读完了这本有关德国国防军与希特勒恩怨纠缠的历史新书，才知道电影《刺杀希特勒》所还原的情节仅仅是最后的高潮部分;这张德国国内反抗纳粹政权的网络，早在二战前就开始编织了，有据可查的反抗多达42次，近在咫尺的刺杀希特勒未遂行动就有五六次。

而这种悲剧性反抗的全部意义，到最后仅仅在于证明德国仍有血性的清醒者，敢于以其牺牲来点燃反思纳粹暴政的道德火种。正如一度把总参谋部、前线部队、外交部、军事情报局和民间抵抗分子串联起来的特雷斯科夫少将所说：“上帝曾经答应过亚伯拉罕，只要能在所多玛城发现6个正直的人，就不毁灭这座城市。但愿由于我们的缘故，上帝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德国。”

的确，战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精神重建，离不开这些重要的基石。但在阴谋与背叛，畏葸与绝望之外，我还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讽刺—密谋集团害怕当时本国的民意。作为密谋集团核心的国防军贵族军官，只能想出恢复魏玛共和国或君主立宪这个答案，并在软禁还是杀死元首问题上莫衷一是;他们中的多数人不想背负在战时给德国军队捅“第二次背后一刀”的责任，妄图保留战前的大德意志帝国版图;其中一些人寄望于在希特勒的军事冒险遭到英美惩罚时“反戈一击”，而在纳粹的征伐机器看似顺风顺水时又依附于这架暴虐的死亡战车。

民意追随纳粹的狂热，不能全归因于戈培尔的洗脑宣传，而与对“少数服从多数”、“服从法律”的机械理解，以及对旧殖民秩序的不满、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恐惧有关。纳粹党并未公开拆毁旧的国家机器，而是限制并加以利用，同时建立自己的参谋机关、党卫队、“人民法庭”等等，在经贸领域甚至很倚重专业人士。希特勒搞清洗犹太人和对外侵略，填补赤字、养肥军队之外，也是一个“全民分赃”的过程。正因为表面上看其政权具有“合法性”，反抗者首先要闯过旧道德这关，才能将腹诽、抗议升级为刺杀、政变行动。

尽管脱离群众的政变几乎注定失败（派去逮捕戈培尔的小人物居然被对方震住，进而倒戈），但不应否认刺杀希特勒本人的行动有可能得手。这张反抗网络涵盖从军队到文官，从法律界到宗教界的“失意人士”，甚至牵扯进几个希特勒倚重的元帅（如隆美尔、维茨勒本），不可谓不殚精竭虑。刺杀和政变阴谋的中心人物，从前期军情局的奥斯特上校到陆军参谋长贝克大将及其继任者哈尔德大将，再到后期的特雷斯科夫少将和施陶芬贝格上校，除了哈尔德被美军所救外，都以各自的牺牲写就了不屈的军人史话。这是战后德国在道歉赔偿反思之际，所能汲取的可贵精神营养。

胡国华 著

花城出版社

2015年5月版

作者在30年的记者生涯中，曾到中国的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采访调查。在北京工作期间，又因工作之便，参与了几次跨省区的重大问题的调查。本书将不同历史阶段的调查报告汇集成册，这些调查报告是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真实记录。它们较客观地反映了那些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吴建民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年7月版

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回顾与思考，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重要。作为资深外交家的作者在书中回顾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中国外交方面的战略、重大事件及所取得的成就，通过对中国外交战略的研究结合自身的经历与思考，既回顾了中国外交的历史，也对中国外交战略提出了真知灼见，具有一定的指导及借鉴意义。

[德国]弗兰克·巴约尔 著 陆大鹏 译

译林出版社

2015年7月版

纳粹政权以腐败手段谋求体制的稳定，因此腐败行为受到纳粹当局的默许。即便少量腐败行为遭到了制裁，也只是为了纳粹党内小团体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的目的。弗兰克·巴约尔查阅了大量的庭审记录、新闻报道、党内报告等历史资料，他的研究揭示了纳粹德国的自我毁灭之路。作者是德国历史学家，目前任职于汉堡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