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群的“美丽新世界”

罗昕

人类生来就需要聚群而居，结成最简单的生产关系以应对自然界。从古代的氏族、部落到今天的村庄、社区，交流沟通一直以来就是人类生存进化的重要动力。当今网络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双重推力，极大地迸发了人类的社会交往能力。借助于互联网而栖息的千万个网络社群，犹如灿烂星河，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蔚然壮阔的社群景观。

过去，传播学者麦克盧汉说“媒介即信息”，如今应该说“媒介即关系”。关系是社群的本质。网络社群不仅改变着传统的生产和消费关系，也改变着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技术和商业模式不断激发网民个体利用业余时间免费贡献时间、信息、知识、技术和金钱，或者将闲人、闲钱、闲物汇聚起来，以完成某项共同任务或产生某个集体行动。专车、字幕组、众筹、维基、小米手机的流行，皆是社群自组织和众包协作的关系呈现。网络社群也日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除家庭、办公场所之外的“第3个”场所，深度嵌入并因此改变着大多数人的社会关系。当大量成员频繁流动于各种网络社群时，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将可能相互转化，从而导致各种网络社群的荣辱兴衰。

正如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一书对未来社会的预言：那时虽然人人可以享受科技带来的自由安逸，但人性却可能消失殆尽。网络社群在被欢呼为一种建构性力量时，也正在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很多网民已被社交媒体所“绑架”，犯上了“社交媒体成瘾症”。移动社交网络使得“天涯若比邻”时却又导致了“比邻若天涯”。一些人微信交友“摇一摇”却被骗财骗色，一些人微信购物却遭遇“杀熟”而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社交媒体上的个人隐私信息随时可能成为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的蛛丝马迹。网络意见领袖集聚的庞大粉丝群，强化了一个个孤立隔离的“圈子”。一些社群的公共讨论在群内同质化、群际异质化的心理作用下，导致情感宣泄和群体极化，甚至催生、激化群体性事件。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当今我们进入了一个“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一方面，“国家机构将越来越多曾归于其下的职能丢弃、转移或者‘下分’以及‘外包’。这些职能被国家丢弃后，或者成为反复无常并且不可预知的市场力量的游戏场，又或者只能留给社会个体，依靠他们发挥主动性来关注本应由政府履行的社会职能”;另一方面，社群越来越“被隔离和保持距离”，而社群隔离“加强了社会同质性，进而增加了混合恐惧发病的机会”。显然，不确定性带来不安全感和紧张焦虑，在移动互联网强化了流动时代的今天尤为如此。面对网络社群自我组织管理的能力，政府部门在诸多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转型上没有做好准备，而面对网络社群中充满隔离、欺诈、泄愤、暴力等“不和谐音符”，市场力量和社会个体在移动社交网络自我治理上也还没有做好准备。因此，网络社群要实现“既自由安逸又具有人性”的“美丽新世界”，有赖于政府部门、市场力量和社会个体的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