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旁听审判记

徐昕

我以前曾到东京法院旁听过两回，短期旅行，走马观花，未真正沉下来感受日本的司法审判。近日我又应邀赴明治大学游学，考察日本司法司改，多次旁听，案件众多，感受颇深。

这次在东京，首先旁听的是一起非法入侵、盗窃、儿童色情的案件。被告人戴着手铐，手铐连着绳子，绳子捆住腰部，法警牵着，由法官席后侧门引入。被告人瘦小文弱，但看来罪行蛮严重的。书记官核对身份，法警解除戒具，被告人签字，后又戴上手铐。签字单一大一小，两位法警分别夹在胸前。

左为控方，右为辩方，被告人坐在律师前面的椅子上，法警各据一旁。控辩双方斜背后，法官席两侧，分列4位司法修习生。众人准备就绪，法官进入，全体起立，鞠躬致敬，法官倾身回礼，宣布开庭。

法警又解除被告人戒具，法官请被告人正中站立，没有废话，直奔主题，只是核对身份，直接讯问，并无中国那样一整套的程序话语和权利告知。女法官和蔼可亲，轻声细语，微含笑容。书记官不记录，而是把录音笔搁在桌上。

检察官、律师站立发言，偶尔一句话时也坐着说。他们身体皆微微前倾，声音不大，也直截了当。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后，离座让被告人确认。随后，法官让被告人到律师前面坐下。

检方分两组，一次性出示全部证据。一组是客观证据，另一组是主观证据。检察官语速较快，20分钟就摘要描述证据，宣读证言，概括性完成举证。两本案卷随即提交法庭。因为坐得靠前，我看到案卷某些内容被整行涂黑。因本案涉及未成年人，检方申请被害人使用化名A，为保护个人信息，涉及个人信息处被涂黑。

律师和被告人的质证有3点，比较简单，抗辩理由主要只有一条：被告出于非正当目的进入被害人家中，而非出于盗窃目的，意为盗窃罪不成立。

庭审有些枯燥。两位法警，姿态不一，时而瞌睡，时而玩笔，时而摸肚，时而挠痒，时而看表。

质证结束后，法官与控辩双方商定下次开庭日期，宣布休庭，起立鞠躬。

被告是位程序员，3次非法入室，根据庭上情况看，有恋物癖。朋友说可能会判得很重，因为日本的儿童保护极其严格，即使没有直接的性侵犯，但存在潜在的危险，系有预谋、有计划地实施作案。

这些描述显示了日本开庭审理的一般情况。于细微处见法治，包括法庭格局、被告人角色、坐立位置、法官态度、法警架势、律师作用、法庭语言、法庭礼仪、着装、流程化审理与开庭时间等方面。

上述案件是第一次开庭，由东京地方裁判所审理。裁判所大楼为合署办公，日语为“合同庁舎”，包括东京高等裁判所、东京地方裁判所、東京家庭裁判所、东京简易裁判所和知识产权高等裁判所。各裁判所的开庭审理，分布于各楼层，法庭使用似乎未分各家。

大楼前面标牌为“裁判所”，而不是东京裁判所，其他地区亦然。这一细节蕴含的信息是：裁判所是国家的法院，而非地方的法院，从名称便开始阻却司法地方化的可能。标牌前，法院外，可以拍照，摄影，举牌示威，发传单，用喇叭对法院内外喊话，等等。进入裁判所后，未经许可禁止拍照摄影。

接下来是一起上诉案件，由东京高等裁判所审理。一位巴西男子因被判强制猥亵罪而提起上诉。涉及外国人的案件，由3人组成合议庭。此番辩方在左，控方在右，左右顺序，依诉记者确定。宣布开庭后，先由通译宣誓。

并非法庭上每句话都翻译，法官会说这句不要译，我允许后你再译;有些话经法官归纳后，获得转译。该男子满不在乎的样子，甚至微笑着对旁听的我点头示意。

此案法官对律师的态度稍有生硬。律师带着两箱资料，但并不卖力辩护，法官驳回，也淡然接受。当天旁听的十多起案件，所有律师看起来都没有太卖力，没有任何死磕之迹象，只是履行职务行为，说完该说的话，就算工作完成。据律师朋友介绍，大部分情况下律师按行规收费，尽管也可以协议高额收费—高收费的律师或许表现会有不同。

由于律师地位低，律师权无法获得保障，会见难，阅卷难，调查难，风险高，中国律师逐渐出现了“死磕”的现象。“死磕”面临相当的危险。又因当事人与律师的信任度不高，拖欠律师费普遍，律师庭上说话有时是说给当事人听的，否则收不到后面的律师费。

两起案件，皆牵涉到性，但并未“非公开审理”。楼下大厅查询当日庭审目录时，只发现一起案件经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两司争讼，或涉商业秘密。有两起案件需申请旁听券，大概是热门案件，怕旁听者多，座位不够，但最终也没有坐满。在中国许多地方，法院若发旁听证，则基本为所谓敏感案件，多是为了限制旁听和记者混入。不但普通民众拿不到旁听证，记者只发放少数主流媒体，甚至当事人家属亦限制人数。看来，我们公开开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案件宣判，通常安排10分钟。但也有十余起上诉案件，5分钟内宣判完毕，结果皆为驳回上诉，仅一位当事人到庭。

一起中国人犯罪的宣判，比较有趣。法院以盗窃、暴行的罪名，判决一位中国女子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该中年女子在商店扒窃被发现，保安追上，被咬一口。先前有多次扒窃行为，有一次还被处20万日元罚款。法官说本应重判，但鉴于此案扒窃金额不大，被告人积极悔罪，支付5万日元医药费，被害人同意谅解，被告人发誓不再犯罪，被告人丈夫保证监管其不再犯，故判缓刑。

宣判过程加翻译约7分钟。1分钟时，该女子开始抽泣;两分钟后，做痛苦状，捂住肚子。法官关切地问，“你身体不舒服吗？请坐下”。整个过程，该女子皆不断点头鞠躬。宣判结束，法官退席，该女子恢复正常。朋友说，这应该是律师教的。难道日本人同样也有这样的“才智”？

被告人的态度可以影响量刑。那位巴西男子傲慢、无所谓，不仅上诉理由被当庭驳回，而且结果很可能是维持原判;那位有恋物癖的日本人，木讷呆板、不主动悔罪，刑罚也可能很重;而这位中国同胞，尽管前科累累，但痛哭流涕，争取到缓刑。

后来我继续旁听了两起民事案件，其实是告政府，相当于中国的行政案件。此类案件亦适用《民事诉讼法》，故日本通称“民事案件”。一件是诉墨田区政府，要求不得取消两项许可。丈夫在庭上，妻子带着俩孩子旁听。一个坐婴儿车，手抓大根火腿肠，边吃边玩。另一个约四五岁，有意搞出各种声响，跟旁听者打招呼，母亲管不住。孩子盯着我，我笑笑，好了，他开始围着我转圈，到后面敲椅子，打我后脑勺，大笑，打第二下时，她母亲把他拽走了。3位法官对孩子很宽容，不仅未加制止，甚至没多看一眼。

这是今天又一例争取同情的诉讼。到日本8年的朋友解释道，日本人打官司，有时也会带着孩子来，法官你看，我多不容易，我有家庭，还要养孩子，你不能判我太重，更不能抓我，否则孩子没人带。明治大学铃木贤教授说，日本这种情况也不能排除，但肯定比较少。所以，在法庭上争取同情分并非中国人的专利，甚至不一定是东方人的专利。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人性是共通的。

法律与人情，既相互提防，也彼此影响。法不容情，但多数情况，法律不外乎人情。所以，人情作为一种诉讼技巧，只要运用得合理，也不致招来反感或忌恨。但这绝不意味着办人情案。中国人打官司办事，很少不托人。有的法官膽又大，腐败严重;律师也爱靠勾兑办案，还不分场合炫耀。人情对司法的影响，须先有司法独立和公正的前提，才不至于乱象横生。

日本的裁判所欢迎旁听。旁听既能显示司法透明和公正，更能普法立威，何乐而不为？但旁听者大多与当事人相关，或学校组织的学生。现代人忙忙碌碌，有多少没事干去听审呢，请你都不来，就算热诚欢迎也招不来多少观众。有一起案件，旁听者甚多，是公司组织员工旁听。

任何人皆可随意进入裁判所，不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老人或孩子。进入无须出示和查验身份证件，只需通过安检。我观察较长时间，皆为机器检，未见手检。律师、检察官、职员进入有专门通道，无须安检。

公开审理的案件，可随意旁听。楼下大厅可查询当日庭审的案件。法庭门上有洞，可观察审理情况，以便决定是否进入。案件审理任何阶段，随时进出。旁听可进行文字记录，但拍照、摄像需经许可。

开庭休庭，未见法官敲槌。原来日本没有法槌，也不需要。旁听十多起案件，未见法官大声说话，皆和颜悦色，从容相对。与想象中不同，日本法庭并不苛求严肃的形式，未见律师穿袍，女检察官、法官都化妆，一位女法官开庭带了个可爱的文具袋，一位美女检察官艳丽的围巾放在桌上。检察官、律师亦轻声细语，无怒斥，无咆哮，无喊冤，一片和谐的“三无”法庭。法庭权威不在于法槌敲得砰砰响，不在于法官大声训斥当事人，不在于把律师赶出法庭，更不在于当庭打律师抓律师。司法权威的唯一来源，那就是司法公正，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当然，律师和当事人也有义务保持秩序，不得乱来。因此，司法必须中立、独立，方有司法公信、权威。不公正的法庭，本身就是罪恶之源。

在日本，你不旁听，也可随意进入裁判所。进去转转，然后出来;可以休息，到法院坐坐;或到裁判所食堂吃饭。那天中午，我们在东京裁判所B1楼的食堂用餐。餐厅有几个，也有小超市。我选了日丰庵，从自动售票机点了750日元的烤鱼套餐，一块三文鱼，一份自选小菜，我拿了豆腐，一份味噌汤，自己冲，一碗米饭，泡菜、调料、红茶、绿茶、开水，随意取用。

想起前不久，在湖北潜江法院参与常玉贤案的辩护，中午赵瑛法官安排我们到法院食堂吃饭。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法院的开庭饭，法官安排6名被告人吃饭，请我和黄思敏律师吃饭，公诉人离单位近，就没有安排公诉人的饭。此案最后大获全胜。

倘若可随意进入法院，甚至可到法院食堂吃饭，我相信，民众对司法定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法院食堂对民众的开放性，或曰法院食堂开放指数，可直接计量司法公开的程度，描述司法与民众的良性互动状况，体现司法公正、公信的程度，甚至从某种意义而言，可作为法治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志。

不但不要查验和扣压证件，不要搜身式的安检，而且法警、工作人员要笑脸相迎;先生，女士，欢迎您来法院;慢走，欢迎您下次再来;孩子，当心台阶。笑，是公仆的义务，不要板着脸，纳税人不欠你的债，纳税人才是真正的主人。

中国的司法公开和公信，该从鼓励民众进法院旁听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