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遇见的广州在哪里？

何蕴琪

为什么要写广州？其中一个原因，自然是作为记录者的我出生在广州，长大在广州，工作在广州，它也是《南风窗》的总部所在。对于记录一个城市的变迁来说，耳濡目染，也占据各种便利因素。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个急遽变迁的、据说在40年时间里走完了西方现代化进程400年路程的当代中国里面，广州作为一个案例，具有特别的观察意义。

这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以商贾繁华著称的城市，曾因为特殊的口岸地位，在贸易和对外交流中占据重要位置。改革开放开始后，昵称“南大门”，是沿海重点开放城市之一，这个具有特殊政治和时代意味的称呼，今日已经少有人提及。

同样著名的是这座城市的人低调的性格，对饮食近乎信仰的文化，和常常被誉为“平民化”的社会结构。在这里，如暗流般影响社会生态的阶层观念似乎一直没有内地或北方那么大。但近几年，有观点认为广州逐渐被边缘化，这成为整个观察的背景和起点—观察这座城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也许能够稍稍被触摸到一些。

盛夏的一个傍晚，我和朋友在杨箕地铁站附近碰面，杨箕村是一个在市中心的“城中村”，近年在媒体的曝光主要源自拆迁带来的纠纷和故事。

挨着杨箕村的东风东路是广州的主干道之一，在这里往南拐进一条侧路，我在路口的麻辣烫吃了个半饱的晚饭。经营麻辣烫的夫妇操着外地口音，在一张油腻腻的小方桌搬个小板凳坐下，其他几张露天桌子已经坐满了打着赤膊，工人模样的食客。

一眼可知，他们是城市的外来工，他们的生活有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在城中村没有拆迁以前，是这里最常见的住客，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交通成本低。

2015年7月22日，广州杨箕村，年轻人在祠堂外的空地练习武术基本功。

他们也用菲薄的薪水，使一部分城市居民的“食利”成为可能。就在不久前我去淘金探访一个女友，顺便在周边的小区逛了一下。女友自己有房子，三室一厅，出租出去每月有几千元的收入，她自己便在淘金租房子住，因为距离麓湖公园近，她喜欢这里的环境，可以每天去跑步健身。

旺地淘金是广州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CBD，可能因为外国生意人很多，又是越秀区的中心，这里的小区两房租赁价格动辄四五千或更多。价格在1000左右的房子，则是典型的楼龄几十年的“握手楼”。我们一起走过那个街区，潮湿、阴暗，混在中东和非洲生意人聚居的巷陌，不时飘过异域的香水，它和久未清理的垃圾混合在一起，散发一种奇异的味道。这样价格的房子通常只有一张床的空间，楼梯狭窄到只容一人通过，窗户外面只能看到另一面墙。对了，如果你记得王家卫的《重庆森林》，里面描写的重庆大厦就很有这种感觉。

回到杨箕村，几年前还未拆迁的时候，这里也是相似的结构，或许只是采光更好一点，人口居住密度更低一点。那时候我的工作单位就在附近，中午会和同事溜达到这里吃便宜又好吃的水煮鱼—那时关于食品安全的媒体报道没有那么多，人人都吃得心安理得—饭后又穿过乱糟糟脏兮兮的街区回到办公室。对于很多广州本地人，或者来自外地、但已经扎根广州的人而言，城中村，似乎只是一个能为我们的生活寻求到更廉价更方便的消费娱乐的地方，或者，它会偶尔出现在报刊杂志的报道里面，嵌入关于强拆和钉子户的故事里，刺痛我们已经日渐麻木的神经。

而现在，这里的拆迁已经告一段落，完全是另一番模样。

穿过窄路，来到一个貌似工地的入口，没有路灯也没有任何照明。我跟随朋友，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瓦砾场之中，面前的景象几乎是奇异的。夜空低暗，几幢高耸的尚未最后完工的商品楼，几个巨大的梯形立方体斜斜刺向夜色，仿佛一部未来派的电影。楼群之间飘着淡淡的云，脚下是烂路和石头，我不得不蹑手蹑脚地走着。

这里建成的商品房价格未知，但因为地段金贵，无疑属于“高尚住宅”。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工地并不太大—这些年，开发商们为了追求容积率，对公共空间的压缩是显而易见的。就在经过的路上，我们看见了一座祠堂，低矮的样子和高楼形成鲜明对比。朋友介绍说，杨箕村的大姓有四个，各大姓都有自己的祠堂。“我们练习舞狮的地方是其中一个”。

朋友是广州本地人，家在城西，3年前因为参与一个民间保育组织结缘这里的舞狮和龙舟活动，便一直跟着杨箕村的队伍练习。

未几转过弯来，是另一座祠堂。我随着他走进去，是典型的广东风格，廊柱上的油漆还是新的。里面灯光敞亮，角落堆了很多个簇新的狮子头，上面还蒙着塑料布。已经有十多二十人在绕圈跑步，大多是年轻男孩，也有两三个女孩，有的还穿着校服。

朋友把我介绍给一个名叫暖叔的中年男子，便也加入了跑步的队列。

祠堂原来还未“入伙”（粤语，意为新居落成搬迁），现在的舞狮练习就是为“入伙”酒准备的。不过十分钟，年轻人们已经在中堂排开几列，一人取一个狮头架子在练习基本动作。人称“伍师傅”的小伙子是教练，训练井然有序地进行，7月的广州如同蒸笼，学员们很快就汗流浃背。

暖叔看上去目光炯炯，剃着平头，坐在凳子上和他的幾岁大的儿子和女儿玩耍。经过介绍，才了解他是村里辈分比较高的村民—而事实上他才40出头。

祠堂对我来说是熟悉又陌生的。我在广州出生，祖籍在距离广州不到一小时车程的南海，小时候还会随同父母回乡下祭祖和拜年。

幼年时无数次经过村里的祠堂，但似乎并没有留下太大的印象，因为没有“人气”。而如今我所拜访的祠堂，却充满了“人气”，大人和小孩在玩耍，年轻人在学习如何舞狮如何打鼓，可以想象，平日老人们也在这里聚集闲谈。它是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这是长时间在楼房里居住、连邻居都觉得十分陌生的我不曾有过的体验。

2015年7月22日，广州杨箕村，伍师傅（左二）和他的小伙伴们最近每天加紧练习，为一场广东省的舞狮比赛做准备。

第一次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在一个社交场所，这是一个仅仅属于村民的熟人们的空间。他们家庭与家庭之间彼此熟悉，大人与大人之间可能是同性亲戚，小孩与小孩可能就在同一个幼儿园，放学了一起在祠堂玩耍，少年人白天一起上课，晚上一起来舞狮……这是城市化已经多年的其他本地人没有过的经验，我甚至有点羡慕的感觉。

没多久，一位年约五十多岁的长者步入祠堂，暖叔介绍，这位是村里总狮队的队长—狮队曾经是每个大姓都有一支，现在则已经合并起来，总人数有四五十人。

队长坐下，听到我的来意，就开始如数家珍的说起杨箕村的历史。杨箕村原本的区域很大，解放前东至瘦狗岭，西至达道路，南至珠江边，北至区庄附近，解放后逐渐收窄至今日的空军医院周围。熟悉广州的人都了解，这个范围几乎相当于半个天河区加半个东山区，家里还保存有爷爷留下来的“区庄附近的地契”，而今日东边的一些村庄比如今日广州东站附近的林和村，原本只是几户人家聚居，因为受雇于杨箕村民而逐渐发展起来。当时的良田万亩，今日已演化为高楼入云，沧海桑田。

这是一段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历史，它和百度词条的记载也多少有些细小的出入，但老人对自己家族、村庄历史的谙熟和骄傲，让我无法不驻足细听。这是一个我没有见过的广州。是的，我见过老照片里面，六二三路附近江边的船只密布（六二三路也是我出生的地方），也见过爱群大厦矗立的英姿，见过沙面使馆区的气派，但是我没有见过或者想象过这里的纵横交错的河道，那些联结着不同的村庄、居民，一直蜿蜒伸向珠江口，流入南海的水道。

而队长和暖叔见过。暖叔几岁大就跟着父亲到冲边玩耍，在龙舟上嬉戏。他熟悉那些细节，春节和端午的时候，村与村之间要投“柬”，表明相互之间何日到访。到了日子，龙舟上是男子黝黑的划动木浆的身影，他们打着鼓，到邻村去拜访，上岸吃过龙船饼以后，又沿路返回自己的村子。

这些仪式，听起来熟悉又陌生。就在不久前的端午，我在南浦的一个房子里醒来，楼下是喧天的锣鼓声，一支龙船斜斜横摆在江面上，烈日当空，看一眼心里就特别开心。

又有数年前，行经增城新塘镇，也是恰逢端午，河上几只龙船竞技，不在现场不能感受到那种热烈和能量。传统仪式带来的喜悦，并非卡拉OK，或者食肆、百货商店可比。这些地方的人也很多，但你就是感觉不到和他们有关联。就恰如不久前关帝诞，我也受朋友邀请到西场村看舞狮表演。一天下来，几百围饭吃下来，是很多村民的节日。走的时候，被暮色催着在人群里走向村口，薄暮里两只狮子在村口舞动，一个喝醉的男子迷糊了，大大咧咧的罵着，那声音却不敌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人们很快就不再注意他，被狮队的热烈鼓舞，我也在当中，感觉身边的人群都比平时要亲切、亲近，和公交车、地铁里各怀心事的人们有着巨大的差别。

很多人谈论城中村改造所带来的告别—告别村庄的乡愁，也有很多人谈论村民、村委、地产商之间的“咬手瓜”（粤语，意为较量）。广州在端午前后会连续下几天的大雨，俗称龙舟水，而杨箕村改造的过程，也曾被人比喻为无异于一场惊涛骇浪。

今天，我在这里看不到任何风雨的痕迹，或许是，风雨过后，已经见到了彩虹。无论如何，尝试谈及相关的话题，马上就会陷入冷场，我意识到，这场风雨也许尚未过去，或许过去之后并非毫无痕迹，而它造就了一个巨大的话语真空，也许还有外人不能理解的伤口，不能轻易进入。

无论如何，就好像人一生中总得生一两场大病，痼疾缠身的时候，全身心都在那个病症上，不及其余，而只有痊愈之后，才看得见其他东西。

我眼前的这些村民，应该都是已经经历过风雨的洗礼，哪怕背后是惊涛骇浪，他们脸上更多看得到的是平静、安逸。由于拆迁带来的经济利益，他们比大部分城市居民过上更优渥的生活，他们的脸上，有一种你在中国人脸上常常很难见到的松弛。是一种不被焦虑不被不安全感所催逼的生活，这可能是访问杨箕村给我带来的最大印象之一。

或者只有当他们不再为生活所催逼，在传统文化的承传上，他们有更淳朴的想法。朋友在观察后对我说，他眼中所对比的东西部村落，有不同的状况。西部村落，因为城市化进程较早，改造拆迁带来的利益没有那么丰厚，在很多以传统文化、历史建筑为中心的活动中，比如龙舟、舞狮等，表现出更多表演性的色彩，而东部村落相对而言，则更为传统，仪式服务于社群的意味更浓。这种观察不失为一种看待城中村文明的方式。而我亲眼所见，确实仿佛是一个迥异于我们大部分人的族群。他们不必担心于衣食，又仍然有着密切的族群关系，因此后现代城市人的焦虑—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无家可归—于他们都是陌生的。

离开之前，和训练狮队的伍师傅聊了几句，了解到多年以来，狮队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都只是在村口的人来车往下的路灯下练习，我在想，抛开所有这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让人们始终不放弃种种传统仪式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它可能不是马上可以得到的答案，离开村子，回头望向那几幢高耸入云的未来主义感觉的大厦，我再次想起曾经广袤的杨箕村土地。他们失去的，他们得到的，都很多，而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计量的，或许只有在仪式里，人才会最终找到他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