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上的那些“西游记”

张国刚

世人皆知《西游记》，殊不知“一带一路”上的“西游”故事，远不止唐三藏一人。

张骞最早奉命“西游”，人称“凿空”。因为这是破天荒的壮举！张骞以后，西游故事不绝如缕。西行的目的，于官方，都是为了政治外交；于民间，则多为取经礼佛。至于为追求商业利益而长途跋涉的足印，则淹没在茫茫沙漠和大海之中，鲜有记录留下，供今日凭吊。

东汉最著名的政治外交使团，是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汉书》作者班固之弟）派遣属下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甘英大约是经由新疆丝绸之路的南道西行，途经十余国，往返路程三万八千多里，走到西海边上，遥望大秦，被当地人告知，不可渡海，于是止步于波涛汹涌的“西海”岸边。美国一些汉学家们连连抱怨甘英是胆小鬼，否则，中国使节就真的会抵达欧洲—东罗马拜占庭帝国。

甘英之后，汉唐时期的中原政权，再也没有派遣过这种比较有规模，而且留下具体记载的西域外交使团了（北魏胡太后6世纪中叶派出的宋云使团，曾至北印度，其意义与成果不可同日而语）。

就海上丝路而言，《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公元前二世纪初至公元前一世纪末叶，汉武帝经略南海的史实。西汉官方使团，自海路经日南障塞（时属西汉，今越南岘港）、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出海，沿着中南半岛，经今泰国、马来西亚等地，过马六甲海峡，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市）、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然后返航而回。与黄支国的官方交往，打开了中印民间商贸往来的海上通道。

魏晋隋唐时代的西域使者，以民间的宗教人士最为突出。唐玄奘是最知名的一个，但远远不是最早的一個。

最早的西行僧人就是三国时期的朱士行。魏甘露五年（公元260），他自雍州（治今西安）出发，西涉流沙，到达南疆的于阗，获得“正品梵书胡本经典”90章，60万余言，并遣弟子十余人，护送佛经胡本还洛阳。可惜这位历史上首次留下姓名的西行僧人事迹有限，西行仅及今日中国新疆境内，而且他以80高龄终老西域，并没有返回内地。

大约140年之后，东晋高僧法显（约公元337～约公元422）开创了西游旅程的新纪元。公元401年，十六国时期，后秦第二位君主文桓帝姚兴崇佛，把西域僧人鸠摩罗什从凉州（甘肃武威）接来长安译经弘法，却不知两年前（公元399），曾有几位高僧结伴离开长安，西行求法。此番西游的一行人中，年逾花甲的长者，就是法显。途中经过河西走廊，取道喀什到塔克库尔干，越过葱岭，来到北天竺（今巴基斯坦及印度西北部），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通道。法显在《佛国记》中自叹“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他是第一个越过葱岭，走通今日所谓中巴公路的中国人。

经过6年的艰难跋涉，法显终于到达中天竺。中天竺是当时印度佛教最繁荣的地方。法显在此礼佛，学习梵文，抄录佛经，数年后又到了东天竺，然后渡海到达狮子国（斯里兰卡）。远离故土十多年后的一天，他在当地偶然看到一件中国汉地的白绢扇子（丝绸之路上的丝织品），不禁泪流满面，故国情思油然而生。

法显回国时已年逾七旬，他从狮子国出发，搭乘商船，走的是海路。其间因遭遇大风浪，漂流至耶婆提国（当在印尼爪哇或苏门答腊一带）。又换乘另一商船，计划经50日航行到广州，后来却因为舟师有误，航行了70日，到达青岛的崂山，才得以重新踏上中国大地，时在413年。回国后，法显将十余年游历所得，撰成《法显传》，又称《佛国记》，就是关于环南海和印度洋东西方精神与物质文化交流的“西游记”。汤用彤赞誉说，法显是“广游西土，留学天竺”之开创者。

作为开创西游天竺之路的僧人，法显创造了哪些奇迹呢？唐代高僧义净（635-713），也是一位伟大的西行者，曾经如此比较法显与玄奘：“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师及中开王路。”意谓法显“创辟荒途”，筚路蓝缕，是西行求法的伟大开创者；玄奘是西行求法的发扬光大者。

玄奘（公元602～公元664）于627年去印度取经时，年仅26岁，在法显之后200多年。《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自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玄奘发愿西行其实是受到法显事迹的鼓舞，是继承了法显的足迹、效法法显的榜样而西行的。义净是局中人，在他看来，玄奘“中开王路”，事业广大，轰轰烈烈，是将西行弘法第一人—法显的事业发扬光大之举。

今天，玄奘西游的故事经过小说家演绎之后，世人传颂，妇孺皆知。而法显的西行壮举，开创之功，则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其实，法显是第一个走通中巴、中印陆上交通的中国人，今日的“一带一路”规划，让中巴人民憧憬着建设一条连接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到新疆喀什的铁路，法显则是这条路上的先行者。同时法显还是有历史记载以来，印度洋、南海、东海航道的开创者。他记载了从印度洋、跨过南海地区、航行到中国东海这条航线的具体航程和航向。由于法显的航行和记录，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径，变得清晰可见。法显回国途中，两次所乘商船，都有承载200人以上的规模，其中商人居多，船上储存共所有人员生存50～70天的淡水和粮食。这都从侧面证明了南海丝路上东西商贸的发达。

法显在佛法弘扬上也是功名卓著。玄奘的求法译经事业家喻户晓，世人称道。与玄奘娴于政治、走“高层道路”的辉煌经历相比，法显的西行，则处处体现出冰清玉洁的清辉。家世上，玄奘俗姓陈，河南偃师人，据说是东汉末年名士陈寔之后，父祖也都是仕宦中人，可谓“出身名门”。法显俗姓龚，山西长治人，家境贫寒，自幼父母双亡，从小出家苦修。没有玄奘那般优渥的环境，法显对佛学的虔诚却同样十分执着，只因“慨律藏残缺”，而发下宏大誓愿“至天竺寻求戒律”并独力践行！法显是第一个用行动向后人证明，可以到印度直接求取法经的僧人，开启了汉地僧人西行求法的传统。

经历上，年轻的玄奘到了高昌国（治今新疆吐鲁番市）后，受到国王高度礼遇，临行时，更是为他备足盘缠，有马匹丁夫随从护送，其西行途中物质条件的优越，实在比《西游记》的描述要好许多。而61岁的法显西行求法之途，却秉持着十足的苦行僧精神。与他同行的、途中相遇的同修，不下十人，有的中途死去，有的半路遇险，打了退堂鼓，有的滞留印度不归。只有法显，前后历时15年余，云游天竺各邦求法抄经，最终携梵本佛经，搭乘印度洋的商船，几经磨难，从南海、东海，返回汉地。

其实玄奘贞观十五年（公元641）从印度回国时，本来也可走这条海路，因为到了唐朝，这条海上丝路已经是贸易发达、航线固定、相对安全方便的路线了，只是为了践行多年前对新疆高昌国王重访的承诺，因而放弃了海路。

归国后，二人的机遇也十分不同。玄奘返唐正值贞观清明之世，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隆重迎接，为其提供优越的译经条件，成就弘扬佛法的伟大事业。法显归国，则在东晋南朝战乱频仍之时，地方官的接待也十分有限，他仅仅靠个人之力、信众支持，苦心孤诣地完成了几部重要戒律的翻译工作。法显一生没有获得什么政治荣耀的光环，只有对信仰的默默坚守，对事业的顽强坚持。与玄奘西行经历中广结众缘、交好贵族并获得丰厚支持的做法相比，法显的成就殊为不易。

玄奘西行壮举，无论在佛教史还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是一盏明灯，他的事迹和精神千百年来广为传颂。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充满敬意地缅怀像法显这样，不事张扬、埋头苦干的先驱性伟大人物，给予他更多的礼赞、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