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平，东北“告急”！

谭保罗

某种程度上讲，东北经济的困境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全国市场统一的结果，也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代价。面对今天残酷的现实，单单依靠政府“有形的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必须进行深层改革，让东北在全国和全球的经济版图中重新找到本该属于它的位置。

东北经济告急，这是当前中国社会最大的经济议题之一，它加重了外界对中国GDP增速下滑的担忧，甚至有人断言这会影响到西方人对中国的信心。拯救东北经济，要先理清东北经济下滑的根源，但这并不容易。

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東北经济不振被解读出了五花八门的理由，但它们多半偏离了重点。地方政府则热衷于反思产业结构不合理，并声称要发展第三产业，而同情论者则坚信是“老工业基地”负担太重，国企改革把东北伤得太深。

实际上，审视东北经济的今天，不能只是站在现时困境和区域发展的时空维度来看，必须重新梳理东北经济兴衰的历史脉络，并把问题放在世界经济融合的宏观层面来思考。

哈尔滨太阳岛。不论是沈阳、长春还是哈尔滨等中心城市，均不具备像德国鲁尔工业区这样的水运条件。

东北经济曾经的辉煌，得益于上世纪特殊的国际地缘政治和军事因素的推动，而它的衰落则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冷战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步。当世界在“变平”，东北的竞争对手不再只是京津唐、长三角或者珠三角，而是在露天就能采到优质铁矿的澳大利亚、“富得流油”的中东和制造业一流的德国以及日本。

某种程度上讲，东北经济的困境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全国市场统一的结果，也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代价。面对今天残酷的现实，单单依靠政府“有形的手”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必须进行深层改革，让东北在全国和全球的经济版图中重新找到本该属于它的位置。

要了解东北经济衰落的根源，必须先明白中国国企的两种类型，一种是“优质国企”，它们多半是央企，具有垄断地位，比如运营商。另一种是“次级国企”，它们多半是地方国企，或者少数处在特殊行业的央企，这些行业的最大特点是竞争残酷，比如钢铁央企。

在国企大改革之前，东北地区多半是这样的“次级央企”，沈阳拖拉机厂便是代表。

1996年11月，在这家企业的一次大会上，到会者每人获得一根香肠，以表示企业对员工最后的安慰。随后，这家生产出我国第一台拖拉机的大型国有企业宣布破产。

沈阳拖拉机厂破产的悲惨场景被一家香港著名媒体记录下来，题目是《下岗之城满愁容》，这成为了东北国企衰落的一个历史性截面。当时，作为中国最重要工业区之一的沈阳铁西区，千余家国企中的90%都亏损，30万产业工人有13万人下岗待业。

在沈阳拖拉机厂破产的1年之前，中国在北京成立了著名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之初，其定位便是作为中国国企改革的金融服务提供者，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其参与或主导了中国绝大多数“优质国企”在海内外上市和其他融资。

不过，沈阳拖拉机厂这样的“次级国企”显然没有机会成为中金公司的客户。因为，这样的国企并不是国际金融市场上“中国故事”的载体，它们无法让“高大上”的投资银行带到香港或者纽约，向欧美的基金经理讲述充满无限可能的“中国故事”，然后融到百亿美金，用于国企改革。

“中国故事”的载体是中国移动、中石油这样的垄断央企，它们由国家权力“特许经营”，国民每天的衣食住行都会转化为它们的营业现金流。尽管有对手，但“寡头竞争”已足以让它们赚得钵满盆盈，富得流油。

拖拉机厂这样的“次级国企”则是另一番光景。这个产业杂糅了中国“地方竞争”和“中央计划”的双重传统，效率奇低，前途暗淡。

20世纪60年代，我国提出了要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于是，全国各地但凡有点工业基础的地方，都争先恐后地修建拖拉机厂。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全国有大中型拖拉机厂65个。

制造业必须讲求一个集聚效应，但中国人反其道而行之，遍地开花必然意味着成本升高和效率下滑。即便沈阳拖拉机厂是“老大”，但在计划经济被打破之后，也必然顶不住对手的恶性竞争。

沈阳拖拉机厂在20年前的破产，已经预示了东北工业衰落的必然。东北国企有两个致命的软肋，其一，既然没有全国性的垄断地位，那么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商品流动的自由化，它们可能根本无法适应竞争。因为，它们的民营对手可能不需要给员工买社保，但东北国企做不到。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加入WTO之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的产品将对“东北制造”产生致命的挤压效应，它们将失去利润最高的市场。比如，东北曾是中国最大的机床制造基地，机床是“制造业之母”，但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的崛起对中国机床产业的反哺效应并不明显。

《南风窗》记者曾采访广东不少电子制造企业，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即便是那些规模不大的厂，很多机床都是进口的。一位制造业老板曾对《南风窗》记者说，机床都是数控，外国的东西很贵，但质量稳定。国外产品能连续工作1500小时没有故障，但国产只能保证1000小时，差距是1/3。制造业订单都要抢时间，生产线的故障率对企业来说，成本太高了。

实际上，东北国企的衰落远比想象的早。1986年，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显然，对东部沿海的私营企业来说，防暴器械的生产门槛比拖拉机厂低得多，进入也更早，竞争的残酷也提前一步。

近年来，提到东北经济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局部塌方”，多数人会把原因归结为国企太多，负担太重，但这种看法对东北国企和东北人并不公平。东北经济不振固然是转轨的代价，但这个残酷的过程，东北国企和工人并没有选择的权力。

不过，国企衰落并不是东北经济疲软的唯一原因，东北的另一个“大问题”被忽略了。

在新中国的工业史上，东北被称为共和国“长子”。这个称号既是东北的骄傲，但换个角度看，也意味着东北工业的发展很大程度来自于国家对其早期工业基础的“路径依赖”，而不是其真正具有发展工业的天然优势。

世界各国的工业基地都有个最大的共同特点，即航运便利，简单些说，就是毗邻大江大河，最好是靠近出海口。在美国，其以匹兹堡和底特律为代表的五大湖工业区，有着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便利且廉价的水运条件。再以日本为例，其京滨、阪神、中京以及濑户内海等工业地带集中了日本国民经济总产值90%左右，这些地区都濒临大洋。

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是东北最常用的比照，比如沈阳铁西区便被称为“东方鲁尔”。不过，鲁尔工业区尽管位于内陆，但不要忘记这里拥有欧洲最好的内陆运输水网。

在鲁尔工业区内，莱茵河纵贯南北，这里拥有世界第一大内河港—杜伊斯堡港，区内还有数条运河网，总长达425公里，还有大小河港74个，这些河道与港口均已标准化，可直通出海口。换言之，鲁尔虽地处内陆，但由于水运和海运衔接便利，它同样可以为企业提供廉价的运输成本。

但不论是沈阳、长春还是哈尔滨等中心城市，均不具备这样的水运条件。事实上，在人类的工业史上，所有的工业基地都水运便利，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原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一直是工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而直到今天，水运仍是最廉价的运输方式。

当前，另一种观点是东北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工业的先天优势，比如鲁尔工业区就因靠近铁矿而崛起，东北工业同样因为鞍山铁矿、大庆石油等优质资源而发展。但这种说法放在今天未必适用。

发展工业所需，一是原料，二是能源。在钢铁行业，澳大利亚的铁矿在品质和价格上优于国内铁矿，这早已是行业共识。

近年来，中国钢铁行业整合的趋势也是加快向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的转移，新建的宝钢湛江沿海钢铁基地、武钢防城港沿海钢铁基地和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都位于沿海。显而易见，这种布局很大程度是考虑了进口铁矿的运输成本问题。

就能源而言，东北地区有大庆、辽河和松原三大油田，其中大庆和辽河油田曾分列国内原油产量的第一位和第三位。但放在今天的世界能源格局之中，央企巨头必然会越来越多地考虑这些油田的品质和开采成本问题，这些油田的对手异常强大。实际上，很多人都无法拒绝承认：中东、拉美地区的石油开采成本往往比国内多数油田有优势。近年来，我国原油进口量出现井喷，2014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为59.6%，已逼近6成。

在这个意义上说，东北的确有“资源包袱”，但这个包袱不是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因为资源太过丰富，导致政府和民间发展经济的动力不足。而是在全球资源自由流动的时代，东北的资源优势早已不再是优势，建国后构建的东北资源产业，很多真的成了“包袱”。

客观来说，东北的工业基础始于日伪时期。比如，曾被誉为“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的鞍钢其前身是日伪时期的“鞍山制铁所”和“昭和制钢所”。

但是，重新审视东北的工业发展史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日本人“深耕”东北工业的决心，并不只来自于其独到的工业地理眼光，更来自于这个海洋民族对海洋的恐惧和对长期饥饿折磨的厌恶。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将火力最强的开花大炮都布置在太平洋沿岸，以抵御白种人来自于海上的威胁。在上世纪初打败沙俄之后，他們开始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大后方。这里铁矿丰富—发现了鞍山的铁矿，同时黑土纵横，沃野千里，这是日本人梦寐以求的土地，所以他们鸠占鹊巢，干劲十足。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助的150多个工业项目，主要重工业项目的确都放在了东北。为何选择东北？常见的说法是，东北临近苏联“老大哥”，可以更好地获得援助。在东西方对峙的特殊时期，这种说法的确有特殊意义，比如临近苏联国防线，可以在与西方冲突时，快速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但另一个原因更为现实。

这个原因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对日伪时期工业基础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有一种说法是，1949年以前，东北是亚洲经济最发达地区。此言不虚。比如，曾有历史资料显示，曾作为伪满“首都”的长春曾是亚洲第一个普及抽水马桶、第一个铺遍煤气管道和第一个主干道电线埋在地下的城市，这背后是基础设施的健全。生活设施、水泥马路、地下管道，这些都是发展工业的基础。

可以说，选择让东北成为“共和国长子”，这在建国之初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决定。但随着冷战终结和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东北的“优势”已是昨日黄花。

由沈阳新松机器人公司研制的机器人服务员在沈阳一餐厅亮相，替代服务员穿梭送餐。

在改革开放之后，东北地区曾经基于地缘政治和军事的“地理便利”，几乎没有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的可能。因为，东北尽管毗邻俄罗斯，但俄罗斯的经济中心远在东欧的莫斯科和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远东地区地广人疏，经济落后，基本上不存在和东北进行大规模经贸交往和资本互通的可能性。

此外，东北地区的另一个邻居是朝鲜。换言之，东北地区被俄罗斯和朝鲜两个并不发达的国家“包裹”到东北亚的内陆之中，唯一的出海口是辽东半岛。

地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得好不好，完全靠国家安排，但在向市场经济进军的时代，地理直接涉及了要素集聚和物流运输的成本，因此对城市的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从中国各大城市的GDP变化中，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区位优势和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1980年代开始，东北城市的GDP排名不断落后于其他地区。对比东北的沈阳和华中的武汉，它们同为工业大市，在1980年之前，沈阳的GDP经常超过武汉，而进入1980年代之后，沈阳优势已不明显，武汉时常超过沈阳。

显而易见，相对于沈阳、武汉的优势在于地理，它是华中鱼米之乡的地理中心，人口稠密，附近没有竞争城市。抛开产业发展，即便只发展房地产也比沈阳有优势。

可以说，“地理经济学”即便无法决定东北的发展，但至少也影响极大。这种影响似乎不可逆转。根据国家统计局专家公布的数字，今年上半年，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2%，降幅比一季度扩大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下降9%。还有数据显示，同期，东北的省会城市平均失业率在7%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两个百分点左右。

留在东北的找不到工作，而人口外流更成为了东北的“第一痛”。据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人口净流出180万元。而10年前2000年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地区人口趋势相反，净流入为36万元。

此外，一些东北人会经常这样讲述：家门口的餐厅以前很火红，但现在没有那么好了。不光是年輕人，即便东北的老年人也在大规模随子女南迁，在广东和海南，广场舞大妈和大叔，很多人都操着似曾相识的那种重鼻音。

在10年前，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就了《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认为，我们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平坦”，资本、人才等要素将越来越容易地在世界范围内流动。

实际上，东北的问题就在于它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越来越“平坦”，东北的竞争对手正越来越强。鞍山铁矿的对手是澳洲含磷更低的露天铁矿，而中东、北非和拉美的石油可能比东北的油田成本更低，而机械、仪器等行业则直接面临德国和日本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必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不过，《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对东北的另一座城市大连多有褒奖，这座城市的软件外包产业发达，它们多数为日韩企业服务。

大连几乎是东北唯一具有“地理经济学”优势的中心城市。这里毗邻大海，几乎是北亚经济带的地理中心，它距离韩国和日本都只有1 个小时航程。另有数据显示，作为东北第一经济大省辽宁的双子城市，沈阳和大连近年也出现了经济地位的逆转。在2010年之前，沈阳的GDP长期领先于大连，但在2010年之后，大连时常超过沈阳。

东北只有一个大连，其他地区出路何在？最好靠市场，而不是靠政府。在人口、资金外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声称要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发展服务业，这是否真的靠谱？还是一种向中央政府要资金的手段？

分析东北经济面临的各种挑战，绝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信心。相反，深刻认识东北经济困境的原因，我们就能找到突破口与未来的出路。面对今天残酷的现实，单单依靠政府“有形的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必须进行深层改革，让东北在全国和全球的经济版图中重新找到本该属于它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