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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铁转轨的人生

时间:2024-04-23

韦星

“如果我主动卖给你的,折旧是合理的。但明明是你拆我的房子,给一个很低的价格不说,最后还给我打个八折、九折,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呀?”岑慧娇的老公杨秀统说,他至今想不通。

“我把她们身上的各个旮旯,全骂了一遍”,陆树洲说,“没错,每个旮旯,都骂遍了!”

陆树洲骂的是平果县国土局的几个公职人员。这天是7月30日下午,他骂完后,从国土局611办公室直接下楼—不坐电梯。陆树洲认为有官员欺骗他。

和陆树洲想法差不多的不只他一户。全长710公里的云桂高铁,尽管途经平果县只有二十几公里,但改变的却是600多户家庭的命运—平静的生活,一下子被改变了。因为八成以上的拆迁户,他们所能拿到的补偿总额,都不足以在安置地购买新的宅基地来建房。

这一切,皆始于那条高铁干线。

从迅速崛起到很快消失,驮层屯是其中的代表。

25年前,广西平果县马头镇雷感村驮层屯村民的居住地还是一片荒坡荒地。当时,最早到这里居住的,是一个叫张显明的老师。张是乡下的一名教师,退休时,他希望到县城居住。可1990年,平果县还没有房地产,购地自建,成了唯一的渠道。

张显明托人在驮层屯找到了一块地,买下后建房居住。这里距离县城大约有7公里。“当时,不通水、电,建房需要搅拌水泥的水,都是到比较远的地方,一担担去挑的。”潘爱菊说。

潘是张显明的儿媳妇。她记得,直到1995年,这一带才有3户人来建房居住:一户是一个姓潘的老师,另一户是个叫黄彩珠的人。黄彩珠1995年来这里建房居住,他此前在果化镇粮所上班。

这个村庄可以追溯的历史,不过20来年光景。首批进驻的村民,是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比如教师、粮所干部。1995年,黄彩珠一个月的工资才500块钱。建房的地皮,加上给中间人的介绍费,总共花掉他10400元。

进入2000年以后,来这里买地建房的人,逐渐增多。这些人的职业五花八门,有打石头的、发豆芽的、卖菜的、踩三轮的,也有专门来养猪的。他们身上的共同标签是:进城务工人员。

早前,潘爱菊去广东打工4年未归。有次回来,发现连路都找不到了,村子完全变了模样。

这期间,伴随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在平果县发展,驮层屯也有了一个“城市化”的村名—铝城大道左一巷。

2003年4月,平果县所属的百色市,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下山、进城、入谷”运动,主要是运用劳务输出和异地安置的办法,引导山民到城镇(城市)、右江河谷一带落户就业。

当时的力度很大。按计划,百色市打算用5~10年的时间,把全市农村50万富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去。为此,官方通过培训农民工,让他们掌握谋生技能,以更好在城镇就业、创业、落户。

这样背景下,地方政府给了进城人员足够的包容,鼓励他们进城落户。这时,铝城大道左一巷迎来了最为快速发展的时期。截至高铁拆迁前,这一带已有200多户村民。

但进入2011年,村民陆续收到风声:高铁要经过铝城大道左一巷。2013年,风声变成了现实,大批的工作组轮番进村做工作。

云桂铁路建设,平果县路段涉及的拆迁户有600多户,占到云桂铁路拆迁量的52%。重压之下,平果县将拆迁任务,逐一分解到教育局、民政局、商务局等30个单位。

“包片、包段,每个单位包10~20户。”云桂铁路平果县征地拆迁协调办公室(以下简称高铁办)副主任阮家杰告诉《南风窗》记者。

一开始,工作组进村宣传的车辆,每天喇叭里都传出“先安置,后拆迁”的声音。广播后,是实地走访。

平果县拆迁办副主任凌维康来到陈美玲家里,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阿姐啊,你好嘞,我要是有一套像你这样的房子,我天天杀鸡吃。”陈美玲当时也琢磨着,如果按市场价,她的房子至少应该可以拿到30万元的补偿。

工作人员进村宣传时,说的也都是:以地换地,非法变合法。

因为不管是在城郊,还是在平果县偏远的乡村,村民建房一般都不办证。即便这次拆迁涉及的600多户村民中,有证的,也不过100多户,剩下的都是没证的。

这样,工作组的人就特别强调:“没证,就是非法的,你们的宅基地需要去缴纳每平方米30元的罚款。这样,原有宅基地合法了。届时,到了新安置地,才可以以合法对应合法,成功置换。这是以地换地的前提。”

这样,村民心里估摸着:拿着房屋建筑的补偿款,到位于龙居社区的安置地就可以直接建房了。

不过,补偿标准很低。比如岑慧娇的房子,混合结构,每平方米只补偿690元,而她附房属于砖木结构,每平方米补偿只有300元。

当下,平果县的房价已是每平方米近3000元。300元一平方米的补偿标准,确实让很多村民难以接受。

这还不够,村民的房子还要被折旧。如岑慧娇的房子,综合成新率是92%,這意味着她砖木结构的房屋,折旧之后,每平方米实际拿到的价格是276元。

“如果我主动卖给你的,折旧是合理的。但明明是你拆我的房子,给一个很低的价格不说,最后还给我打个八折、九折,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呀?”岑慧娇的老公杨秀统说,他至今想不通。

阮家杰说,平果县对房屋建筑面积的补偿标准,和是否合法没有关系。即便证件齐全,也是按标准进行。

问题还在于,评估公司派来评估的人,故意将拆迁户的面积缩水。而房屋的水电、水管,甚至是地基,都不列入可补偿的范畴。

在黄彩珠的家里,记者看到,1995年,当时的平果县土地管理局确认他家建房的占地面积是88平方米。但20年后的今天,这一房屋的占地面积却“缩水”为80平方米。

20年前罚款时,按88平方米来处罚。20年后补偿时,却按80平方米来补偿。此外,房屋的补偿款,算账也能“算错了”,补偿金额比实际应付的,少了100多块钱。

超低补偿款,加上被动折旧,村民之所以还是接受了,因为“没有办法”。

但这些都不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村民原有的宅基地地价补偿过低,一平方米只有100.47元。而政府安置给村民的宅基地地价,又是太高—最高的,每平方米达1305元。

扣除缴纳每平方米地基30元的罚款后,村民实际拿到的地基补偿款是一平方米70.47元。即便在20年前,这点补偿,也连当初买地的成本价都不够。阮家杰说,“這是因为他们是违法的”。但即便证件齐全,原有地基的补偿价,也远低于新安置地的购买价。

张荣兰的房屋,属国有划拨用地,证件齐全。政府给他的地价补偿是580多元一平方米,但他到新安置地向政府购买的地价是700多块钱(划拨用地)。划拨对应划拨,但张荣兰却为此多掏几万元。

张荣兰说,他不愿意拆迁,因为他之前的房屋位于一家工厂附近,做早餐、小卖部等生意,异常火爆。可拆迁后,他还需要出高价买一个和以前相比,并不太好的位置。曾经以地换地的承诺,变成了低价征收村民的宅基地,高价卖给村民安置地。

7月29日下午,阮家杰也向《南风窗》记者承认,“当初,工作组为了做工作,肯定会说一些让他们(老百姓)心动的话”。

对此,平果县国土局监察股股长易俊也有耳闻。但他说他没有全程参与,所以也不清楚是哪个说的。

对村民反映:房屋已推倒,土地也已供给高铁建设使用,为何还要缴纳每平方米30元的违法用地罚款?

易俊承认:原本,这笔费用应该在建设时就开罚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推迟了。如今,工作的推进几乎是同时进行,所以出现一些房子即便已经拆了、地也已交了,但还要去缴纳违法用地罚款的情况。

类似的罚款是,房屋在去年甚至前年已拆,而今村民要在新的安置地购买宅基地时,也要先缴纳过去因没有办证而违法的建筑罚款,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按57元收取。“这是为了创收而罚款”,黄牡丹说。

村民和平果县某些政府工作人员并不是身处一个平台。

一份在2013年年底签订的《云桂铁路平果段征收房屋建(构筑物)设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自建)》上,记者注意到,里面的表述有“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高铁办在统一规划安置回建的宅基地上,安排一块宅基地给村民,回建后按有关规定给予办理相关手续”、“原主房(宅基地)占地地价和安置地地价待定,安置地号待定(确定后另立补充协议)”。

高铁办是平果县政府下设的一个临时机构,工作人员从各单位和部门抽调过来。他们在和村民签订协议时,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没有尽量明晰。等村民签订协议、政府拆了房后,他们才告诉村民:你们老的宅基地地价是一平方米100元左右,而政府安置地地价是1300元左右。

“补偿款到手还没暖,又全部转给他们了”黄彩珠说,他今年80岁了,没见过这么干的。

“如果当初工作组把话说清楚了,村民肯定就不肯拆房子了”,阮家杰说,“但高铁是重点工程,不管怎样,都要全部拿下”。

但问题是:“拿下”之后,如何善后?

对此,平果县国土局办公室主任韩惺告诉《南风窗》记者,所有关于安置以及缴纳相关费用等,都是依法依规进行的。

7月29日上午,在高铁办,很多前来讨要过渡费的村民遭到了阮家杰的拒绝。

过渡费,本是高铁方对支持高铁建设的村民,在还没来得及获得安置的情况下,让村民出去找房子租住,高铁方给村民支付租金。2014年的过渡费,当时因拆房需要,已支付了—每平方米4元。

房子拆了以后,自2015年起至7月底,村民就没能领到过渡费。因为高铁办要求他们:要领过渡费,必须接受政府给他们每平方米100.47元的老宅基地补偿款,并把钱领走。这种捆绑的模式,遭到村民拒绝。“扣除每平方米罚款30元后,一个平方米实际补偿70元,而他们卖给我们的是一平方1300多元”黄牡丹说,地价相差18.5倍。

7月30日,阮家杰答应将过渡费支付给村民,不再捆绑。

陆树洲花了10多万元,交了新宅基地的地价后,平果县国土局给他出具了一张“仅供内部使用”的收据,收费名称是“建设用地费用”,收据上的会计、出纳、经手人,均没有工作人员的签名,只有县国土局的公章。

交完这笔费用后,工作人员让陆树洲填写一张《自愿交款书》。陆树洲对这很不满,“协议说好先建房,再完善手续,现在不交钱就不给建房,我这哪里是自愿交款的?”

交款后,有朋友提醒陆树洲索要发票时,他手里扬着一张粉红色的收据,瞪大眼睛说:“这不是发票吗?!我去找她们!”冒着大雨,陆树洲慌慌张张骑上摩托车,赶到了县国土局,将负责办理的女工作人员,骂了一顿。在其他村民面前,此刻的他,就像刚打了胜仗归来的小孩,脸上洋溢着“终于雄起一回”的快感。

听罢,村民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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