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一夫当馆”去抗战

李少威

樊建川把做房地产开发商赚来的钱，都投入文物购买和博物馆的建设与维护中。他具备与历史人物共情的能力，所做出来的博物馆总能让许多人无法控制情绪，当场嚎啕大哭，其中包括一些有地位的大人物。

行为一定反映人的内心，尤其是艺术创作行为。7月30日，当我走进樊建川那间巨大的办公室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挂满四面墙壁的个人书法作品，紧接着发现了这些书法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那个字—“死”。

这个字，有时夹在一句话里，有时单独一幅。

所以我开始的问题就是，你对生死都已参透了吗？

樊建川说：“人到暮年嘛，没必要去回避。”

他生于1957年，今年不过58岁。他理解的“暮年”来自一种家族经验：父亲一辈兄弟4人，3个没有活过60岁，四叔在60岁以前眼看就要死掉，亏得他及时送医抢救才活过来。

在他的“建川博物馆聚落”里，抗日战争、文革、汶川地震，多涉死亡，最触动人心的文物，有战俘就义前轻蔑地微笑着的照片，有地震遇难小女孩的骨灰，有从“文革”自杀者身上搜出的浸染了尸水的遗书，有被处死者生前擦过屁股的印有领袖照片的报纸。

然而虔诚地做博物馆的人，必须有足够的寿数。所以启功先生给樊建川题过一个“寿”字，希望他长寿，把想做的事情做完。他用10年时间，建成开放了25个博物馆，明年他又要启动另一个宏大计划，他的终极目标是建成100个博物馆。“真成了，让我马上死都可以。”

他认为，这样做的意义是，可以“提高历史的像素”。“就是数码相机讲的像素，像素越高越清晰。”

“做文化项目，我不做一流，只做第一。”这是樊建川一直坚持的想法。“比如我做博物馆，现在每个馆都是全国第一，我就不愁人气，你爱来不来，不来那是你的损失。”

十几年前，建博物馆之前，就有无数“忠告”袭来。“要让一个人完蛋，就让他吸毒;要让一个企业完蛋，就让它建博物馆。”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樊建川当然知道建民营博物馆往往是“取死之道”，投入一定是无法回收的，平日运营能平衡成本的都稀有其例。但他这个投资数以十亿计的博物馆聚落，2005年开馆，2010年就实现了收支平衡。

因为“第一”，它无可取代。

第一个国民党军队抗战博物馆，第一个战俘博物馆，第一个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战博物馆，第一个抗战老兵手印广场，第一个中国壮士广场……他正在等待机会揭幕第一个汉奸博物馆。

然而，“第一”意味着领先于时代，也必然意味着风险，以及过程的艰辛。

“正面战场馆”是大陆第一个国民党军队抗战博物馆。国军功绩，以前较少提及或者被社会刻意遗忘，樊建川这个“第一”，是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面对过去。然而一时之间，也是众议纷纭，压力巨大。

时值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胡锦涛在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话音落下，关于“正面战场馆”的争议也就尘埃落定。

政治正确性方面的压力化解了，但烦恼并未离开。国军抗战馆的建筑规模不及共军抗战馆大，国军抗战老兵又有意见。“有一天，七八个老国军围着我，表示不满，说应该把两个馆修得一样大。我说，我父亲是20世纪40年代的共军，我是70年代的共军，自己的馆，肯定要修大一点。老国军们你看我我看你，然后一起打量我，齐步走了。”

陷入历史争执当中注定没有结果，樊建川换了一种小格局的逻辑，轻轻地将问题化解。是的，从生活常识上讲，钱是人家出的，人家把关于自己的那个馆修得大一点，不是很合理吗？

建中国壮士广场，会涉及领袖的塑像需要有关部门审批的问题。建“不屈战俘馆”，会陷入“玉碎”还是“瓦全”的争执。

尽管抗日战俘大多凛然不屈，并未“瓦全”—比如人们熟知的赵一曼，但还是有人不理解，一名正部级干部看了之后问樊建川：“他们为什么不自杀？”一瞬间，他不知怎样去解释。

几乎每一个馆的落成与开放，都牵涉着成见爆发、价值观争议和居高临下的道德指责，樊建川必须一一面对，以柔克刚。

至今，仍有一些问题无法克服。他筹备已久的“汉奸博物馆”，建筑已经建成，文物已经备妥，但一直没有展出。“因为汉奸的后代，会动用各种力量来阻挠。但不管怎样，我最终一定是要做的。”

“建川博物馆聚落”里，安静躺着的，是历史，也是樊建川的社会理想。

仔細看完“建川博物馆聚落”里的文物，一般需要3天时间，而这些展出的文物，只占樊建川所收集文物总数的1%。

樊建川是安仁小镇的最大谈资，人们乐于谈论他，因为他和他的博物馆给这里带来了人气、商机和就业机会。

一说樊建川，往往会提到那个四川人熟知的故事：樊建川的公司是都江堰城区最大的开发商，汶川地震的时候，他建设的小区没有一间房子倒塌，老百姓打着横幅感谢他。

我在落脚的一家客栈里，跟店主人闲聊时说起樊建川。我说他很忙，店主人很惊讶地说：“他会很忙？我以为他每天很悠闲呢。冬天的早晨，我经常看到他在湖里游泳。”

不了解樊建川的人，很自然有这样的想法。樊建川是个大老板，2007年，他以20亿元资产位列胡润中国富豪榜第397位，按常理，年近退休，也应该过上安闲生活了。

现实里，他确实很忙—忙着找钱。他把做房地产开发商赚来的钱，都投入文物购买和博物馆的建设与维护中，这一选择“套牢”了他的余生。

我获得樊建川的特许，进入他的库房参观。两层共约4000平方米，文物堆积如山。库房管理员石岩说，这个库房里文物约800多万件;一共6名工作人员，在这里忙碌了10年，专门负责对文物的整理登记，如今工作量尚未过半。而这样的库房，樊建川在外地还有好几个，一共有1万多平方。

办公室工作人员黄毅说，2005年开馆前，连续一周，每天都有3个火车皮的文物往安仁运来。按樊建川自己的统计，他的文物总量有300多个集装箱，全国各地都有为他收购文物的联络员。

仔细看完“建川博物馆聚落”里的文物，一般需要3天时间，而这些展出的文物，只占樊建川所收集文物总数的1%。

“建川博物馆聚落”占地500亩，员工500多人，每天运营费用10万元，而门票收入，只够电费。所谓2010年实现平衡收支，是把樊建川自己的收入算在其中。

他给我掰着指头算他的收入来源。

“一是讲课。我当了8年大学教师，这是我的一技之长，很多单位请我去讲课。讲课费有高有低，高的，华为一个小时给4万元，还有一家电讯公司给5万元，低的只有4千元，算下来一年也有几百万元收入。”

“二是写书。我现在出了七八本书，其中2本得了国家图书奖，都卖得还可以，一年收入好几十万元。”

“三是卖唱。我自己录了一张CD，名叫《嘹亮》，卖得挺好。我总是飞来飞去，天有不测风云，我做好摔死的准备，所以原本是录下来在追悼会上用的。我死了不要放哀乐，放自己唱的歌。没想到在市面上卖得不错，据说北京上海还有盗版。”

“四是卖字。我的字有时一天能卖几张，挣个几万块用来发工资，挺好，一年大概能卖100多万元。”

“五是做‘博物馆提供商’。国内很多地方要建博物馆，又没什么经验和资源，我们给他们策划、设计，现在已经做了十几二十个，一年能做到2000多万元的产值。比如宜宾的李庄古镇，博物馆是我们策划的，他们一件文物也没有，我还给捐了1000多件文物，两大卡车。”

更早以前，樊建川已经把他在成都的办公楼、加油站和铺面卖了个精光。

这些就是樊建川养活“建川博物馆聚落”的经济来源，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需要樊建川亲自动手。

于是，生死问题又回到谈话内容中来了。“比如哪天我出车祸死掉了，这些活就都没人能干了，所以我争取再干15年吧，把它干清楚。”

“正面战场馆”里，有黄维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用品，包括他手书的研究“永动机”的心得。樊建川的人生，正像一台永动机。

在樊建川“100个博物馆”的计划当中，“建川博物馆聚落”只是一个样板，明年开始，他就着手建设一个1800亩的新博物馆群，土地已经找好，拟用10年建成。“到时我的重心就会转移到新馆上去。”

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樊建川的计划之难度，是空前绝后的。计划的承担者，须具备几个特质：一、要有很多很多的钱;二、要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特质;三、要有接近玄奘大师西天求经那样的坚韧度;四，要在相当程度上无私。

让历史给时代提供一个这样的人，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而目前看来，樊建川正好是这样一个人。

樊建川准备在自己死后，把博物馆及夫妻共有财产的个人部分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2007年12月4日，他已经在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做了一纸公正，当天生效。

当他向妻子提出的时候，妻子犹豫了一下，说需要几天时间考虑一下。“我心里有底，她思想肯定会通的，大约过了1个星期，她就签了名。”

樊建川说话的时候，每到动情处，会突然提高音量，就像晴天里一个未经预告的霹雳，与此同时，他会用手边能拿到的某种物品使劲敲击桌面。

“咚咚”声中，我怀疑他的苹果手机还能不能正常使用。这似乎暗示着，他喜欢大动静，生活的每个阶段都激情四溢，死后他也不会安于沉默。

樊建川提出了另一个遗嘱：捐献遗体。

他打算捐给曾经任教8年的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我的心呀，肺呀，眼睛，骨头，该做什么做什么，但我的皮我自己要，用来做一面鼓。我按照军鼓的形式先把架子做好，我死后再把皮绷上去。这面鼓放在博物馆里，谁要敲一下，我就出现在对面很大的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一首歌，他必须为我的博物馆捐1000块钱。”

樊建川已经写好遗嘱，妻子一开始同意，后来反悔了。三医大一位解剖室主任，曾是他的學生，到了成都跟樊建川夫妻一起吃饭。“他摸着我的后背说，樊老师，到时就用一个钩子钩在这里，从这里开个口，保证把皮给你完整地剥下来，我再帮你绷好。”

妻子闻言，脸色大变，马上表示丈夫死了要火化处理。

樊建川外在的表现总是很活泼，他常常用戏谑的、甚至有点无厘头的理由去做一些严肃的而且已经深思熟虑的事情。

比如，1979年为了符合入伍年龄，他把自己的生日从4月4日改成了9月4日，后来要再改回来就十分麻烦，他依旧坚持要改。“我不甘心的是，我死的时候，寿龄上少活了半年。”

这样的表达总让人会心一笑，但人们看不到的另一面是，他一个人待在文物库房中，面对一件件承载着个人与民族苦难的历史物件时泪流满面的场景。

“我进入历史，比一般人敏感，文物用自己的语言跟我对话。对着八路军用过的带血的绷带时，是山西话;对着日本兵的家书时，是日语;我能真实地听得到。”他对历史常常有一种代入感，“看到英勇不屈的战俘被日本人杀害的照片、文字记录，我就会希望进入其中，陪着他们，一起赴死。”

这个时候，他很痛苦。

或许正因为他具备这种与历史人物共情的能力，才使得他做出来的博物馆，总能让许多人无法控制情绪，当场号啕大哭，其中包括一些有地位的大人物。

“这属于一种特殊的能力。”樊建川说，“但我不希望年轻人像我这样生活在历史的痛苦当中，所以我从不让女儿女婿参与博物馆的事务，也不把博物馆留给他们，这个主题太宏大，太沉重，不是他们所能承担的。我希望他们有正常的生活。”

博物馆里呈现的抗日战争内容，只是他的收藏中很小一部分，但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这足以构成他加倍忙碌的因由。他的助理常建伟说，随着8月15日和9月3日的临近，樊建川要接待的媒体、要讲的课越来越多。在办公室的白板上，7月30日当天写着的只有《南风窗》来访，事实上却来了三四家媒体，樊建川一直忙到深夜。

媒体向他提出的各种问题，都离不开“历史真相”这一主题。真相无害，真相永远都在，然而，它呈现出来的面目，部分取决于当下的态度与需要。

有时候，面对历史，比面对现实还要艰难，但没有理由去回避。用樊建川的话说，如果我们不尊重先烈，后人也一定会抛弃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