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学做“明智的船长”

陈统奎

打造金融中心也要靠政治，“在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竞争中，政治家的决定性作用可能不亚于金融家。”中国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如此。

“我们会和着时代的步伐去实现这么一个伟大的理想。”张梅珍说。作为上海外办一名普通干部，也感受到2009年上海“金融年”的冲击和感染，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终于被提到国家议事日程。

1997年，张梅珍曾到香港参与筹备第二届国际金融中心研讨会，让她刻骨铭心的是，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陆红军院长对大家说的一句话：“你们打开《邓小平文选》的第3卷366页，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课题。”

这一页上，印着小平同志的一个战略思考：“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是1991年初小平同志在上海说的。翌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在14大报告中确立了这一战略。

然而，人们苦苦等了17年，它才由党的决策进入国务院的操作平台，从国家战略走向国家行动。

苦等17年的“口惠”

中国改革开放不过才走过30年历程，但为了追求国际金融中心之梦，上海等待一个国家行动，却整整探寻17年，其间有摇摆，有停滞，有争论，直到不久前的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方才尘埃落定。

回味一下两届陆家嘴论坛的“表情”，便能理解上海追梦过程的复杂心情。

去年论坛上关于金融中心建与不建的流言漫天飞舞，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上海为创建金融中心自我造势。而今年，陆家嘴论坛在国务院一锤定音一个多月后举行，气氛显得低调而沉稳，“一行三会”负责人悉数出席，央行行长周小川公开表示“非常愿意大力支持”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现在是有定论了。”陆红军说。作为全程见证者和参与者，1994年起筹办国际金融中心研讨会并创办上海国际金融学院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智力支持。

1992年起，陆红军感知到每一次全国党代会释放的风向标：“中共14大公报明确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15大加了一个国际航运中心，到16大，提出要加快建设。17大，中央领导也重视，呼吁要大力推进，后来又对上海提出‘四个率先的要求。”不过，这些都只是在宏观战略上的原则表述，使得上海在开拓之路上充满未知数，有人概括之为“国家战略。地方推动”阶段。

当年，执政党14大创了一个先例，即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为一个城市的经济建设定位。2009年，国务院接着开创一个先例，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亲自为一个城市的经济建设制定行动方案，将17年前党的决策变成国家意志，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进入国务院的操作平台，进入“国家战略，国家推动”阶段。

陆红军意识到了其中的政治意义：“这是党和国家的大事，不仅仅是上海的事情。”最近，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称，打造金融中心也要靠政治，“在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竞争中，政治家的决定性作用可能不亚于金融家。”中国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如此。

国务院明确建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一行三会”等有关部门组成协调机制，加强对上海的“指导、协调和服务”，而不是中央对上海放权，最大限度调动国家行政资源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换言之，这是要求上海要有“全国观”，在今年陆家嘴论坛上，陆红军便呼吁，上海必须以更开放的政策环境来吸引金融人才，例如户籍制度今后应逐步放开约束。他向本刊记者解释说：“上海应该成为一个开放式就业中心。”

此外，陆红军觉得上海还必须有“全球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上的互动的结果”，自说自话是不行的。

最近，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加滕断言，全球金融重心向东方倾斜，伦敦和纽约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将面临新竞争者的挑战。他还为这个新竞争者的名字命名为“Shangkong”，即上海+香港。这种“全球观”和全球战略思维令人耳目一新。

对外的金融桥头堡

5月23日，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协会常务理事景学成明言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的大战略。他说，十多年前还是央行一位处长时，接到中央指示后，最先写就一份关于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报告，然后“骑着自行车送到国务院”。

景学成注意到，在得知国务院意见后，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第一时间公开表态，香港不须害怕竞争，香港与上海各有自身定位，两个城市可同时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5月21日出席香港立法会会议时亦表示，期望上海和香港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互补、互助、互动，同时发展香港及上海两个不同特色的金融体系，符合国家整体利益。

景学成对记者说：“上海应该以战略性思维来回应这个表态。”景学成就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思路提出16字战略性思考——四梁八柱，左邻右舍，国内境外，新港澳台。他说，当今金融业，国外激烈竞争，国内群雄竞起，上海应该定位为“高端金融服务中心”，然后主动和新加坡、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建立联系，“团结大多数”，打造一个金融中心联合体。他希望上海主动联合京港，并在“Shangkong”概念的基础上，提出“Pe-Shangkong”或“Jing-Shangkong”(“京沪港金融中心联合体”)。“我认为将来金融中心的模式可能改变，不要以为金融中心就是在一个地方。”景学成说。

“这不是上海的战略，是国家的战略。”他特别提到，台湾高雄市长陈菊先后访问北京、上海，“通过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成为一条把新港澳台连接起来的纽带，上海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中心了，而是一条金融联线。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就有可能超越传统，走向后危机时代的现代金融中心。”譬如说，在上海的台湾企业家有30万，“完全有资格发展对台金融”。

正因为“国内群雄竞起”，引发金融中心花落谁家之争，上海一度焦虑不安，景学成这16字，可谓有的放矢。众所周知，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上海北京孰当中国金融中心成为热门话题，受到了金融界、政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当时，北京提出以金融街建设推动北京金融中心城市的形成，依靠雄厚的金融资源优势，构建全国性金融管理控制中心、支付结算中心、批发业务中心、资金调度中心、信息中心，中介服务中心。“这实际上是向上海发出了明确的竞争信号。”赵启正在其《浦东逻辑》一书中写道，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虽然是一项国家战略，但并不意味着上海对全国金融资源享有优先权。譬如说，中国

银行业资金总量有近八成集中在北京，这笔巨大资金量仅次于东京，居亚洲第二。

在当时的争论背景下，赵启正提出自己的构想：“中国是个大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仅有一个金融中心是不够的，最理想的未来是，北有北京，中有上海，南有香港；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国际对象，不同的金融特色使它们互补共生。”陆红军认为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已不再是点状结构，而是网状结构。在美国、英国均呈现经济强国有多个中心的格局存在。

景学成说他的“战略性思考”有据可依——就在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率团赴伦敦进行经济对话时给英国“派糖”，中国将向希望到上海证交所上市的英国公司敞开大门。

景学成建议上海主动联合京港，进而联合包括新加坡、台湾、澳门在内的大中华地区，合力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先行先试。

“大哥要给小弟好处”

上海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屠光绍对上海转型曾有一个比喻——“两头在内，中间在外”，附加值最高的两头研发和销售上海留住，制造和加工则让“左邻右舍”去做。金融产业也如此，上海依靠云集大批科技人才、金融人才、法律人才，集成研发力量，做创新金融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其余中间环节则大方让武汉、北京、天津、深圳等地去做，“没关系”。

以香港为例，形成举世闻名的世界级金融中心的过程，便是香港从纺织业重镇转型向机械、电子和专业服务等新兴产业的一个过程，而其资本市场支撑起本土一批充满活力的企业家，充当企业家精神的孵化器，由他们带领香港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毫无疑问，要建设成功的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因素是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群体。上海必须放低“强势政府”姿态，减少行政干预。好消息是，上海已经成立了两个金融仲裁庭，而关于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地方立法也已经启动。

“上海市政府已经明确了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中的角色，即营造环境和培养人才。”陆红军说，“政府在新兴国家金融中心的建设中作用很大，但是必须权衡政府、企业、市场之间的平衡，金融中心是一个市场导向，政府只能做有限有效的干预。”在他看来，一个金融中心不仅需要硬实力、软实力，还需要巧实力，即智慧和创意，政府干预如何“有限又有效”，考验的正是干部们的巧实力。

陆红军预感上海会形成一种巧实力，即分享的理念，“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利益的分享中心，而不是一个资源争夺中心，有我没有你，有你没有我”，这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就会越来越稳固，“不要像美国那种金融中心，做得大家财富都没有了，全球都反对”。

中央就是要上海在中国经济复苏中起带头作用，带动中国经济从新的起点上起飞，“大哥不跟小弟们去抢东西、对着干，要建立一种共生的关系，主动给别人好处，”陆红军说，“上海会成为一个明智的船长，这个大哥变得聪明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