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眼中的４万亿

王灵俊

如此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尽管在公共性上有诸多缺失，但在围绕刺激经济的政治博弈中，整体利益和民众利益仍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2008年11月初出笼的两年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犹如昏暗天空绽放的一束瑰丽的礼花。在短暂的兴奋之后，最终令人备感关注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投资规模极大，每年2万亿占2008年GDP总额(初步核算为30万亿)的6.7％，即便按每年新增7500亿计算，也占GDP总量的2.5％，而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每年推出的建设债券占当时GDP的1.4％；第二，不管资金来源于财政收入、国债发行还是货币印刷，最终都要落到纳税人头上。

公共过程的缺失

4万亿，尽管目前不可能知道最终的落实情况，但先期的1000亿已经的的确确投放出去了。笔者去年年底正好有机会到多个省市出差，亲眼目睹地方政府官员们在十多天时间内必须落实中央1000亿投资的忙碌景象，许多年里因各种原因没有批准的项目终于有机会呈报案头，其中不乏无中生有、仓促上报之举。

政府显然也有这样的顾虑，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在经济刺激计划出台不久就明确表示，“为确保投资到位和避免腐败，由中纪委、监察部、审计署、财政部、发改委派人组成联合检查组，将派驻各地对投资项目和资金进行监督和管理。”

如此安排的弊端在于，政府自己决策、自己分配、自己实施、自己监督，程序上先输一筹，不免授人以柄、难以服众。当然，可以理解的理由是情势紧急，2008年11月初，在7周内3次降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措施无效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降至5年内的低点。媒体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个细节：国家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11月5日上午抵达秘鲁参加一个国际经济会议，很快就返回国内。而11月9日，新华社就公布了国务院的经济刺激方案。

但在现行体制下人们不免担心，“政府扩大投资”是否会变成为花钱而花钱、突击草率花钱。归根到底，如此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在公共性上应尽可能避免诸多缺失。这直接或间接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是4万亿投资基本上都要通过建设领域变现，而建设领域一直是中国腐败的高发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就明确说，担心重演“建成一段高速公路，就倒下一批干部”。而且政府推出的这些巨大的基建项目将毫无悬念地主要由国有企业尤其是“巨无霸”的央企承接，国有控股的机电、钢铁等企业提供原材料。国资委一位官员日前就明确表态，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地方企业、中央企业要牢记“长子”重任，勇挑重担，掌握发展主动权。

第二就是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保障方面的力度不够普遍不满意。执政党高层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2月23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肯定“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也提出“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3月5日发改委在“两会”上提交的最新计划显示，4万亿中工程项目支出减少，而医疗、文教、住房等民生项目相应增加了2300亿元。在政治博弈中，整体利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经济学家张五常2月27日发表文章认为，政府大手花钱，资源的大浪费无可避免，而“中国比较幸运，因为国家正在发展中，应该做的项目多，浪费不会很大”。至于浪费到底会有多大，恐怕得取决于监督机制是否有效。公共性不足带来的项目申报上的乱象，让人对此不能不有所疑虑。

但对此并非没有争议。去年底，上海律师严义明要求财政部公开4万亿投资详情，财政部在2009第1号信息公开回执中回复：“中央预算、决算草案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审查和批准。在批准前不宜对外公开。”发改委副主任穆虹也表示，部分资金信息无法公开，因为“需要在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后，才能向社会公布”。而日前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接受媒体采访时则称：“要改变政府预算肯定需要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但无论是去年的1000亿元、今年初启动的1300亿元，还是总额4万亿元的投资，我们觉得都是政府为了尽快刺激经济增长，在自己权限内所做的安排，并没有改变总的预算，这是无可非议的。今年全国人大将表决发多少国债、财政赤字是多少、有什么安排，但不会讨论1300多亿元到4万亿元的问题。”

而经济学家许小年和茅于轼则认为，2008年财政总预算才5万多亿，4万亿都没有超过权限，这个说法“太讲不过去了”。许小年建议，本届“两会”应给4万亿的决策程序做一个追认。其实，往往在应急反应中，一个社会的运行逻辑才能得到最真实的体现。

与中国一样，美国政府最近通过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随即便出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监督措施，其中之一，是任命一位在铁腕治吏方面声望卓著的前内政部高官领导一个独立机构——经济恢复计划透明与问责委员会，监督资金的使用；其中之二，是建立一个专门的网站，及时公布资金的去向。进入该网站的首页，人们就可以读到这样让人心里热乎乎的话——“网站的目的就是让您——纳税人，知道政府经济刺激计划资金的去向……”“这是你们(纳税人)的钱，你们有权知道钱去了哪里、被如何使用的。”

其他措施中国可能一时学不来，但建一个专门的网站及时公布资金数量、流向哪些省市、用于哪些项目，应该不难。减少腐败浪费，信息公开透明是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财政部和发改委不愿意掏钱，相信许多社会人士乐意慷慨解囊；如果财政部和发改委人手紧张，纳税人中的专业人士不乏愿意当志愿者的。

源于社会各界的反复呼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穆虹3月1日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欢迎公众随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查询，但在网站上开辟专门公示项目的板块可能性不大，因为4万亿投资涉及的项目可能有数十万个，数量庞大；而且有些投资是多部门合作，甚至可能涉及保密范围。

纳税人的敲打

以前常常羡慕美国的银行高管，现在笔者认为，在中国做垄断国企的高管和位高权重或位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才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二者通常是互通的)。手握重金而不受有效约束，出了大问题又有十几亿人默默承担，这样的景象人们并不陌生。另一方面，中国的纳税人地位却不高，有纳税责任而缺监督权力。

近日，接受政府救助资金的英美主要金融机构的老板们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2月10日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等两家亏损严重、需政府纾困的银行前老板接受国会议员质询，次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把8家最大银行的CEO们召去，要求他们澄清政府注入的1650亿美元救助资金的使用情况。

这些平日趾高气扬的CEO们知道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听证会，因此放低身段，没有乘坐公司的豪华商务飞机，而是选择乘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赴会，以显示纳税

人的钱确实没有被滥用。

平日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金融大佬们战战兢兢、如坐针毡地在指责和诘问中煎熬了6个多小时。平日里应付股东们也就算了，谁让你们这回不争气，拿了纳税人的钱?来自德克萨斯的共和党众议员杰布·亨萨林说得好：“如何用你们自己的钱是你们的事，如何用纳税人的钱是我们的事。”这些机构既然从政府那里拿了几十亿到几百亿美元不等的救助资金，再难听的话，哪怕真有委屈也只能忍气吞声了。

听证会的目的本是让他们说明政府救助的资金到底有没有用于发放贷款、刺激经济，但逐渐变成了一场批斗会。国会无疑是传达人民愤怒的理想场所，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当面谴责这些金融高管的代表，再通过电视和网络直播，让公众看到这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大人物，低眉顺眼、垂头丧气的样子，即便于事无补，也能舒缓心头之恨，或许还能让这些人今后规规矩矩，知耻而后勇。听证会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敲打敲打这些人，给予警示；议员们心里也清楚，听任这些庞然大物倒闭，于国于民都没有好处，经济振兴最终还离不了这些银行。

除了听证会之外，国会手中还有一件重型武器：政府问责局(2004年前叫审计署)。该机构的职能是协助国会对每一分纳税人的资金支出进行独立调查和审计。有两个前提条件确保了审计署审计的威力和效果：审计署只对国会负责；而美国公共开支的最终审批权在国会而非行政机构。如果哪一个机构(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私营企业)，被发现滥用和浪费纳税人资金，下一次想再拿到钱可就不会那么轻松了。

美国纳税人对资金的看管是全方位的，除了官方系统之外，数量众多、韧劲十足的非赢利机构和肆无忌惮、无孔不入的媒体记者更让人提心吊胆。拿了纳税人钱的银行高管们明白，听证会聆讯只是苦日子的开始，更难熬的日子还在后头。难怪听证会后，几个银行老板咬着牙表示，“要尽快筹措资金，清偿纳税人。”

听证会是美国国会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参众两院频繁召集各种各样的听证会，以了解社情民意，探求事情真相，抑或问责行政机构。即便行政部门的高官对参加听证会也头疼不已，尤其是事关任职审查和过失追责的听证会，议员们往往言辞刻薄、刨根问底，常常令高官们抓耳挠腮、面红耳赤。如不涉及国家机密，听证会向公众(包括外国人)和媒体开放，参会听众无需出示任何证件，只要通过安检即可入席旁听；如无机会亲临现场，还可以免费获取会议记录。议员们的动力和底气来自身后选民们的支持与督促；而听证会的公开与透明，也把议员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完全置身于纳税人的监督之下。

和美国相比，中国垄断行业的国企高管们倚仗垄断地位轻松攫取大量收入，出问题时可以甩给纳税人兜底。中国的人大代表理应代表选民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但2005年“两会”期间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就曾做过统计，发现全国人大代表中有近70％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花钱者和监督者来自同一阵营，问责力度自然会减弱不少。

本届“两会”召开，数千名代表和委员们“带着全国人民的重托”，披红挂绿、喜气洋洋地奔赴北京。作为纳税人，笔者从内心真诚希望他们能在体制的边界内有可圈可点甚至“出圈”的表现，在政治博弈中为民众利益博取更大“利好”。

(责编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