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进步的空间

郭　凯

2月上旬，在对证监会包括党组副书记在内的3个副部级岗位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测评会上，莅临证监会的中组部人员一行，并没有带来“拟民主评议”的干部名单，而是由参会的正处、司局级干部按照空缺职位，全额定向投票推荐。虽然在会上推选人名单并没有公布，但定向投票推荐这一程序对证监会的很多人而言都是第一次经历，这使这则民主测评的新闻迅速在金融业内传开。

事实上，按照2002年正式实行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而民主推荐包括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领导班子换届，民主推荐按照领导班子职位的设置全额定向推荐。也就是说，从2002年开始，对各级党政行政职位进行任命前的投票推选，理论上就不是新鲜事了。

但是至今7年多过去，条例并没有严格的细则约束和执行压力，从中央机关到地方机关，基本上都是按照各自的诠释施行，各地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具体程序上存在很多差异，投票推荐其实是少数。

目前党内的选任、考评、纪检一系列组织和纪律设置，基本上是在既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下，能够对代表国人行使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权者进行制衡、防止其走向失控的唯一约束。缺乏外部挑战，对执政党内理性的权力安排形成了考验。在遵循宪法的基础上，只有把党内各个程序上可以进行的分权约束和民主手段最大程度地予以拓展，才可能实现不偏离执政意愿的政党文明与进步。而可能会让执政党伤及筋骨的腐败问题，正是从党内选任开始的。甚至可以说，党内选任的民主程序化能推多远，政党的进步空间就有望推多远。

对于已经在操作的民主投票推选任用干部、公招选任干部(一些地方已进行的副厅级岗位公招备受关注)等，现在需要有具体程序的细则严格确认下来。党政干部选任条例也可以根据党章进行进一步的适度民主化修改，相比7年前，执政党的外部环境和党内干部的精英化程度，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执政党自律的成功与否，实际上代表了当今中国的成功与否。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自我改良、自律、自强不容失败。对于近年来热议的党政干部强制财产申报、政府政务信息开放等改革项目，各级党政机关有必要在各级行政机关之前，率先行动。完善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保护网络媒体这样的公共信息与言论平台，能最大程度减少党内对内参信息的路径依赖，提高自律的成功机率。

一个现代化的政党，是现代社会中集体行动的最高组织形式，对内有凝聚集体行动的核心理论纲领，对外向公众传播自己的政治诉求。在其面向国内外受众的政治传播中，执政党近年来在网络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某些宣传上，政治传播的语言仍令人十分遗憾地停留在改革开放前的话语体系中，和当今社会使用的大众交流语言相差甚远，更不要说与国际话语体系的差异。

目前怎样由专门的政党机构承担公共传播职能、党的政治传播语言与大众语言相衔接，树立党的现代化形象，将是一个影响广泛的必要工作。

话语策略只是问题的表象，长远看，话语背后立党的核心理论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环境中受到的挑战，可能会成为更大的发展隐忧。现在需要有关方面动手做的，也许是从头重新编译外史原始理论，重新阐释核心原典，对新的社会实践以及多元理论的冲击，做出卓有成效的对接与回应。这对提高马克思理论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有基础性的作用。

例如，对“无产者”这个理论名词的重新翻译和解释，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分层方式意义深远。根据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理论分析，资本在生产中将社会分成的是资本投入者和受雇佣的劳动投人者，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受雇佣的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而将它转变成资产或者财产所有者与无资产或无财产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一个错位。受雇佣者不等同于无财产者，也没有任何劳动者会以没有财产为荣。

如果说在过去的一定历史阶段，无产者的分类也许曾经有利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需要，但在今天私人资本在中国已经成为普遍生产要素的新历史阶段下，执政党需要能和当今现实衔接的基础理论。如果能从厘清源头开始，实现执政党理论的再建构，将有希望为党凝聚社会力量、为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拓展新的可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