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尴尬青春

青春期如临大敌

阎莉比我大两岁，住在我家隔壁。当我家从贵州搬到成都这家老公馆时，她是院子里的小孩中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阎莉个子中等，身材凹凸有致。在那个年代，胸部被巧妙地遮蔽了。它能若隐若现，靠的是她虽不穿高跟鞋，但犹如穿了高跟鞋一样昂首挺胸的步态。我那时也开始发育，与她相反的是，我每天诚惶诚恐，如临大敌，恨不得将自己身体上凸出来的部分，一巴掌摁下去。

青春期里，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尴尬和卑微，与那个年代的风气有关。上世纪70年代前期，我进入初中，正是发育迅猛的时候。学校里弥漫着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中世纪式的禁欲风气。发育是女生们十分懊恼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事。

一天，上生理卫生课，正好讲到女性的生理期。全班女孩都恨不得钻到桌下去，表情好像都在说对不起。男生全都兴奋异常，脸都绷着，嘴里却传递着一个暗号式的数字“49”。老师毫无表情，照本宣科，一字不落地将49页读了一遍。下课铃响了，女生如释重负，男生大失所望。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就这样秘而不宣、偷偷摸摸、诚惶诚恐地度过了49页所描述的女性青春生理期。

我和阎莉读的是本地中学，都是北方人。我们长得又高又大，比成都女孩领先发育三至四岁，这让我们在学校里总是被人指指点点。

由于耻辱的发育原因，我还被剥夺了参加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资格。未发育的女生，挺起骄傲的、童真的胸脯，奚落早熟女孩的落选。相信是同样的原因，阎莉也没能被吸收到“校宣”，尽管我俩都酷爱跳舞，跳得比别人都好。

不能上台跳舞，我的兴趣转向体育。我很快迷上篮球，成了全校篮球女王。发育的烦恼仍然伴随着我们。篮球队的女孩发育健康，穿上球服，让我们看起来更加成熟。每次比赛，男生都聚集在篮球架下，不怀好意地鼓着掌。这让篮球队女生缩手缩脚。很多时候，球在中场传来传去，大家都不愿意三大步上篮。

阎莉热爱表演，在我们大院里跳舞给那些比我们小很多的女孩看。她把她们聚拢起来，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每天乐此不疲地排练。

消耗多余的激情

我不知道我和阎莉在性心理成熟度上，谁更成熟一点。我意识到了，并引以为耻，她却浑然不觉。她继续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脚踩虚拟中的高跟鞋，走得风情万种而不自知。我则小心翼翼地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对旁人的指点和议论，敏感到病态的地步。我总是穿一件我妈的宽大衣服，以隐藏自己的生理特征。阎莉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服装“合身”，不经意地露出身段来。我总是要在毛衣外面套上一件外套，而她总是单穿着一件套头薄毛衣。就这一点点，造成阎莉与众不同的“气质”。

一天，我与阎莉想去和平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那里面有人见人爱的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当时，在我们眼里，洪常青在电影里的角色，与女儿国中的贾宝玉差不多，总是被女人围着。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对琼花若有若无的那么一丁点儿暧昧，使得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有了一点人性的色彩。王心刚成为“文革”时期女孩的偶像。

售票处人山人海。我和阎莉一心想要买到电影票，我们一左一右从人群的两边往窗口处挤。我们从小就去抢购各种各样的物品，有了经验，仗着人小，从两头紧贴墙壁往里钻，屡试不爽。但是，人多就有浑水摸鱼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口，人浪突然像退潮一般退了开去。人群中喧闹起来，革命群众扭住了一个耍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派出所。被耍流氓的，正是阎莉。她也被送到派出所去，录了一通口供。回来后，阎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她在我们这些孩子心中，一下变得比原来更漂亮了。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

没过多久，新的流氓事件发生了。一天傍晚，阎莉走在大院长长的甬道中。一个住在街上的男孩蹿出来，拦住她的去路。男孩摸出一张字条递给她，又对她说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话。阎莉拔腿就跑。回家后，她气喘吁吁地把字条塞给她妈。妈妈怕她再被骚扰，找到我，嘱咐我以后进出都与她一道。

从那以后，阎莉变成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姐，住我隔壁，还老给我写信。当然，内容都是关于我们二人的“革命友谊”，充满海枯石烂不变心的誓言。现在看起来，她不过是一个早熟的女孩。

那时，早恋有一个代名词，就叫“流氓”。不管男生女生，只要谁谈恋爱，谁就是流氓。每年寒暑假，成都中学都要办一个学习班，人称“操哥操妹学习班”。成员是那些早熟的、正在谈恋爱或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也包括喜欢穿着打扮的女生，另有不服老师和工宣队管教的学生。他们一律被称为“操哥”、“操妹”。“操”在四川话里就是流氓的意思。

阎莉在学校一直是三好生，是“又红又专”的苗子，还是年级的副排长（当时，成都中学都是军队编制）。但是，我隐隐觉得，她的潜意识很活跃，正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潜意识在当时不可能是针对男生，这一点，阎莉可能连想都不敢想。她只是盲目地按照潜意识的指引，把青春萌动期里那些多余的激情，在对女生的“友谊”中，一点点消耗掉。

（摇曳生香摘自《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蓝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