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生涯不仅仅是获奖

郎　朗

加里·格拉夫曼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家和钢琴老师之一，在他给我单独授课之前，我准备了一个单子，上面列出了我想要参加的比赛，还有每场比赛我想要弹的曲目。上课时，我告诉他：“我想像网球冠军桑普拉斯和阿加西一样。我想拿到所有的奖项。”

格拉夫曼先生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对我说：“在中国搞艺术，每一个层次都具有极强的竞争性。每个人都被排上名次。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体系和制度，不管是绘画、舞蹈还是音乐。这种竞争精神对你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郎朗，没人能否认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你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正是因为你在日本获得的成功。如果你没有赢得柴可夫斯基比赛，我不会有机会注意到你。但是我坚信，你不应该再参加比赛了。”

我惊呆了，就好像他跟我说，我应该停止呼吸，停止生活。我赢得的比赛次数越多，我就越想赢。我获得的胜利越大，比赛的影响力越广，我打造音乐会钢琴家的事业的速度就会越快。

我说：“我不明白，比赛有什么不好?”

“比赛带给你一种特别的态度。它们把你的精力从弹琴的过程转移到获奖上。郎朗，在我看来，学习音乐不仅仅是获奖。你必须要强调过程。”

如今，我当然理解格拉夫曼先生的一番话，但在当时要把握他话中的深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全部的精神世界都是为比赛做准备的。从5岁时赢得我第一场比赛开始就是如此。如果我不再为比赛做准备，那我到哪儿去找寻动力呢?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新的观念让我忐忑不安。

我把格拉夫曼先生的意见说给父亲听，父亲也是大惑不解。

又到了格拉夫曼先生给我单独授课的时候了，这一次父亲坚持要和我一起去。

我对格拉夫曼先生说：“我父亲有些不明白您为什么坚持不要我再参加比赛。”

格拉夫曼先生说：“我理解，我也很高兴趁这个机会把这件事深谈一下。”

“我父亲觉得如果我不再参加比赛，我的事业会受到影响。在中国，如果你好长一段时间没在重要比赛上获奖，别人就不把你当回事儿。”

“可那是在中国。在美国情况很不一样。”

我打断他说：“对不起，格拉夫曼先生，恕我直言，我在美国观察到的和中国没什么两样。比方说，我喜欢迈克尔·乔丹。他就必须是第一名，他生活的目标就是拿第一名。他喜欢比赛拿第一名，他的球迷也一样。美国人对比赛和中国人一样疯狂。”

格拉夫曼先生承认我的话没错，但他解释说，古典音乐的情况不同。虽然在美国也有老师鼓励学生参加比赛，但他不是其中的一位。他解释说，在柯蒂斯，我们没有考试，只有演奏会。

父亲和我一时不知所措。在中央音乐学院，我们每隔两个月就考一次试。要成功，要做人上人，这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压倒一切的，而我们的世界观当然是深受中国传统的影响。

格拉夫曼先生了解我父母为我做出的巨大的牺牲，他赞赏他们的无私奉献。他告诉父亲：“你的牺牲不会没有回报。你的儿子会有很长很成功的职业生涯。”他答应帮我联系一家有声望的演出经纪公司，他说这是事业开始的第一步。

父亲问道：“他们会安排他和顶尖的交响乐团合作吗?他会在他们一流演奏家的名单上吗?”

“刚开始不会。刚开始他会在他们替补演奏员的名单上。如果有人取消演出，经纪公司就会给在替补名单上的人打电话。”

“我会是替补演奏员中的第一名吗?”

格拉夫曼先生笑了，“刚开始可能不会。但是你不断努力，就会在那个名单上越来越靠前。”

但我仍然想做第一名。

在后来一次谈话中，我告诉格拉夫曼夫人说：

“不是我不同意格拉夫曼的想法，我只是喜欢获胜的感觉。”

她回答我说：“郎朗，我们都喜欢获胜的感觉。但是我们有时应该去想一想，什么是真正的胜利。如果赢得比赛妨碍了我们获得更大的胜利，那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赢，不是吗?”

我细细琢磨她说的话，然后问道：“更大的胜利是什么?”

“能让你今后一生都感到满意和充实的一份国际化的艺术生涯。”

我考虑了一下这个更大的胜利的意味，然后把我列出的比赛清单一撕为二。后来，我把和格拉夫曼夫人的谈话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吧，郎朗，我们就按你的老师说的去做。但我们一定得要有个突破，而且要很快。”

(玉冰心摘自《千里之行：我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