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家和舅家

韩石山

《花笺》出版了，前面有个献辞，说是“金婚在即，谨以此书献给爱妻卫淑娟女士”。因了这句话，我想说说我的妻家和舅家。

我的妻家，也是我的舅家，也是我母亲的娘家，我的姥姥家。这么多的家叠合在一起，只是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我的妻子是我的小表妹。

妻家所在的南连村，在临晋镇南边五里远的地方。这是现在的说法，搁在七十年前，即上世纪50 年代初，也能这么说，可意思就不同了。那时临晋镇是临晋县的县城，也叫镇，跟现在的镇是两个概念。1955 年吧，临晋县跟东边的猗氏县合并为临猗县，县城设在猗氏，临晋才成了真正的乡镇。临晋还是个县的时候，全县大点儿的村子有个统称，叫“三连四代十八卓”，意思是，全县有三个带连字的村子，四个带代字的村子，还有十八个带卓字的村子。南连村，便是三个带连字的村子里的一个，可见是个大些，还有名气的村子。

说了这么多，也不全是说母亲娘家的这个村子多么好，暗含的意思，是想比衬一下我家的村子也不错。要不，南连村的财主家，也就不会把家里的大姑娘嫁到我家了。

临晋还是县城的时候，我家在东关口上的韩家场。现在成了乡镇，只能说在镇子边上，跨过一条土路，就是东关大街。两家若有什么不同的话，一个是我家在城里，她家在乡下。再一个是，南连村的卫家，是个生意人家，靠做生意发了财，置下了好多地，解放后划的成分是地主。我家是个耕读之家，几辈子都是读书人，祖上传下的地不多也不少，解放后划个富农刚刚好。一家地主，一家富农，半斤八两，都在“地富反坏右”的序列里，按说不该在这里做这样的分辨，我有我的用意，暂且按下不表。

两个村子的位置确定下来，就该说两家的走动了。

母亲嫁到我们家，只有十五岁，她的婆婆，是我爷爷的第三任妻子，比她大十岁，其时二十五岁。年岁不大，可是个真正的婆婆，干净利索，持家甚严。再就是我父亲早早去了西安，一直在外面打拼，好多年连音讯都没有。这样一来，我母亲就成了个真正的小媳妇，平日在家带孩子，侍奉公婆，只有逢年过节，还有“麦罢”这样的日子，回娘家住上三两天。我小时候的记忆，母亲去南连村，总是带着哥哥和我。有时我在家里受了委屈，也会独自跑去向姥姥哭诉，姥姥总是说：“我娃先回去，下次集上我去了，狠狠地嚷他们。”嚷有教训的意思。于是我便欢欢喜喜地回去，等着姥姥上集时来教训母亲，不等姥姥来，早把受委屈的事儿忘个精光。

独自去南连村，是大了的时候。上高中，在百里之外的运城，上大学更远了，是在数百里之外的太原。每逢假期回来，到家的第二天，母亲必安排我去南连村看望姥姥，假期满了，离家前也要去一次。每次我去了，姥姥总会做顿好饭。那时生活艰辛，所谓的好饭，不过是韭菜饺子，白萝卜包子，顶多炒盘鸡蛋。多少年以后，曾听我的一个表弟说：“你是不知道，孙子外孙好几个，奶奶最喜欢的，还数你这个外孙。”

我没体会到那个“最”字，喜欢还是知道的。因了这层喜欢，自我懂事起，姥姥家的事，总牵动着我的情感。两家都受过不少的苦难，从时间的先后、苦难的轻重上说，姥姥家的苦难在前，分量也重些。

最让我震惊的一件事，发生在1960 年的春天。我上初中二年级，学校就是镇上的临晋中学。一天回到家里，听母亲正和奶奶谈什么，也不回避我，母亲像是刚从南连村回来，跟奶奶说妗子怎么死的。

镇上拆城墙，通常都是戴帽的地富分子，老头老太太去“服劳役”。那天村里的队长竟让妗子去，妗子才三十出头，受不了这个侮辱，一气之下竟跳了门前小巷里的一眼水井。捞上来搁在井台上的一块门板上。村里死了人是大事，报上去，公社来人检验，来的是公社武装部的曹部长。武装部在官池堰上，离“镇完”（临晋镇完全小学的简称）不远，过去我们上学放学路上，有时会遇见。个子高高的，长脸，黑黑的，爱披个军大衣，看上去很是威武。曹部长到了井边，妗子搁在门板上，衣衫零乱，虽有遮掩，总是不全，手臂脚踝，裸露在外，皮肤分外白晳。曹部长看了，好半会儿沉默不语，村干部再问，曹部长叹口气说了句：“就不是这世上的人。”几十年了，不知为什么，一想起妗子的死，我脑子里就会闪现出曹部长的这句话。你说是冷漠吗？时日久了，我竟体味出隐含的同情与感慨。

我不是一个多么善于思考的人，然而在那个年代，南连村的卫家，韩家场的韩家，两家发生的一件又一件的悲痛事件，如同利器一样，刺入我的灵魂，成了我思考人生，能深入也能浅出的，最锐利也最坚实的依凭。

事件本身，谈不上多少深度，悲痛过去，也就该忘了。加深了思考的力度的，还有这些年来，切身的伤痛，学识的拓展。比如说早先看过王阳明的《传习录》，增进了我对心学的理解，近日读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更让我坚定了对命运的认知。这上头自家说什么，或许带上了一己的偏颇，且看著名历史学家劳榦先生，对傅斯年此书的一个简明的解读。在《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一文中，劳榦先生说：

孟真先生的《性命古训辨证》，对于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一部很重要的典籍。在上卷，他先追溯“性”“命”二字的来源，确定为性字从生而来，命字从令而来。性与生，命与令，到战国时期用字上还没有显明的辨别，虽然思想系统上已经赋予了新的意义了。到了汉代才正式分别使用，因此汉代学者才将古书分别校改，又因为并不能全部改过，这个痕迹现在还可以看出来。在中卷他推论殷周以来的宗教及哲理，与“上帝”观念的产生及周初“人道主义”的发见，俱有独到的见解；从性命二字的解释来推断孔墨荀孟以及名法的异同及其关系，尤其使人感到不少新的启发。

抄得多了些，只是想让我下面的说法更靠实些。不必做更深地剖析，仅仅从“性”由“生”而来，“命”由“令”而来，不怎么聪明的脑袋，也该悟出，早在殷周时代，先民就意识到“生”里有“令”的主宰。这跟后世说的“命中注定”，更后世说的“历史的必然”，不也就一脉相承，一气贯通了吗？

且看这两家人的遭际，是否暗合了那个“生中之令”。

姥爷有两个儿子，我叫大舅、二舅。二舅从小在西安“熬相公”，就是学做生意，解放后当了西安大华纱厂的会计，有儿有女一大家子。在我的感觉上，姥爷家就是姥爷姥姥和大舅大妗子，还有表弟表妹这么一家子人。大舅原先也在西安做生意，家里有妻室且育有一女。旧时人家，讲究“有后”，女孩不算，得有男孩子才行。大舅在家是长子，长子得有长孙，女儿都十岁了，还没有小弟弟，无奈之下，只有另做打算。依了旧时风俗，在西安再娶一房妻室。娶妻如同置产，能好尽量的好。我这个新妗子，十七岁，还是个中学生，更可喜的是，婚后一年便生下了我的大表弟。这时已是1948 年，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想到老家有房有地，衣食无虞，于是便带了新婚的娇妻，还有刚满周岁的儿子，回到老家，就是前面说的临晋县南连村。

回来不久，临晋县就解放了，接下来是土改，是婚姻法的颁布。成分定为地主，当下还感觉不到什么，立马要面对的是婚姻法，一夫一妻，不得有二。于是他的正妻，我的那个大妗子便嫁了人，女儿留下，由姥姥抚养。大妗子走了，西安回来的这个妗子，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大妗子，我叫起来，只叫妗子，不加那个大字。在我小的时候，这个妗子是很风光的。眉清目秀，白净漂亮，一看就不是乡下人。有两年正月里，村上闹家戏，他和我大舅还同台演过戏呢。不是在村里演，是到镇上，在泰山庙的戏台上演。也就是那几年，又生下一男一女，即我的二表弟和小表妹。

成分这个螺丝，一天天拧得紧了，一个西安的女中学生，如何受得了被当作“敌人”的歧视，眼见得是熬不出头了，于是便井口一跃，结束了三十一岁的青春年华。这是1960 年，三个表弟表妹分别是十三岁、十岁和七岁。若在正常社会里，没有什么，该上学去上学，该就业去就业，谁也不会怨到什么。然而，有句老话说得好，前头的路是黑的，谁也不知道日头落山，走到哪个地头。

卫家的事按下不表，也说说韩家这边。

我母亲十五岁上嫁过来，我父亲也才十五岁，正在镇上中学上学。十九岁上生下我哥哥，二十一岁上生下我，属狗，按年份说，已是1947 年。那两年，山西晋南一带的情形，跟几年后西安的情形正好相反，可说是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我爷爷怕他的宝贝儿子遭遇不测，便送到西安“学相公”，即去商店当学徒。我父亲自恃是个中学生，做不了端屎送尿伺候人的事，正逢上国民党政府号召青年参军，许诺怎么以后，可以保送上大学。父亲年轻气盛，又求学心切，便报名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的207 师。洛阳战役被俘，军官遣散，他们这一批中学生，整训后送到石家庄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满，派到部队服役，1955 年还授了个少尉军衔，随即转业安置在山东德州监狱，当了管教干部。也就在这一年，将母亲和我接了过去，转为城市户口。我哥哥留在老家陪伴爷爷奶奶。到了1959 年，兴起一个干部家属返乡支援农业的小运动，父亲年轻，积极响应，二话不说报了名，随即将母亲和我，还有在德州出生的三弟送回老家，又成了农村户口。此后多少年，父亲单身在山东，只有过年才会回来住上十几天，有时农闲了，母亲也会带上一两个小点的孩子去山东看望父亲。

这里我说漏了嘴，前面说了，父亲还在山西老家时，母亲已生下哥哥和我，去了德州又生下三弟，怎么后来去山东还会带上一两个小点的孩子呢？有此疑问，是低估了我母亲的生育能力，回到老家十几年间，是跟父亲离多聚少，可架不住怀孕率高，十几年间，接连生下四弟、五弟和六弟。生六弟时已是四十四岁的人了。所以这么一个又一个的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老想要个女儿，每次怀上，总盼着是个女孩，直到生下六弟，这才彻底失了望。

说了这么多，且是离开卫家的事儿说起的，命意在哪儿呢？这里该说透了，听的人才会明白。我家是富农，虽说父亲在外地工作，遭的罪一点也不少。

举一件事说，我爷爷解放前是小学教员，解放后做生意，公私合营时吸收为县商业局干部，任临晋百货公司门市部主任。四清时戴上帽子，开除公职，回村劳动；苦熬几年，摘不了帽子，一时想不开，自缢身亡。这是1970 年的事，此前祖母已去世，祖父一死，不说我了，老家村里，我母亲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带着四个男孩子过日子，怎样的景况，不问可知。还是那句话，前面的路是黑的，他们只能一天一天地过，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若说还有什么信念的话，只有一个，就是盼着老天睁眼，不该老是这么苛待这一家人。

忽然一天，老天真的睁了眼。十年的长夜，也会有同光和尘的一天。日子还是那么艰难，精神的枷锁是抖落了。对这个家庭来说，最重要的一条是，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高考了。1979 年，在村里劳动多年的三弟，当着民办教员的四弟，分别考上大同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和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五弟和六弟，因为德州方面落实干部政策，随母亲一起转为城市户口去了德州。

现在要做一个数字对比，以1978 年为界，看看卫韩两家的几个年轻人，年龄数字上有着怎样的蹊跷。

卫家——

卫静安，1948 年出生，1978 年三十岁，已结婚生子。

卫普安，1950 年出生，1978 年二十八岁，已结婚生子。

卫淑娟，1953 年出生，1978 年二十五岁，已结婚生子。

韩家六个孩子，只说前四个——

韩志远，1944 年出生，1978 年三十四岁，已结婚生子。

韩石山，1947 年出生，1965 年考上山西大学，已结婚生子。

韩振远，1956 年出生，1978 年二十二岁，初中毕业，在村里劳动。

韩怀远，1958 年出生，1978 年二十岁，高中毕业，在村里当民办教师。

看出来了吗？肯定不明晰。

原因在于数字不整齐。上面我说我是1947 年出生，三弟是1956 年出生，中间差了九岁。我的这个1947 年，是因为生在了丙戌年的尾巴上，换算成公历成了1947 年的1月3 日。而丙戌年在历书上，对应的是1946年。这样一来，我跟三弟的年龄，就差下了十岁。再看卫氏三兄妹的出生时间，恰在我的生年到三弟的生年之间的这十年。这样一来，这十年的相差，依次往后推去，恰恰套在了“文革”十年上头。等到“文革”过去，三弟是大了些，仍有参加高考的机会。母亲的生育能力那么强，恰恰在这十年，就像是知道什么似的，一个也不生。南连村我那妗子，是比她小，可我大舅比我妈还大好几岁，就那么赶趁着，三年一个，六年之间生了二男一女，其求学时期，恰恰卡在那个难以言说的十年上。这样就都辍了学，都结婚生子，也就误了十年之后参加高考的机会。

你能说这里头，没有“生中之令”的播弄吗？

看到这里，你或许会说，噢，韩先生不过是说“命不可违”啊。我不能说你的理解不对，如果就这么说说，我也就不会拉开架势，写这么长的文章了。请耐着性子往下看，这才写了一半，正经要说的话，还在后头。

还得接着妗子的死往下说。妗子的死，是1960 年的春天，所谓的“三年困难”的前期，接下来的两年，日子更难过，姥爷死了，大舅死了，说是死于浮肿病，实际是什么就不必说了。接连遭此变故，到了1961 年秋季，上了初中，正要升入二年级的大表弟，只好黯然退学，回到村里劳动挣工分，成了一个小社员，虚龄也才十四岁。

1962 年秋天，我从大表弟退学的那个中学毕业，考上了百里之外的运城康杰中学。假期回了家，准定去南连村看望姥姥，中间还会去上一两次，有时是陪母亲去，有时是我自个儿去。来来回回，去了又去，姥姥家的情形，也就了如指掌。

原先这是个祖孙三代的家庭，有姥姥姥爷，有舅舅妗子，还有两个表弟一个表妹，日子再艰难也是欢欢喜喜一大家人。现在可好，两三年间，妗子跳了井，姥爷舅舅撒手人寰，三代人一大家子，眨眼间只剩下年迈的姥姥，还有三个未成年的表弟表妹。说到这里，还得补充一句，前面已说过了，姥姥还有个儿子，我叫二舅，在西安工作，工资不高，妗子是家庭妇女，孩子又多，自顾不暇，鲜有余力照顾山西的老妈，兄长的孩子。孝心还是有的，每当本村有人回来，总要给老妈捎些西安的点心，若是冬天，还会捎上一块草纸包着，外面蒙着一张梅红字号商标的腊羊肉。

欢愉眨眼就过去了，苦涩如同长夜，没个尽头。

记得有次暑假快开学了，我去姥姥家，大表弟出工，不在家，二表弟要去镇上初中上学，两块钱的学费竟没有着落。见我来了，姥姥取出一个银锁，让我陪上表弟去镇上的收购站卖了。记得卖了四块钱，表弟顺便去学校交了学费。那几年，我看了最难受的还要数大表弟。他比我小一岁，生日差一天，我是腊月十二，他是下年的腊月十三。这样的生日以虚岁算，过了旧历年，就叫两岁。说十四岁上回村劳动，实际上也就十二岁多些。要说，还是个童工。可那个年代农村没有这一说，苦活累活，照干不误，能给你全额工分，就是不小的照顾。

大表弟天分甚高。退学后，教过我化学的刘继信老师，当时是他的班主任，还专程去南连村，劝他重回学校。来家里与姥姥交谈后，知道家境实在艰难，才不再说什么。大表弟在村里，一面劳动，一面想着法儿往外“拱”，盼着有一天离开南连村，过上好日子。

有一年暑假，一回来我去了南连村，交谈之下，知道他正在苦练吹笛子。吹了几个曲子给我听，说了他的打算，练到极致，说不定县上的眉户剧团会请他当伴奏的。他把这称作“曲线救国”。还说坡上某村的王天民，就是笛子吹得好，被县剧团录用的。言谈间，说他手里这个笛子不好，音不准。我说，我去了运城给你买一支，运城的东街上有个乐器商店，摆着好些笛子。寒假回来，我真的给他带回一支笛子。他吹了吹，说比他那支好多了。

言谈间，又说起他的“曲线救国”，不像上次见面那么亢奋，说吹笛子很有讲究的，一个人在村里摸索，难有大的长进。你觉得你行了，听高手一吹，就知道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接着叹了一口气，说只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不好说什么，只是有些难受。他看出来了，笑了笑，反而宽解说，打不上水，在水里扑腾几下，提上来也亮梢些。

亮梢，是我们那儿的土话，指器物在水里浸泡后会因湿润而光亮。

几年后，大表弟到了结婚的年龄，关心的不只是姥姥，还有几个姑姑和素珍表姐，即同父异母，大了他至少十岁的那个姐姐。我常随母亲去姥姥家，有次去了，姥姥摊开包袱给母亲看这边准备好的嫁妆。那年头女方的嫁衣，都是男方准备的。取出一件，说是“灵娃给买的”，再取一件，又是“灵娃给买的”。那几年农村结婚，兴什么灯芯绒、凡尔丁、直贡尼，在我的印象里，全是灵娃买的。灵娃是素珍表姐的小名。何以灵娃姐有如此本事呢，无他，灵娃姐的丈夫在北京念的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七机部的一个研究院，是工程师。我妈肯定也出过力，三五十块钱还是会给的。要不姥姥也不会在她跟前，抖落这样的家底。

那几年，最困难的还是吃食，在这上头给了姥姥家很大帮助的，是我的三姨。

三姨父在县木材公司工作，家里的事全托付给三姨。三姨很能干。姐妹四个，四姨去了西安，姐妹里她最小，在娘家待的时间也最久，跟姥姥的感情分外深厚。几次不幸之后，娘家只剩下祖孙四人，她就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的责任。先嫁到西关，夫妻感情不合，离婚后带着儿子在娘家住了两年，才嫁给我这个在木材公司工作的三姨父。她是农村户口，嫁过去也只能住在三姨父在农村的家里。这个村子叫南姚村，是临猗县有名的大村子，人口多，土地也广，在那个年代，生产队分粮也最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三姨那几年，一连生了三四个孩子，且都是女的。农村分粮，是按人口分的，不在乎大小。这样一来，三姨家的粮食也就有了富余的。而姥姥这边，全是大人，缺的恰恰是粮食。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三姨捎来话，叫她的娘家侄儿，即我的大表弟二表弟去“带粮食”，那个“带”字，在我们那儿有特定的含义。带者，载也。只是不用牛马，也不用平车，是用自行车去驮。在我们那一带，不是穷到揭不开锅的人家，好赖都有一辆自行车。记不得是我正好骑着自行车去了南连村，还是谁去了韩家场叫上我去的，反正是这次带粮食，我也去了南姚村。这次去南姚，两个表弟都去了，骑的是他们家的车子。

去了先是聊天，三姨见了娘家的侄儿和外甥，那个亲热呀，没见过这阵势的难以想象。做了好饭，不是饺子就是面条，吃饱喝足，该回去了，三姨领上我们去了她家的库房，大瓮小瓮，全是粮食，有麦子，也有苞谷。我们带着“毛裢”，要搭在车子后座上，不能装得太满，而三姨在一旁，只嫌装得少。那一刻，我的感觉是，女儿是嫁不出去的，什么时候都是娘家的人。

在那个年月，可以说，以姥姥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大的家族谱系。嫁出去的女儿，还有孙女，都在关心着这个败落得剩下祖孙三代四口人的小家庭。若以军队为喻，这里就是最高司令部。部队是散了，军心是齐的。不为别的，只为这儿有她们的母亲和祖母。

老祖母不光呵护着她的孙儿孙女，同时还为她的女儿们（包括孙女）操着心。

我的婚事，即明显的一例。

现在人们说起韩石山，觉得是个张牙舞爪的家伙。这不是我的本相。年纪大的人，我只要说上一句话，就该知道我的本相。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那个年代，别人是什么样子，韩石山也只会是什么样子。按说上的是晋南最好的中学，大学也赶在停办前上了，可是在婚恋上，我的自卑，实非外人所能想象。不管别人夸我再好，自家知道，是没有资格爱自己喜欢的女同学的。转一下念头，都有亵渎神明的感觉。人家出身那么好的女孩子，岂是你一个“黑五类子弟”可以爱的！

村里倒是有人给介绍，对方一听是富农家庭，当下就挂了免战牌，谁肯雪白的袜子往泥里捺。就这样，直到大学快毕业了，婚事还没有着落。母亲为此，常常暗自垂泪。女儿（我母亲）的心事，母亲（外祖母）自然明白。她老人家是个有决断的人，不知母女俩是如何商量下的，做出个在当年看来，最为无奈也最为周全决断：干脆将孙女许配给外孙得了。我家富农，她家地主，这样的婚姻，其时社会上有个粗鄙的说法，叫“乌鸦站在猪背上，谁也不嫌谁黑”。外祖母的说法则是，“谁也别想占这个便宜”。说白了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这肥水是双向的，对流的，卫家的好姑娘，不流到别人家的田里；韩家的好儿郎，也不流到别人家的田里。

在我，真是大喜过望。再没有这样的婚配，让我舒心的了。娶个出身好的，我会有愧对之感，心里也就不会舒展。娶个姿色平平的，又心有未甘。娶了这个小表妹，可就不同了。知根知底，谁也不嫌弃谁就不说了。最最重要的是，我的这个小表妹，是我那个西安城里长大，不堪羞辱、跳井而亡的大妗子的小女儿，完全继承了她妈的容貌与肤色。大妗子死时，她才七岁，十年过来，已出落成一个眉清目秀、白白净净的大姑娘，且小下我七岁。议婚时十七，结婚时不过十九。

不知为什么，写到这里，极不相宜的，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1972 年，我与小表妹结了婚，由过去的表亲，成了卫家的女婿。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分配到汾西县教书，先是在一个叫它支的村子，又到了一个叫上团柏的村子。就在这时，该是1973 年吧，收到大舅子的一封信，衬上复写纸写的，大意谓：其弟普安结婚在即，望诸位亲戚鼎力相助。30 元不算多，10 元不嫌少，等于是给了个上限与下限。记得我是寄了20 元。钱是寄了，心里并不痛快。我知道这样的信，还会寄给谁。我家会有两封，另一封是给德州我父亲，他们的大姑父。此外呢，还有西安的叔父，西安的二姑父，县城的三姑父，西安的四姑父，北京的大姐夫。满共也不过七八家，犯得着这样发文件似的，用复写纸写信吗？

是有些可笑，但那深层的心理，我是能理解的，不过是要显示他们卫家的气派罢了。

外人看到这里，说不定会惊讶，你姥姥这个地主婆，当年多么有心计，女儿孙女，一个一个全嫁给了有钱的人——吃公家饭的人。

你要这么说，我不想反驳你。走路都想抄近道，思想要绕个弯儿，也挺费劲的。智力上的事，我们得宽容些。不能说你不对，总是俗了些。这可不是什么心计，而是一种顽强的理念在作用着。

什么都不说了，看看早年间，姥姥为女儿孙女选择婚配时，男方的情况是什么，或许能窥知她老人家精神上的什么东西。

她有四个女儿，连上她抚养大的，我大舅的两个女儿，女儿孙女共是六个，其婚配情况如下：

大女儿卫如雅，许配给韩家场韩遵江，其时是初中学生。

二女儿卫如意，许配给冯家卓卫某某，其时在西安学生意。

三女儿卫佩琴，许配给临晋西关某某，其时在运城师范念书。

四女儿卫悦桂，解放后随二哥到西安纱厂工作，嫁一工人。

孙女卫素珍，许配给临晋北关薛起尧，其时在永济念高中，婚后考上北京工学院。

孙女卫淑娟，许配给韩家场韩石山，议婚时还在山西大学念书。

六人中，在我看来，例外的只有一个，就是四女儿。时当1958 年，眼见得在农村没有盼头，只好送女儿去西安投靠哥哥，若还在农村，其婚配也会跟她的三个姐姐差不多。再就是，除了四姨父和我，另外几个夫婿，结婚时全是十几岁。我父亲是十五岁，表姐夫薛起尧，订婚时还是个中学生。

从女儿孙女的婚配上，能看出姥姥精神上的什么东西呢？

不必费神了，还是我说了吧！

那就是一个坚定的信念：喜欢有文化的人家，喜欢念书念得好的孩子。我和小表妹结婚时，我在吕梁山里的一个村子里教书，何日能出头，鬼都不晓得，表妹也不是没考虑过，可你知道老祖母是怎么说的吗？她对小孙女说：

“憨娃，再苦也要嫁给念书人。”

正是老祖母的这个坚定的信念，促成了也可说是保证了南连村卫氏一门日后的复兴。不说复兴了，至少也是几经灾祸，没有沦落。须知，多少人家都没能扛过那个苦难的年月。

老祖母姓李，娘家是樊家卓，也属于“三连四代十八卓”之内的村子。祖上是清代的举人。我小时候曾随我的母亲，去过她的这个姥姥家，门口台阶甚高，门前有拴马桩，进了大门，二门上的木雕图案，繁富瑰丽，金饰斑驳。多少年了，看去仍让人顿生敬意。

依照老祖母的理念，家族兴旺的一个重要标志，不是钱，也不是势，而是家里有念书的人。这上头，韩卫两家，都有骄人的成绩。韩家的事，前面已说了，卫家在第三代上，也不可小觑。大表弟的两个孙女，一个在北京工商大学念书，已毕业，今年春上赴英国深造；一个去年就办了赴美留学的签证，疫情过后，便去华盛顿大学念书。二表弟的孙女在山西大学电力学院念书，是优秀的学生会干部，去年考上中南大学的研究生，一去了靠演讲被选定为学生会干部。外孙女也是去年，考上了太原的中北大学。

我所以在书前写上那么一句话，不仅仅是纪念我与表妹的金婚，也是为了纪念这个差点沦亡，又于艰难中复兴的家族。

2023 年4 月3 日清明节前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