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玑赶考

卫洪平

辛丑暮秋，平阳书院山长张瑞玑正忙着改制，拓展西学门径。这时传来一个消息：

两年后举行癸卯科（1903）会试。

先是这年（1901）五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谕旨同意改革沿袭千余年的科举会试模式。改革后，头场考试取博学，考中国政治史；二场取通才，考各国政治艺学，包括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之类；三场归纯正，考四书五经。

还有，彻底废除八股文：“凡四书五经均不准用八股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

十月，慈禧、光绪帝两宫从西安回銮，驻跸开封，颁下一道谕旨：将因庚子国难未能如期举行的辛丑恩科和壬寅正科合并，癸卯年（1903）补行会试，称为“恩正并科”。

在哪里举行呢？

北京贡院被八国联军毁了，按说恢复重建也不算难事。问题是，英国公使在谈判中蛮横地要求，京城会试、顺天府乡试，必须停考五年。惊魂初定的统治集团别无选择，只好“借闱”开封。

开封地处中原，位置适中，交通便利。贡院也闳畅，一万多间号舍，足够容纳各地应试的举子。

癸卯科是实施“新政”后第一次会试，也是“新政”从文牍奏章进入实际运作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十二月，负责“新政”事务的督办政务处，又会同礼部拟定了变通科举章程，划定考试的范围，看似具体，实则宽泛。例如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以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公法、刑律、天文、地理为大纲，推之格致制造、声光化电诸学。还要求：且须研究入微，各求心得，确有见地，不蹈空言。几乎是不着边际。

而时间又很紧迫。

起步就是冲刺。

瑞玑一面处理书院改制事务，一面做着应试准备。

几分兴奋，几分忐忑。

兴奋的是，戊戌年在京城，瑞玑从杨深秀那里切身感受的变法之议，终于摆上议事日程。八股文废止了，西学科目列入应试范围，科举的指挥棒必然加快传统书院向新式学堂改制的步子。他在平阳书院施行的改革，与“新政”是同向发力的，平阳府这座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著名书院，在他这个最后一任山长的手里孕育着新生。

忐忑什么呢？要说世界地理，瑞玑是比较熟悉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他在老家的简城书院（简城即赵城）已经读过。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瑞玑愤懑不已，重新翻阅《瀛环志略》，进一步从地理、政情、经济诸方面认识世界。在他看来，魏源的《海国图志》囿于传统意义上“天下”的藩篱，把中国看作是其他“海国”的中心；徐继畬就不同了，《瀛环志略》告给人们，大清国只是“瀛寰”（即世界）中的一国，并非世界的中心，“天下”是世界各国的天下。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广注》，瑞玑更多地看到了明治维新取得的成就，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那时候在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的倡导下，太原令德书院院长屠仁守（曾受教于同文馆天文算学总教习、中国近代数学教育鼻祖李善兰）躬身力行，革新教学内容，天算格致诸学已在令德书院蔚成风气，辐射影响到各府州县书院。平阳书院、简城书院也从天津、上海邮购了不少最新译刻的天算格致等书籍。瑞玑对几何、代数、测量、化学等新学都不陌生。

然而，督办政治处与礼部拟定的变通科举章程，所划定的各国政治艺学的考试范围，实在过于宽泛，瑞玑知道，他需要在各国政治艺学上狠下工夫。好在上海开明书店以“广开风气，输布文明”为宗旨，专售新书，报纸广告中有《万国政治艺学全书》《西国新政辑览》《泰西新史揽要》《航海图经》等，邮寄倒也方便。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癸卯仲春，瑞玑雇了一乘骡轿（俗称驾窝），启程往开封去了。

赵城距开封九百里。一路辗转颠簸，翻越太行，渡过黄河，进入河南怀庆府地界。从怀庆到开封还有三百里。中原恰遇春寒，接连下了几场雨雪。到了开封，城内街道泥泞如浆，一些路段有二尺多深，骡足下陷几乎拔不出来。

山陕甘会馆在龙亭东侧，离贡院很近，瑞玑下榻在这里。

天南海北应考的举子，陆陆续续会集开封。开封府空前热闹起来了。

最热闹的地方，要数北大街上专售西学新书的书铺。这些书铺大都是新开张的，专盯着来汴应试的举子。据《刘大鹏日记》：

“予寓在棚板街，街之西口所通者即北大街，是街成为书肆；京、津、沪、汉之书商均麇集于斯街，而时务等书汗牛充栋，凡应会试者，皆到书肆购买时务诸书，以备场中查对新法，故书商、书局抬其价，并不贱售。”

辞气间有几分不满。刘大鹏与瑞玑是甲午科乡试同年，这回他是跟儿子刘玠一同来汴参加会试的。

有一家书铺，竟是来汴应试的江南举子开设的。此人名叫孔昭晋，苏州府氏，履历上赫然写着“孔子七十一代孙”。这倒是透着几分新鲜。孔昭晋二月底从吴县老家启程，先到上海的“新中国书社”，挑选了十箱应考用书，大都是西学新书。到开封后，租了铺面，堂而皇之贴出广告去。据他在《癸卯汴试日记》（署名澹庵）中记载，书铺开张后，生意好到从早到晚应接不暇（“自辰至酉倦于应付”）。

规模大、品种多的书铺，当然要数上海来的开明书店了。股东王惟泰亲自出马，精选二十箱书籍，早早赶来，租定铺面，亮出本店的招牌：“广开风气，输布文明”。

瑞玑安顿后，先到位于棚板街的礼部收文处，投递山西巡抚的咨文。缴一千三百文钱，领取三场会试卷票。又领取礼部印票，也就是进入考场的凭证。

北大街的书铺自然要去，尤其是开明书铺。严复翻译的英国斯密·亚丹《原富》（今通译《国富论》），数月前才翻译出版，货架上醒目地摆了一排。瑞玑买了一册。

开明书铺的老板王惟泰是个精明人，一边招徕顾客，一边从书籍交易中观察分析购书者。他在开封待了十天，写有《汴梁卖书记——一九零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将前来购书的应试举子分作六类。最下乘的是“未脱八股辞章窠臼者”，人数最多，瑞玑显然不在此列。中乘是“虽不外得第之见，然已预备得第后之进步”；上乘是“其胸中已有成竹，特假文场为发挥地，不系心于得失”。看来两方面瑞玑都能沾得上。

三月初八日开考，每场考试三天。

据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清代一百一十二科会试中，“恩正并科”仅有光绪癸卯这一回。加之这是戊戌变法和庚子国难之后举行的一场会试，朝廷格外重视，钦点状元出身的文渊阁大学士、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首任管理学务大臣孙家鼐为正考官。三位副考官，分别是兵部尚书徐会沣、刑部尚书荣庆、礼部右侍郎张英麟。

在一片鼓乐礼炮声中，开封贡院的大门打开了。

点名官升座，又一次鼓乐齐鸣。

点名分东、西两路，山西排在西路。

“张瑞玑——”

身材挺拔、眉宇间透着英气的瑞玑，应声走上前去。

头一场考中国政治史论五篇。天公还算作美，瑞玑答卷也很顺利。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内容很新奇：

首题，泰西最重游学，英大儒斯密氏所论游学之损益最切挚，应如何固其性质，限以年例，以期有益无损策。

二题，日本学制改用西法，收效甚速，然改制之初，急求进境，不无躐等偏重之弊，东国名儒类能言之，取长舍短宜定宗旨策。

三题，各国商会银行皆财政之大端，预算决算又合制用古法，然所以能行之故，必有本原，请参酌中国商贾情形，以期推行无阻策。

四题，警察之法于政治关系极多，辅以宪兵尤足补警察所不及，试详言其典则事务以便仿行策。

五题，工艺轮船铁路辅以兵力，各国遂以富强，其所以富强者，果持此数者欤？抑更有立国之本欤？观国者勿徒震其外，宜探其本原策。

瑞玑准备得还算充分。《原富》幸而买到了，首题“英大儒斯密氏”云云，便出自这部最新的译著。只是到最后一天刮起了大风，尘沙扑面，墨干笔胶，号房的门帘也遮不住。

第三场考四书五经。天气更恶劣了，大风吹垢，黄灰蔽天，笔腻成团。饭菜中混进了沙尘，难以下咽。好在河南方面对承办癸卯科会试格外重视，提学使司、开封府紧急筹措，顶着风沙，给六千多个号房的应试者，每人补发了四两火腿，两个面包，一碗粥饭。瑞玑吃过补发的食物，写完最后几行字，交了卷，一身轻松地走出贡院大门。

头一回来开封，瑞玑与吴庚等人相约到各处转悠。吴庚是乡宁人，甲午科（1894）乡试与瑞玑一同中举，二人相处莫逆。他们从包公祠出来，又到文庙和名宦祠。瑞玑早就知道，入祀开封名宦祠的有两个洪洞人。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韩文（谥忠定），《明史》有传。弘治八年（1495），韩文由湖广巡抚调任河南巡抚，后来官至户部尚书，正德初年冒死与专权的宦官刘瑾斗争，彪炳史册。

另一个是韩文调任河南时的开封知府卫英。卫英刚正自持，廉身惠民，时人称赞他“廉如赵抃而少琴鹤，明如包拯而多仁恕”。赵抃是北宋铁面御史，平时喜欢带着一琴一鹤。

赵城距韩、卫两公的故里不过三四十里，瑞玑小时候常听父兄讲述两位乡贤的故事。在名宦祠，瑞玑告诉吴庚等人，当年他在简城书院读书时，恩师韩坰（洪洞名儒）多次给他们讲述韩忠定伏阙上疏、请求急除群奸的故事，每次讲都有一股抑制不住的豪情，使他们很受感染。对韩、卫两位乡贤，瑞玑追慕久矣。

在名宦祠，还有一位让瑞玑他们崇敬的山西乡贤栗毓美。栗毓美是浑源人，清道光年间做过开封知府、河南布政使、护理巡抚，后来升任河东河道总督。栗为治理黄河殉职后，敕封“河神”，赐祭葬，挚友林则徐撰写了墓志铭。

会试揭榜，六千多名应试举子，只有306 名考取新贡士。瑞玑名列第32 名。

接下来，到京城参加覆试、殿试、朝考。

五月二十四日，殿试在保和殿举行。策问的要义是：“设官分职”“明刑弼教”“生财之道”“环球交通”，“凡此四端，皆经国之大猷，保邦之要务也。多士学于古训，通于时事，其胪列见闻，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瑞玑的殿试策，今藏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全文1310 字。文中他最关切的是，当此“时局艰难之会，强邻窥伺之秋”，国家如何通过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发展，自立自强。瑞玑写道：

“今者东西各国，若英、若法、若美、若德、若意、若俄、若日本，法律之学皆各设专科，其大旨虽不能尽合乎古，而其中亦不无可取焉。要之，刑法者天下之公理也。刑法公，则天下之是非明而人心定；刑法不公，则天下无是非，而人心亦从可知矣。合历代之律者，万国之公例，人人之公理，不易之经也。若私法则出于强国，不可言法矣。使臣四集，商人麇来，亦应有一定之律以治之。而辖治之权或属之人，或属之地，各歧一是者何也？盖东西之律未通，而万国之法或有内外也。若夫商律，尤西人所亟亟加意者。利之所在，膺充者严其禁，中饱者申其罚，故能商贾云兴，横绝四海。今当变法之始，采其意而参合以中例，则商务必日兴矣。不惟此也，税务一宗，内关财政，外系邦交，国计民生皆视此为消息。其利在减出口税，加入口税，则工艺之业亦借此以劝，不独惠及商旅。之为仁政也。”

在瑞玑看来，英法等国的法律都分专科，有些是值得我国效法的。法律最重要的是公平合理，如果“私”字当头，强横霸蛮，那就称不上“法”了。现在各国使臣会集中国，各国商人也成群结队地来了，朝廷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西方人特别重视通商的法律，在通商中禁止什么，惩罚什么，都有明确的条款。我国正处于变法之初，应该借鉴东西方各国的做法，结合国情制定通商法律，这样的话，“则商务必日兴矣”。瑞玑又进一步说，税务“内关财政，外系邦交”，国计民生都要依靠它；在国际贸易中，关键是要“减出口税，加入口税”，这样就能盈利，同时国内各类出口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也就调动起来了。这才是民富国强的仁政。只有民富国家强了，吏治、民生、国用、邦交才有依靠。文末还引用《中庸》“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强化他的观点。

中国传统的法律结构是“诸法合体”，一部《大清律例》既是刑法典，又包括了民事、诉讼、行政等法律内容，民与商不分。瑞玑提出应该仿效上述七国的做法，“采其意而参合于中例”，制定我国的商律。这与同时期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受命兼取中西、改革传统法律结构是一致的。其后不久，朝廷设立商部，出台《商人通例》，并开始编制《大清商律草案》。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瑞玑殿试册中提出应该学习借鉴的七个国家，都是“八国联军”（未提奥匈帝国）。其胸襟气魄可见一斑。无怪乎时隔不久，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关不可闭，港不可锁……吾将使天下儒者悉中外利害之情也。”

金榜题名，瑞玑列三甲第131 名进士。

接下来朝考，瑞玑位列三等，钦点即用知县。

吏部掣签，瑞玑和吴庚、马晋（怀仁）一同分发陕西。

在陕西，张瑞玑以宰官之身秘密加入同盟会，走上一条与诸多同科进士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是后话。

2023 年10 月15 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