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的几种割法

许多年过去了，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挥动镰刀割麦子的每一个细节，喜欢那刷刷如吃梨般清脆的声音，喜欢扬起镰刀时的酣畅淋漓，喜欢在麦海里乘风破浪的感觉，却对割麦的辛苦心有余悸，害怕自己被重新笼罩在麦收季节干燥而又炙热的氛围中。我知道自己始终是以庄稼人的眼光来看待收割麦子，而不是用诗人的浪漫和学者的知性，将收麦当作一种诗意的畅想与理性的思考，始终是个割麦子的参与者，只知道其中蕴含的辛劳与无奈，连农民那样对收获的渴望也不会有。我知道自己是个怯懦的人，从小就被麦季繁重的劳作吓怕了，永远只活在力不能支的当下，对我来说，麦天就是个梦魇，尽管已过去三十多年，仍不能逃离。麦海的荡漾，麦收的喜悦，鸟儿掠过麦田时的轻灵，月光照在麦子上的虚幻，女人们在麦田里的浪笑与尖叫，都很诗意，却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每一个真正参与过割麦的人。麦子是上天对庄稼人勤劳的赏赐，割麦则是对庄稼人的惩罚。一分辛劳一分收获，用在收割麦子上最合适，过程却是个炼狱，从那里走出来，不可能得到精神升华，只能让人实实在在地脱一层皮，像死过一回，过后，更加像个农民。第二年麦收季节，再做同样的事，再脱皮，再死一回，一生循环往复。

成熟的麦子是有气息的，带着浓烈刺鼻的味道。每年五六月相交之际，阳光一天比一天炙热，田野里，空气被成熟的麦子搅动得七零八落，四面滚动，却不再清新。天空晴朗，初夏的太阳暴晒着颗粒饱满的麦穗，先黄了麦芒，再一点点往下，最后连麦秆也黄了。太阳闪烁出金光，晒热了大地，风吹来，扬起细微的尘土，空气中的热流将麦子散发出的麦香味、微尘带来的土腥气和各种植物的气息裹在一起，先呛人的嗅觉，再呛人的思绪，最后呛人的神经，连种了一辈子庄稼的老农也不再淡定，一趟趟往麦田里跑。揪一棵麦穗，在粗糙的手掌里搓，扔几颗麦粒到嘴里，嚼出麦的白浆，然后带去麦的信息。麦天逼近那几天，所有人都焦躁惶恐，鼻孔好像总瘙痒，嗓子好像总不舒服，张大了嘴，拉长了音调，打几个喷嚏之后，意识到麦子熟了，麦天来了，该磨快镰刀，收拾好叉把扫帚，鼓足勇气，去收割麦子了。

干热的东南风吹来，麦子默默摇晃，麦穗微微扭动，尖尖的麦芒不动声色，温情脉脉。大概只有在成熟时，麦子才会像哲人一样做思考状，返青、拔节、抽穗时的麦子绿油油，像个青葱快乐的青年，那么生机勃勃。即将成熟、阳光炙烤下的麦子，有时候会像挥汗劳作的男人一样叹息，有时候会像遇到高兴事的男人一样心情荡漾，从不会像同样在阳光下暴晒的女人一样尖叫。在女人心里，麦收永远是件力不从心的事情，她们娇弱的身体，本不能承受割麦之重。但麦收是农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事，需要女人参与其中。“麦黄秋黄，秀女下床”，不管是娇嫩的黄花闺女，还是刚过门的新媳妇，一到麦收，都要提起悸动的心，拿起镰刀走向麦田。一年又一年过去，从姑娘变成媳妇，再从媳妇变成婆娘，腰变粗了，皮肤变黑了，嗓子变嘶哑了，脸上的皱纹如同树皮的裂痕般一道道增加，再见到厚得割不动的麦子，不会尖叫，默默的，甩开臂膀，一镰镰割去。在望不到尽头的麦海里，被麦子散发出的热气蒸腾，被毒死人的阳光炙烤，汗水在脸上、背上、乳沟里流淌，收获麦子的同时，也将自己收获成一个泼辣皮实的乡下女人。

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曾写过一首《孤独的割麦女》，诗中孤独的苏格兰女人，割麦，捆麦，唱着忧伤的歌，诗人反复猜测，女人歌唱的内容。

她唱的是什么，可有谁说得清？

哀怨的曲调里也许在流传。

古老，不幸，悠久的事情，

还有长远以前的征战;

或者她唱得并不特殊，

只是今日的家常事故？

那些天然的丧忧、哀痛，

有过的，以后还会有的种种？

诗人太浪漫了。面对炎热的天气和干燥的麦子，没有去想割麦的劳累，而是去猜测些与麦子全然不相干的事。若钻进麦行，孤独地割上一天麦子就会知道，女人唱的只能是劳作的无奈。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峨冠博带的唐朝诗人白居易，也曾在炎热的初夏，站在麦田看农人割麦。这位从小生长在黄土地上的朝廷命官，望着麦田里挥汗如雨的农人，写下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白居易的这首《观刈麦》，重写实而不求诗意，实实在在写出了割麦人的辛苦。我想，年轻的白居易肯定没有过割麦的经历，如果他和农人一样，顶着当头烈日，钻进麦行，弯下腰，不间断地挥镰收割，一定会写得更加真实生动。

还读过现代诗人海子写麦子的诗，尤其喜欢这几句：

麦浪——

天堂的桌子

摆在田野上

一块麦地

收割季节

麦浪和月光

洗着快镰刀

农耕时代的劳作往往会使人产生美好的回忆，故乡，农人，耕牛，田野，沟垄，麦浪，老翁，村姑，看上去多么富有诗意，即使经历过苦难，许多年后回忆起来，也会变为一副美丽的图景。将苦难诗意化，可能是文人的通病，海子也一样。

自从面食成为东西方共同的食物，麦收季节来临时，尼罗河、伏爾加河、巴比伦和黄河两岸的农人，都要经过一个麦季。时间可能不同，心情感受应该没什么两样。麦天没有诗意，只有无休无止的劳作。若以战争为喻，平时，农人在田间劳作、播种、锄草、施肥、整地、灌溉都是阵地战，持久而且缓慢。收割麦子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肉搏战，虽没有血雨腥风，尸横遍野，惨烈紧张的程度一点也不差。金元时期农书《韩氏直说》中说：“收麦若救火……若稍迟慢，一值阴雨，即为灾伤，迁延过时，秋苗亦误锄治。”明人徐光启《农政全书》中说：“收获如盗贼之至。”元人王祯《农书》又将收麦比作龙口夺食。在我们那里，每当麦天来临，每个人都要使出最大能量，昼夜不停连续干一个月，想想看，谁能受得了这么长时间的高强度劳作。然而，农民就这样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干下来了。

每到收麦季，庄稼人都会用最好的食物为自己增加能量，攒足力气。蒸最白的馍，做最好的菜，以至小时候我错误地认为，麦天的饭，是一年当中最好的饭。北方人都是吃麦子长大，麦季，同样用麦子犒赏自己，然后用足够的勇气，去与麦子肉搏。人类从原始社会初期就这样对待野兽，到农耕文明时期，对待大自然的方式仍没有改变。

晋南是成熟的农耕区，小麦是主要农作物，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過割麦的经历，从童年到青年，从看大人收割到自己参与其中，都体验过挥舞镰刀时的酣畅淋漓，也都有过割不动时的无奈和过后的心悸。我曾见过俊俏的小媳妇因割不动麦子，钻在麦行里嘤嘤哭泣，也曾见过粗壮的汉子手捂着酸痛的腰，躺倒在麦地里赖着不起来。麦子，让人喜，又让人愁，世代农人就这样在吃麦子、收麦子的喜怒哀乐中，历尽酸甜苦辣，一辈辈走到今天。

七八年前的麦收季节，我与朋友来到了位于关中平原的陕西韩城司马迁祠，来祭拜这位农耕文明的伟大记叙者。司马迁在世时，小麦还没有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新月沃土”传到中原，至少还没有规模化种植，两河流域美味的面食也不曾被习惯粒食的中华民族品尝，大汉民族正以雄浑之气，拓展着蜿蜒曲折风沙弥漫的丝绸之路。当我站在山岗般的史马迁祠向四周眺望时，发现成熟的麦子已将这座小小的高埠包围，四面黄澄澄的麦田铺天盖地，遮蔽了人的视觉之后，又用麦天独有的气味突破了祠内浓郁的人文气息，突兀地抢入人的嗅觉，再占据人的大脑。那时候，我感觉司马迁不存在了，《史记》不存在了，天地之间，只有连片无垠的小麦。司马迁是吃五谷长大的，当时的关中，小麦刚刚开始种植，尚被视为“杂种”，司马迁并没有尝过小麦面食的筋道与清香，然而，中华文明在延续，稻、粟、黍、麦（燕麦或大麦）、稷之后，外来的小麦以绵长醇美的味道，在给中华民族增加了一种可口的食物之外，同时延续出另外一种辉煌。

参观司马迁祠一隅的农耕文化实物展，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农具，镰刀、碌碡、风车（又叫扇车）、木叉（又叫桑叉）、推叉、拥板，还有一种最具外来属性的工具——胡抡。这些农具，我都曾无数次地使用过，全是收获小麦的工具。自幼生活在农耕文明发达的关中平原，司马迁应该见过各种农具。他认识镰刀吗？使用过镰刀吗？知道碡碌、风车、木叉、推叉、拥板吗？可以肯定地说，他即便使过镰刀，也不是用来割小麦的，因为他生活的时代，小麦还没有广泛种植。

农耕社会中，百姓在土地上谋食必须使用农具。在西风东渐的时代，华夏民族手里的农具，随着小麦的到来，也改换了用途，而且一变就是两千多年。

用于农作物收割的工具，最早应该是石镰，接下来是青铜镰，最后才是钢铁锻造的镰。我还有幸看到过另一种镰。与司马迁祠隔河相望的山西省万荣县同样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万荣县博物馆，雄伟的飞云楼下，工作人员打开了库房，从保险柜里小心翼翼地为我捧出了他们的镇馆之宝，一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文化类型的蚌镰。我被原始人的智慧惊艳到了，感觉幽暗的仓库里顿时熠熠生辉，眼前似乎有一道光芒闪烁。那薄薄的蚌镰，似石若玉，刀口锋利，若非知道是蚌壳做成的，简直要当作艺术品。蚌镰一侧的圆孔告诉我，这是我们祖先使用过的农具，装上木柄即可收获庄稼。更令我惊讶的是，五千多年前人类使用的镰刀，竟与我年轻时在生产队使用的形状几乎相同。当年，原始人类用这样的工具收获庄稼，五千多年过后，我和我乡亲们也使用同样的工具收获庄稼，区别只在材质，进化了五千多年，我们只不过将镰刀的材质由蚌壳变为钢铁而已。

中国的农耕时代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式微，至今仍余绪不绝。只是那时候官方仅承认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不说那个时代还属于农耕时代。其实，那个年代，庄稼人收获小麦，与进入铁器时代后两千多年使用的工具、收获的方法几乎相同。

在晋南这个小麦主产区，每年农历四月，麦天的气息渐浓时，庄稼人要像酝酿一场大战役般，开始准备各种农具。那是各种手艺人最繁忙的季节，木匠、铁匠、缠筛子的、油簸箕的，修叉的，钉掌的，都忙得不可开交。木匠要修用于夏收的大车、推叉、碌碡架、拥板、扇车和用于夏耕的耩子、犁、耧、耙、耱。我曾经为一位老木匠打下手，连续几年在麦收前修理农具，拉锯、凿卯、推刨子，往往一干就是近一个月，农具修理好了，麦天也就快开始了。铁匠应该是最忙的，师徒二人拉起风箱，呼达呼达烧红了火炉，夹出一块铁，抡起铁锤，叮当叮当一番猛砸，铁块变成了铁片，续上钢刃，淬火，打磨，一把镰刀就出来了。最后，用一只钢制小錾子，打上印记，镰刀上部会出现一个篆字标记，是陈氏镰刀还是刘记镰刀，一目了然。

这样制作的镰刀，同样与古人制作的几乎如出一辙。前几天，去国家博物馆参观，每至各朝代农业实物部分，我都特意去寻找镰刀，没想到还真找到了。展柜幽暗的灯光下，我看到的镰刀是那么熟悉，与其他展品的精美、古朴相比，竟没有一点违和感。形状、大小，居然与我使用过的镰刀基本一样。看这把镰刀的年代与产地，是战国时代燕国，这么说应该产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221年之间，距现在最少也有2200多年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穿越到了兵荒马乱的战国时代，变为封建井田之上的佃农，在挥动镰刀收割。莫非两千多年间农民手里工具就没什么进步？展柜中，除了镰刀本身，还有制作镰刀的铁模。中国最早的铁器出现于春秋末或战国初，铁器时代初期古人制作镰刀，还延续青铜器的制作方法，使用浇铸工艺。经过漫长的两千多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乡亲们使用的镰刀不过是熟铁锻造，用铁锤敲打出来的，这是唯一比战国时期的古人高明的地方。可能为了还原出一把完整的镰刀，这把燕国镰刀被专家装上了白茬木柄，直直的，长不过尺余。在王祯《农书》中，这样的镰刀，叫袴镰，刀头上带有装柄用的铁帽，我们那里叫袴（苦）子镰，一般用来割玉米秆或青草。战国时期，小麦还没有传到中国，这样的镰刀肯定不是割麦子的。但看到这样的镰刀柄，我还是想笑，笑给燕国镰刀装木柄的专家肯定没干过农活，更没使用过镰刀。不论是割草，还是收获农作物，使镰刀的都要弯下腰或蹲下身，右手握柄发力，尽量减少弯腰或下蹲幅度。若是直柄，刀口与手平行，弯腰或下蹲的幅度会很大，很难受。古人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镰刀，尽管是石镰、蚌镰、骨镰，却已用了两千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会这么笨。

晋南农人割麦子使用的镰刀把多是柳木的，质量较好的还有楸木，也有枣木和其它杂木，带着优美的弧线，形似如意柄，弧度却更大。握手的一端要比装镰刀的一端抬高多半尺，尽量减少使用时的弯腰幅度，且比其他部分粗，为抛光打磨后的矩形，正好适合手握。越往前越细，渐渐过渡为圆形，光滑平整，到顶端又变为方形，以便钉镰刀。这样的镰刀把，处处显示出工匠的精细，握上去很有手感，弯腰幅度小，省力。

钉镰也是手艺活，逢集日，钉镰的手艺人在大街上设摊，面前擺上铁砧、木钻和一盒铁钉，手里掂一把铁锤即可开张。需要钉镰的农家，先买好镰刀、镰把，来到专门钉镰的手艺人面前，谈好价钱，镰刀一会就钉好。然后拿回家，找一块磨刀石，无休无止地磨，直到开镰收割那一天，仍觉得不够锋利。

修理筛子、簸箕不需要赶集上会。每到麦天临近，巷里不时会有手艺人，骑一辆破自行车，上面带着桐油桶、竹条、麻丝，游走呼号，“缠筛子咯，油簸箕。”一干孩童会一溜风地将消息告诉忙碌的大人。准备农具之余，农家会抓紧时间将田里的活干完，棉花要锄草、玉米要施肥，麦天忙起来近一个月，到时候，累死累活，什么都顾不上。

对了，麦收之前，年轻媳妇们还不会忘记为自己买一顶新草帽，是用麦秆编织，再用硫磺熏白的那种。割麦时，在无遮无拦的麦田里，要迎着当头烈日劳作许多天，再白嫩的脸蛋也会晒黑，没有一顶草帽遮挡怎么可以。麦收前，镇上的集日人流如潮，女人们来这里，可不是图热闹，也不像平时那样为自己选件心仪的衣服，麦天不需要艳丽的衣裳，麦天的女人与男人一样要受麦子的折磨。割过麦子的人都知道，麦天要尽量将自己包裹严实，再热也要穿长袖衣服，扣好袖口，不然，是自己找罪受。

麦收前的集市只属于麦子，一切都与麦收有关，最红火的摊儿，是买与麦子有关的物件。麦前来集市，要买新衣裳会被人唾骂。

等这一切准备好，南风吹来了燥热，空气中带上了麦天的味道，要开镰收割了。

开镰收割那一天，一定是晴空朗朗，阳光炽烈，阴天开镰收割，虽然凉爽，却不明智。麦子放倒，若下了雨，容易出芽，反倒不如长在地里。宋人范成大诗：“麦头熟颗已如珠，小厄惟忧积雨余。丐我一晴天易耳，十分终惠莫乘除！”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开镰收割时，麦子其实还没有完全成熟。庄稼人世世代代收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样紧张收麦，是与老天爷抢时间，我们那里叫龙口夺食。怎样去夺？古人对此早有定法。金元时期的农书《韩氏直说》中说：“四五月麦熟，带青收一半，候熟收一半;若过熟则抛费。”这句话庄稼人最容易理解，割了许多年麦子，都知道过熟的麦子，颗粒容易在收割中抛洒。生产队那会，讲究“七成搭镰，八成过半，九成割完”。每年开镰收割的麦子，麦穗黄了，麦秆还泛绿。阳光白白亮亮的，热风吹来，麦海涌起涟漪，一波一波漾动，带来麦子的青涩味，几分清新，几分燥热，所有人的思绪便与麦浪一样翻腾，有愉悦，跃跃欲试，也有畏惧，却没有退缩的余地。这是庄稼人的宿命，镰刀伸进麦行，一镰下去，长达一个月的麦天就开始了。

每年，站在即将成熟的麦子前，眼望无垠的麦田和摇曳的麦穗，我都会有一种感觉，那尖尖的麦芒好像刺向灵魂，隐隐作痛，同时又让人感受到辛劳与收获是多么完美的一对伴侣，之前的所有劳作，耕耘、播种、锄草，施肥、浇水，是人与土地的恋爱。收获，则是人与大地修成正果的时候，付出的过程本应该是快乐的，但这个过程如果太漫长，就成了煎熬。从十五六岁开始割麦，到三十多岁最后一次挥镰，从集体化时期与许多人站在一起，热烈隆重地开镰收割，到与妻子两个人孤单冷清地将镰刀伸进麦行，每年割第一镰之前，我都有一种强烈的仪式感，肃穆庄严，心怀畏惧。站在麦田前，久久凝望，望地，望天，再望被带到地头，踟蹰学步的女儿，好像冥冥之中，有种力量在左右这一年收割是否顺利。

直到我们这里由粮乡变为果乡，麦天不再割麦，而是去苹果园里给蔬果套带，我仍然将开镰时的仪式感归结为农人对收获无与伦比的重视。有年麦天刚过，我在去天津的火车上，与一位军官坐在一起。这是位来自河北邢台的青年，面色黝黑，身体壮实，笔挺的军装穿在身上，表示军衔的金星熠熠生辉，带出几分威武，但我怎么看，也感觉他是个乡下孩子。问他这是去哪。他说：刚回家帮父母收完麦子，回部队。望着他憔悴黝黑的脸庞，我问他刚收完麦子累不累？他说：这十多天下来，比军训都累，可想想父母收麦时的辛苦，还是要回来。每年，都特意把休假放在麦天，回到老家，脱下军装，就是个农民了，要极尽所能，拼死拼活，帮父母把麦子收回去。

我被这位青年军官对父母的体贴感动，更被农家子弟对麦天的重视感动。

田地到农户后的前几年，每到麦天，我所在的小城，会变成一座空城，一座萧条寂寥之城。所有的人都像嗅到了麦天的气息，被麦子催促着，不顾一切赶回老家。在城里打工的、做买卖的、寓居的、收破烂的，都要匆匆赶回去。收麦那些天，小城很宁静，平时隆隆作响的建筑工地停了工，收破烂的拨浪鼓，不再扑咚扑咚响，街巷里的叫卖声不再悠扬，集贸市场里所有的门店都关门歇业，连地处闹市中心的大型商场也门可罗雀，所有的人都在为麦子忙碌，没有人顾得上买东西。即使公职人员，也放下手头的事，回去收麦是最充分的理由。天大的事情，都等过了麦天再说。

学生也不能例外，产麦区的孩子从小就知道麦天的滋味，上了学，除寒、暑假之外，还有个特别的假期，叫麦假，一般15天到20天，如果麦收没结束，还会续假，连幼儿园也一样。每至放麦假那天，老师会给学生讲，要如何不怕苦不怕累，帮助大人抢收麦子，如何去捡麦穗，有的学校还会给学生下任务。麦假结束后，先要给学校交规定数量的麦子，还要写一篇关于麦收的作文。其实，所以要放这个假，一是因为老师也要回家收麦，二是家长忙着收麦，根本没有时间管孩子。

这样的气氛，怎能让人在开镰收割时没有仪式感？农耕时代，麦子事关一年生计，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不敢不重视。古巴比伦历法中，有个播种月和收割月，每年这两个月来临，国王要率群臣向天祭祀，祈求丰收。中国的帝王们好像只重视结果，不在乎过程。唐朝皇宫中有座钹（割）麦殿，每到麦收季节，皇帝要高坐其中，看臣工在后苑开镰割麦。宋代以后，皇宫中的钹麦殿没有了，却有了神仓。至清代，雍正皇帝在位期间，每年要亲莅先农坛祭先农，装模作样，扶犁亲耕，不过象征性地推三次犁，然后，就坐享收成，用“神仓”装满天下之粮。

我国藏区的望果节，是藏民开镰前的隆重仪式，从公元五世纪至今，已流传一千多年。每年庄稼黄熟、准备开镰之前举行。清晨，当阳光撒满金黄麦田的时候，藏民们身着节日服装，高举旗幡，手捧预示五谷丰登的“切玛”（五谷斗）和青稞酒，围着麦田转圈游行，载歌载舞，最前边是由喇嘛和老农组成的仪仗队，高举佛像，颂经书，吹佛号，感谢上天带来了风调雨顺的好年成。这样的仪式要连续举行三天，隆重的气氛中，对上天的敬畏和感恩尽在其中。

要论开镰收麦的仪式感，不得不说生产队那会儿。至少在我们那里，每年开镰前几天，要接连开会。先是公社的夏收动员会，年年都是老一套，领导讲话，强调夏收重要性，成立领导机构，所有乡干部都要包村包片。接着层层往下，大队、生产队也要召开同样的会议。每年开镰前一两天，我们村要将所有劳力聚在一起开会，会上，驻村工作队、生产队长神情肃然，唾沫飞溅，大讲小麦收割的重要性，一遍遍地强调抢收抢打，颗粒归仓，防止什么人破坏。最后才安排收割期间的种种事务，包括成立几个收割小组，谁任组长，谁任副组长。每个小组强弱劳力搭配，年轻媳妇、毛头小伙之外，总要搭配个中年妇女。还有载麦组、后勤组、防火组，干这些活的都是中老年人。割麦不光是体力活，重要的是要手脚利落，能整晌整晌地弯下腰，不间断地挥镰收割。年轻妇女腰肢柔软，最适合干这活。老年妇女也不能闲，要顶着烈日，弯下腰，拉只宽达一米多的铁耙子，一遍遍地在收过的麦茬地上搂，将收割、装载过程中抛落的麦穗，连同麦秆、麦叶搂得干干净净。

队长声嘶力竭地喊叫一通后，平日懒散的庄稼人，人人都紧张起来，弄得像要开拔打仗一样。

开镰那天，极尽排场，地头插上彩旗，有两年还挂上标语，将众人聚在地头，再一番声嘶力竭地教训，一声令下：开镰收割。现在想，那时开镰的仪式感固然很强，目的却只强调收割本身，譬如：颗粒归仓，严防什么人破坏等等，与敬畏和感恩无关。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在黄河岸边的一个乡镇负责过几个村的三夏（夏收、夏管、夏种）工作，才知道，夏收前的会议级别还要高许多，远不是我一个乡村毛头小伙能够了解的。只是当时已分田到户，再不举行那样吓人的田头会议，彩旗、标语也没有了。但上面的重视程度一点也没减少，比如，驻村乡干部要全天候守在所包村里，晚上还要回到乡里，报告收割进度，然后根据情况订措施，发简报，再向上级汇报。

一家一户的收割，虽没有集体收割那样声势浩大，却更有效益。麦子关乎一年生计，根本用不着谁动员，谁家麦子先熟，不光叫回了家里所有劳力，还叫来亲戚帮忙，收割碾打时间也大大缩短，十来天时间，家家户户都地净场光。夏收，原来并不像我想的那样漫长可怕。

前几天，又从网上看到，如今有些地方大型农场的开镰仪式要比我想象的更隆重热闹。面向浩瀚的麥田，摆一大排收割机，搭起舞台，铺起红毯，放上气球，插好旗帜，请来明星，先领导讲话，再进行歌舞表演。最后，领导像奥运会开幕一样，宣布开镰，十几台收割机同时开进麦田。这样的场面，热闹归热闹，却将本来神圣的开镰仪式娱乐化了。

年年开镰，岁岁割麦，将镰刀伸进麦行的那一刻，却有些陌生，镰刀好像不够锋利，割麦声有些迟滞。望着眼前晃动的麦子，一镰镰割去，动作渐渐协调，手脚开始灵活，就融入麦天了。

初次割麦的人，镰刀握在手里，总不听使唤，最明显的特点是用左手去逮麦，不知道用镰刀拢。那时的麦子好像很淘气，晃动摇摆，怎么也抓不到手里。镰刀也像在捉弄人，不是割破了裤角，就是割烂了鞋子。一晌下来，腰酸背疼，像被抽了筋一样，浑身瘫软。最让人痛苦的，是手掌心通明的血泡水泡，那叫钻心的疼。熟练的割麦人挥舞起镰刀，像一种别致的舞蹈。弯下腰，左腿前跨，右腿后伸，镰刀伸进麦行，轻轻一拢，左手随抓住了麦茎，右手挥镰，刀背贴地，只听沙的一声，生长了七个多月的麦子，与大地分离，留下的麦茬仅寸余。好的割家，讲究手脚协调，动作连贯，同时割三到四行，先用镰刀拢住麦子，贴在左腿上，飒飒几声，麦子倒在左臂与左腿之间，然后，左脚与镰刀配合，轻轻一勾，一捧麦子便放在地上。等抬起头来，已将连片的麦田劈开一道缝，自己则若一叶孤舟，行驶在麦海之上。

割麦子要长时间弯腰撅腚，使尽浑身力气，既考验庄稼人的体力，也考验忍耐力，还能看出一个人干活是否利落。生产队那会儿，最利落的年轻人，往往要领行子，割在最前面，将麦田劈开一道缝儿，其他人顺茬儿割。领行子是重活，不光要割，还要下要子，方便最后捆麦个子。先割下一撮麦，将麦茎扭在一起，横放在地面，再将收割的麦子顺放在上面，这叫下双要子，若人不够利落，来不及下双要子，割一撮麦，匆忙横放地下，叫下单要子。不论下双要子单要子，就在一瞬间，过程极短暂。下好要子，后面的人一把一把往上放，形成一个蓬松的麦堆，最后，有人将麦堆捆扎好，一个个横在麦茬地里。

领行子之外，割麦又有正割、倒割之分。正割的人在领行子人右侧，因为麦行已被割开一道缝，正割的人左腿可以无阻拦跨开，是最方便的收割方式。刚回村的年轻人和体力不太好的人都正割，跟着领行子的，相对省劲。倒割在领行子人的左侧，因为更左侧不是还没割的麦子，就是高起的田埂，倒割就很难受。跨出去的左腿要插进麦行之间，镰刀尖实际是贴着自己的左脚割下去，不小心会划破了鞋，甚至伤了脚。左侧若是田埂会难受，站在田埂上割麦子，弯腰的幅度更大，一会儿会感觉腰酸背疼。

在所有割麦人的后面，才是捆个子的。这也不是个好活，密密麻麻的麦堆排在眼前，蓬松零乱，捆个子的人要先用镰刀将割倒的麦拢在一起，再用要子捆束。领行子人放的麦把大，麦个子间隔稀疏，大的如同牛腰，下的要子就不够用，要再接要子。领行子人麦把小，麦个子小了，却密得头尾相接，倒是好捆了，工作量却加大。我在村里割麦十多年，领过行子，也捆过个子。有时候，望着一堆堆割倒的麦子，使尽了浑身力气，也跟不上前面割麦的，不能不发愁。若手脚利落，捆个子的还可抽空帮落在后面的人割几镰。散乱的麦子被捆好后，一捆捆躺在麦茬地里，如同躺在大炕上的大兵，整齐而又规矩。前几天，与几位有相同经历的朋友谈到割麦，领行子就不用说了，既讲技术，又最累，剩下的，正割、倒割、捆个子，到底哪样活相对轻松，最后都感叹，割麦的活，没有一样好受。

跟着领行子的割麦，怕被落下，还怕被后面的人镰刀抵着脚后跟催。一旦被落下，就像行军途中掉了队的战士，心里一松，会越落越远。不由得伸伸腰，抹抹汗，一会怨镰刀不快，一会儿怨麦子太稠。太阳白花花的刺眼，连麦子也反射出晃眼的光。地头的那棵树一动不动，下面是一片阴凉，还有送来的水，简直就是沙漠里的绿洲，那么遥不可及。眼看别人已割到地头，就盼着有人回头来接，哪怕帮着割几镰，也会一阵轻松，从心里感激。

男人上了四十岁，一般都不割麦。长时间弯腰撅腚，不断重复那几个单调的动作，确实不是男人们的强项。生产队时期，我们村割麦子以女人为主，再就是我这样的毛头小伙。

割麦还是对新媳妇的一次考验。我们这里，每年腊月到春节期间，婚嫁较多。至麦收季节，新媳妇刚嫁过来不到半年，平日，被男人呵护着，怕伤了纤弱的身子，晒黑了娇嫩的脸，磨破了细白的手，一到麦天就由不得人了。热烘烘的麦浪炙烤着，尖尖的麦芒刺痒着，不得不走出洞房，与其他女人一起钻进麦行。麦天是庄稼人衣着最不讲究的季节，麦茬会刺破鞋帮，麦秆会蹭烂衣裳，因而，一般女人都要挑旧衣服穿，只有新媳妇不一样，明知道麦天穿衣无需讲究，照样还穿着新嫁衣。当新媳妇随着众人走向麦田时，一切都是新的，新人，新衣，新镰，连头上戴的草帽也白白的。每年开镰时，女人们都会撺掇新媳妇们领行子，以此检验新媳妇是利落能干，还是窝囊愚钝，新媳妇领行子就成了一道风景。金黄的麦田里，新媳妇一袭鲜红衣裳犹如旗帜，心高气傲的，不管能干与否，都会使出平生的力气，不能给娘家丢了人，不能让丈夫被人耻笑，憋着一股劲，奋力往前割，等后面镰声渐远，直起腰，回头望去，微微一笑，苦和累一瞬间都忘了。

尽管在娘家做姑娘时，也没少割麦，但那時有娘家人呵护，看到的都是熟悉的目光，得到的都是关爱，为人新妇就不一样了，麦子很快会让新人尝到苦头。镰刀挥舞时，细细的麦芒会伴着微尘弥漫，飞到汗流浃背的身体上，等干了，汗水蒸发为盐粒，甲胄一样箍得人难受。晚上脱了衣裳，再白嫩的肌肤也会黑糊糊，奇痒。洗好了睡觉，望累得如死猪般呼呼大睡的男人，心里的委屈一阵阵往上翻。

一个麦天下来，新媳妇就不新了，是利落能干，还是慵懒娇气，村里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也不再娇嫩，麦子会将她们折磨成一位泼辣的女人，从此，就像被套上的牲口，一辈子只能使足了劲往前拉，不然，麦子会像鞭子一样抽下来。

本家七爷年轻时曾当过麦客，南下北上，给人割麦挣辛苦钱，时间一长，就把割麦当成了一门手艺，比如，怎样搭镰，怎样拢麦，怎样拉镰，都有许多讲究，最看不上年轻人生疏笨拙的割麦姿势，我就不止一次被七爷训斥过。一天，见一位新媳妇矜持割麦的样子，七爷不由夺下镰刀钻进麦行，瞬间，黑瘦拙笨的七爷像变了个人，镰刀飞舞，闪转腾挪，像练武术，又似翩翩起舞，动作利落潇洒，一边割，一边喊：交叉把子旋风镰，钹得不好不要钱。这一把下来，足足将四行麦子往前割了五六米。等直起腰，对那新媳妇说，钹麦就要这样，你那是绣花，不是钹麦。直说得那新媳妇泪珠子在眼眶里打转。七爷也就这一下，等众人起哄，让他领行子时，连连求饶，说老了，弯不下腰。我清楚地记得，那年七爷不过四十五岁。

割麦子是和老天爷抢时间争速度。刚开镰时，割麦还不算急。老话说“杏黄一时，麦黄一晌”。进入六月，晋南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没几天，所有的麦子都黄了，麦穗扭了头，干燥得碰一下颗粒就往下落，若再来一场雨，麦秆承不住重量，会卧倒在地。每年开镰后四五天，队长就急了，所有人中午吃饭都不回家，由人送到地头，吃完后接着割，晚上还加班。披星戴月，迎着清风，在朦胧夜色中收麦，反倒比白天好受。只是累，从头到脚的累，从身体到心里的累。有一年，趁月色正好，晚上割麦，我在前面领行子，前巷的一位婶子跟在后面正割，割着割着就听不见了声音，月光下，婶子要割的几行麦在风中摇曳，却不见婶子人影，几个人慌忙过去寻找，发现她躺在麦个子上，不知不觉睡去。这位婶子孩子多拖累大，割完麦子回家还要照顾卧病在床的婆婆和几个孩子，就是铁打的身子，也累瘫了。我想，那时，麦个子就是一张舒适的床，其实每个人都想躺在上面，好好睡一会。

我们村的麦子全部割完要九到十天，等到遍地麦茬时，连松一口气的时间也没有，就进了打麦场。摊场、翻场、起场、扬场、布场，在尘土飞扬的麦场里，还要没日没夜地再干二十天。

每回割到地头，累极了的人，会在麦个子上横七竖八躺下，伸伸酸痛的腰，面向蓝盈盈的天，那一会儿，什么都不想，大脑似乎凝滞了，手、脚、腰，身体的每一个部件，都运动到了极限，只要能多歇一会，就是上天的恩赐。还有点精力的人却不闲着，他们要做的事是磨镰。本来，没来麦田之前，镰刀已磨得锋利无比，可是，总还感觉不快。地头都准备几块磨刀石，沙沙磨几下，用大拇指试试刀锋，不管是不是比之前更锋利，心里都会宽慰。

那几年，我磨完自己的镰，还要再磨几张。割麦间歇时磨镰就不用说了，每天晚上吃完饭，坐在磨刀石前，放一盆水，开始霍霍磨镰。有自己的，二嫂的，四弟的，还有隔壁堂妹的。每个人一般都准备两张镰，有刚钉的新镰，也有使用了几年的旧镰，晚上磨快了，第二天轮换用。我磨镰不用大拇指去试，霍霍磨一会，拿起来细看刀刃，月光下，刀刃成为一条细线，闪烁出寒光，这样磨出的刀刃必然锋利无比。有时候，磨着磨着，会拿起镰刀遐想：难道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都用这样的镰刀割麦，就没有另外一种镰刀，别的收割方式？

直到许多年后，在渭北山区，才惊讶地发现果真有不同的镰，不同的收割方法。山里的麦子比我们那里晚成熟近一个月，去时，我们那里已麦罢，山里正是收割季节。山区的麦田都不大，一块块挂在坡梁之上，有远山作背景，绿草作陪衬，格外显眼，如同黄绫一样飘动。在一块成熟的麦田里，一个粗壮的汉子光着脊梁，正在割麦，用的却不是我常见的镰刀。只见那人手持一只簸箕样的网包，划出一道一百八十度的弧，用尽力气朝前掠去，随着刷的一声，麦子被掠进网包里，汉子随手一翻，包内的麦子倒在身后。细看，就发现了门道，原来，汉子手里拿的实际是一只巨大的镰刀，刀上带网包，随着汉子双臂甩动，刀口寒光闪闪。刀旁装有木柄，距木柄一尺有余，有牵引绳索，绳索一端有手柄。汉子操作时，扭动腰部，双手并用，右手持木柄掌握方向，左手牵引绳索拉出弧线，长刀带动着网包一起掠向麦子，一片麦子应声进入网包。

当地人将这种工具叫钐麦秆子，据说是一种古老的收麦工具。使用这种工具一要力气，二要技巧，如今能熟练使用这种工具的人不多。看汉子收割，果然比用普通镰刀要快得多。汉子说，用这种方式，一天可收小麦四五亩。我在村里时，二十岁左右，正当精力旺盛，也算好把式，每天割麦也不过二亩多。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不同的收割方法，以前只听七爷说过。汉子充分利用了手臂和腰腹力量，与我们的割麦方法相比，优点是不用弯腰，收获速度快。缺点是非强壮汉子不能操作，若是女人用这样的器具割麦，不累死在麦田才怪。还有，这种方法割过的麦子，麦茬奇高，将三分之一的麦秆留在地里。在我们那里，碾过的麦秸是牲口饲料，麦子割倒进场后，第一遍碾过，还要碾第二遍，为的就是将麦秸碾软，便于做牲口饲料。每年麦收过后，麦场上会搭起几个高高的麦秸垛，用这种方式，麦秸可保存好几年，需要时用裁刀截开，用多少截多少，存放几年后的麦秸仍白白光光的。碾过的麦秸有许多用途，除了做牲口饲料，乡村人家盖房子和泥要用、装枕头、引火也要用，谁舍得将这么多麦秸留在地里。

望着奋力割麦的汉子，我疑惑，难道山区就不稀罕麦秸。回头看弯曲狭窄的山路，我明白了。汉子割倒麦子后，还要沿山路再背回打麦场，与其背些用处相对不大的麦秸，倒不如省些力气，将麦秆留在地里。

七爷当年曾去河南、陕西做麦客，见过这种收割方式，对此不以为然，当年站在麦地头，对一众年轻人说：那哪叫收麦，用那么长的钐麦杆子在麦地胡抡乱砍，不知抛洒多少。这次看到汉子钐麦，感觉并不像七爷说的那样。

回去后查閱古代农书，才知道，汉子用的割麦工具叫钐刀，古称麦钐。王祯《农书》称为“芟麦刀也。”又解释说：“钐，长镰也。状如镰，长而颇直，比钹（古代的一种双刃镰刀）薄而稍轻;所用斫而劖之，故曰钐;用如钹也，亦曰钹。其刃务在刚利，上下嵌系绰柄之首，以芟麦也。比之刈获，功过累倍。”与钐刀相连的簸箕状东西叫麦绰，王祯《农书》将这种工具解释得很详细：“抄麦器也。篾竹编之，一如箕形，稍深且大，装有木柄，长可三尺，上置钐刀，下横短拐，以右手执之。复于钐旁以绳牵短轴，近刃处以细竹代绳，防为刃所割也。左手握而掣之。以双手齐运，芟麦入绰，覆之笼也，尝见北地芟取荞麦，亦用此具，但中加密耳。”可见，这种收割方式当时不叫割麦，叫芟麦、刈麦。其实，用这种方式割麦，与蒙古草原的刈草方法差不多，有人推测，钐麦就是胡人刈草方法的变异。为什么北方人钟情这种收割方式？王祯说：“盖地广种多，必制此法，乃易收敛，比之镰获手，其功殆若神速。”当年，白居易看到的应该不是这种情景，最直接的原因是，当时这种收割方法可能还没有传到中原。

按照王祯《农书》中的说法，汉子腰上还应该拴有一辆小车，叫麦笼，其实同样是个网包，也是竹编的，下面带有木轮，钐麦时，前面的人举起钐刀，从右至左挥动手臂，将钐刀割下的麦子甩向系在身后的网包，且割且行。王祯说麦笼：“盛芟麦器也。判竹编之，底平口绰，广可六尺，深可二尺。载以木座，座带四碢，用转而行。芟麦者腰系钩绳牵之，且行且曳。就借使刀，前向绰麦，乃覆笼内。笼满则舁之积处，往返不已，一笼日可收麦数亩。又谓之腰笼。”读完这段文字，感觉古人连割麦子也充满古典意味，让人好生向往。再看文中配图，头戴竹笠的男人腰系麦笼，在前面割麦，麦笼后，头挽云髻，身着长裙的妇人在后推车，就有了一种诗情画意。

还是前些天去国家博物馆参观，从汉墓画像石上，我看到一幅别致的收割场景，两个人在麦田里挥舞长柄镰刀，另外三个人则用短柄镰刀割麦茬。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古代农业一开始播种，可能采用的是撒播法，我们那里叫乱撒籽，即将种籽撒在平整好的土地上，再用耙耱覆土，长出来的麦子密密麻麻，不分行。从汉代开始，种麦子才开始条播，用一种叫做耧的播种工具，将种籽分行播种下去，长出来的麦子一行行有序排列。我们现在仍使用的短柄镰刀，更适合条播法播种的麦子。麦子直行排列，只有短柄镰才能方便地伸进去。对付稠密无序的作物，使用钐刀那样的长柄镰更方便收割。

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河南、陕西还有部分地方用钐刀收麦。不过，名称不同。河南人将钐刀称为剒刀，钐麦称为剒麦。本来系在钐麦人腰间的麦笼，由另一人专门推拉，名称也变了，叫鸳鸯。可能是以形取名，这种载麦装置用桑木或柳木制成，无轮，半圆形，网上绳子，下部为两个弧形腿，装上蓬松的麦子可不就像个鸳鸯。使用时，弧背着地，前边剒了麦，扭身摆臂顺势甩进鸳鸯。剒麦的人前进一点，后边拉鸳鸯的人就跟进一点，亦步亦趋。两人要默契配合，才能做到既快速，又不至于伤了人。

传说中，钐刀、麦绰、麦笼这种组合割麦工具是由诸葛亮发明的。至少从时间推算，这种说法有几分道理。小麦从东汉开始规模种植，到三国时期，已有百余年历史。魏、蜀、吴三国鼎立时，诸葛亮曾在第四次伐魏期间，率领蜀军抢收魏国成熟的麦子，以补充粮草。当时，诸葛亮采用的是孙子兵法中“重地则掠”策略，知道蜀军粮秣不足，出征后，留下王平、张嶷等人守卫祁山大营，“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上邽在今甘肃天水市，是中国最早盛产小麦的地方之一，又是曹魏重地，抢收上邽麦子，既可补充自己，又能震慑敌军。但对手司马懿也非等闲之辈，得知诸葛亮率军抢收上邽麦子，急派张郃等人飞速奔袭。诸葛亮生性多虑，先安营自固，然后匆忙芟麦，时间只有两三天，他的军队究竟如何芟麦？手里的芟麦工具是不是钐刀？若是，这种收麦工具至少已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了。遥想当年，诸葛亮的数万兵勇，人人手持钐刀朝成熟的小麦掠去，按每人每天三亩算，两三天时间内，该掠去多少亩麦子。那一年，被掠去收成的上邽百姓不知该怎么过？

王祯介绍的古代收割农器，还有一种让我大感兴趣，这就是上面提到的钹。

古代诗词歌赋中，收麦叫刈麦、芟麦，如今，一般叫割麦，有的地方叫钐麦，还有的地方叫剒麦，我们那里叫钹麦，同样，割草叫钹草。以前，总认为这是土语，许多人都写不出这个钹字。读完王祯《农书》，我明白了，原来，收获麦子工具不同，叫法也不同。使用钐刀收麦的叫钐麦，使用剒刀收麦的叫剒麦，使用钹收麦子的自然叫钹麦。此钹非彼钹，钹麦所用的钹，并非那种圆形的铜质打击乐器，是一种古老的镰刀。王祯《农书》中介绍的钹，两边有刃，长二尺多，阔三寸，横插在长木柄上，用插销固定。柄头装有掠草杖，用来掠聚割下来的麦草。用时，两手执柄，弯腰舒臂，绕地横掠，麦子应声倒地后聚为一捧，方便装载。这样看来，钹这种收割工具要比钐刀简单，比我们后来使用的镰复杂。

唐宋期时期，连皇帝也将割麦称为钹麦，唐时朝廷有钹麦殿，用来祈求上天，祝福天下麦子丰收。直到宋代，真宗皇帝仍在钹麦殿规地为田，引蔡河水灌溉。再看书中图谱上的钹，和我当年使用的镰刀形状十分相似，更接近陕西汉子手里的钐刀，便产生联想，从语系上说，晋南、关中方言都属中原官话，是不是元代以前，钹麦才是官方用语。晋南、关中的收割方式，都应该像那位关中汉子一样，抡圆了双臂钹麦？

王祯《农书》中，另一种让我感兴趣的收麦工具叫推镰。初见，我竟脱口而出，说：这不是收割机的雏形吗！书中画有推镰图谱并有文字介绍，“敛禾刀也，形如偃月。用木柄，长可七尺，首作两股叉，架以横木，约二尺许，两端各穿小轮圆转，中嵌镰，同前，左右加以斜杖，谓之蛾眉杖，以聚所劖之物，凡用，则执柄就地推去，禾茎既断，上以蛾眉杖约之，乃回手左拥成，以离旧地，另作一行。”读完这段文字，感觉推镰是一种机智的农器，体现出古人对农器的良苦用心。妙在镰刀下的两个小轮子和横木上的蛾眉杖。在没有发动机的时代，这简直是一项伟大创造。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距王祯600多年后，我在村里割麦时竟没有见过这种农器。

按照进化规律，越复杂、精细的生产工具，产生时间应该越迟，我想不通，为什么公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与乡亲们使用的镰刀，反而比生活在公元十三世纪以前老祖先的镰刀还要落后。

我离开村里的最后一年，村里才开始用机械收割麦子，那已经是1978年的事了。村里长者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还有过马拉收割机，可惜还没推广开就停用了，原因是效率不高。后来，又有履带式拖拉机带动的收割机，同样没用几天，原因是不适合水浇地操作。

那次使用的是一台小型收割机，用手扶拖拉机作动力，只将麦子一排排割倒，晾晒在地上，不脱粒，需要用大车载到麦场里碾打。村里人都叫它割晒机。当时，第一眼看见割晒机，我想到的是理发推子。其实，100多年前美国人塞勒斯·麦考密克发明收割机时，确实借鉴的是理发推子的原理，不过将头发变成了麦秆。两片齿状刀片来回运动，麦子就倒下了。我们村的割晒机并没有发挥作用，原因是老出机械故障，修理时间比工作时间要长许多，真正割麦子的还是人力。勉强用了两年，土地到户后，就寿终正寝了。

以后，古老而简便的镰刀又使用了几年，麦天的太阳还一如既往地毒，割麦，不，应该叫钹麦，还是那么辛苦。

至今，我仍然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那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时代。土地到户后没几年，庄稼人终于扔掉了从原始社会开始使用的收割工具，不管是古代农书中的钐刀、还是我们手里那种简单的短柄镰刀，都成为历史。不用收割麦子了，麦天还在，却只有短短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麦天的气息还那么浓，却不再令人生畏。到了麦天，庄稼人只需准备好口袋，站在地头，望着机器在麦田里隆隆作响。唯一和过去相同的，是到了麦天还忘不了准备些好吃的，因为，麦天是个犒赏自己的最好理由。那几年，常见的情形是，几个年轻人坐在地头树荫下，弄几样小吃，几瓶啤酒，一边吃喝，一边说笑，一边望麦田里隆隆作响的收割机。那种悠闲的神情，让人怀疑这是不是过去累死人的麦天。

用大型收割机收麦，丢掉一千多年来的收割方式，好像自然而然，一点也没让庄稼人感到意外。没有人去催，也没有人去喊，收割机就开来了。等开到地头，才恍然大悟，原来，麦子可以这样收，可以这样舒服惬意，这样轻松利落，这样坐享其成。只是他们不知道，这种收麦机器由一位叫塞勒斯·麦考密克的美国铁匠发明，在全球使用已经一百多年了。

人的脑门好也被隆隆的机器声冲击，突然开了窍。大型收割机都是私人购置的，那几年，凡有台大型收割机的人，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溢。他们的麦天开始得很早，结束得很迟。我们这里的麦子还泛青時，他们就出发了，先南下，去湖北、河南。公路上，随时可见庞大的机器隆隆作响，缓慢向南开去。十多天后，又返回当地，收完了我们那里的麦子，又开始北上河北、东北，直到七月底才结束。这是新一代的麦客，不用再背着干馍南下北上，也不用钻在麦行里挥汗如雨，人称铁麦客。

才过去二十多年，麦天，这种让庄稼人充满希望，又心怀畏惧的季节，好像已不存在。麦子黄了，毋需开镰，毋需进场，在我们那里，连打麦场也没有了。集市上再看不见买农具的，镰刀、木叉、推叉之类的麦收工具，好像变成了文物。偶尔在谁家见一件，会稀罕，回想旧时割麦的岁月，由不得说一声：还留这东西，早没用了。

麦子的气息好像弱了不少，连阳光好像也温柔了许多，再没有那种干燥呛人的气息，再没有麦行里的炙热，人的心情便开朗了，麦天像一个平常的季节，不再令人恐惧。只有像我这种年龄的人，望着发黄的麦子，偶尔还发些幽思，想起当年令人窒息的麦天。

前些天，驾车去河南旅游，进入太行山区，又看到了久违的场景。错落起伏的山坡上，一片片成熟的麦子黄澄澄，摇曳生姿，给葱绿的山间带上亮色。麦田地块都很小，或圆或方，敞亮地挂在山间。这样麦田，收割机根本开不进来，连我当年见过的割晒机也不可能，只能人工收割。两位年轻女人手持镰刀，正在弯腰割麦。这一幕将我带回了二十多年前，停下车，长时间驻足观望。两位年轻女子好像是姑嫂，衣着一红一绿，头上戴的不是当年常见的草帽，而是当下流行的遮阳帽。两人不时直腰嬉笑，仿佛根本没有体会到割麦的辛苦，不理会太阳的毒烈，也不理会麦子的黄熟，不像割麦，更像在玩。割麦的姿势也很笨拙，握镰姿势，拢麦方法都不对。我走了过去，两位女子望着我笑，我问：我能割一会吗？绿衣女子递过镰刀。我钻进麦行，将镰刀伸进去，弯腰拢麦，麦秆伏在大腿上，还像当年那么服帖，沙沙几镰下去，一抬脚，一捧麦子放在地上。那一刻，我想起了七爷教女人的话，“交叉把子旋风镰”，想起了当年领行子的情景。忽忽往前割去，两个女人在后面惊叹：好把式啊！在女人的赞叹声中，我很快就感到头晕目眩，再割一会，腰酸背疼，不得不停下来，将镰刀还给女子，说：老了，割麦是年轻人干的活。

离开两位女子，我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是体验当年的劳作，还是想在女孩面前显摆，抑或是想过把割麦子的瘾。想了想，都不是。只是感觉，现代社会的麦子不应该是这种割法，两位女人的劳作是一种无奈。

【作者简介】 韩振远 ，山西临猗人。多年来在《人民文学》《山西文学》《天涯》《美文》等报刊发表大量小说散文。作品曾获中国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散文选刊》等刊转载，多次入选年度选本，著有《家在黄河边》《回眸远古》《古之旅》《晋商之源》《秦晋之好》等多部散文集。现为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