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圆心与叙事的弧线

作家为小说赋予生活之上的隐喻意义，往往源于自己内心的时代焦虑。本期讨论的几篇小说，邓一光的《风很大》（《长江文艺》2019年1期），双雪涛《剧场》（《作家》2019年1期），余一鸣《理想主义青年郑三寿》（《清明》2019年1期），雷默《苍蝇馆子》（《当代》2019年1期），有着某些内在的相通之处。《风很大》中的陶问夏，《剧场》中的“耳钉男孩”是逃离的姿态;《苍蝇馆子》中的刀锋，《理想主义青年郑三寿》中的郑三寿选择了回归。这几篇小说，其实都在探讨一个人如何生活的问题，这是个终极而永恒的疑问，对于人类来说，没有人能完全置身世外。邓一光的浪漫主义，余一鸣的理想主义，雷默的现实主义，双雪涛的象征主义，只是他们构建小说世界时预留的装饰。在作家营造的对抗感中，我们思索他人的生活，无论是否会带入自己的观念、感情和判断，都不妨碍对命运的理解，以及那些装饰背后作家真正想要表达的意义所在。

1.   隐喻与救赎

《风很大》和《剧场》这两篇小说在叙事上各有设计。《风很大》突出镜头感，记忆闪回，类寓言式表达;《剧场》中插入了一个剧本，与小说叙事构成互文。台风，火灾，瘟疫，都是灾难叙事。小说叙事重心并不在于灾难本身的渲染，我们在平庸琐碎的当下生活中能找到什么，又能避开什么？在更巨大的困境中，作家给了我们台风过后的一地狼藉，副驾驶座位下面的瑟瑟发抖，拆迁之后的满眼废墟，也给了我们十字路口耐心等候红灯的卡曼，当然，还有丢掉无用的东西，全速驶向故乡那片瘟疫覆盖之地的精神乌托邦追求。

《风很大》：飓风中的寓言

陶问夏作为工科博士后，一向冷静从容理性，精密仪器专业的她对待生活也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丈夫邹茂茂事业失败，颓废崩溃打算出家修行;小姑兼闺蜜邹芊芊婚姻失败，仍旧充满战斗激情争夺财产。陶问夏无法帮助邹茂茂重新振作，也无法接受小姑的战斗姿态，因而对人生充满疑问。这是陶问夏面对的生活。在这个大台风天，尽管房子已经保护得很好，待在家里非常安全，但是陶问夏还是开车出来，沿途救起风雨中挣扎的猫猫狗狗。

这篇小说无疑具有隱喻意味。台风，经济危机，逃避的出走与冒险的出行，名存实亡的婚姻与离婚大战，困境中的挣扎，遇险的人生，很难说谁更理性。邹芊芊显然更现实：“你以为能修好这个世界，知道需要多少吨大号螺丝？”邹茂茂作为曾经的上市公司风控师，精英中的精英，并不能预控自己人生的风险，在现实打击面前，他脆弱，放弃，一蹶不振，直至看破红尘。曾经想过的“单纯的度过一生，是幸福吧”，在现实面前轻易破碎。就像大梅沙的天长地久石在台风中垮了，显露出里面的砖头。那些仿佛牢不可破的东西，有着怎样脆弱而虚假的内核？同事赵的存在，未尝不是一种自救，只是因为砖头而质疑天长地久，是因为内心里根本不曾有这样的信念。到底在意一个人，还是他的灵魂？经历那么多，陶问夏最终做了决定，把那双皮拖鞋扔进垃圾桶。

对于陶问夏来说，“她希望有力而深刻地生活，在日后宣称自己真实地生活过，但不曾做到，……她不敢少许松懈，害怕一旦松手，面前一片荒芜。”这不仅仅是生存意义上的恐慌，更是心理意义上的，对于人生而言，岌岌可危的并不是失业或者失败，而是那种无边无际的荒芜淹没尘世中的自己，所有挣扎就像车上的小猫小狗，狼狈不堪，却并不一定能够遇到获救的方舟。陶问夏的另一个疑问是，这个世界很奇怪，不断移动的人群都在试图改变自己的身份，直到分辨不清谱系和来源，拼命奋斗，抓在手里的到底是什么？陶问夏自问，是不是只剩下她一个人还在守着规矩，等待红灯过去。在这个长街空空荡荡的大台风天，这辆停泊在十字路口的卡曼，载着流浪猫狗，无异于大洪水中的方舟。而陶问夏想的是把这一切生命带离大洪水，而她也一起离开。

《剧场》：暴风雨与瘟疫

这两年辽宁“80后”作家颇引人注目。双雪涛，班宇，郑执，关注度很高，堪称2018年文坛的现象级热点。双雪涛小说有着基于现实生活，比现实主义更深刻的艺术审美，而且这位年轻的“80后”作家，还拥有讲故事的高超智慧。

《剧场》通过小说和剧本补述延伸，真实与虚构穿插，现在和未来重叠。主线是“我”24年人生的归来与出走，曹西雪的背负与救赎。“我”大学毕业，回到L市（感觉现在写小说用C城L市什么的很少了，每次读到会想一下，作家可以随意找个名字，为什么要用字母代替呢，这个话题应该也蛮有意思。）电视台实习。这份工作并不是“我”想要的，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自己也并不清楚。成长在一个有些自闭的家庭，父母一直都是关着门过日子，不愿意被人打扰，不与人往来。“我”也一样。和同事疏离，独自住在一个缺少光照的公寓，甚至和邀请自己回来的发小曹西雪也没有什么交往。公寓只有在傍晚时，夕照的反光会通过电视台大楼的脊背射进屋内，洒在窗台里一步远的地方。从小长大的筒子楼和现在居住的公寓没有什么差别，承载的是普通人平淡无奇、或长或短的一生。邻居曹西雪父亲搞发明失火烧掉了筒子楼，死了很多人，父亲也因此瘸了腿。父母一生最高调的大概就是火灾时从四楼纵身跳下。曹西雪是我的童年伙伴，唯一谈得来的一个人，如今住在一座远离单位的孤零零的梯形房子里，周围拆迁已经成了一片废墟。这座梯形的二层楼是一个小剧场，在固定时间，曹西雪会带着六个盲女排演莎士比亚剧目《暴风雨》。

小说后半段加入了一个剧本。六个盲人各执一词讲述火灾和瘟疫的起因。曹西雪排演《暴风雨》，大约是寻找内心的平衡和安宁，以求和火灾中死去的那些灵魂达成和解，也可能她并没有这些背负。而在盲女们的讲述中，每个人眼里都钉着一个游魂。插入的剧本试图澄清瘟疫的起因和火灾的真相，可惜真相并不存在。“而今鬓斑白，无处把身藏。去时怀心属，归来似尘土。”确乎像是耳钉男孩历经沧桑后的感怀。剧本拓展了小说的时间和空间线。梯形的房子终于还是被扒掉了，只剩下梯形的灰迹。曹西雪做义工，去教堂，说不上替父赎罪，她没有道过歉，也看不出负罪感，反倒是“我”常常感到非常内疚，因为父母的遭遇，虽然自己也并不能改变什么。小说有两个细节，大学毕业回L市前，“我”坐地铁在北京游荡，然后把地铁卡扔进垃圾桶。失业后准备回北京，水仙和月季花扔进了垃圾桶，打车在L市游荡了一下午。城市漫游者的流浪姿态里没有压抑和反抗，生活经验匮乏，记忆和经历最终都扔进了垃圾桶。这些多余人不属于城市生活核心，却是不可缺少的景观。事实上，大街小巷有无数这样的年轻人在游荡。小说中的生活非常真实，现实主义叙事技术娴熟，而读者始终是看客的心态。就像耳钉男孩站在曹西雪对面，就像梯形剧场外面那两个长袖男人。世界如剧场，人生是一场循环演出。

这两篇小说的救赎意味，值得探究。台风中飘摇的陶问夏、卡曼、流浪猫狗;剧本里孤独的老人、船、六个盲女，都为小说赋予了强烈的暗示意味。陶问夏没有抗拒风雨的力量，只是不忍心暴风雨中面对生死考验的生灵;老人也没有什么神力，只是一身疲惫想回到故乡看看。曹西雪说的都是真话，罪与罚的背负，并没有改变她宣教的姿态;耳钉男孩满嘴谎言，却可能活得更加真实。那些自嘲、冷漠，是拒绝自欺和伪善的选择。生命中全部救赎是在放下中完成，也是在持守中得到永恒。每个人在动摇中看清自我，找回自我，或者找回自己存在的依据。支撑个体去冒险，去北京，去莲花山，回故乡，不是神，只是一种情感的力量，一些具体的事物，细小，甚至隐藏在生命深处和死亡边缘，成为治愈自我的奇迹。陶问夏没有回到避风港，船上的人粮草充足却没有回航。浪迹天涯的人，最终想回到故乡，只不过故乡已经不再。死亡可能就在前面，拉着我们向前去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始终渴望自己成为自己希望的那样，也渴望世界成为我们希望的那样。尽管台风肆虐，瘟疫横行，尽管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仍然愿意不断触摸死亡的边缘，不断打破幻觉的边界，以此对抗世界的混乱粗陋，对抗虚无的佛系。有神吗？有救世主吗？陶问夏，船上的老人，就算脚下是诺亚方舟，他们也不是救世主，救起猫狗，救起盲女，首先是自救。这两篇小说表达的思考和理解，即使不能够对抗离婚争夺战和无聊的杀人游戏，至少可以在内心里保持活着的尊严。

2.   出走与回归

《理想主义青年郑三寿》和《苍蝇馆子》叙事更贴近日常生活。郑三寿是优秀学生，刀锋是失足青年。人到中年，一个成为最美乡村教师，另一个成为打面传承人。两个人物塑造都很成功，作家用意大约并不在此。余一鸣借郑三寿写社会变迁，以及一代年轻人的道路分化;雷默借刀锋写出一碗面里的历史、文化、生活和日常神性。这两篇小说较之前面谈到的两篇，没有隐含的宗教维度，但同样关乎信仰。

《理想主义青年郑三寿》：乡村少年成长史

小说以大学生活为核心回溯与补述。乡村，城市，农民家庭，知识分子家庭，高官家庭，有静态对比，也有动态呼应。主线是郑三寿的成长，农村少年的大学生活回忆录充满了年代感。郑三寿是典型的乡下孩子，出身卑微，家庭贫困，高考成功为他和娘赢得了村里的尊重。他携带着对未来无限美好的憧憬和乡村少年的腼腆笨拙自尊，来到了大城市苏州，走进了大学校园。大学生活中，这些美好想象不断因为他的贫穷被打破，这其实还是涂自强的翻版。四年大学生活，考研成功，因为娘病重，郑三寿放弃继续求学，选择回乡尽孝，成为一名乡村教师。郑三寿喜欢自己独处，刘其纲热衷社会活动，刘其纲是郑三寿的镜像，是他看自己、看世界时的另一双眼睛。拒绝敞开自己和拒绝自恋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对于个人而言，如何在群体中生活，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的距离，意味着一个人的成长和成熟程度。在大学宿舍、教室、沈家、许教授家，因为五十块钱，因为一把勺子，因为一双破袜子，郑三寿倍感羞耻。郑三寿并不是没有办法融入城市生活，虽然价值观，生活习惯，对人对事，存在着种种差异。四年的大学生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造他，他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还是最本真的自我。

读大学，读研，于他本来是落水求生的状态，可他先后拒绝了刘其纲的邀请，拒绝了沈一平的茶叶，拒绝成为大众中的一员。他把自己从群体中剥离出来，试图以坚守自我的方式，获得一种内在的尊严。郑三寿不是自然主义者，尽管笛声悠扬，他甚至连掼稻这样的农活都做得不够好;他不是反现代性，虽然看不惯那些灯红酒绿;他也并不拒绝城市，城市给他这样的优秀青年提供了很多选择。他留下来，读研读博，成家立业，成为物理学家或者著名教授，也是一种理想;而回乡村任教，是另一种理想主义。那个时代的确是理想主义的年代，年轻人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追求，社会也提供了实现个人价值的更多方式。这个小说因此具有了超出个体命运圆心，反思社会发展轨迹的意义。还想说的是，小说结尾比较喜剧，较之郑三寿的人生选择，这个结尾补述更接近作家的理想主义（功成名就，娘是养母，这两处交代，真是用心良苦）。另外，小说对女性采用了俯视角度。沈一平、沈母、徐梦竹、陶冶的女友，刘其刚身边的大学女生，多半自私而功利。 最正面的女性形象是郑三寿的娘，妹妹菱菱，本质意义上是亲人，与性别无关。这一叙事倾向，也令我颇感兴趣。

《苍蝇馆子》：一碗打面里的审美

以小镇的过往与现实为视域，老街，各种手艺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热热闹闹的俗世日子活色生香。这种民间视角，特别容易让人沉溺于一种踏实细碎的日常氛围。苍蝇馆子只卖打面，地方特色面食，银灿祖传的打面手艺，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碗面。吃面的人也觉得是一种荣耀，五角钱的猪肉，街市上的炫耀，市声喧哗，小面馆里自有一份天长地久。银灿手艺好，有自己的生意经，馆子开得有声有色。儿子刀锋不成器，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学习打面的过程非常辛苦，父亲要求严格，刀锋临阵脱逃，选择学修车。没多久又回到面馆学手艺，面馆生意依旧兴隆。再后来，周围的一切慢慢变了，老街上冒出来很多台球厅，游戏机，烧烤摊，小饭店，刀锋把面馆变成了麻将馆，再后来就是背了赌债，四处躲藏，流浪，四处借钱。直到瘸了腿回来，重新经营面馆。仿佛大彻大悟，立地成佛，每一碗面都焕发出凛然的尊严。就像一部无声电影，老街的变迁是一条线，刀锋的经历是一条线，交汇点是苍蝇馆子的那一碗打面。

这篇小说其实是温情的，市井生活本来如此，没有宏大的意义悬置，也没有人生的疑窦丛生，日常人生缓慢消解成为饮食耽溺。而市井里生出一种文化的悠长味道，让我们觉得生活本来就有着坚实的基础，没有那么容易被摧毁和湮灭。生存本身是个问题，却不构成放弃的理由。刀锋未尝没有反抗给定命运和身份的意图，可惜他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大时代转折中，有很多人被加速度甩出了原有轨道。苍蝇馆子原本是农耕生活节奏，突然的娱乐化、商业化让很多人迷失方向。小说写面，写人生轨迹，也是历史与时代的写照。小小的一碗打面，一个小人物，有很多变与不变的烙印。刀锋最后回归，是认命，也是经过选择之后的认同。较之当初父亲监视下的一举一动，此时的刀锋和打面心神合一，是与过往决裂的宁静，也是接续更久远的过去的超然。老街的苍蝇馆子成为宏大的历史世相与渺小的个体生命的结合体。把放逐过的自我召唤回来，让落满灰尘和蜘蛛网的一切重新焕发光彩，雷默写出了世俗深处最有生命力的神性。谁又能够真的对人生洞若观火，多数人其实是如火炙心。这一救赎过程，是人世间的浪子回头，也是存在意义上的自我重构。

这几篇小说多少都有些现实主义的灰色调，金融危机，失业潮，下岗，拆迁，城乡差距，年轻人的人生选择里有着太多无奈。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失败的邹茂茂，失意的耳钉男孩，孤独的陶问夏，四处流浪的刀锋，被同学歧视的郑三寿，每个人都身处困境，置身孤岛。生命中不断分化、解体、重新组合出来的方向，即使没有光环闪耀，幽暗的公寓，苍蝇馆子，暴风雨中的卡曼，瘟疫区的故乡，仍旧有值得守护的信念。终极目标是什么？独处是在观察世界，也是在反观自我，关起门来过日子，或许是我们能够争取到的最大自由，而那个广阔的世界始终都在，即使风雨飘摇，也不会被放弃。

时间，强化了焦虑、无聊和虚无。封闭的个人空间与社会疏离，可以短暂地缓释这种焦虑，但并不会天然地具有克服虚无的力量。我们因为什么而感到不适？是谎言，强权，还是自我怀疑？在城市提供的各种空间中游荡，加重了无聊感，一次次与时间告别，又消解了这种无聊。卡曼，剧场，船，公寓，都是某种形式的庇护所。大学校园，苍蝇馆子，不属于个人空间，更像一个小社会，但是足够一个人隐藏自己。世界广阔，路径狭窄;时代喧闹，独我寂静;生活彩色，内心黑白。用《剧场》中那两句歌詞作结罢：“所有过往，皆为序章。”

【作者简介】张艳梅，女，1971年生，山东理工大学教授。著有《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新世纪中短篇小说观察》《生态批评》等。曾获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