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垂冈上的大历史

我是1936年生的，八岁上学。八岁是毛岁数，那时候不讲周岁。当时日本人还在这儿。我不只是见过，日本人就住在咱村上，起码有四五个排。村子叫南垂。这村大，是个镇，隶属潞城。当年潞城有四个镇，城西黄碾，城北合室，城东微子，城南南垂。为甚叫南垂？因为北面就是三垂冈。三垂冈这个地方有名，毛主席写过一幅书法，《三垂冈》：“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且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诗不是毛主席写的，但毛主席喜欢。三垂冈是关口，南垂就是驻边守关战士的营地。要讲村子的历史，话就长了。反正地理有优势，南来北往的人一多，村子就越来越大。当年有句俗话，南垂街，三里长，一里一个观音堂。我给你数数，村里东西一条主街，耕读阁、东阁、慈悲阁、仰光阁。南北一条主街，文昌阁、春秋阁、三义阁、娘娘阁。更别提奶奶庙、真如寺、关帝庙、玉皇庙、崔府君庙、天主教堂。至今村里还有几处古建筑，耕读阁就在絃歌巷东口，上面还有副联：“纡曲粟山滋稼穑，澄清圣水毓人文。”二月十九，七月十三，十月初八，正经庙会，扛桩踩跷，还要唱戏，红火得很。

我们家是一进三院，前院，中院，后院。青砖砌墙，白泥勾缝，大门后有照壁，两边写的有字，绘的有花。不光咱家，谁家建房，也是几辈人努力，今年修修，明年补补，多年工夫，才建成个这。祖父那一辈人就在外边，跟着学做买卖。先是在北京，没挣下什么钱。当年买卖能有多大？有头毛驴，都了不得了。那时候去东北，得先去邯郸，没汽车，火车更是不通，驮运东西，全凭牲口。几年下来，多少也存了点儿。存了俩儿钱，就想着盖房子。老房子还在村南头。祖父弟兄两个，人口一多，就得分门立户。过去分家怎么分？再亲兄弟，一个小锅，一口小缸，小坛子，家常物件，都要算得一清二楚。祖父也没说分家，就去村中买了个套院。

1938年，日本人从潞城过来进犯潞安府，我虽然才几岁，多少也有印象，没见他们杀过人，什么三光政策，没有。这是头一回。又过了一年，第二次上来，一个个都不一样了，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到处修碉堡。村北高地上，还建有炮楼。传言也多，都说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这家伙，谁不害怕？年轻小媳妇儿也不敢打扮。像我大嫂，当时刚过门，一听说日本人来了，赶快就藏到烧火的柴火堆里。男的也不敢跑，你要跑，肯定一枪把你打死。村里人谁知道有这讲究？打死十个八个怕是不止。其中被打死的一家，从东北奉天干买卖还是什么，刚回家不久，穿个长大褂，一听说日本人来了，抬步就要翻墙。刚爬到墙头，日本人进来了，一看人要跑，抬手就是一枪。他们认为你跑，就是心里有鬼，不是好人。小孩他们不打，还给你糖。有一回见日本人跑，我们也跟着跑，没想到是往咱院来，我就藏在缸里头。他推开门瞧瞧，见没人，又走了。我紧跟着跑出去，结果他还没走，正在街上打人呢，啪啪扇人脸。被打的人就是咱家门市烟店伙计双儿，他动也不敢动，只是一个劲喊太君啊太君啊。

咱家到底也被日本人占了，不叫你住，把我们撵到了邻居家南院。现在的好多抗日电影电视剧净瞎编，动不动就挑衅，把日本人打得人仰马翻。真是不懂历史。当时日本人厉害，人看见了都害怕。为啥？人家有枪，你赤手空拳怎么斗得过。就是八路，低潮时，起先好枪也不多，路过村里的八路，好像是从四川过来的，一身灰军装，背的还是片刀。地雷好造，一硝二磺三炭，老祖宗早就会了。枪就不行，多是鸟枪，里面灌铁砂，打不远。外国枪，枪管里有来福线，子弹打着旋出去，射程远，一打一个准。就这，怎么和人打？所以毛主席才提倡搞游擊战、麻雀战、地雷战，就是要扬长避短。你现在由着想象编，尊不重尊重历史另说，毛主席的战略岂不是没了现实基础？

接着说上学。日本人在村里待了三年，上了三年日本人的学。也不是日文。地方是归日本人管，教材都是汉字。发的第一本书叫《修身》。不管是半年还是一年，能背下来了，就去找老师。老师怎么考你？先给鞠一个躬，转过身去，就背，一个字都不能差。过关了，再换书。第二册叫《国语》。《国语》的文字就深了。我从头到尾，通通背了一年。于是再升级，读第三册《常识》。《常识》后半部讲什么人类猿类，更莫测了。我也背下来了。校长亲日，办了几年，搞得还算红火，尤其体育抓得好，人人都要做体操，比我大点的学生还会打乒乓球、篮球。打篮球的也没衣服，怎么分队，两个队，你身上是蓝袋子，他身上就是红袋子。这个时候，再要升级，就得学日语。比方说集合站队，让你报数，用日语报。不会用日语报，老师就用教鞭敲你抽你。可是不到下半年，升不了级了。因为甚？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垮台了。

日本人一垮，国民党进来了。先前的教材不让用，要用国民党的书。学校还是那个学校。老师也换了，亲日的统统不用。教室布置得不一样了，讲台正中间放的是孔子像。上学来了，先给孔子鞠躬，再把书包放下。下课了，先把书包背好，然后给孔子鞠躬。虽然我十来岁了，从前学的那些到底不算数，还得从头念。说是从头念，认的字也不少了。父亲也识字，家里就有《百家姓》《千字文》，上下《论语》，多少也能学点儿。教你唱国歌，什么“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我们哪里懂什么“吾党所宗”，还以为是军阀混战，五个党争权夺利。嘿，还没学完一年，国民党又垮台了。

八路军来了。1946年，长治解放。国民党被打垮，政治体制都垮了，贫农没有钱，地主虽然还没开始斗，都在说分地的事，谁还操心学校？连续两年，村里的学校还是恢复不了。当然学校说是也要开。老师都是从延安那边过来的，上来就教政治。学校里也不要你背书，都在搞政治活动，小学生参加儿童团，帮着站岗，查路条。我也站，小孩子都天真，哪个小孩都一样，有了权力，认真得很。见人过来，就问，路条？没有？没有，回去。

更多的时候，是去捡羊粪，跟上老师开荒种地。文化课没有，唱歌有。到了1948年，给发上书了。书不知道哪里印的，纸张不行，一摸一手油墨。人也理解，国家正是困难时期，个个想的都是为国家做奉献，怎么发展生产，有书念就不错了。

上学上到后来，我也不想上了。去学校也是劳动，捡粪交给学校，开荒也是给学校，还不如在家里作务。

那个时候，我们家在村里地也不多。就记得解放后村里开会给定富农。我当时十三岁了，大人在那里讨论，我就在旁边听。工作组说，如果按人口算，一人三亩，申家八口，还欠申家几亩。我奶是个老太太，不懂，以为算成富农了，还能再补点地，就要这个富农成分，说地不够，按房产多少算，我家肯定够富农。工作组的人有规矩，说不行，《土地法》早就定下来了，要按政策办事，是富农还是贫农，上头都有规定。

我1950年就去了沈阳，虚岁十五。在村里种地咱也会，问题是家里人不希望。为甚去沈阳？我大哥就在那做学徒。他去得早，抗日年间就去了。说是做买卖，买卖也不规律，不好做。

去了沈阳，我又上了一年学，就不上了。接下来干啥呢？去振义兴电镀厂。厂子还是私营，一个月也挣不多，就图有个营生干。后来又去双义盛铜制品厂，生产喷灯。喷灯本来是民用，这个时候开始抗美援朝，我们在厂里生产的东西军用开了。军代表天天来催货，我年轻小孩，管质量检查，问他要这东西干什么。他就讲，是为了防止美国飞机轰炸。抗美援朝，汽车冬天跑，发动不着了，开始是用劈柴，用火烤。柴火一烧就冒烟，美国飞机看见烟腾上来，知道就是目标，立马扔下一串炸弹。喷灯可以加热发动机，也不冒煙，问题解决了。任务就落到了喷灯厂。我们厂里人也不多，就二三十个人，一天也生产不了多少。军代表说一辆车，不管是汽车还是坦克，得带两个。没少加班。后来好啦，战争1953年就停了。战争是不打了，军队并没有撤。汽车还要跑，喷灯比柴火好使。

从1953年开始，全国大搞工业化，粮食统购统销，按票供应。到1955年11月，成了定量供应。粮票也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那会儿我年轻，能吃，每月工资不少，粮票有限，还不一定够吃。

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小厂变大厂，我们厂成了合金铸造厂。工资要重新评定，根据个人技术能力，群众公议，理事会再通过公布，有四级工、五级工、六级工、七级工、八级工。我评到了五级工，第一笔工资挣了55元。也是这一年，还入了团，新民主义青年团。

1957年，我开始出门，这跑那跑。干什么呢？当时全国大形势，就是整风，倡导调查研究，不要盲目工作。到处贴大字报，提意见。车间把我们仨抽调上来，成立了整风办公室，让我们搜集、统计大字报，每天有多少张，都要编号。给哪个领导提了什么意见，是生活作风，还是工作态度有问题，都要按性质分类，汇编成册。我干了一个礼拜，支部书记就找我谈话。开头也不说，还反问我，知道找你来干什么吗？我哪里知道，还以为不让自己干了。书记说，明天你就不要去整风办了，到这里来上班。干什么呢？书记办公室和整风办离得近，他还怕听见，轻声细语，一边说，一边写在我手心上。写了两个字：肃反。我还只是个新民主义青年团员，顶多算个入党积极分子，没想到一下让我一个工人干这么机密的工作。都没脑子多想。咱这文化水平有限，能干得了啥？不是硬赶鸭子上架吗。书记又说，明天你来先看材料，肃反的政策界限，反动军、政、警、宪，什么级别就够定性为反革命，什么不可以。规定得很详细。我上班就天天看这个。先是筹备。等到工作开始展开，好家伙，沈阳市这么多单位，今天这个单位来人调查，明天那个单位来函要情况说明，都得登记、接待。咱要了解情况，去人家单位，也是同样一套程序。好在公安派出所掌握一部分材料，凡是有历史遗留问题的人，档案里都有交代。怀疑谁有问题，得开上介绍信，去派出所尽快拿回来。先是收集档案，在单位统一管理。骑上车出去取，一天，拿回来仔细看，一天，再坐上火车到原籍了解情况，又不知道是多少天。上开这班，你想走都走不了。你敢说不干？你什么思想这也不干？还想不想入党？你还是团员。

给你说几个案子，你就能想象当年是怎么个折腾的。

先查了个名叫申一挺的。和我一个单位，人称申团长。走路瘸，说是杀日本人骑马摔的。肃反是查反革命，老军阀不在此列。他自己说，当过宋九龄的副总指挥，领着25军没少杀日本人。这么一说，申一挺不光不是反革命，人还带兵杀过日本人，是有功之臣，还得给人落实待遇。他自个儿说的也不能全信啊？何况还接到了群众举报，说是几年前听见他老岳父骂他，你别跟我窝里横，逼急了，我告你去，你身上七八条人命呢。当时邻居听了，没当回事。赶上肃反，就举报上来了。这就开始调查。

既然他说当过宋九龄的副总指挥，那就去找这个宋九龄。我们就是区里的干部，那会儿什么都是翻档案，根本不知道宋九龄在哪里。听说是在上海，坐上火车去，打听半天，也没找见。

回来就继续审。问申一挺七八条人命又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抗日时带兵打仗，因为指挥不当，害得七八位兄弟丧了命。他的话不能当证据，就去找他的老岳父。老人早就记忆衰退，耳又背，甚也想不起来。

线索断了。也是赶巧，上面来了一通电话，说这个宋九龄就在锦州，还是辽西省政府委员。找到他，掏出申一挺的照片，问认不认识。老人八十几岁了，说是不认得。又问东北国民救国军第25军副总指挥都有谁。他说就没有第25军。他所在的部队是抗日救国第四军。老人1875年生，早年在张作霖部下，一直升到中将。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退回关内，宋九龄三次到北平面见张学良，打算回辽西组织抗日武装。得到同意，带着28名亲随，最终拉起一支6000人的抗日队伍。打过几次仗，杀了几十个日本兵。坚持了一年，到底力量悬殊，处境艰难，便将队伍化整为零。老人讲，这个申一挺应该能知道这段历史，最大可能是在他手下当过兵。就这么一个可能，还是结不了案。

还是靠了群众，找见他的小老婆。两个人不在一起了，女的时不时还来看她爸。她一个人自力更生，夏天带个小方箱子，卖冰棍儿。问她当年和申一挺怎么回事。她说，申一挺起初仗着年轻人血性，和七八个人商量怎么杀日本鬼子，结果日本宪兵队得了信，把他们都抓了进去。其他人再没出来，他出来了。不光出来了，腰上还挎个小枪。她一介弱女子，就这么被他硬娶了。还在锦州有名的饭店迎春楼，包了个雅间，天天牵着小老婆去。也带兵四处抓人，耀武扬威的，人称申团长。胡乱折腾一阵，到底没抓到个有名姓的，日本人没了耐心，就把他送到煤矿挖煤。结果遇上塌方，把腿给弄断了。

这么一说，前后对上了，他也算不得大恶不赦，顶多算个政治骗子。就是跟他一同进去的七八个人没活着出来，也不能肯定就是他的错。进了日本宪兵队，能好活？他算个叛徒，但和革命关系不大，就是群众有抗日热情。怎么办？刑不能判，但也不能由着他继续欺骗组织。就把他送去劳教，出没出来，后面的事，天晓得。

1958年底，又碰上另外一件案子，去丹东调查核实了解情况，站在山头一看，哎呀，过了鸭绿江就是朝鲜。军队从朝鲜正式回国。

沈阳火车站，到处挂着大横标，敲锣打鼓，欢迎人民志愿军凯旋归来。归来了，部队人多，成营成团的编制就地转业。像吉林大化工，四十万人，全是抗美援朝的主力军。还有的去新疆、黑龙江、嫩江、七星泡农垦开荒。怕的是敌人再打回来，扔下镰刀，拿起武器又是一支军队。

也是这一年，老家给介绍了个对象，就是邻村鹿家庄的。这个时候，邯郸到长治也通了汽车。沈阳到邯郸一千多公里，随便一个小站也要停，一趟下来得两天一黑夜。慢车也好，上面有吃的有喝的，停一站还能下来买点当地小吃。到了长治，才知道南垂不归潞城了，划到了长治市。那时候出了个劳模李顺达，他去前苏联参观，带回来几台拖拉机，在城北南垂、关村、捉马、王村一片平地上，成立了中苏友好集体农庄。农庄开始还不算是国有，都是私营，人们意见很大。當时还问我姥爷，为什么咱家地都在东边，城西没有地呢？他说不是，高级社有拖拉机，东山地势不平，不适合拖拉机。因为人们有意见，就开了个会，愿意参加农庄的，就把地投入进来，不愿意的，就上村东。村东就叫互助合作社。

村子的变化也是跟着大形势。有地没地，和我关系也不大。反正咱回来是相亲。和姑娘见了一面，两个人印象都还行。说起她家，也是苦得不行。她家成分也高，地主，父亲被打那年，她才几岁岁，发生什么，完全不记得。就知道自家院子不叫住了，父亲也被打坏了，就母亲领着仨孩子这里打几天工，那里做几天活路，姨姨家住几天，姥爷家住几天，村长家饭熟了，也跟着去讨。实在不行了，还去王村，去南垂，要饭吃。没地方待，就在土地庙里睡。过去可没少遭罪。论成分，和我家也还算般配，我家不是地主，但也不是贫农雇农那样的好出身。《土地法大纲》出来后，才知道把她爸斗错了，又填平补齐，她家院子南院早被人住了进去，不好撵人，倒是北院给退了回来。又给了头驴，算是纠正了错误。

我回沈阳后，她给我寄一张一寸黑白照片，背面写着“给最亲爱的人”。那时候没电话，她又不识字，写信也是别人给念。下回再回南垂，给了一百元彩礼，给她买了一身新衣裳，就算是定下来了。结婚头一晚，她和我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吃上白面。她小时候可是受够了苦。

这一年，我22岁，她呢才16岁。典礼完，我回沈阳，她还在南垂社里挣工分，女的一天能挣十分。又过了一年多，才把她接过来。这就过开日子了。每月工资挣到了60块钱。不少了。我有个朋友，说起当年，一个月才挣37块钱。他还高兴得不行，说就是靠这每月37块钱，养活了5个大儿子。我手脚大些，老是个花，没存下什么钱。为甚？我出差多呀。

1958年赶上肃反，办过一件案子。一个叫孟宪斌的，黑龙江人，绥化肇东县的。让他填档案，他空着，就填 了个县份。说是老家都没人了。话不能由他自己说，得一处处落实。到了肇东，去了孟家所在的村子一查问，是有孟宪斌这么个人，只是早参加国民党军队，没了音信。这个孟宪斌就是参加国民党那个吗？没人说得清楚。问他的老母亲，老人神经衰弱，支吾半天说不成一句完整话，一说就流哈喇子。后来又去县里查档案，知道了一桩悬案。刚解放的时候，政权不稳，地主来了个反攻倒算，组成还乡团，一个叫何秀文的人也在其中，非常凶恶。再凶恶还能经得起正规军打？被解放军抓住，直接就毙掉了三个，何秀文就是其中一个。被毙那天是晚上，行刑队见人不动了，也流了血，就收了队。第二天检查才发现，怎么尸首少了一具。何秀文不见了。东北又是地广人稀，多远也看不见一个人，发动群众找了，也没找见。这事就作为一个悬案搁置起来了。等到肃反运动起来，又开始查这个案子。当年枪决这批人的解放军早转业到了上海。我们就坐上火车到了上海，找见这位转业军人，问他当时枪毙那人情形，弹孔是在胸口左边还是右边。了解完情况，回去也不能打草惊蛇，直接审这个孟宪斌。就找了个老工人，和孟宪斌一起去洗澡，看看他左胸口还是右胸口有枪伤。脱掉衣服一看，和解放军说的对上了。材料有了，事实也有了，组织上就公开找他谈话。领导一问，他倒傻了。什么都交代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他半夜里醒来一看身边还躺着两人，知道自己捡回来一条命，慌不择路就是个跑。结果误打误撞，跑到一个姓孟的地主家里，孟姓地主的儿子早不在了。两家人一合谋，他就成了孟姓地主的儿子。案子最后判了，把他送到鸡西密山劳动局劳动教养。

领导见咱虽然年轻，办事情倒也周全，有甚说甚，没给他胡来，是个干政工的料，那就继续搞这一块吧。

到了1959年，肃反刚结束，又把我抽调到沈河区委，干啥呢？审干。

当时档案也不齐全，有的人老实，填得仔细，有的人呢，什么也不填。他有什么历史，要是不清楚，敢不敢用，能不能用，都是问题。像我们厂有个叫老常的，老家在河北，和我一起入的新民主义青年团。他家是个地主，隐瞒了，一直没写，后来还比我先入党。他人活套，别人说什么，他都不表露自己意见。直到我离开厂里，回到长治，后来又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才把他的历史调查清楚。到底是被发现了。可能是挨了批，也可能是受了刺激，没过几年就不在了。

咱不敢，有一点问题，都老老实实和组织交代。我姐夫家是地主，我嫂子家是地主，我姑夫是让共产党枪毙的，都在档案里交代得清清楚楚。至于为什么被枪毙，咱那时候是小孩，不大几岁，谁记得？总之是把这个事儿给说了。组织上去调查，都是真事儿。影响不影响你进步，不好说。不管是提干还是调工资，一排队，就把你排后边儿了。出身不好嘛，人家雇农、贫下中农成分高的都还没享受到，怎么轮得上你。书记也和你讲了，说小申啊，你还不错，经得住组织上的考验，不要灰心，不要丧气，要继续努力。话是这么说，心里还是憋气。心里不舒服归不舒服，该干啥还得干啥。出身还能由你选择？算了吧。

1960年困难时期，上级号召工厂与农村挂钩，互相协助，东北不是地多嘛。就是地多，没点关系也闹不下。正好我们的厂长李来春有个弟弟，就在达连屯当书记，村里就给厂里一片地，分给大家开荒，种菜种苞米，由你。又恰好赶上第二次肃反摸底，需要大量的内查外调，得出差，这可把我闹住了。人家礼拜六放假了，全部上农场。这个李厂长敢干，弄下苞米不少，平常光景也有几百斤。可是顶事了。我呢，不光弄不下，还得出门。好在有我二哥，捎带着把我那片地也给锄了，一年下来，也能打个几十斤。但这几十斤也不顶事。就去找李厂长理论，说你们倒好，工资一分不少，还可以种地贴补，我呢还要出门，自己贴上钱不算，地也没法儿种，我那苞米地就不是地吗？李厂长讲政治，知道了我的想法，倒也没有和我多说。问我到底想怎样。我能怎样？火气是出了，工作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不由你。搞政治运动都有期限，不是你有时间搞就搞，得配合上面大形势需要。

一干就是两三年。

让下五金机械工业公司政治部，下。干了一年，又让到公司人事科。又干了一年。又让我去搞“四清”。先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来又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清”刚刚搞到半路，“文化大革命”起来把步骤打乱了，工作队就撤回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厂里也乱了套，我就一直在厂里搞政工。政工里也有分工，刑事犯罪也管，政治宣传也管，我呢一直没离运动这个岗，什么业务都要有个专长，不能稀里糊涂弄个人去干，每一桩调查都关系一个人的命运。“文革”开始，文攻武卫，我那个厂里也打死过两个人。什么人呢？外调来的。当时各单位肃反领导组都有登记簿。外边来的人，哪里来的，要调查谁，了解什么问题，你们怀疑他有什么问题，都要登记在册。二次肃反期间，佳木斯铁路公安处来了个人，说是要了解老张张国政，怀疑他是日伪特务。这个怀疑不等于事实，有了嫌疑就得去佐证，要不把好人冤枉了怎么办？老张家是河北玉田县的。说是去核实，阴差阳错，一时半会儿没有去。造反派不管这，拿到登记簿，也不分青红皂白，扭起老张就说是特务。造反哪里讲究什么程序，直接就把老张给专政了。当时领导都下放了，我也靠了边。造反派上台，又把我用起来。群众专政也没有套路，想起来就去审老张，问是不是特务。不是？又是一顿拳脚。把个老张打得。看管老张的人叫个老黄。我看这么审下去不是个事儿，就对老黄说，要不把老张叫过来，咱们走一趟玉田县。老张一进门，走道一岔一岔的，就像那个《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似的。讓他坐着。他坐下来一会儿动一动，一会儿动一动。我说，你看你这个人，叫你坐着还不老实。那会儿咱说话也得注意点儿，毕竟他是专政对象，不了解他的底细。实际上我是故意拿这个话引他。他连忙站起来，说不是不是，是我的屁股打烂了，痛得受不了。我就让他褪下裤子来看一看。肿得，打得全是血紫。就让老黄赶快把他送走。找他来谈话，也不是要了解他交代得怎么样，主要还是给老黄看。之前说老张说家是河北，这会儿又承认日伪时期是在牡丹江佳木斯火车机务段干过。为啥承认？被打成这样，不承认能过关？我就和老黄说，得去趟佳木斯。

第二天去财会科把钱借上，往佳木斯走。找见铁路公安处，查问半天，日伪时期，机务段有两个老张，都被宪兵队抓过。另一个老张，叫张怀德，早些年日本宪兵队怀疑他是八路，把他抓了起来。他是个车工，耳朵听不见了，戴着个助听器，还在车间干活，问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进过宪兵队的人还能活着出来，即便不是特务，也可能是叛徒，自然就开始怀疑他。张怀德本来就不知道因为什么被抓，什么都不说，就要挨打，为了不挨打，就编了些话。为甚是编的？今天问是这一套话，我再去问，又是一套话，显然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啥。他不知道，我们得知道，得弄明白。我就问他，日本人是根据什么抓的他。他说不清。耳朵又聋，问他认不认识张国政，说来说去也全是囫囵话。当时抓他打他的有没有中国人，也闹不清楚。又问他一起被逮的都有谁。他说有他婶子。问他婶子在哪里，他说婶子回了老家山东宁津县。又问婶子还在不在世，说还在。我跟老黄说，咱们还得返回去再跑一趟山东。

为啥本是查张国政的案子，怎么又了解开了张怀德？就因为他们都在一个单位，都被日本宪兵队抓过。说不定弄清了这个人，自然也弄清了张国政。再说，佳木斯机务段的人也让我们把两个案子并在一起，捎带着都查了。

又坐上火车往山东跑。在宁津县乡下，找到了张怀德的婶婶。这个老太太记性好，说得明白。她说当时在佳木斯，一个院子里，还住着一个人，姓吴，外号吴小鬼。住着房子，却不给她房钱。她男人正在院里和煤打煤球，碰见吴小鬼要房钱，吴小鬼不光不给，态度还不好。两个人吵了起来，她男人拿着铁锹要打。幸好来了几个人给拉住了。架是劝住了，却也把这个吴小鬼给得罪下。吴小鬼当过伪满警察，因为经济犯罪，被局里除了名，人是开除了，但他警察局里还认识人。就找了个罪名把这一家人给捉了进去。

怎么回事呢，原来张怀德的弟弟先前在山东当八路，八路被日本人打散以后，就跑到了辽宁阜新煤矿，知道他哥张怀德在那工作。结果没找见，人说你哥不在这，上佳木斯了。到了佳木斯，他就住在张怀德家里头。一天，几个人在那里闲话，其中一人叫王景文，见他穿着个土布裤子，就耻笑他，说他山东老侉，不行。张怀德也来劲了，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我弟穿成这样，先前也是个官儿。他往肩上一比画，说他弟过去是八路呢。这话就传出去了。

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吴小鬼起初没怎么在意这些闲话。被张怀德打了两铁锹，一下想起这回事，就去警察局告了密。宪兵队人来，张怀德弟弟不知去了哪，没抓着，倒把张怀德还有他婶子一起逮了起来。张怀德哪里知道他弟弟的下落，死活说不清楚，给打坏了。老太太也打坏了，打得顶不住，又是灌凉水，又是老虎凳。

光听老太太说，也是一面之词啊，得有当事人佐证。

就得了一条线索，一个是吴小鬼，一个是王景文。又坐上火车上佳木斯，去军管会查档案，原始材料也没找见，1945年8月15日光复那一天，日本人给全烧了。原始档案没有，还有一些整理出来的档案。还真找到一个叫王景文的，先前给日本人干过翻译，现在黑龙江七台河勃利县。管档案的人说，这个人快不行了，要去得尽快。我们又连夜赶到勃利县。提出他来，把张国政的照片往他跟前一放，他说人倒是认识，至于怎么被日本人抓，也不清楚。那年月，日本人随便找个理由都能收拾你。又问当年抓张怀德的事。他说张怀德他认识。他说是谁报告的他不知道。这条线索算是断了。

又打听这个吴小鬼的下落。管档案的人说这人还在世，不过下放到农村去了。下到哪，人也不清楚，让我们去派出所查。吴小鬼的档案倒齐全，早就被定性成反革命。找到吴小鬼，他改造得老老实实，什么都交代。提起这事，他说这个问题是我的错，张怀德是我检举揭发的，我住人家房子不给人家房钱，还想着欺压他，耍我的厉害。

张怀德的案子弄明白了，张国政的背景还是不清楚。又去河北玉田了解张国政。老头哪里是什么特务，他没什么文化，就是个木匠。若说有坏历史，不过是当过一贯道的堂主，这个堂主还不是社会堂主，就是个家庭堂主。按照就低不就高原则，他也构不成反革命。

你想想看，就为这么一个老张，又牵出另一个老张，来回坐火车，几下山东，几上佳木斯，花下多少钱。国家倒也补助你，但也有规定。像到北京，大城市，一天补助6毛钱。那会儿年轻，也不懂好歹，要是今天工作顺利了，两人高兴，咱今天打打牙祭，下饭店喝点酒，吃点肉吧，一条龙。要是工作不顺利，一生气，也是去喝一顿酒，还要加两个菜。一天补助的六毛钱哪里够？要是节约点，一天哪里花得了六毛。一个大烧饼才五分钱，吃俩你就饱了。这生活，积年累月下来，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可是这人啦，吃惯了的嘴，跑惯了的腿，到点儿了想的先不能委屈自个儿肚子，该花还是得花。出差时间一长，高低控制不住。一个月60块，还是个不够花。报销得也多。单位开会就批评，说就不相信你出个差嘛，就能花销那么多。贴补上家里不说，有时候她还得给我帮衬点。好在她在国营旅社，一个月也有几个钱。

花下多少钱且不管，重要的是要把问题搞清。这个时候，来龙去脉是搞清楚了，可以结案了。可惜案子结得迟了些，老张张国政也被斗死了。

落实政策后，又给老张平了反。他儿子是个大学生，在唐山煤矿，专门来找我，感谢得不行，说要不是我给查清事实，他就得一辈子背着这个黑锅。

工作几十年，没少查过案。抓获的反革命特务不少，有的是自己交代，有的是查出来的。不管是自己交代，还是去调查，都得搞清楚事实，要有证据印证，敷衍了事轻信口供怎么能行，一条一条都是人命。

东北这地方复杂，日本人侵略的时间长，国民党也争夺，现在的电视剧不经常演，日本人有宪兵，国民党也在渗透特务，日本特务又在策反中国人，人在那种环境下，怎么鉴别，难度可想而知，弄不好就冤枉了好人。像我待的沈河區委，人是有数的，几百人，了不得。五金机械工业公司，也就一百多人。人不多，但我们政工部就十三四个人，工作量也不小。

工作换了好几处，宣传口待过，保卫科也搞过，无论做哪一行，都是工作。组织上需要抽调你，选择你，你跟着去干就对了。像我，组织“四清”工作队下农村，一走就是一年。内查外调，好多问题都涉及到调查。比如工厂里的干部，你有没有贪污，没有贪污还有多吃多占。

我入党入了十几年。1956年就入了团。到1974年才入了党。考验我是怎么考验？就是这样考验。开始递一回申请书，被拒一次，还想不通，后来就习惯了。习惯了不是说再不求上进，而是下一回还得继续递。不递你就是态度不积极。何况咱还是真心想入。平时工作咱也没落下，该干啥还干啥。那几年尽干了些这。

1974年又从沈阳回到了长治。

因为甚？

不因为甚。老父亲死了，老母亲还在。1951年去了沈阳，不少年，也回不去，一直没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就向组织上申请，要求照顾一下，调回老家，哪怕能跟父母生活上二年，也算。申请是写了，先是单位不放。后来单位放了，政治部又不批。再后来政治部批了，局里面又卡住了。等到局里也同意了，我母亲死了。这个时候，走还是不走？我又跑到市里去，跟人解释，说我母亲都殁了，不想走了。人说，呀，你这可是不好办了。我说我户口都还没动。他说，你是沈阳市的人，这个不差，可你的工作指标没啦。那会儿，沈阳和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一样难进，都是你人往外出几个，才能进几个。我人还没走，就把我四口人的指标给顶了。

这弄得我没办法了，不走也得走。就这样，我回来了。11月3号下了火车，那时候长治的火车站跟个小土地庙似的，出来路两边黑漆黢麻，哪里有路灯。打的衣柜、床，各种家具，还不少，都得自己往下搬。

一开始轻工局给安排在自行车厂，就在老顶山脚下，到处是玉米地，交通也不方便。老大当时中学刚毕业，看见这环境，灰心得不行，想不通，怎么到这地方来了。连个公共汽车都没有。后来知道，倒是有一趟公交车，只不过人家定时定点，早走了。沈阳公交车多，像我老伴儿，不会骑车，给你发上月票，当地人叫满天飞，不管你住哪个区，哪趟车都能坐。我呢，单位给发的有自行车。沈阳那会儿算是发展起来了，交通方便，职工待遇也好。到了长治，坏了，不光没公交，自行车也没，沈阳那辆，走的时候早交回去了。

又找轻工局领导，说那就去拖拉机厂吧。拖拉机厂项目正上马，到处乱哄哄的。一开始在武装部，后来上面要求武装部和保卫科分开，我又去了保卫科。说是小厂，也有一千多人。厂子新成立，制度也不健全，工人素质也不高，什么东西都往家拿，一年干的活，比起在沈阳十年，怕也是只少不多。

刚开始来，也不可能给你分家属房，就在捉马村租了个房子。租的地方离我上班的厂子是远了些，但离老伴近，她在八一广场新建路旅馆。再说孩子们上学也方便。第二年，因为我工作特殊，领导说给我分房子，那会儿拖拉机厂的房子就在厂区边上。我说，不行，要一家人都住到厂里边，家属又不会骑车子，孩子们上学也不方便。我就没要。领导还不高兴。其实房钱也不贵，一间半，一个月才五六毛钱，水费、电费都不用自己管。工资一个月有个七十来块，全家四口，够活了。

在捉马村租了四年。后来又找人，到柏后弄了块三分地，盖了五间小房。交的钱也不多，也就三四十块钱，还是直接交到南垂公社。后来告状的多了，说我们这些外来户，是村里卖地收了钱来的。市委也没办法，开会研究，就是让我们交了钱的再补交一次。这回钱就多了，要补大几百块，小两年工资。本来宅基地是旱地，村民非说是水浇地。有什么办法？该补还得补。总比住在厂子里强。厂里分的一间半倒是不要钱，问题是东西放不下，一家人东一个西一个，灶火还得烧几堆，住在这里，房间多，一家人好赖能天天吃住在一起。

房前就是院，夏天种菜，三畦西红柿，一畦韭菜，一畦黄瓜，还有蔓菁、豆角，自家根本吃不了，还得给人。还栽了俩苹果樹。吃了两年好的，树开始烂，刮皮打药都不管用，一起火，干脆刨了。

在拖拉机厂又干了十年保卫。干到1985年，我也才五十岁。我不干了。为甚不干？和新来的书记不对付。当时副厂长分管行政，想着给职工谋点福利，别的也不好弄，正好他是长子的，长子剃头的多，就从长子县找了个剃头的，在厂里开了个理发店。门市由厂里提供，水费、电费也不收。凡职工去剃头，减价一半，本来就不贵，减半才一毛五分钱。过了一年，换了个厂长。不光换了厂长，还碰上改革开放。新上任的厂长到处调研，看见厂里多了个理发店，问是怎么回事。一听说白占厂里的房子不算，水费电费也不掏，直问这怎么行？国家的钱就不是钱？出了事情谁负责？厂长发了话，说你们要再不把钱收回来，就从你们工资里扣。一天两天看似钱不多，攒到一两年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副厂长和行政科长着了急，逼理发店的人出钱。理发也是小本生意，挣个几块也早花了，一时去哪里凑那么多钱。副厂长和行政科长管不了那么多，也是着了急，一天上门找两三次。结果人半夜跑了。他俩害怕自己担责任，又找党委书记反映。党委书记直接交给了保卫科，说是让把这个案子破一破。长治小地方，东南西北就四条街，一找没有。去长子县，也没寻见。下回书记再问起，还训斥，说我们办事能力不行，这么个小案子都破不了。我就说，你知道不知道情况，这叫个什么案？你去公安局打听打听，是不是我没能耐。副厂长你不找，行政科长你不批评，倒说上我的不是了。这算什么案？第二天开大会，书记来了气，还拍桌子，说党委还领导不了你们啦？他一拍桌子，我比他拍得更厉害，我说，老哥，你干什么，毛主席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你一个工农兵出身，自己不懂，净讲些外行话，怎么领导别人。

和他吵了好几回。

也是这件事过后，我懒性了。这还能干？遇见这样一个人。过去有句话，宁给好汉当马桶，不给赖汉当祖宗。我说我不干了，退休。他就说，干不干你说了不算，政策有明文规定，都得六十岁。我说，干到六十岁？你蒙我还是以为我憨？那个王敦只、郭文柱，都是六十岁？你怎么瞪眼说瞎话？

其实这也只是一条引线。怨气早就埋下了。1978年，单位调整工资，关系到四个人：一个老高，老家是黎城的，先前在洛阳拖拉机厂。一个老侯，一个老陈，还有我。找我们四个谈话。说你们四个老同志，再发挥发挥风格，你们调资的事，能不能往后延一延，让需要的同志先上去。就是考虑到我们的工资比本地同志的要高。这没办法，我们四个从大城市来，起步就不同。那会儿工资多少是按地区划。沈阳是重工业地区，老大哥，长治属于二类、三类地区，工资相对就低。就是同样的工厂，干同样的活，也差得多。我们四个也好说话，说延延就延延，没意见。后来又涨工资，又找我们谈话，让再延延。我们又延了。1981年，第三次又叫我们延。我们一听，就不高兴了。这是要延到什么时候？还没完了。我就找到一把手，说我不干了。一把手就说，你才多大岁数就退？我说三次涨工资都没给我涨，我工资是比别人高点儿，也是自己工作一步步得到的，又不是靠剥削。一把手当时一个月也就四五十块钱。他说你不要带情绪，都像你这么想，工作还能干？我说，工资涨不了，老大也是待业青年，都靠我一个人，弄不成。一把手就说，要不这样，你也不要闹情绪，说什么退不退。等到十二月份劳动局有指标了就告你。还反复叮嘱，叫我先不要和任何人讲。果真到了十二月，就让我家老大去劳动局填表去。老大这一年也成了正式职工。事情照这么发展下去，凑合着干到退休拉倒，没想到换了个领导，成天挑三拣四，又让给他们擦屁股。索性不干了。

这就算退休了。

退休也没闲在家。太行西街九中巷居委会有十几个退休老干部，成立了个支部，没有书记，就把我叫上。也不挣多少钱，一个月补个三四十块。在这又干了五年。也不单干支部书记，还和老郭管着附近一片贸易市场。本来这事儿归工商管，他们撂下了，居委会就捎带。结果从城区又退下来个老干部，以查卫生为由，隔三差五收钱。路两边摆摊的也多，这家收两块，那家收三块。他们收钱的时候，我跟着出去看了一回。他们前脚走，后面就有人在骂。我心想这还能干？收人两块钱，地下老祖宗还跟着挨剐。正好这个时候，老二准备娶媳妇。就和街道办书记牛国宝说，孩子要结婚办事，我都耽误半个月了。他说，半个月不怕，一个月都行。我说，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属于我该干的事我没干，你找人替我干，结果我还拿着街道给的钱，心里怎么下意得去。当面可能没人说，背后不定谁会怎么样骂我。我不这样干。这当然是个借口。主要还是居委会事情太麻烦，派出所有事，找你，工商有事，找你，两口子闹矛盾了，还得调解。线太多，多大针鼻子也不够穿。

完全没事儿干，也无聊。我天天去八一广场，后来又泡公园。干甚？撞树打太极，我不爱好，跳舞斗扑克，也不喜欢，就爱和人聊天。聊什么呢？时事政治，社会风习。这个好，锻炼脑子，今年我八十四了，一点也不健忘，什么都记得。什么都记得也不好，一看见社会风气不如过去，就好批判，惹不惹人烦我不清楚，主要是给自己添堵。不像老伴儿，她早年性子也急，现在呢，什么事儿都不过脑，前两天才发生的事，今天就全忘了。不记得也好，操心太多也累，现在信息那么多，都有超级计算机了，不用费劲往脑子里记了，想查个啥，上网搜搜关键词，全有。对了，有事没事，我还爱上网，光和老同志在公园里闲侃，信息量也不够，网上能人可是多，什么都能给你说出道道来。

念想也不多，都这岁数了，就想着把南垂的历史归整归整。起初劲头大，还按过去记忆画了个草图，就想着兴许什么时候大家不再着急忙慌净想挣钱的事了，再回头了解咱南垂，也有个依凭。到后来，查资料，越弄越复杂，一个村子的事，可不比人，就那么几十年，能说清。村子几千号人，东家长短，西家故事，楼阁庙宇，街巷阡陌，民俗由来，历史变迁，都是文章，咱做不来，想一想庙会上的红火，想一想，也足够，还能怎样，反正回不去了。

【作者简介】

申天荣，1936年生，退休工人。

申芃，1987年生，山西长治人，现居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