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席扬

赵勇

11月23日晚近12时，我歪在床上读《老生》。唱师又去一孝家唱阴歌，他一唱，就鬼气森森的，字里行间似也有了乐音。

那是贾平凹最新的长篇小说。

噗，噗，搁在旁边的手机响了两下，有人在给我发微信。这么晚了，会是谁呢？打开手机，一行字跳将出来：“席扬老师去世了。”我大惊。揉揉眼睛，没看错，立刻追问怎么回事。微信中说：“今天早上，心肌梗塞。”

告我这一消息的是我的学生王茹，她在福建师大文学院工作。我把《老生》放到一边，在床上呆坐起来。

但我又疑惑了，在我的记忆中，席扬一直都是活蹦乱跳的，怎么可能突然去世？半个小时后，我又追问王茹：“没搞错吧？我还是无法相信。”但她已不回复我了。

我将信将疑，却也开始发信息了。半夜三更，我把席扬去世的消息告诉了认识席扬的三五好友，然后便是久久的失眠。直到凌晨三点，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看微博，已经有人在说此事。中午时分，一条陌生的短信过来了：“您好，我是席扬爱人温左琴，我先生于23号早上因病不幸离世，25号上午10点在福州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希望条件允许的话您能送他一程。”

席扬兄真的去世了。

死亡已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数日之后，我从师弟王珂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席扬的颈椎出了问题，此前一次上课，居然晕倒，遂住医院。医生检查出颈部有血栓，需动手术，但席扬并未在意。出院后，他加强了锻炼，却依然喝酒。那天清晨他早起遛弯儿，竟仆地不起。附近有幼儿园，平时接送孩子的，人来人往，但那天是星期日，行人稀疏。有二三路人见之，以为是酒鬼，并未理会。终于有人报警，已是一个多小时之后的事情了。

王珂说，那天上午，席扬本来是要参加教育硕士的论文答辩的，但他却没有等来席扬。

死是容易的。

以这样一种干脆利落的方式告别人世，也许是席扬兄的福气。

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翻开那本厚厚的《山西大学百年校庆校友联谊纪念册·文学院分册》（2002），我在78级的名单里找到了席扬的名字。那时候他叫席跃进，但他的信息是严重短缺的。没有出生年月，没有通讯地址，也没有电话手机。唯一有价值的信息还写错了：工作单位那里是厦门大学。

这就是说，当年我与席扬是校友、系友，有一年的交集。但我们当时却并不相识。山西大学招上来的都是本省的学生，新生老生的熟悉往往是通过认老乡的方式完成的。要不就是某位老生名气很大，让新生生发出一些仰慕。我和席扬既非老乡，席扬那时也没有名气，我们不认识很正常。

肯定是那份《批评家》杂志，我才知道了席扬的名字。1985年12月出版的第5期上，刊登了席扬的一篇文章：《悲剧与新时期文学》，那是一个“评论新人园地”的小栏目，后面特意跟上了作者简介。因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当代悲剧的论题，我当时对悲剧正敏感着。凡见到与悲剧有关的文章，便两眼放光，一定会认真读读。如今我打开这期杂志，看到作者简介中这样写道：“席扬，原名席跃进，27岁，山西省绛县人。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后分配至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任教。自1983年以来，先后在《作品与争鸣》《文艺报》《山西文学》《山西师大学报》《太原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若干篇。”

1980年代的学人大概就是这么起家的。那时候，写文章发文章不为科研考核，不参与工分计算，完全是发乎本心的一种需要。席扬大学毕业后便四面出击，说明他有极强的问题意识，也说明他有批评家的锐气。后来，他在《批评家》上频频亮相——论哲夫，批评王安忆，分析晋文化小说，畅谈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逻辑走向，让我对这位大我几岁的兄长充满了好奇，也生发出许多敬意。

但1980年代我们却没见过面。1980年代后期，我基本上是在济南待着，席扬则一度去了上海、沈阳两地进修。席扬去世后偶遇中国社科院的陈福民兄，他感叹道：席扬住的是华东师大的首届助教进修班，那是1984年，算起来我们还是同学呢。

我大概是在1991年吕梁师专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认识席扬的。那时候，我已回到晋东南师专任教，偏安一隅，外界的信息严重缺乏。而本省召开的会议凡给我发了邀请，便一律参加。我把这种会议看成是让自己充电和洗脑的好机会。那时候，吕梁师专有一支批评新军，虎虎生风，晋东南师专也有几位人物，头角峥嵘。太原那里则有杨占平、阎晶明、谢泳等精兵强将，他们正在《批评家》的废墟上重整河山。但山西师大似乎只有席扬一人孤军奋战。

应该就是那次山西青年批评家的聚会上，人们谈起了席扬那本砖头厚的新著：《选择与重构：新时期文学价值论》（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只是写过几篇文章，席扬却已出了专著。他一下子就甩出我们几十里地，不由得让人羡慕嫉妒恨。我们跟他要书，他便充满歉意地说：“这本书连我自己也没留一本，用到它时，还得去图书馆借。”于是大家就调侃他，拿他开涮。他表面上哼哼哈哈着，谦虚谨慎着，但能看出来，心里却是颇为受用的。

似乎也是因为那本书里批评了陈村，陈村又来了个反批评，于是批评家与作家的交锋便也成了一个话题。谈及此处，席扬便露出不屑的神色。他仿佛是在说，陈村固然牛，但他哪里是我的对手？

这就是我对席扬的最初印象：才华横溢，骨子里透着自负，但又很好相处，似乎有一种亲和力。

但是，于我而言，《选择与重构》至今依然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我似乎在我那个学校的图书馆里找过它，却一无所获，也就只好作罢了。

我现在已无法确定那是1993年还是1994年，一个冬末或初春的下午，席扬突然出现在我的家门口。有朋自远方来，我大喜。问其故，他才说是来附近某地办事，事已办完，便一路打听过来，想找我聊天。那时候我还住在筒子楼里，一阴一阳两间房，煤球炉火生在楼道里。阴面家冷，偶尔会偷用电炉。我立刻吩咐媳妇炒菜、做饭，打算跟席扬好好喝点。“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许多年之后回忆，我一直觉得那次畅饮对谈就是唐诗的意境。

席扬很健谈，酒量也不俗，酒助谈兴，他天上地下的，更是滔滔不绝。那时候“十等公民”之类的顺口溜很是流行，他能全须全尾地背下来，还不时会拿出另一个版本，比照一番。我们便说一阵，笑一阵，顺口溜也成了下酒菜。

媳妇插话了，问席扬：“你是不是认识那个谁谁谁？她可是对你崇拜得五体投地啊。”席扬愣一下，当他得知我妻子与那位女子有过一段同学经历后，便接过话茬，讲起了他与这位女子的故事。席扬说，这位女子是他教过的学生，学生毕业后，便反复找他示好，但他态度冷淡。女子后来找下了对象，结婚前一天，又找席扬，想要他一个最后的说法。席扬婉言谢绝了。

妻子后来跟我说，她当时也就是随口一问，没想到席扬会和盘托出。大概是席扬以为那位女子已跟她讲过这个故事，他便拿出了自己的版本，以正视听。只是这样一来，我们便成了这个故事的知情者。

这是1980年代的爱情故事。从这个故事中，我解读出的是席扬的魅力四射。他课讲得好，风度翩翩，一定捕获过许多女孩子的芳心。用现在的话说，估计女孩子都甘愿做他的脑残粉。

席扬给我寄书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中国现代散文名家新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那是他的第二本专著。翻过目录看后记，席扬一开头便这样写道：“从想对散文做点研究，到这本书的付梓，一晃便十年了。其间的人非物异自不必说，单是这个念头亦把我折磨得好苦。一想起当年冬天独自一人在上海各图书馆摘抄资料的情景，这成果面世的兴奋也就所剩无几了。好在这本书里都是自家的货色，虽非‘披阅十载，但亦几易其稿。藏拙不是有意，但粗糙时见却难免。”席扬那时还很年轻，这几句却写得如此沧桑，颇有沉郁顿挫的味道。如今我打开这本书，依然觉得这种表达和句式是熟悉的，仿佛当年背诵过一般。

许多年之后，一位学生对我说，她逛书店，会先读读作者的后记，如果后记写得好，她会立刻拿下。否则，那就拜拜吧您呢。她的那番话让我想起，我读书往往也是先看前言后记的。连后记都写不好的书，那有什么读头呢？

我就是从席扬的后记中进入到他这本书之中的。1990年代中前期，散文一度很热，席扬出版此书可谓适逢其时。而通过他的分析与点评，“五四”前后那些散文大家的心路历程和精神风貌确实也活灵活现，如在目前。散文不像小说，小说有伪装，散文却常常素面朝天，见人心性。席扬把十几位名家的散文读来读去，一网打尽，他肯定获得了精神上的享受，同时也增加了审人度物的练达。

那些概括——鲁迅、胡适的“直”，周作人的“闲”，废名、俞平伯的“涩”，徐志摩、郁达夫的“真”，冰心、朱自清的“纯”，何其芳的“精致”——在我看来也很是精准。能概括出大家散文的典型风格，需要艺术感悟力，也需要审美判断力。

读博三年，为解决生计问题，我曾在北师大的辅仁校区讲了三年的现代文学史。每当讲到这些名家的散文，我就拎着席扬的这本书上讲台了。那里面的许多观点丰富了我的讲课内容，但在他生前，我却没机会说起这件事。

1996年，赵树理诞辰90周年。那时候，我刚被推到中文系副主任的位置，主管科研，就觉得应该以赵树理诞辰之名，召集全省的有关人士开一次学术研讨会。庙小人手少，那次会议让我忙活了大半年。

席扬也被我邀请过来了。此前他已写过几篇有关赵树理的文章，一鸣惊人，已是赵树理研究专家。依稀记得，会议上他与宋谋玚教授还商榷了一下。宋先生说，赵树理后来的东西左得很。许多人拿外国的那一套解释赵树理，狗屁不通。席扬就为赵树理辩护。他觉得，赵树理能经得住反复解读，恰恰说明了这个作家的伟大。

席扬似乎没提交参会论文。那次参会的赵树理研究专家不多，许多人是临时抱佛脚，赶写了文章，识见似也是老生常谈。我想，席扬对于这种会议，一定是比较失望的。

就在那次会议期间，我邀请他给我们的学生做了一次讲座。他没有讲赵树理，讲的还是现代散文的话题。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席扬讲课。他没带讲稿，也没带任何提示之类的纸片，走上讲台就那么开讲了。他讲得并不张扬，表情也没什么变化，声音不大不小，语速不疾不徐，如山涧清泉，汩汩而出。从头至尾，其思路之清晰，表达之妥帖，让我叹服。

讲课也是一门艺术，写得好文章的人不见得讲得好课。讲课也会形成一种风格，有的人张牙舞爪，有的人温柔敦厚;有的人车轱辘话多，弄得人心烦意乱，有的人则句句入耳，直指人心。席扬的风格是学者型的，内敛，严谨，自然，流畅。他讲的是散文，他的演讲本身就是一篇收放自如、张弛有度的散文佳作。我自愧不如。

但他那次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友情出演，还是我向学校申请了点讲课费，薄酬致谢，如今我已忘得精光。我只是记住了他那次“演出”的风采。十年之后我给他写邮件，依然忘不了调侃一句：“早就知道你去了福州，福建师大的学生有福了，能听上你的高论，但山西师大的学生就惨了。”

2004年岁末，我在书店里发现了席扬的新作：《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立刻把它买下。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与席扬兄已有多年未通音信了。

1999年，我北上京城，席扬则南下福州，我们在同一年离开了老家山西。我能很快知道席扬的动向，肯定是因为王珂。当其时也，我与王珂、吴子林同居一室。这两位师弟都来自福建师大，他们二人也就成了福建师大新闻的广播站。王珂是老师辈，他知道的新闻旧事更多更稠，说起来便如数家珍，我就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了。

大概就是那时候，王珂告我，席扬已经东南飞，被人才引进，成为他的同事了。但为什么他要离开山西师大呢？我没问王珂，问他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此后好几年，我与席扬的动静就被王珂来回传递着，直到2005年，我把两本自己的书寄给王珂，托他转交席扬。

席扬寄来了手写的书信。他夸我一番，然后便说到自己：“我到福建已有六年，总体感到就是混日子。”这当然是自谦之词。因他问起我的近况，又给了我邮箱地址，我立刻写邮件，跟他念叨几句：“我1999年来到了北京，从此与晋东南师专完全断了关系。当时觉得再不出来就老死长治了，便孤注一掷。此后一直在北师大厮混，觉得很累。老婆孩子也先后来了北京，现在各就其位。我去年买了房子，最近在忙装修，算是有了个窝。毕业后一直是两家合住，对空间很是渴望。”席扬则回复道：“无论如何，出来是完全正确的——赵树理1965年不回去，就好了。”

出来是完全正确的——这既是对我的赞许，我想也应该是对他自己的肯定。但据王珂后来向我透露，席扬在那里的日子过得并不痛快。他喜仗义执言，又秉公办事，这样就容易得罪人。他新著中的开篇之作便是《赵树理为何要“离京”“出走”》，结尾部分有这样的句子：“他无奈地离开了北京的‘大酱缸，却又跌入山西的‘是非窝。此时，赵树理作为当代以‘作家立足的‘知识分子悲剧性，已显露得十分明显了。”

如果王珂描述得准确，席扬评论赵树理的说法又何尝不能看作他的自况之词？

于是余有叹焉：席扬兄在赵树理处浸淫日久，或许便得老赵真传——敢怒敢言，坚守良心底线。但后赵树理时代，哪个学者不世故，哪个作家非犬儒？如今还要抱着老赵精神为人处世者，自然便举步维艰，处处受限。以我对席扬的了解，他人情世故，洞若观火，却又明知故犯，顶风作案。这种书生意气，我除了敬佩，便只剩下一声叹息了。

大概是2008年，我听说席扬要去汕头大学，莫非这又是赵树理式的“出走”？但这件事情我并没问过席扬。

就这样，我与席扬恢复了联系。但君子之交淡如水，书生人情纸半张。我与他只是偶尔短信问候，或者是互赠新作。2006年7月的一天，他打我手机，说在北京开会，会毕即将返榕。而那天下午我则临时被安排了一次课，终于没有见成面。他在电话中特意告我：你那篇《假模假式〈赵树理〉》我在网上读过了，写得好，我也是这种感受。

2007年10月底，我去京郊参加“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的国际研讨会，发现席扬也参会了，大喜过望。我与他在会下聊天，拍照合影。而饭桌上，他则谈笑风生，神采飞扬，话语滔滔，妙语连珠。十多年没见过面，他酒量似未减，香烟不离手。喝上了酒有点人来疯，那天晚上他就唱起了主角。

不知怎么就说起了车。

我问：“买车了吗？”

他说：“买了啊，都一年多了。”

“手动还是自动？”

“手动啊，大老爷们儿开什么自动的？”

“北京堵得太厉害，买了车也开不起来。”

“可以在院子里开嘛。”

这是席扬的幽默。他幽我一默时，就明显流露出一种优越于我的得意，让我顿时生出京都何不是福州的遗憾。

2011年11月初，我借开会之机，去厦门、福州两地看望那里实习的学生。往福州移动时，我联系王珂，他立刻安排我晚上与研究生座谈，傍晚还要由文学院出面，请我吃饭。我说那你给我喊来席扬吧，我想见见他。

席扬到场了。他还抽烟，却已经戒酒了。

戒酒不是好事情。抽烟喝酒的人都清楚，能抽能喝便还是健康的标志。一旦到了非戒不可的时候，那就是身体出情况了。

不喝酒的席扬就显得有些神采黯淡，那天晚上他话不多，似乎有些心事。我刚与谢泳喝了顿酒过来，便问席扬，与谢泳联系可多？没想到的是，他发开了牢骚：这个谢泳真不够意思。有位朋友托我跟他求本知识分子的书，我电话都打给他了，他答应的也好好的，却愣是没给人家寄，弄得我好没面子。

兴许他是忘了吧？我给谢泳打着圆场。

原本想着谢泳去了厦大，他们走动会多一些，却没料到听到了席扬的埋怨之辞。至今我还记得，当他说出“好没面子”时，“好”那里是加重语气的。看来，这件事情把席扬伤着了。

席扬去世后，我跟谢泳兄说起此事，他果然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在邮件里聊了几句面子问题，然后便叹息一番。谢泳说：“席兄已作古，死者长已矣，愿他老兄安息。”

愿席扬兄安息！

想起1990年代，作协每有活动，谢泳、阎晶明两位兄长便召集我们开会。大家见面，嘻嘻哈哈，抱团取暖，何其开心。此后，吕梁、长治、临汾、太原的一干人等星散四方，见面就变得殊为不易。屈指算算，我与席扬15年间只见过这两面，且每次都匆匆忙忙，聊不尽兴，不亦憾乎？2016年很快就要到来了，我原以为那一年为了赵树理，我们应该可以见上面的，但没想到席扬兄不辞而别，他提前去见赵树理了。

呜呼，夫复何言？

我只好在席扬的著作文章里寻找他的音容笑貌。

打开《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后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此书以‘论文汇编的本真状态面世，而不是以‘改编或‘重整的方式把它‘加工成一本‘好看却也不免‘蒙人之嫌的论著，我自然是有所期待的——我想让那些和我一样对赵树理、‘山药蛋派有兴趣的朋友们，能从这本小册子略略了解些我在学术上笨拙的努力与真诚的付出。”

——这就是席扬，他有甚说甚，不故弄玄虚，我喜欢。

打开他的《文学思潮：理论、方法、视野——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若干问题》（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后记中的最后一段文字这样写道：“今日之时代，已成时尚与无奈相互转换的未有之‘盛世，学术是‘稻粱谋职业，亦是‘文化工厂里需要不断翻新的‘商品，巧取豪夺的‘寻租活动，比之正经八百的官场非但毫不逊色，甚至多有些独特的‘别致。‘新剧将不停地排演，‘老谱仍将不断地袭用，角色不过生末净旦丑。观戏者如我们，只能也乐意一如既往地做‘看客——并于此打捞‘荒诞与‘安宁。”

——这更是席扬，50岁的文字依然充满着愤激。他还没学会随波逐流，我更喜欢。

读着席扬兄的这些文字，我感到一丝安慰。肉体无法永恒，文字却可以不朽。而当那些文字中跳动着一个学人的灵魂时，它们更是有了生命的温度。后人见之，摩挲一番，注目沉思，精神便这样传承下去了。

何况，我辈还可以做“看客”。

那么，就让我们当好“看客”，继续欣赏那一出出荒诞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