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半的路（外一篇）

王伟栋

二里半在绛县，绛县有个二里半。

“二里半”是个地名。

原先，绛县人很少知道“二里半”。去二里半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中学的时候，有天接到县上通知，让我到县上参加“活学活用”讲用会。那是我头一回进县城，就经过如今这个叫“二里半”的地方，确切地说，二里半就在去县城路的边上。那时的路是标准的“扬灰路”，不足9米宽的路面，用指头蛋大小的鹅卵石铺了一层，骑着自行车上去，不由你要拐来拐去地寻找石子较细密平坦的地方。碰到上坡，只好推着自行车步行，踩在坑洼不平的石子路面上，硌得脚底板生痛。路上行人稀少，偶尔能碰上人民公社的胶轮马车往地里运粪。走了两个多小时，只见一辆从侯马开过来的长途汽车喘着粗气在二里半爬坡，轮胎碾着石子“咯咯嘣嘣”乱响，惊得路边专心啃草的羊也抬起头来，盯着车轮扬起的铺天盖地的尘土木讷地发呆。路边有两行高低不整的杨树，树叶早就让路上的尘土厚厚地盖了一层，在炽热的酷风里挣扎着，瑟瑟地伸展着已不多的生命绿色。

二里半这个地名的出现，要追溯到1970年的冬天。那时，随着“深挖洞，广积粮”最高指示的深入落实，国家果断把“三线”建设的主战场摆到了绛县，于是一批批戴着眼镜，提着行李箱的工程师;一群群穿着工作服，扛着铺盖卷的工人，从五湖四海告别家人，长途跋涉，既整齐又规矩地来到绛县卫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安营扎寨。这便是后来人所共知的“二里半”。

据说汉民族的地名产生有多种缘由，或依山水，或据古典，或谓地产。“二里半”却不是这样。听第一批进厂的老工人讲，来到这地方后，需要给家里通信，却说不上这是绛县啥地方，于是出门去问在地里干活的当地农民。老农停下手上的活计，指着周边的几个村子说，这里离那几个村子差不多都是二里半，此地正好居中，就叫个“二里半”吧。

不过，真正让二里半在国内驰名，在国外扬名的，还是省政府在这里设立省级开发区，吸纳美国人来到这里投资以后的事。十多年前，美国一个很大的公司，拿出一亿多美元，承包了二里半的一个车间，搞起了国际铸造，在他们精美的名片地址栏里，竟然写着“中国—侯马—二里半”。二里半本不属侯马管，侯马在临汾市，二里半所在的绛县属运城市管，当时运城还没有飞机场，从北京到二里半只能乘火车，在贯通山西的同蒲线上，只有侯马距二里半最近，外国人在名片上印上这样的地址，便不足为奇了。

随着绛县开发区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二里半的名气得到迅速提升，以二里半命名的工厂、饭店，以至公共交通的路标也相继出现。鉴于人们对“二里半”的共知，在最近绘制的山西省地图版本上，赫然印上了“二里半”三个字。

二里半首次得到官方认可。

“三线”建设战场铺开后，从战备需要出发，国家从联结二里半的东西两侧，很快修通了省级曲横路。据说当时修路有条原则：“自然隐避，节钱省地”，于是这条路修得弯弯曲曲，拐来拐去，高低不平也在情理之中了。不管怎样，沙石路面铺上了柏油，9米路面扩宽到12米，扬灰泛泥的土石路消失了，一条比较规则的三级油路出现了。当时，人们的思想仍然禁锢在“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的桎梏里，“广阔天地”仍是人们大显身手的主要活动领域，至于出门走路，似乎没有太多的必要。后来，连集贸市场也关闭了。老百姓更是不会冒着政治危险随便上路了。有时，也会有几个人匆匆在路上走过，多半是往县医院抬送孕妇或危重病人。骑车的人也少，偶尔看见有辆自行车驶来，不是邮递员便是带着铺盖下乡的干部。只有按部就班的长途公交汽车从不间断，早上驶过，傍晚返回，偌大的车厢拉着几个零星的客人。大卡车比过去多了，拉着各种战备物资呼啸而过，但同站在大寨田里“促生产”的老百姓并无关系。

那时的路被搁浅着、冷落着;

那时的路是静寂的、空漠的。

我同二里半的路缘，是从1990年开始的，在县委爬了多年格子后，因身体原因，我找领导要求下基层。出于关心，组织上让我到二里半所在的卫庄镇担任党委书记。

二里半距县城8公里，路不算长，当时却很难走。多年前那条为战备而修的曲横线，经过十多年的压磨，在承载了无数吨三线建设物资和绛县26万人的生活大任之后，已变得凹凸不平，面目全非了。油面剥落，路基变形，多处有大型拖拉机拱出的深坑和大卡车长期碾压留的辙槽，吉普车开上去不是跑，是在一步一步往前蹦，少数路段已是车骑人才能通过。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走马上任的。商品经济的大潮骤然间涌到路上，路面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拥挤和繁忙。搞运输的小四轮在路上不得已跳着蛇形舞，笨重的“解放”、“意发”大卡车面对深浅不等的路坑，时走时顿，无奈地喘着粗气。做小买卖的摩托车干脆避开油面，沿路肩骑行，骑自行车的人索性避开大道，抄乡间小路绕行进城。更多步行的庄稼人、生意人、赶集人、串亲戚的人则在车与车堵塞的夹缝中，在冲出重围突然加速车的尘土中，在运货的“小三马”与农用马车对峙的空隙中，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喇叭声、埋怨声、叫喊声中，困难地寻找最佳路径。站在远处看去，路是绿色田野中腾起的一道黄土弥漫的屏障，包裹着蓬头垢面的行人与车辆，宣泄着膨胀的经济与萎缩的道路的极度不适。

俨然，路是一条收获的货船，狭窄的船舱，不可能盛下过多的丰收。于是“要想富，先修路”一时成为最时髦的口号。当时的县委决策者们，经过半年的规划和测量，果断地提出了在原曲横线的基础上，新建设一条二级路的构想。

曲横线全长38公里，拓宽工程需动土38万方，而我们所在的二里半，西边是义沟桥，北边是下村坡，沟要填，坡要劈，土方总量不少于27万方。按照当时谁的地界谁施工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占全县人口十七分之一的卫庄镇，将要承担全部工程的三分之二的土方量。

战前动员会上，县上领导也考虑到我们的难处。县委书记解福德见我满脸愁云，拍着肩膀说：“别发愁，下村坡和义沟桥的土方任务大，让城关镇和安峪镇干一半，剩下的工程相信你们能完成。”剩下是多少，16万土方，好家伙，全路一半的土方工程仍压在了我们肩上。散会时，县长董彩霞叫住我：“你是绛县人，自己给自己修路，多干点不叫吃亏，后人会记住你们。”一句话说得我没了脾气。

当时修路没施工机械，挖土填沟全是人工，全镇4000多劳力全部撒出去，最快进度一天干不到1000方土。县上要求两个月完成路基工程，照此速度我们得半年。怎么办？有人说给县长要些钱，从外地雇人干，我说没法张口;有人建议买几辆推土机，组织机械施工，可我们根本就没钱。不过，这一招倒提醒了我。第二天一早，我去运城找担任地委秘书长的老领导李桂喜，想请他从别的地方协调几台施工机械。李秘书长说这归卫专员管，把我介绍给当时任副专员的卫瑞才。卫专员知道我的意思后，说他忙，去不了，告我拿上他写的信就行。我10点赶到铝厂，下午5点，便带回了三辆铲运车。回想这些，至今我们仍感谢早已退下来的卫专员，感谢铝厂的工人老大哥。使用铲运车是免费的，修理费也不让管，我们只负责加油和师傅们吃饭。这种车以前没见过，能量大得惊人，十分钟转一圈，便是20方土垫到路上，三台车人歇车不停。一天的工作量等于全镇劳力干三天。工程如期完成。二里半首次呈现出一条宽敞、挺直的二级路。县上组织竣工剪彩时我没去，我不太喜欢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的场面。那天，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静心地回忆修路期间发生的事情，感受艰辛付出后那份收获的愉悦。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我们亲自参加施工，付出过太多心血的二级路，已被历史掀翻到身后，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平坦、宽敞、端直的一级路。去冬以来，绛县开发区的领导同专家们亲自参与了规划和设计，在资金严重匮乏的情况下，管委会主任魏爱军亲自跑太原、颠运城，多方融资1000多万元，保证了道路的正常施工。眼下，一条72米宽、1.2公里长的华信大道，以其时尚、大气的雄姿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使二里半破天荒有了一条像样的街道。道路双向4车道，两边4米宽的绿化带外侧，是7米多宽的非机动车道。两行挺拔雅致的照明灯，在两条绿化带的内侧高高竖起，宛若两道亮丽的风景线展示着二里半的超脱和大度。在青黑色的柏油路面上，装上了现代化的交通指挥灯，双向两段横越马路的斑马线，向人们展示出二里半的勃勃生机。人们也许不会想到，这条只有在大都市里才能看见的标准、阔绰的街道，会在二里半出现。许多下班后在路上散步的工人说：“走在这路上，和省城的大街有啥差别？国家如今富强了，城乡的距离越拉越近了。”

二里半在变，变得让在外的游子难觅当年的踪迹，变得让久居在这里的人们也开始怀疑，怀疑这里还是不是当年那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小地方。

路向远方伸延，从二里半的华信大道起步，沿绛县涑水大街西行，前面便是连接大中原的东济高速，二里半从这里走向世界，世界也因路把二里半抱得更紧。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二里半的路先后有过四次翻新和拓宽，每一次更新都折射出一次社会的进步。每一次拓展都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变迁。

我在思索一个问题，究竟是路引领着时代前进的脚步，还是进步的时代催生出路的足迹。

追寻着二里半路的记忆，我们又该读懂些什么？

二里半的人

二里半的人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

从大的概念讲，在二里半分两种人：一种是世代传袭、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他们中间，不乏自清朝末年之始，因逃荒、避灾，不远千里到这里安家落户的山东人、河南人。另一种便是工厂的人。这些人的成分很复杂。早在上世纪60年代，国家把“三线”建设的战场摆到了这里，他们舍家弃室，孑然一身，浩浩荡荡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在他们中间，有来自辽宁、吉林的东北人，也有江苏、浙江、上海的江南人，还有口外的内蒙人和边远区域的新疆人，当然，多数还是内地的山西、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北京等省市的北方人。

在二里半，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上述两种人群称为当地人和工厂人。随着岁月的变迁，时光的流逝，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地人和工厂人都经历了一个相安居处、彼此包容和适应的漫长过程。

工厂是生产军品的，有很严格的保密规定。一开始，当地人不许轻易靠近，也有胆大的小青年兴趣盎然，悄悄爬在墙头向工厂窥探，被护厂的保卫发现后，少不了挨一顿训斥。

工厂人原先习惯待在空间不大的厂区里活动，很少出来，他们生活需要的白面大米、猪肉、蔬菜，全靠大卡车一趟一趟地从外地往回拉，购物就到厂里的百货商店。他们有学校、食堂、球场等，吃的玩的应有尽有，犯不着出来，更犯不着和当地人打交道。

当时，当地人与工厂人虽近在咫尺，中间却竖着一道无形的墙，隔断了当地人与工厂人的沟通，双方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

在工厂的生活区与厂区之间，有一条新修的供工厂人上下班的水泥路，路基用的是当地人原来上地干活必走的机耕路，这样，工人们上班要走这条路，当地人上地同样也走这条路，走得多了，时间长了，免不了双方都混个脸熟，相互间自然便有了点头示好、搭讪问安的表示;便有了顿步闲谝、稍停扎堆的小聚。从闲谈的交流中，当地人从工厂人那里知道了东北的冬天多么寒冷，口外的草原多么地广袤，江南的大米多么醇香;工厂人当然也从当地人嘴里得知附近哪个水库可以钓鱼，背后山峪的洪水如何可怕，兔子什么时候习惯出没等等。混熟了、谈热了，当地人开始邀请工厂人到家里串门，工厂人也常拉着当地人到宿舍里坐坐，当地人开始把红薯、嫩玉米之类的土特产送到工厂人的家里，工厂人也把当地人很少见到的带鱼、大米之类交到当地人手上。

你来我往，当地人与工厂人在开始无意识地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当地人在工厂人那里渐渐学会了怎样做蒸鱼、如何腌泡菜，工厂人也从当地人那里懂得了石磨的头道面如何筋道、早春时哪几种野菜可以下锅。当地人慢慢改变了早上揉着眼皮下地干活，11点才回来吃早饭的习惯，同工厂人一样从高音喇叭里听着厂里的号声作息。工厂人也听当地人劝告，不把自己窝在厂里，下班后走进田野，感受到空气的清净，田埂的葱绿。变化最快的当属当地的年轻人，受工厂人影响，小伙子不约而同地改修了发型，穿上喇叭裤，姑娘们把紧胸衫换成了乳罩，下身穿和工厂姑娘们一样的印花裙子。二里半年轻人的时髦很快影响到绛县城，那时，在运城地区说起各县人的穿戴时，人们几乎会不约而同地说，绛县人最“洋气”。

确切地说，二里半是个人口杂居区。杂居的人口必然带来风味各异的文化美食。也就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不久，二里半自发兴起了一条餐饮街，相继出现了江南米粉、云南米线、四川火锅、天津包子、东北白菜炖粉条、山西刀削面、陕西羊肉泡馍、新疆大盘鸡等异地餐馆。开始时，人们自然是顺理成章地寻觅家乡口味，在小餐馆里，不费劲就能碰上老乡，吃饭成了识别同乡的重要场合。后来就乱了，人们在欣赏故乡美味的同时，也被异乡的佳肴所诱惑。在浙江人开的米粉店里，出现了陕西人的身影，在吉林人的白菜炖粉条桌前，坐上了来自上海的食客。当然，更多的人是走进当地人开的山西“面食馆”，毕竟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了，二里半已是工厂人的第二故乡。

天有不测风云。上世纪90年代后，工厂订单下滑，效益锐减，工厂人的光景不好过了，本来就不多的工资，一年只能发几个月。看着工厂人这样，当地人也对他们表现得更为亲近了。在农贸集市上，当地的菜农看见工厂人来买菜，主动压低了价格，遇上厂里的熟人，会在摊上抓一把白送他们。平时和工厂人关系笃厚、结为朋友的当地人，会不断地把磨下的面、碾好的小米或三个萝卜几颗白菜送到工厂朋友的家里，有的索性把零星土地也腾出来，送给工厂人去种，帮他们聊补吃喝的不足。不久，当地政府出手相助了，把一车车白面、猪肉、白菜等送到工厂里，分给生活窘迫的工厂人。当地人的仗义和敦厚，让工厂人十分感动。工厂人不得不外出自谋生路了，他们都有技术，都是成熟的老军工，走得很远，挣得也多。过春节回来时，除了看望父母儿女外，总忘不了给当地人带一些稀缺的东西，正月里少不了还要聚在一起喝几杯。

如今，随着省级绛县开发区在二里半设立，招商引资的力度加大，二里半的工厂又红火起来，一拨拨在外打工的工厂人回来了。人手不够时，又有一批批当地人到厂里上班。这样，二里半人的结构在悄悄发生着改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睦共事的局面。

四十多年的相处互融，把当地人与工厂人牢牢黏合在一起，无论生活习俗还是饮食嗜好，说话的语调还是交往的习惯，办事的坦诚还是做人的直率，他们在长期的兼容和认同中，在自我背叛、和谐适应中逐渐达到了统一，现在你随便问他们：你是哪里人？无论当地人还是工厂人都会这样回答：“我是二里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