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城的边上画一个圆

赵树义

1

直尺。三角板。圆规。我这生使用过的绘图工具甚至不及古人丰富，古人手中至少还有一盒墨线。古人丈量天地，我画直线、斜线、弧线或圆。我不是画家，不是设计师，于生存而言，有这三样工具便足够勾勒我所需要的图案。事实上，我工作中用到的主要是直尺，我在一张版样纸上编辑文字和图片，我的手中除了直尺，还有笔、裁纸刀和胶水。不过，这都是老皇历，自从有了鼠标和键盘，印刷车间沉重的铅字架便轰然倒塌。

历史其实是一个由重而轻的减负过程。从冷兵器到火器，从箭镞到子弹，从刀刃到激光，从城墙、护城河到郊外的空空荡荡，即使记录历史的纸张，也是一路薄过来的，竹简是昨日的文物，而明天，纸或许也会进入泛黄的古董行列，或者仅用于记载落满灰尘的事物。我不敢想象书籍在明天的命运，从古而今，似乎只有运算不可或缺。如果说八卦是一口深不见底的井，二进制则是一座无穷尽的数据库，我不关心云计算，我只想思考清楚一道平面几何题：假如以单位为圆心，以日常活动范围为半径，在我生活的城市画一个圆，这个圆的面积究竟有多大？假如把圆中我不曾去过的地方都抹掉，我的实际活动面积还有多大？假如把圆中我不经常去的地方也抹掉，我经常活动的面积还剩多少？

结果如书籍的命运一样，同样不敢想象。

即使一道简单的几何题，实际计算过程也不会简单，于我如此，于你也如此。你或许也像我一样散落在城市的某一点上，站在时空中回首或俯视，过往的日子里，我们更像一群埋头奔波的蚂蚁。细细寻思，假如你生活在城市中心，你的活动半径便会很短，活动密度却会很频繁，或者说，在你生活的圆里只有很少的地方是空白;假如你生活在城市边上，你的活动半径便不得不延长，而活动密度却在急剧减少，有时甚至可以简化为一条曲线，一条指向城市中心的曲线——当然，你也可以简化为一条直线，但在生活中，百分百的直线是不存在的;假如你生活在城郊接合部，你的活动半径便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你朝向城市中心的半圆显得稠密，朝向郊外的半圆显得稀疏，仿佛一棵枝叶并不繁茂的树，你或我投在地面的影子只倾斜在一个方向。

这样的现象是有意思的，却并非最残酷的。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实际活动面积计算清楚了，我们便不难发现，城市如此之大，我们真正占有的空间却非常之小。不必为计算结果吃惊，人生毕竟不是一道数学题;也不必为计算结果纠结，事实上，一个人就是一棵移动的树，无论行走速度快或慢，我们都不会实际占用太大的地方;只是很久以来，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所看见的便可能是我们的，至少是与我们有关的，可世界会这样想吗？我们的一厢情愿只是一种本能，一种与生俱来的错觉，我们只是需要自我安慰，这并不证明我们是贪婪的。更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司空见惯的场景也可能是陌生的，我们只是匆忙赶路，忘记停下脚来，思考和观察事物背后隐藏的真相。我们以为熟视无睹的，便是我们熟悉的，又或者，真相并非难以察觉，只是我们不愿把心思放到真相之上，真相有时过于丑陋，我们只是不想让自己活得太过失望，更不想让自己在残忍的计算面前显得落魄。

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望，我生活的城市应该算两座古城，一座叫晋阳，一座叫太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都曾叫过并州。虽然仅是一个地理符号，含义却是不同的，说晋阳便是说晋阳，说太原便是说太原，但若说到并州，它既可以是晋阳，也可以是太原。如此说来，我可以把晋阳理解为并州的右手，把太原理解为并州的左手，右手在汾水之西，左手在汾水之东，右手左手隔河相望，却不曾相握。其实，晋阳应是并州的前生，太原应是并州的今生，而在来世，并州或许还会把晋阳和太原同时拥入怀中……

2

从汾河西岸到汾河东岸，宛如一只孤单的大雁，我骑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哼着“汾河流水哗啦啦”的民歌，叮叮铃铃地穿过迎泽大桥。我尽量让我的叙述保持客观，但这样的叙述显然是不客观的，从河西到河东虽是我生命中的一次转折，但在那一刻，我根本不可能想到大雁，而在这一刻，我又确实想到了大雁——汾河公园那座雁丘虽是传说，元好问的《雁丘词》并非传说，我想起汾河便联想到雁丘，想起雁丘便觉得我那时就是一只孤单的大雁。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汾河两岸还十分荒凉，河岸边到处可见荒滩和杂木丛生的小树林，小树林周边500米之内几乎看不到任何像模像样的建筑。那时的汾河水还很大，汾河两岸的小树林是出墙男女偷情的地方，常有犯罪团伙潜伏在小树林里拍照、捉奸、恐吓、要挟，手法类似当今的狗仔队。我的新单位就在桥东约一公里的地方，1988年秋天，当我走进那道武警守卫的大门时，我复杂的心情其实可以一分为三：三分之一无奈，三分之一欣慰，三分之一解脱。省人大的办公楼是新建的，坐北朝南，虽只有四层高，却北京人民大会堂一般庄重肃穆。那时候，办公楼周边并无多少建筑，感觉与城外并无多大差别，大门西边立着1路公交车的站牌，是离迎泽大桥最近的一个车站。好不容易从晋阳遗址来到太原城，结果还在“城郊”地带，我的心底不免有些失落。当时，我并不知道省人大是何种性质的机构，只是看见大门口有武警站岗，外人进出都须登记，感觉有几分神秘，虚荣心又稍稍得到一丝满足，第一次走进那栋大楼的时候，脚步也是轻的。在技校任教那三年，我是住单身宿舍的，人大机关没有单身宿舍，最初几年我一直住在办公室里。我是个夜猫子，喜欢熬夜，喜欢睡懒觉，住办公室最痛苦的事就是工作日要天天早起，晚上外出也不敢回来太晚，否则，门房大爷的那张脸便会沉下来，怪你不懂规矩。在机关文化里，规矩是第一重要的，这些规矩不会写在墙上，不会印在文件里，但会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就像一把隐形的尺子，你时刻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却无须说出来。规矩是众人潜移默化的守则，多数时候比能力更重要，在这栋大楼里进进出出难免有些压抑，可不管怎么说，从事的毕竟是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心底总归还是欣慰的。

机关年轻人少，单身生活单调而乏味。每天下班后，偌大一座建筑里人去楼空，除了清洁的、值班的和站岗的，难得见到人影，听到人声。办公楼里十分安静，很适合读书，可不知什么原因，我却无法静下心来，坐在办公桌前看书感觉就像坐在悬崖边上，心底总是空落落的，至于写作，那些年我几乎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文字。或许习惯了学校单身宿舍的逼仄，突然被抛到宽敞的办公室里，心神反倒游移不定。这个时候，我便关掉灯，站在高大的玻璃窗前，俯瞰眼前那条最长最宽最明亮的迎泽大街。街道对面是省电视台，我与他们虽是同行，但电视与报纸天生存在隔阂，大家常在会场碰面，平时却很少往来，想到电视里那些风光的人物每天都从对面那道大门走进走出，连最后的神秘感也消失了。楼东是当时最气派的天龙大厦，我调入报社的那年冬天刚开业，或许偏僻的缘故吧，开业初期并不热闹，之后虽繁华了几年，可股票一上市又衰落了。楼西有一条小街，叫桃园路，那时的桃园路几乎就是城外马路，显得格外冷清。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站在窗前的黑暗里发呆，眼前的街道宽阔而空荡，车辆很少，行人也很少，偶尔有骑自行车的人从路灯下匆忙穿过，想象他们骑过迎泽大桥时的孤单，我恍惚觉得这座城市在这一刻就是一座空城。比城市更空荡的还有我的办公室，灯光从楼檐下投射进来，洒在窗前的落寞里，我抬眼望着东南方向的故乡，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流落他乡的孩子，无家可归……住办公室的日子枯燥、落寞，现在想起，无疑是被生活遗忘的角落，或者，是被时光埋在古城墙里慢慢生锈的箭镞。

单位离汾河不远，很早的时候，汾河在晋阳古城东边，赵光义火烧水淹晋阳之后，汾河则蜿蜒在太原新城的西边。宋太原城建在一个叫唐明镇的地方，大体方位为南到今迎泽大街北侧，北到今后小河一带，西到今新建路东侧，东到今柳巷一带，这座寒酸的土城没有包砖，周长仅11里，城门仅4座，与大唐周长42里、城门24道的晋阳古城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省人大选址在迎泽大街北、新建路西，应是宋太原城西南角下，如果倒退数百年的话，这儿或许是守城士兵遛马的地方。明太原城恢复了一点元气，但还是无法与消失的晋阳古城相比，那个时候迎泽大街所在地还是城外官道，路上往来的行人或是晋商的祖上，或是胡服骑射的后人，据说《苏三起解》中的玉堂春便是由这条官道经迎泽门（今大南门）入城，来到太原府按察司署三堂会审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太原城谋划旧貌换新颜，可旧城区到处都是丁字街，气脉不畅，打通起来实在不易，那时的政府还不懂得强拆，便决定在城外修建迎泽大街。这条宽70米的大街从火车站越迎泽大桥直达河西，与汾河构成了太原之后的东西南北两条轴线，可初建成时街上行人寥落，行驶的车辆并不比旧时汾河里的船多。我刚到这座城市的那一年，迎泽大街已是不折不扣的城市中枢，备受争议且不得已而为之的工程，在此时已变成太原人骄傲的“小长安街”。放在历史的时空里，好事坏事是很难说得清的，所谓衰败和繁华不过弹指间的事。就说单位吧，我调到报社一年多周边便热闹起来，几座办公大楼和酒店错落其间，眨眼间便成繁华之地。尤其省委大楼在迎泽大街之北、迎泽大桥之东、桃园路之西拔地而起后，曾经的城外便一跃而为城市中心的中心。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这条街上东游西逛，不知不觉，竟已年近半百，三十不曾立，四十不曾不惑，碌碌之间，便到了去汾河桥上看日落的年龄。

3

我经常在汾河边行走，但我不敢告诉你，我所看到的关于汾河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我愿意承诺，我所写的每个字都是真诚的。其实，这种真诚也仅是属于我的真诚，或许在你的眼中，我是戴了有色眼镜的。不过，这没有关系，我一直认为所有的文字于写作者都是个人史，你读过且认可了他或她的文字，便变成你的个人史，历史便是各种个人史的纷纭呈现。文学的复杂性也存在于此，价值也存在于此，我在汾河边行走，我的观察和思考也存在于此，你目睹我在汾河边行走，你的喜欢或不喜欢还存在于此。水一直流动在河道里，而大多时候，我们都行走在岸上。

在汾河公园未建成之前，我喜欢到汾河边看孩子们奔跑在春天的沙滩上放风筝。小的时候，我也在故乡的旷野里放过风筝，我的风筝是用高粱秆扎成的，是只能握在手中或插在楼窗口的，与城市扯着长长的线在空中飞翔的风筝根本不是一回事，就像我与他们拥有完全迥异的童年一样。行走在汾河边，孩子们是快乐的，我是落寞的，远远站在人群之外，我与眼前的场景也是隔膜的。某一天，当我带着我的儿子在这里放风筝的时候，他或许会把这儿当做故乡，但于我而言，只有生养过我的地方才是我的故乡，这种身份确认不仅因为那片土地，还因为土地上的亲情和血脉。是的，在我的词典里没有第二故乡的概念，故乡是流淌在心底或梦中的乡愁，是潜伏在土地深处的河流，没有谁可以替代。我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只是想寻求一种身份改变，或者说，我的迁徙仅是为我的子孙寻找一个新的故乡，但它绝不会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个陌生地方的一切只与生存有关，无论我拥有多少朋友，认识多少人，都无法取代与生俱来的乡土情缘，我在只与生存有关的地方行走，感觉自己正走在一片无人的沙漠。

我第一次走进这座城市的时候，想象中的古城墙已几乎消失殆尽，但我知道，这些表象并不意味着墙已从这座城市消失。城市里一堵又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包围在单位的周边，貌似各自独立，其实盘根错节，在当时，只有单位才是城市的组织细胞，才是城市的活力源泉和话语权掌控者。那时候，我只是一个穷学生，我羡慕围墙里的单位，羡慕单位后院的平房、楼房和家庭，但那些错落的、分割的空间都与我无关。那些围墙是冷漠的，至少在我的眼中是冷漠的，仿佛城市落尘的雪;其实，那些围墙也算不得冷漠，即使有些冷漠，也并非地域或季节的原因，而是我自身的原因。我不知道大学毕业之后，这座城市会不会收留我、接纳我，让我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打量着周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墙，我觉得它们仿佛城市里一张张陌生的脸，我不知道当雨水打湿墙的时候，墙上是否还能长出苔藓。有时候，我还真的期盼墙上能够长出一些苔藓，一片一片的，从水泥和钢筋中顽强地挤出来，散发出一丝泥土或林木的气息，就像我富氧的乡村，即使入心入肺的雨露细弱如丝，我也心满意足。

大学毕业之后，我终于留到这座城市，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偶尔想起小时候学会的农活再也派不上用场，我竟然有些恍惚。夏天的晚上，我常常爬到办公楼的顶上看华灯初上的迎泽大街，看到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看到远处一片接一片的灯火，我的眼前便浮现出一座座草垛、一座座屋脊，想起数年前我还坐在故乡的草垛上、屋脊上看村前的大河浩荡流过，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窄窄的街道、矮矮的院墙和萤火虫的夜晚已被我封存在记忆里，宽宽的街道、高高的楼房和灯火通明的喧嚣将陪伴我度过他乡的时光。城市也有四季，却总归不如故乡的分明，街上的风景似乎数年如一日，又似乎天天都在变，迎泽大街两边高低错落的院墙终于被拆掉，代之而起的是黑色的铁栏杆，视觉上似乎通透了一些，也仅仅是视觉而已。但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像一个城市人一样观察和生活，都必须像一个城市人一样去感知和感受。道路隔几年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拓宽一次，可由于路边的建筑离街道太近的缘故，这座城市的市区在2013年之前竟没有一座立交桥。这在省会城市中是不多见的，道路无论如何拓宽，都赶不上车流和人流的高速繁殖。这座城市患有先天性肠梗阻，却有人吹嘘其为城市的特色之一，这样的特色无疑是一个黑色幽默。

4

如果天气晴朗，秋天的黄昏便是温暖的;如果阴雨连绵，秋天的黄昏便是凄冷的。可在水泥包裹的城市，留在少年记忆中的感觉已不再分明，站在窗前望着秋雨沿着楼檐自由落下，我常常莫名地出神或发呆。独在异乡为异客，或许孤独的缘故吧，我反倒喜欢秋雨连绵不绝的凄冷，能够一个人聆听着雨声安静地出神或发呆，其实也是一种享受。年轻时候，把自己浸泡在凄冷里更像一种自虐。人到中年，在凄冷中慢慢品味雨的氤氲则是一种淡然，是一种无欲无求。所谓不惑，实际上就是在磨难中把自己沉静为一座依山的湖，那座山便是自己的信念，那座湖便是自己的情怀，云雨雷电远去，目光坦荡清澈，一个人从容地躺在朝阳深处，不管什么东西落下来，都不会荡起涟漪;即使偶尔涟漪荡漾，也是散淡的、轻柔的、欢喜的，仿佛夕阳暖暖的低回。可住办公室的那些日子，我是难以体悟这样的心境的，站在窗前望着故乡的方向，心底甚至是焦虑的、凄然的、落寞的。办公楼虽不高，却极庄严，长长的楼檐低低压过来，站在顶层的办公室里，我无法看到天空，不过，我能真切感受到秋雨的微凉。那凉的雨斜斜从空中掠过，它可以灯光一样把树木上的叶子淋得发亮，眼泪一样把隐约在树影间的墙皮打湿，但它无法像悲苦一样把路边的树木和墙穿透。城市看上去是平整光滑的，其实也是多皱的，城市最多皱的事物莫过于树木和墙，雨水虫子一样附着在树木或墙的皱纹边缘，却无法向更深的地方渗透。站在楼顶远看，城市仿佛水泥和玻璃冰冷的混合物，树木和墙单薄地夹在楼房之间，愈发显得孤寂;站在地面仰望，城市又仿佛被树木或墙遮蔽了，树木或墙好似罩在城市身上的一张网，束缚着城市的手脚。从进城的那天起，我便觉得城市是围起来的，城市的风景也是围起来的，一座城市无论城墙高低或厚薄，城市都是围起来的，而站立道路两旁的树木只不过是墙的陪衬而已。

就像没来由地喜欢秋雨一样，我也没来由地喜欢树木，可面对一堵堵城市的墙，我又总是没来由地心怀抵触。我一直觉得，被墙围起来的城市胎记一样先天凸显着被围困的痕迹，宛如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气质，不管他的额头上是否贴着标签，不管他出现在何时何地，不管他习惯站着或坐着，他身上都会散发出一种异于他人的气息。这种气息是独一无二的，它也存在城市身上，仿佛城市的标识，因了这无处不在的标识，当一个外来者贸然闯入时，城市无需任何理由便可以把外来者变成孤独者，也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把外来者变成流浪者。城市天然拥有一种话语权，它可以为外来者建收容所，可以为外来者贴标签，还可以为外来者命名，譬如盲流、农民工、打工妹、暂住者、泥腿子，似乎农民是来自另一个国度的。这些标签好像失效的狗皮膏药，死死地贴在农民身上，任由伤处溃烂，虽然城市人偶尔也会自嘲说，他祖上的祖上也是种地的。农民看重的是土地，城市人看重的是饭碗，城市与乡村说到底都离不开土地，只不过城市是在更大的土地上，盖更多更高的房子，住更多的人。其实，这些差异并非城市滋生优越感的根源，城市的股掌间攥着控制力和影响力，城市覆盖和辐射了更广袤的土地，它与生俱来的不是平面的收敛和低调，而是比圆锥体的投影更强大的占有欲和支配欲。不扩张，不城市，城市人只有衰老的时候才会想起乡村，而乡村天生就是没有围墙的洼地，谁想走就走，谁想来就来，一枚又一枚落叶回归根部，反复验证过乡村的包容和素朴。或许大对小天生就存在压迫感吧，生活在县城的时候，我亲眼目睹过一座小城对一座村庄的歧视，生活在省城的时候，我又亲眼目睹过一座更大城市对更多乡村的歧视，这种歧视有时也是没来由的，甚至是露骨的。世上的确有很多事都是没来由的，就像我读大学的时候，没来由地对“土老帽”一词感到厌恶。我不知道什么人发明了这个词汇，我觉得这样的词汇不仅恶俗，而且恶毒，我第一次听到它时，便意识到自己是这座城市的闯入者。一切似乎命定，而我也命定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执拗地固守着乡村喂养出来的桀骜和尊严。这也是我的标识，是家族的遗传，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座城市时，就像看见一座远方的山，我的表情像大山一样平静，或者说，像大山一样冷漠。其实，我的平静或冷漠也是一种天性，我与城市天然存在隔膜，这种隔膜有时甚至演变成没来由的敌意。

我承认，我对尊严二字看得如此之重，与我长大在低处的乡村有关，但乡村并不种植仇恨，追根问底还是我没来由的自负。我病态的自尊更像一件自我保护的外衣，是自卑由潜意识深处生发出的另类呈现，当我从乡村走进城市的时候，我刻意不让自己表现出一丝惊讶，流露出一丝胆怯，这种故作姿态无疑是自卑心理在作怪：我看见城市的楼房，就像看见故乡地头的麦垛;看见城市的公交车，就像看见故乡走下山坡的羊群;看见城市川流不息的人流，就像看见故乡的小河。我像游子回家一样走进这座城市，走进山西大学的校园，那一天，我表面镇定，内心却很忐忑。我不去在意路旁的目光，即使学兄们仅是羡慕我年龄如此之小;我不与陌生人说话，我不会让人轻易听出我浓重的乡音;我只是在心里不断提醒自己，在这里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要活出尊严。我的处事原则受到祖母很深的影响，祖母的口头禅几乎在我的耳根结起老茧：一个人活一辈子，宁让人恨，不让人怜！祖母一生刚强，在她的世界里，一个被可怜的人是没有尊严的，而尊严是一个人活在世上的唯一理由。这理由仿佛一座无形的大山，仿佛一座坚固的城池，它不需要多么宽大的体积，不需要多么结实的材质，它只需从内心自由地散发出来，只需从根部坚韧地拔节出来，且与呼吸融为一体，便会长成一棵风吹不倒、雨浇不垮的树，伟岸而蓬勃。我想每个人都是喜欢伟岸的，喜欢伟岸就应活出尊严;每个人也都是喜欢尊严的，喜欢尊严就应懂得尊重。可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一味呵护自己的尊严，却忘记了对他人的尊重，没有尊重，只有尊严，便是根深蒂固的自卑。尊严本该是一棵自然生长的树，我却把它当做一道伤口，我小心翼翼地呵护自己的尊严，却忘记了自信才是尊严赖以生长的根，包容才是尊严赖以立命的脉，一个人要想有尊严地活着，就必须自信地挺起腰杆，不卑不亢地平视每一个站在你面前的人。

晋阳的历史是有尊严的，也是桀骜不驯的，因了这份骨子里的桀骜，它才横遭灭顶之灾。晋阳是一座有灵性的城市，是一座艺术的城市，是一座奢华的城市，还是一座有性格的城市，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眺望晋阳的时候，目光会不自觉地投向更遥远的地方，会越过我的故乡，越过太行山，想象山那边的世界。北宋的汴梁也是奢华的，在那座百万人的大都市里，有水，有桥，有营业到三更的酒肆，还有精致的宋瓷和注子、注碗烫出的儒雅时光。晋阳与汴梁一武一文，本是可以做兄弟的，可勇武的晋阳却因为骨子里的王者之气被灭了;汴梁本可以放心地把晋阳当做兄弟的，可文弱的汴梁担心卧榻之旁有人打呼噜，便把晋阳灭了。一国竟也容不下二城，多么匪夷所思，可没有晋阳的剽悍，何来汴梁的安逸？没有晋阳的阳刚，何来汴梁的阴柔？“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宋瓷挡不住女真人的铁蹄，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也挡不住女真人的刀枪，更何况，开封的宫墙外，闲适的大宋子民已把火药做了绚丽的烟花，开封的宫墙内，逍遥的宋徽宗正埋头苦练骨骼清奇的瘦金体，白白胖胖的大宋朝一直在《清明上河图》中扶柳而行，它怎能不被狂风吹倒呢？

赵匡胤不杀文人的誓碑虽然保住了大宋文人的头颅，却改变不了大宋文人被流放的命运，大宋文人风光的皮囊包裹的那颗心，也是很疲惫、很受伤的。内心的疲惫和受伤似乎是历代文人的通病，那些年，每当彷徨的时候，我便会沿着新建路一路向南，或沿着桃园路一路向北，在这两条街道上，我总会找到一个与我同醉的人。误打误撞进诗歌圈子以后，我一直觉得好酒的诗人是我失散在这座城市里的兄弟，与他们相处，我绷直的神经总能松弛下来。诗人相聚虽难免有龃龉，有争辩，有面红耳赤，但诗人之间毕竟少有俗世的利益冲突，这群活在诗酒中的痴子仿佛一群孩子，与他们在一起感觉总是温暖的。在这个圈子里，酒故事不胜枚举，但我今天不说酒的故事，只说一枚铜钱。这枚宋代古钱币是我从南宫古玩市场淘来的，是我随身佩戴的唯一饰物：圆圆的边缘打磨出一丝光泽，圆边与方孔间被一层绿色铜锈覆盖，仿佛积淀下来的时光。看到这枚古钱币，我便会想到大宋，想到晋阳，抚摸这枚古钱币，我便觉得自己正在触摸晋阳的沧桑。我不是个怀旧的人，但我的确很怀念晋阳，这个时候，我便会偷闲去朋友的古玩店坐坐。是的，我只是到朋友的店里坐坐，我既不买卖古董，也不关心古董价格，更叫不出古董架上那些器物的名字，但我会走到它们中间，去触摸那些古老的物件，体味它们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我不是收藏家，我只是走到它们中间，端详它们，触摸它们，呼吸它们，我不知道那些或圆或方的器物出土在哪个朝代，但我喜欢走近它们，欣赏它们的形状，那些古朴的线条像泥土一样散发着古旧的气息，在这些出土的器物中，我能感受到时光弯曲的弧线，置身在这弧线中间，我能回到我怀念的晋阳，回到我想象中的晋阳历史里。我知道，千百年来历史都是被人误读的，真相只存在发生的那一瞬间，那一瞬间过去之后，真相便残缺，宛如一道闪电，有谁能完整地还原它的轨迹？晋阳城下静止的泥土如是，太原城边沉默的城墙如是，汾河上的桥或流水亦如是，静或动，柔软或坚硬，发声或不发声，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残酷的本质。出土的物件无法完整呈现逝去的时光，当下的文字不可能精确记录已经过去或正在发生的瞬间，即便多维的影像也仅能捕捉其视线所及的场景，它无法透视事物背后隐秘的关联，更无法窥探事件中各色人物的心理波动。后人对史实的探求仅是在努力接近真相而已，努力接近且永不能抵达，此即历史全部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都是过去时，已藏在过去;真相都是进行时，只停留在发生的那一刻;时光便是真相发生时刻的不间断连缀，逝者如斯夫，过去之后便是一地皱纹，谁能把一张羊皮书舒展开来，让它清晰如初？

5

怀旧是生命衰老的征兆。老了便慢了，便会停下来一点一滴地去回忆远去的时光。老了便包容了，远去的时光便是温暖的，不管它曾经瘠薄，或多灾多难。从年龄上讲，我还不该知天命，就心理而言，我却喜欢回到旧时光里，与那些破败的景象站在一起，这时候，我不会嫌弃旧时光的简陋或悲苦，因为有一天，我必将老成一个满脸皱纹的人，我衰老的躯体比皴裂的树、比多皱的城市或河流更适合诠释悲悯。这两年，我便是在怀旧中度过的，我对过往时光的怀念沉淀在一部叫《虫洞》的散文中，在这部时光书里，南沙河还是一条无可救药的臭水沟，它从东山出发穿过我行走的河岸流向汾河，在我仔细观察它的这几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可《虫洞》如今还躺在出版社，南沙河已不是昨天的模样，站在并州路的南沙河桥上望一眼凌乱的工地，我终于意识到，文字的真实有时竟如此易碎。看来我所能记录的，只能是瞬间的（时间？），局部的（空间？），我的（我是谁？），这多么令人沮丧。

是的，就在我写下今天这些文字的时候，太原城有史以来规模最宏大的改造工程正在进行中，且触角不断向晋阳城方向延伸。不过，能够有幸目睹太原城与晋阳城跨汾河相会，合古今为一，我倒是乐见其成的。汾河之水以后还能否载得动舟楫我也不知道，地下晋阳城上正试图再现一座现代人理解的晋阳，似乎已是不可阻挡的事实。如果算上我在坞城路读大学的4年，我来到这座城市已经整整33年，在这33年里，我在晋阳城东北角上生活了3年，在太原城，不，在宋太原城西南角上生活了26年，在明太原城东南方向晋王朱棡的坟茔边上生活了4年，我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能否看到汾水复活，但如果有机会，我倒是愿意在退休之后回到晋阳湖边安度晚年的。在晋阳城边上的那些年我不知道晋阳，现在我知道了晋阳，迷上了晋阳，或许某一天，我真的会从汾河东岸返回汾河西岸，虽然那儿或许不该是我落叶归根的地方。有些事是没来由的，缘分比什么都重要。1981年，我在最后一刻改报了大学志愿，新添上去的山西大学竟成我的母校，我觉得那是一次天注定;1985年，我走出大学校门，断线的风筝一样落到太原化工技校，我觉得那还是一次天注定;1988年，我告别晋阳故地来到迎泽桥东谋生，无疑也是一次天注定;如果晚年我能回到晋阳湖边，去曾经熟悉的地方寻找逝去的繁华，或许还是一次天注定;此刻我正将目光持续投向晋阳古城，肯定就是一次天注定。仅从生存的角度看，我目前在这座城市只留下三个落脚点，即山西大学、太原化工技校和报社，我在这三个地方学习、工作、生活，如果把这三个点连在一起，便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等腰三角形，而这个等腰三角形恰好框在一个圆里。技校教书那三年，我常在周末骑自行车回山大借书，绕道迎泽大桥的时候，我不知道桥东将是我的下一站，但冥冥之中，我已在那时划出一生的轨迹线。站在单位楼顶向南眺望，山大和技校正好落到视线的东西切线上，我的目光从它们的夹角间穿过，东南方向有我的故乡，有我的太行山，还有我牵挂的汴梁，视野中的一切后来都次第走进我的文字，这更是一次天注定！我不断把目光投向晋阳，投向太行山，投向黄河更南端，其实，在我心底还藏着一层困扰：赵光义火烧晋阳之后，曾把大批晋人驱逐到黄河对岸，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我的祖母又从河南越过太行山逃荒来到山西，如果沿着这条历史经纬线追根溯源，我会不会是那批被驱逐者的后裔？如果是，我对晋阳如此牵肠挂肚是不是也是一次天注定？

所谓人生，其实就是一种气场，一座城、一条河、一个人的气场有多强大，从这气场发散出去的视野便有多宽广;反之亦然。我怀念晋阳，即使它已经消失;我牵挂汾河，即使它行将死亡;我在这座正日新月异的城市里行走，但在我的心中它已经是一座很老的城市，或者说，这座城市的心脏已经老了，肺已经老了，故事就更老了。

6

一座城池也罢，一个村庄也罢，一条河流也罢，我们行走其间，有时却更像一个盲者，我们听到拐杖敲击地面的笃笃声，却无法更直接地贴近它，融入它，刺穿它，我们更多时候只是在时间里活着，只与时间恋爱，不与时间做爱。活在时间里，这是生命必然的选择，如果想让时间水一样流淌，我们要做的不是游动，而是更深地刺入并长久地沉下去，沉与浮便是距离的两端。在乡村，我觉得距离是一个人与一棵树、一座房子、一座大山之间的间隔，是可以用手指、手臂或脚步丈量的。这种印象始于童年，那个时候，我经常看见大人用最原始的方式测量树木，丈量土地或房基，或许这个原因，我对距离的概念一直很模糊，我觉得一拃、两臂、三步的量化比一公分、两米、三公里的数字更直观。乡村是具体的，是可以触摸的，我最初的距离判断自然是空间的，是感官真切感受到的，这种感受是我与一座大山长久对望之后产生的。在童年的时光里，我喜欢坐在门外的台阶上望着村庄对面的大山发呆，乡人笑我是个小老头，在他们眼里我似乎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其实，我没有任何心事，我只是不想说话，只是喜欢坐在台阶上与一座大山对视，我觉得只要我一直盯着那座大山，那座大山便会向我走来。可那座大山从未走到我身边来，我是多么自作多情，当我想走近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原来离我很远。产生这种错觉与事实距离无关，虽然我眺望山时目光是直线的，走近山时道路是曲线的，直线的确比曲线更近一些。多年之后，我终于明白，自己之所以表现得像个盲者，皆源自心理：看见很远的东西其实不一定远，看见很近的东西其实不一定近。我们多数时候喜欢活在错觉里，用空间诠释距离，其实，远近真正的尺子藏在心底，物理距离固然接近事实，心理距离更耐人寻味。

在技校教书的时候，我宿舍的窗外也有一座山，那座山长得无法再普通，可同事说它是传说中的龙尾的龙尾。在那些平淡的日子里，我也隐约听人说到龙城诡谲的历史，但历史于我几乎就是一座寸木不生的山，我了无兴趣，更不会想到对面那座荒凉的山也会生长帝王的故事。在那座山的东边，便是太原化肥厂赤裸裸地刺向天空的烟囱，烟囱里冒出的黄烟粗而弯曲，看上去倒更像一条尾巴。在化肥厂东北方向，还直立着更多烟囱，断断续续吐出浓烟。那些年，我就生活在或白、或黄、或黑的尾巴下面，我的目光时常被它们撞伤，我面北的窗户便很少打开。有一天，我从窗户后面走过，竟然发现窗户一侧站着一棵小树，树上的尘土看上去比叶片还厚，像穿着过冬的棉衣。我辨不出那是一棵什么树，也不知道它站在窗户旁边已经多少年，但树上覆盖的尘土半灰半黑，触目惊心，我终于明白现实也如历史，也是可以尘封的。墙上附着的尘土呈泡沫状，好像被水浸泡过，窗台和玻璃上的尘土厚而发粘，风吹不动，伸手一划便留下扎眼的痕迹。我知道那些尘土都是化学的，或者是被酸碱侵蚀过的，想到自己竟生活在比实验室还沉重的化学气味中，心中的悲苦无以名状。那时候，我虽懂得化学常识，对环境的认知却是肤浅的，我所感知的污染便是空中悬浮的颗粒、沉降的气味和直上九天的烟尘，对地下的事物更是迟钝。1994年，晋祠难老泉断流，“永赐难老”的泉水追随鱼沼、善利二泉相继干涸，晋水三大源头次第熄灭，晋祠三绝圣母殿、古柏、难老泉自此少了一绝。我供职的报纸曾在头版头条报道过这一事件，我直到这时才知道，化工区地下水超采竟是断绝晋水源头的罪魁之一。1998年，汾河中游上兰村段基本断流。2009年，汾河下游运城段断流;这年秋天至次年春天，位于宁武的汾河源头也断流8个月，汾源泉水演奏的“雷鸣绝响”骤然人间蒸发！黄河第二大支流竟沦为季节性河流，悬瓮山丰富的岩溶水沉落无踪，难老泉今日的“泉”水引自汾河边的深井，正宗的晋水终于成为晋阳城的陪葬。“三晋之胜，以晋阳为最，而晋阳之胜，全在晋祠。”可如今，难老泉绝经而去，汾源绝响而去，古人一“绝”成谶，这是赞美，还是诅咒？

那时候，我每天沉迷于书本中浑浑噩噩，只知道学校正南方有一座晋阳湖，只觉得生活在一座湖边是诗意的，却忽略了自己每天为什么看不到日出和日落。直到那一天，我偶然发现窗户后面那棵小树，才知道自己每天都这样卑微地活着，我从那棵小树看到自己的未来，我的窗帘从此便一直半遮半掩。

我再也不会像童年那样与一座山对望，我心底最强烈的愿望就是逃离，可在逃离之前，我只能坐在半遮半掩的窗户下怀念乡村——如果我的乡亲知道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他们该作何感想？在乡村，我觉得那些树、房子或大山都像一个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是人与树、房子或大山的距离，看似很远，其实亲密无间。而在城市，距离似乎变得微妙起来，物理张力和心理弹性常常共振，奔波在城市里，窥不破这层关系是痛苦的，窥破这层关系更是痛苦的。我被悬置在距离当中晃来晃去，我觉得距离好似一张拉开的弓，弓臂与弓弦、弓弦与目标之间的空间看似一目了然，可事实上，箭镞的飞行路线充满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风一样或大或小，飘忽不定，不经意之间，便会动摇箭镞划出的弧线。几十年来，我往返于城乡之间，从柏油路到等级公路，从等级公路到高速公路，从高速公路到高速铁路，从高速铁路到空中飞翔，我乘坐的工具越来越快，物理距离在不断缩短，而心理距离呢？

2011年初，我搬离机关大院，住到一个叫东坡斜巷的地方，这儿紧挨南沙河，正好处于单位与山西大学中间，当年我从技校骑车去山大时，曾在这三个点上划出一条弧线。回到单位与母校中间，这或许也是一种天注定，每天途径南沙河、迎泽公园和迎泽大街，在单位与家之间往返，在人流和车流中间穿行，观察和思考便荡到更远的地方，从前的晋阳便重新走进我的文字。毫无疑问，晋阳与太原的距离是时间的，时间距离似乎是恒定的，而在空间里，无论埋在地下的晋阳，还是不断扩张的太原，它们之间的距离一直在变化，或许某一天，它们还会将那段撕裂的历史弥合。其实，距离仅是一道直观的裂痕，远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沉淀在距离间的气息，这气息才是距离独有的品质。就像城市，历史长短固然重要，但于城市而言，其真正的魅力却是文化，而文化便是城市积淀下来的气质和性格。城市也是生命，城与城的关系仿佛人与人的关系，可以亲近，可以叠加，却很难合二为一。晋阳与太原虽是并州的前生与今世，但事实上，它们已是两座不一样的城市，它们更像一对夫妻。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新晋阳看作一个第三者，可即使它年轻貌美，它也无法取代过去。所谓再造，只不过今人的愿景，死者已逝，活着的继续活着，生死两茫茫，距离便是沟壑。城与城的差异也是距离，这样的距离可以产生美，也可以产生裂痕，这样的距离中有风景，也有沙尘，有包容和欣赏，也有矛盾、冲突、对抗、隔阂和纠结。有时候，我们觉得距离被消除了，可仔细端详，拥抱在一起的却是一对取暖的刺猬，它们看似无距离，其实一直被距离伤害。距离是一种客观存在，谁也无法回避，距离是错位，是夹缝，是峡谷或深渊，或因如此，我们才喜欢圆，喜欢在生活中不断地画出涟漪。又或因如此，生命才更像一支搭在弓上的箭：引而不发是距离，剑拔弩张是距离;弓弦张开的弧线是距离，箭镞飞行的直线是距离;阳光静静落在弓臂上是距离，微风吹动弓箭还是距离……

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在城乡间徘徊，似乎一直在为城乡间的距离纠结。其实，乡村就是乡村，城市就是城市，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们都在那里。其实，我们纠结的不是城乡间的距离，而是自己的付出，我们喜欢在得失间徘徊，希望自己看到的世界不是黑的，便是白的。可很多时候，世界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而是灰的。就像汾河，它早已是一只干瘪的乳房，但我们还必须吊在这只乳房上活下去;就像乡村，即使它依然淳朴，它的青山绿水也不像原来纯粹。城乡只不过空间上的两个点，距离天然存在，却无法割裂，谁也不要标榜自己血统纯正，世界上有真正纯正的东西吗？行走在城乡之间，我喜欢灰，喜欢这黑白的混合物，看到灰时我便会想到乡村炉膛里的灰烬，这燃烧后的暖，我也会想到城市宗祠里的香火，它的余烬也是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