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代人告别

张小苏

元宵节上午，牛小红告我力群仍在重症监护室中，好像我知道来龙去脉似的。我心里当下一沉，赶紧问怎么回事，才知道老人大年初二就因肺部感染住了医院，初三进了重症监护室。从那天起就日夜担心。因为我知道肺部感染的厉害。虽然我近年与老人联系很少，但据我所知，这次也许是他头回住院。他家里的忙乱可想而知，于是决定不打电话添乱。只与小红保持联系，对治疗和护理，随时和小红交流。病情稳定后，我还开玩笑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让老人喝上家里的米汤。在有医疗保障的前提下，米汤问题目前是“根本”。小红不知道“根本”一词的典故，一本正经地说，光米汤不行，还得要调入营养液。我也不解释。只想着得有部车去支援，以便天天有米汤。

11号上午，小红告我：2月10日晚上10点10分，老爷子逝世了。

我不知如何是好，陷于失魂落魄。下了好大决心，给叶倩打了电话，但连致哀的话也讲不出来，支吾了半天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之后就是连续两天的魂不守舍。

何以解忧？唯有写字。

十余年来，我的老爷子辈们相继离去，力群是最后一位。

相比其他老人的离去，力群的离去，更让我感觉失去了一位知心者。

想来想去，我竟觉得我也许是很懂他的。有些力群研究家，我看过他们的高论，总觉得还不大行。有一些力群的弟子，很快他们就要写文章了，而且他们的文章，一定会堂而皇之走上主流媒体。确实，即使为老人写一纸简短的生平，也轮不到我，但我眼下除了想这件事，其他什么事也做不成。

我只能以这种方式，实现与他的告别。

我觉得也许确实有某种缘分，横亘在我和这位百岁老人之间，使我还在童年时就对他发生兴趣，在中青年后成为他的文友，我甚至轻而易举学会了他的方言，连他本人都觉得几乎能够乱真。

有谁见冬天的大雪中，年届八旬的老人常常夜访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有谁见隔着辈分可以无话不谈：谈画，谈文，谈钱，谈情感，谈女人，谈我们都不懂的政治和经济，谈我们为之好奇的所有事情，谈得神采飞扬，甚至跳脚。

最早知道力群，是因为父亲屋里阳台上一对小动物。它们蜷缩在一个小铁笼里，父亲说这叫猫圪狸，是北京一个叫力群的伯伯委托他找的。我很惊异，什么人能喜欢猫圪狸到这种程度呢？我父亲是一点也不喜欢，很为寻找这小动物犯难，更为如何把它们送到北京发愁。在我知道的长辈们中间，也没有哪一位，有这种“资产阶级”才有的爱好。

可是，童年里同时又出现了一位让我引以为自豪的人，起初，他叫田福印，之后改叫郝田，他来我家时是一位英武的飞行员，在太原航校学习。进门就脚跟猛然一磕，“啪”的一声，立定了，给我父亲敬个军礼，一字一顿地说：给您拜年！之后，他就总在星期日来，玩儿到傍晚，再返回学校。他让我们叫他二哥。我很为有这么个二哥感到提气。有一天，玩儿的太晚了，他怕不能及时赶回航校，赶紧骑了我母亲的女式自行车走了。结果大概是由于他身体过好，自行车跟不上他的劲儿，途中车子的前叉彻底断了，险些造成一场事故。晚上妈妈在受惊之余，才给我讲了这位“二哥”，究竟是哪路的“二哥”。

这故事的戏剧性之强，之奇之巧，和编的一样。可是确实是真事，就令人十分难忘了。

原来这么一个革命的、红色的二哥，其实是喜欢猫圪狸的力群之子。

简单说吧，“二哥”是力群的二儿子，抗战期间生在延安，碰巧延安一位未婚的同志田振英，为了逃避家庭主婚，对西安的家人说，自己已结婚并已生子，本意是要家人别再干涉他的婚姻了，不料，他家人果真到延安来接孩子了，还带了奶妈。这户人家是西安的大户，有特殊背景，情急之下，田同志就找到力群夫妇，请他们帮忙，把才四个月的儿子暂借给他，待西安解放后完璧奉还。当然相信西安会解放，但也需要有个证人，还得说服哺乳的妈妈。几经曲折，中间，秦邦宪和周扬帮忙做证，著名演员王大化、马莉一同周旋，为解人危难，力群夫妇比演赵氏孤儿还戏剧性地把还在吃奶的儿子借给了这位同事，并由其家人将孩子带回西安。但此后力群夫妇便与借方失去联系，解放后才知道借方已经牺牲了。王大化、马莉也都去世了。直到1950年，力群几经周折，才在陕西蓝田乡下，找到这个已经叫田福印的二儿子。此时田与奶奶共同生活，力群怕伤老人的心，并未将孩子接回，之后才给孩子写信详细说明一切。这故事让我对力群伯伯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不久，我就见到这位伯伯了。他从北京到太原，往往在我家吃午饭，一见之下，我就发现了他的奇异。首先是动作幅度很大，表情极其丰富，高兴或者赞成，都大声说出来，否则就很强烈地反对，无论喜怒，都在说话时站起来做各种动作，鲜明得很，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忘乎所以，像个孩子，像个“！”号，我在见到他之前和之后，再也没见到过这么有趣的人。当时房子小，吃饭的小桌旁边就是床，他吃完就跳上床，宣布睡觉，而且要最高的枕头，没有？就把至少两个被子加一个枕头摞在一块枕着睡，我看他的睡姿简直像半坐着，想笑，又不敢吱声。之后他很严肃地告诉我，活着有两件事“不能将就”，一是厕所不能脏，二是枕头不能低！1960年代，崇尚艰苦和俭朴，听到这样的话，觉得他更像资产阶级了。怪不得他喜欢小动物！

他谈起什么事，慷慨激昂，听人讲什么事，反应强烈，特别是谈到画和戏，但有的时候又忘性极大。有一次说起他的一个孩子，说已经小学三年级了，刚说过就改口：不，是四年级？哪里？五年级了！还大些，六年级。六年级了，你看快不快？大家已经说起别的事，他忽然大声说：不对！去年就上初中啦！由于这样的事常常发生，父执们就于茶余饭后开他的玩笑，结果往往开玩笑的人笑到说不下去，而他本人还是在一本正经地想事。说起在延安时审干，有一次填表，上面领导特意说，这次填表非常重要，不准涂抹和改正，甚至专门说到他，怕他写错。他非常认真地填过之后交了，之后领导喊他：力群！你的家庭出身是什么？他大声回答：地主呀！连领导听后都一口笑岔了气：你自己来看看，写成什么了？讲笑话的人，往往这时候已经笑到无法再讲下去了，他听到这儿也笑了，大声说，我一紧张，写成“土地”了！之后还认真地说，我记性不行，尤其是不能紧张，还有些事你们不晓得，有一回去石家庄，在火车站排队买票，就怕忘了去哪儿，一边排一边自己提醒自己，石家庄、石家庄……结果一紧张，到了窗口，把钱一递就说成了张家口！

自然又是一通爆笑。

我从没见过这么有意思的人，太与众不同了。

晚上，他教我写毛笔字，把着我的手说，写毛笔字一定要慢，慢到什么地步呢？你看，这一横写到尾巴上，不仅慢，还要停，停多长时间呢？他握住我开始数，停，停，停，停，停，五下。少了不行。那一刻，我闻到一股只有父辈身上才有的味道，温暖、高雅、馨香，同时，如此清晰量化的指教，比老师说要“收住”之类，要易于理解得多。

1966年，力群调回山西文联，还没到，就听说他要一所好房子。省文联也真有办法，找到精营东二道街一个大院，里边有一排中西合璧的正房，足有五六间，院里有月亮门，有花园，还有棵高大的桑树。当时的社会气氛已经是买瓶汾酒，都不敢让人看见，得藏在布袋里拿回来。抽好烟喝好酒，讲究生活，全属资产阶级腐朽堕落行为。而力群却公然要好房子，机关的人也许有些微辞，但都说他名声大，级别高，资格老，多次去苏联，连鲁迅都认得，能来山西就够好了，在他那个位置，这也就算简朴了。

结果还没等装修好，他一家人就到了。暂时先住机关客房。他最小的儿女与我年龄相仿，也多少遗传了他的“异趣”，我们一起玩儿得非常开心。他老伴刘萍度阿姨更是热情洋溢，走哪儿笑到哪儿，到哪儿哪儿开心，哪儿热闹。我家的超人奶奶，见不得客人，唯独喜欢刘阿姨，当然也因为是江苏老乡。

等到他家搬来，我才开了眼，才知道他家资产阶级到何等地步！居然有钢琴！房间布置好后，沙发地毯，办公室，起居室，儿童间，保姆间，卫生间一应俱全，还有专用锅炉房！引诱得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孩子，没事就往他家跑，结果好日子没过几天，就发生了邢台地震，太原也闹得人心惶惶，天天传说要地震，一到晚上就像面临世界末日。

有一天，我下楼晚了，父亲送我出来，见力群办公室灯光大亮，推门一看，只见他正在灯下看报，隔着报纸，眼前挂着一头大蒜，蒜钉在天花板上，一根线垂下来，正对鼻尖。父亲大笑，问：你这是看报还是看蒜？他说：看报。不过，你看，蒜一晃，不就是地震了嘛！就能赶紧往外跑！他说他的毛病是太过专注，怕光顾看报忘记地震，这才想到这个法子。父亲说，睡吧，睡着了不就安心了？他说再等等看。等什么？他说等地震。

结果地震没等来，等来了“文化大革命”。他正处于半调来没调来的状态，在山西还没职务，当然也还没犯下任何错误，但北京方面还是派人把他揪了回去。

老爷子在北京挨批斗，扫厕所，大后方一时到还安好。我们仍旧到他家玩儿，女孩儿们在园子里采桑叶，我们在房间里听唱片。大量被禁的音乐这儿全有，我就在这儿迷上了梁祝，迷上了卡门，迷上了“大、洋、古”，迷上了资产阶级，如中魔症，许久醒不过来。一度时期，我单方面把“文化大革命”给忘了。

1969年秋冬之交，文联的大人们都到北京进了“中办学习班”，他却单枪匹马从北京回来了。说至少对于他，“文化大革命”已经告一段落了。被整了几年，依然很精神，说，中央的精神是让他去干校。他给上面写了信，要求解甲归田，聚在干校不还是知识分子成堆吗？何必？干脆回老家务农，不更彻底？

很快，他就搬出被我们当做乐园的院子，钢琴也贱卖了，记得卖了不上百元。携全家径回灵石郝家掌村去也。

我插队期间看了他主政时的全部《美术》杂志。阅读了他的文章，把他选编的《苏联版画集》和其他一些小册子当做我学画画的教材。

慢慢了解到，力群的路径，与山西其他革命的艺术家全然不同。他并不是从山西农村由普通农民直接参加革命，进而搞起艺术来的。他年龄比我父亲一辈稍长，1931年就考入了杭州国立艺专，“9·18事变”后，开始接触鲁迅倡导的木刻这一新画种，因组织木铃木刻研究会曾被捕入狱。之后在大上海讨过生活，吃过洋饭，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从上海外企柯达公司职员转而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六队，先在江南一带活动，之后进入武昌郭沫若、田汉领导的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三厅，在三厅成为“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成员，之后又以抗敌演剧队第三队队员身份，着上尉军衔，经西安来到山西，与决死二纵队会合后，1939年去了延安。与我父亲苏光及牛文，包括西、李、马、胡、孙不同，他在鲁艺是老师，而后几位是学生辈。

之后我听孙谦先生说过，力群到延安时，和他们很不一样，年纪不大却拄着文明棍，“怪模怪样”的。

通过文献，可以看到，至少在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解放区和国统区会师的时候，力群是两方面都熟的人。正因为此，他身上有种独特的气质。比解放区的艺术家多了些唯美的自由平民气，又比国统区的艺术家多了些豪气和自信。

后来想想，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一直葆有纯艺术的追求，热爱小动物也没被打倒（“文革”除外）。也正因此，他对革命，对政治，不如他的学生辈敏感，但他特殊的来路，左翼、鲁迅、延安，也使他没挨过大整。后来的更多接触，使我感到，力群是位中国罕有的、平民化的、顽固追求唯美和自由的艺术家。对美和自由的追求，来自他的艺术天分和对自然、对生命的热爱。罕有，是由于同时代的多数人没有他那样的经历。

力群在美术上的造诣与天分有关，他自幼就喜欢画画，家庭条件也允许，高小时就临过《芥子园画谱》，后来得到画界前辈赵缵之先生的指导，并通过赵先生受教于丰子恺先生。之后以高分从太原成成中学考上杭州国立艺专。眼界大开，在从事木刻创作初期，他的作品就比同侪好出许多。鲁迅看过李桦、罗清桢、力群等人的作品后曾这样评价：“李桦诸君……形成了一种型，陷在那里面。罗清桢细致，也颇自负，但我看他的构图有时出于拼凑，人物也很少生动的。郝君（力群）为我刻像，谢谢，他没有这些弊病……”诗人艾青对力群到延安之前的木刻就有很高评价，认为“并不比法国木刻家的作品差”。力群早在1936年就在太原海子边中山堂开过个展，是最早把木刻带到山西的画家，后来他和我谈到这一段，还有些恚恚不平，因为展览会刚开，就遇上了“12·9”运动，人们的眼球被吸引了去，使个展观众受到一定影响。他还表示过类似不满，都很有趣，比如，“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大会上，他总觉得会议对版画重视不够，于是站起来就发言，引起张道藩的注意，当下问田汉“发言者何人？”他这冲天一怨，使他被票选为理事。之后又成为“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主席。

所以，力群的画并不因革命而被高估，虽然他也确在1940年代画过许多革命的年画版画。1946年，他与苏光、牛文三人合办《晋绥人民画报》，着力于年画、连环画等，作品甚丰。事实上，这三人都对民间艺术有强烈兴趣，力群还与农村妇女石桂英合作了剪纸《织布》，在形式上获得了很大突破，当然这种方式也合于革命的艺术家之道了。我父亲还健在时，这三位老友曾经在我家露出了原形，他们在客厅一起看戏曲录像，看着说着，就一起哭起来，一会儿又大笑起来，完全入了窍，醉心于民间艺术之中。

力群对一切反艺术的“作品”都是反感的，而且要明白地说出来。他主持《美术》杂志期间，曾为版画套色而引发过讨论。他认为版画要坚持自身的形式美，并不能因为套色技术普及方便就多套色。为了坚持这一点，他不怕背上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黑锅。以后他也和人有过论战，而且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少数派，但他一点也不在乎。即使“文革”期间，样板团来太原演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他看过后，也对一些艺术上的不谐调之处予以嘲讽和挞伐。有人指责他解放后尽画些花花草草，现在看来这算什么问题呢？对概念化的东西，他确实弄不来。

“文革”解甲归田后再度见到他，是1973年。当时他的好朋友卢梦已经“解放”，任职宣传部，知道他喜欢芭蕾舞，样板团来时专为他和老伴搞了票。他当时担任村里的林业队长，同时还在陶瓷厂烧陶瓷。来太原时，带来了他烧制的瓷烟灰缸，一只小松鼠的造型。他还是原来的老样子，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刘萍度阿姨。她和我妈妈合住一起，一见到我就把我拉到她身边。让我冲她使劲哈气，要闻闻我是抽烟了还是喝酒了。这样一种舐犊式的关怀，对我来说也是自“文革”下放以后头一回。不料，第二年，年仅55岁的刘阿姨就猝然长逝在郝家掌村。刘阿姨的人缘是众人皆知的，他们夫妻的恩爱也同样令人羡慕，相爱近四十年，夫妻没拌过嘴，没红过一次脸。刘阿姨的死是轰动性的，在熟人朋友引发了巨大哀伤。所以，说力群罕有，还包括他的特殊生活，他的磨难，他的传奇和戏剧人生，他经历过的许多痛苦，非常人所能忍受。

“文革”后期，他可以参加美展了，但他不会权变，仍然是老老实实的拙朴风，他刻了一幅与老农一同嫁接枣树的木刻，题目叫《酸枣接大枣》，根本不会讨巧。当时美术作品的题目都是很革命的，使用的完全是“时代的语汇”，不是红太阳，就是开路者之类。要不就是借用诗词语录，他不，就叫《酸枣接大枣》，怎么启发也不改，记得还题有一首诗，也是老叟气实足，很不对景。

但是，一旦让他放开来搞，立刻就得心应手，1980年代，他的《林间》、《清泉》等作品，达到他的艺术高峰，与1960年代的《黎明》、《帘外歌声》等描绘自然与生命的作品一样，成为他特殊和独有的品格。

政治对他是外行，他一生能躲过那么多运动，真够幸运。我亲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当过一段文化宫的书记。正是拨乱反正的开始，工作头绪很多，搞得他晕头转向，每天增加了咖啡数量，生怕开会中间不慎睡着。幸好时间不久，终于离开这个位置。

大是大非他清楚，对土改运动扩大化等一系列运动极为反感，说在明处，对不合人情的行为也反感，但完全不会上纲。长期在中国美术界高层做领导工作，他一向不整人，对“左”的东西有生理反感（尽管1980年代有人对他有过误解）。

他的大清醒来自他的真诚与淳朴，他对自然和生命热爱之极，他养猫圪狸，养猫头鹰，养花草，从树木枝垭交错间发现美，并表现出来，一看见小动物（哪怕是电视里的）就两眼放光，甚至叫出声来。这样的人，心无旁骛，天生与厚黑之道格格不入。

他酷爱读书，牛文先生曾对我说，他认识的画家中，力群读书是最多的。他喜欢希腊神话，喜欢《圣经》，喜欢文艺复兴时代，喜欢中国古典艺术，当然，也喜欢他的延安时代。他喜欢就必是真心的，而且很坚持。八十多岁了还又读了一遍《神曲》。我问他什么感觉，他说，比吃药还难。

力群早在年轻时就喜爱文学，在艺专读书时就写过爱情小说，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立报》不时发表些小杂文。1937年第一次发表小说，题为《他们全开到前线去了》，胡风喜欢，刊发在其主编的《七月》。这篇小说后来作为优秀小说，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中。他以刘萍度为原型写的小说《野姑娘的故事》，写于1938年，当时就受到周扬的称赞。1980年代他把原稿拿来给我看，又重新发表，1992年被重庆出版社康濯先生主编的《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选入。

力群的文字具有难得的个性，因而有很强的风格性，朴实到几近稚拙，但有种特殊的味道。以至无人能够模仿。他的文字被许多人喜爱，但他的作品并不讲什么特别的故事，也没描绘过很不凡的人物，更没有曲折诱人的情节，引人之处恐怕和他的画一样，全在一种内在肌理、肌质。要运用布鲁克斯的语义分析研究，才能从理性上找到他的价值。但从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从胡风到冰心，从文艺大家到普通读者，一直都有好这一口的。

1976年，我成为一个小编辑，他就常常与我就他的作品进行交流，惭愧的是，一向是他骑着自行车来我家。1985年，我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他更是常把新作拿来给我看，那一阶段，他写了《一只野兔的悲剧》、《我的乐园》、《马兰花》等。其中《我的乐园》在小川任编辑的《小学生》杂志刊载，之后由上海少儿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冰心为之作序，给予很高评价，获得了当年的“儿童文学园丁奖”。我在为他看稿子之际，对他深感钦敬。

他告诉我，他自己不是个聪明的人，所以必得格外努力。多听旁人的意见。他认为对画稿没有什么人的意见是不可以听的，尤其是小孩子，意见往往最直接，也最正确。

他是个纯感性的人，而且是行动派，认为人必须有所作为，不然还不如不做人。他从不反对“个人奋斗”，希望每一代都好好奋斗，但首先他自己要奋斗，为此他可以放弃别的事情。顾上这一头就顾不上另一头，这是个朴素的道理，他遵循着这一原则，一生就只顾他的艺术这一头。

看他的作品有一定难度，因为他一定要问好不好？好在哪儿？如果同时有几幅，也一定要说出其中哪幅更好哪幅最差，要排出个一二三。我在受宠若惊的同时，也感到为难，因为往往说不出所以然。

这种态度天然就是反权威的，他的平民作风既来自他的生活，也来自他的艺术观。他不服从权威，自己更不以为自己权威。既然如此，他也不刻意去做什么表率。对贵贱老少，他不敏感，七八十岁时，常常在医院和一群人混坐在大房间输液，拿着本书，有时就在这种场合还和人聊得很开心。“文革”已经过去了好久，报纸上登出保德县出了个种树模范，当过林业队队长的他佩服得不得了，还专门自己跑去讨教了一番。

有一天我到他家，他刚好从新疆回来。问我知不知道王洛宾。我当时竟不知道，他很奇怪，问，你是喜欢音乐的，居然不知道王洛宾？原来这期间他一直和王洛宾在一起，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他和王洛宾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漂亮姑娘。我不知何言以对。如果我还是“文革”前的小孩，定要当面说他资产阶级了。事实上，他从来不道貌岸然，也不是卫道士。

但1980年代，由于复杂的原因，他卫了一回道。为了文学作品的性描写，他与一批中青年作家论战，闹到电视辩论的地步。

以我看，这并不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想到了，大胆说出来，行动派嘛，是一次“无畏”的表现。这种近乎于率性的行为，与他在“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上感觉不重视木刻，就站起来发言是一脉相承的。

他自己说，是因为既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总得为党把把关吧。但事情过去，他也就放下了，从不和人有什么过节。

我觉得在力群老人身上，有多数党的文艺工作者没有的一种品格，那就是平民作风。他丝毫没有官味儿，真正的不拿架套，真诚地把自己当普通人看。当时编辑部有人说，老力群寄来稿子后总会来电话，先问收到没有？之后问能不能发表？发表了又会来电话问稿费。这一点他的确与他那一代人不同，其他人没他这么孩子气，要发稿子，也是托人送来，或暗示编辑部约稿，之后纵然挂怀也不问，而是做无所谓的样子，更不可能问稿费。但他是公然要问的，他从来都不耻于谈钱。有些人觉得败兴的事，他却毫不在乎，不时会告诉我，某篇稿子寄到哪家刊物被退回来了。这一点勇气，我至今没有。

他身体很好，生活规律，喜爱运动，尤其喜爱网球和跳舞。起先我以为他是在多次访苏时学会的，结果他说，他打网球是在灵石道美上高小时就学会了。我很惊讶地说，现在大概连灵石县也未必有网球场吧。

有人说他喜爱跳舞就是因为喜欢女人，他毫不辩白，并且说就是。所有这些，包括他对是否有专车之类的事毫不在意，都是他平民化作风的体现。他身上没有工农干部当上大官后的毛病。无论在生活上还是艺术上，他都没有一点点假尊严。

“文革”后，我随同省里画画的老师不时到北京参观“全国美展”。作为长期在中国美术家协会担任领导职务的他，一向和我们同住小旅馆，同吃小饭店，有一年，我们住在东胜胡同人民日报招待所，他问我们到什么地方吃油条，知道情况的说，往西边近，有油条而无豆浆，东边倒是两样都有，就是远。他哈哈大笑，坚定地说，那还是往东，宁可远走几步，“浆是根本！”大伙儿这下全学会了他这句话。分明是出来吃油条，但浆是根本，这里边的道理大家都懂，也不格外分析，许多人日后都学会了用这个典，比如，画完一幅国画，要题款时，会说，字是“根本”呀！大家有的正用，有的反用，凡事务必要找出“根本”之处。不管怎么用，念到这两个字时，用的都是他的口吻。本文开头所说“米汤”是“根本”，便来自这个典故。

他分明有老资格而不卖，有复杂的故事而不说，能正着说的，常常却逆着说，比如与鲁迅的关系。鲁迅对他是很关心的，《鲁迅全集》中提到他的地方不止于三处，先还称郝先生，1936年，鲁迅从曹白处得知力群在太原的白色恐怖中平安无事后，复信中专门写道：“关于力群的消息，使我很高兴。”但力群从来要告诉人，他一生并没有亲眼见过活着的鲁迅。提起这一点他还挺生气，1936年他们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青年会开办“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时，他平素一直都在，偏偏10月8号，他到上海世界语会写标语去了，正好这时鲁迅扶病而来。鲁迅刚走，他就回来了，11天后，鲁迅就逝世了，以至鲁迅最终也没见到他一直关心着的青年力群。鲁迅去世后几小时，他就被请进鲁迅的卧房，为鲁迅画遗容。这本是件能吃老本的光荣盛事，但他说起来却是：正是这件事，让我名声大振！因为第二天报纸上全登了他画的画，标题刊出“木刻家力群赶往画像”云云。他一向不喜欢卖弄，他一生与中国现当代诸多名人有密切交往，本身已经是文物级的活字典了，但自己很少提及。不是忘了，是反对卖弄，反对“附骥尾以致千里”的行为。他醉心于艺术和创造，一直葆有真诚淳朴之心，跟他交往，他是想让人弄懂，而绝不制造云里雾里。正因此，他天真的一面不曾稍减，好奇心一直延续，情感世界始终丰富。许多话说得朴实，却极在点子上。

八十五岁后，老先生还写了许多爱情诗，艾青看后认为他仍很有激情，诗写得不比他的木刻差。建议他多写。

很少有人能洞悉他和挚友曹白的关系，他自己也很少提及。曹白晚年到太原时，我有幸在家接待过他。知道曹白先生解放后不久就“疯”了，特意请教力群老人接待的方法。岂料老人说，他比我能喝，酒要管够。我很惊讶！神经系统有问题的人竟很能喝？感觉定有隐情。果不其然，我和曹白先生喝了不少汾酒，他清清楚楚给我讲了他当新四军时，在阳澄湖打游击的往事。曾在湖里躲过一个整夜，用芦苇管子呼吸。我问：对手是谁？他说“忠义救国军嘛”。我始知《沙家浜》不完全是编的。后来，力群先生告诉我，曹白差不多就是那个郭建光的原型。

看过些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我曾想，谁要能搞清曹白疯掉背后的事，谁也许就能揭开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大谜。

但力群先生也不炫耀，不多谈。他传奇人生中有多少戏剧性，他外向的性情中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隐情，称得上深藏若虚。没有足够的学养是做不到的。

199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夜晚，下着雪，有人叩门，小保姆去开门，我还没看见是谁，就见小保姆已经笑得蹲下去了。我到门口看，是他老人家，但见他身穿大衣，斜挎一把吉他，交叉的另一边又斜挎着一个军用书包，手里还拎着网球拍。眉毛上挂着白雪，这样一幅老人的肖像，在中国应该是罕见的吧，他是来还阿黎儿子借我的吉他，顺便还有稿子给我看，而且刚在网球馆打完了网球。

一般老干部不会这样，寻常的老大爷更不会这样，我时常想起他站在门口的样子，想不出在中国的老人中谁还能这样。

1990年代中期，我们先后搬到北京，距离很远，纵然常常想他老人家，也无法看他。他九十多岁之后，我去看过他两次，基本上还硬硬朗朗的，他送我近期出的书和有他签字的版画。我坚信他能活过百岁。

2011年12月25日是他百岁生日，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对过生日有兴趣，加之有许多要人前往，我怕乱，也怕打扰，既是盛事，又何必有我哉？便没去祝寿。不料，生日过后就是元旦，春节又来得比往年早，春节一过老人就病倒，而且竟然去世了。

这几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独怆然而涕下。虽然平时我也见不到他，但总知道他还在。在，就有靠。我想，熬过这一段，他又会回来，并永远驻扎在我心里，再也不会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