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男女

伍尔夫：错乱的天使

王小波说他在云南插队的时候，看见骟牛，其中关键的环节就是有人凶猛地拿个锤子，把牛蛋一下子砸扁。然后他发挥说，其实人生的过程，就是那个被砸扁的瞬间被分解在若干年中的动作慢放——我们的精神活力是怎么被砸扁来的？由于日常生活中那些卤蛋饭啦、姜汁撞奶啦、穿心莲啦之类的味觉麻药的作用，由于生存利益的驱使和威胁而随时随地、零零碎碎的自我拧巴，更由于漫长的时间造成的舒适感、麻木感和惯性，已经使我们忘了被砸扁时的最初疼痛。

弗吉尼亚·伍尔夫，那个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疯狂女人没有阉割自己。按照常人的眼光来看，伍尔夫就是一个女版的乔伊斯、心灵版的尼采、现代版的梵高，总之是个疯子，一生确因患精神病疯癫多次。然而如果按照骟牛理论的解释，正常的人们不断修正自己，分身作了几个人，时刻转换开关，日趋刻薄与邪恶与异化——人们已经习惯于病态，而病人们，病因只是因为他们更期待正常。带着这个评判看一看路人，就觉得这世界上全是荒诞的逻辑。

如果伟大一定是错乱的，那么她的意识流小说《达洛威夫人》、《到灯塔去》、《海浪》之类应该是现代性小说的伟大代表。“没读过的人不好意思说不想读，必须回答‘一直都想看’；读过的人不好意思说不好，反而暗示自己的格调。”在20世纪初的英国上流社会，都知道她这个人。敏感，神经错乱，脆弱，小众的代表人物。伊莉莎白·泰勒1966年出演的《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后译为《灵欲春宵》）获得第38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电影其实跟这个“伍尔夫”毫无关系。只是讲处于社会中上层的知识分子的苦恼和困扰，人与人之间的无法交流和孤独，以及由此引起的精神苦闷。可见“伍尔夫”其实就是“小众精神狂”的符号人物。

但她的读书心得却是理性的，坦率的，自由的，敏锐的，毫不客气的。在《伍尔夫读书心得》里她颠覆了常规思维。她说，作为一个读者，独立性是最重要的品质。如果把那些衣冠楚楚的权威学者请进图书馆，让他们告诉我们该读什么书，那就等于在摧毁自由精神。她解释说，滑铁卢战役是在哪一天打起来的，这种事当然会有肯定的回答，但是要说《哈姆雷特》是不是比《李尔王》更好，那就谁也说不准了。她说，为了得到自由精神，当然也得对自己有所限制。我们不能愚昧而徒劳地浪费精力，为了给一盆玫瑰浇水，结果把半个院子全浇湿。我们必须培养把控对象的能力。她的意思翻译成糙话就是：一个人在书里，就像一个人在床上，是不需要别人教的，比照权威真是太滑稽了。

她这样评价传记：“一个傍晚整幢屋子的每个房间都亮着灯，绅士们在用餐，一个姑娘准备参加晚会，一个老太婆在打毛线，这里正在上演人生戏剧中的某一个片段。传记和回忆为我们照亮许多屋子。”

她说男评论家对难看的女作家的感受：乔治·爱略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那张难看的马脸、难看的长鼻子，那对难看的小眼睛，总是从她的书后边浮现出来，使男批评家们感到不快。而红袖添香会在瞬间使他们改变对作品的看法——想想当下美女作家们的境遇，有多可笑！

她认为女人应该有：闲暇，一小笔由她自己支配的钱，和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房间。写作时，他们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只有“一片无性别的疆域”。她认为没有男人，女人便陷入一片黑暗，她们只会互相轻视、互相猜疑，互相嫉妒。“但现在情况有所改善，不敢断定‘一个女人读了另一个女人书之后，除了嫉妒肯定不会再有其他感想’。”

她批评《简爱》这类故事总是当家庭教师，总是坠入情网。夏洛蒂·勃朗特没有这种塑造人物的力度和宽阔的视野。“她不想关注人生的普遍问题，甚至没有察觉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她的全部动力，就在于她要自我申诉：我爱，我恨，我在受苦。”她认为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当我们真心诚意地拜倒在他面前时，他会满腹狐疑地避开我们。”

那些自由精神的丧失，是渐渐的。就像堕落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在最初被勒令写“最有意义的一天”命题作文的时候，在被反锁在房间里践行着成年人笃信的种种教育理念的时候，在沉溺于大胡子长头发中式衣服的伪大师们教诲的时候，在被荒唐的流行裹胁的时候，一定曾经感到瞬间拧巴来的。那些都是自由精神被阉割之前的前奏。时隔半个世纪，可以感受到她的自由活力还在。

如果说女青年们在上个世纪末总说自己热爱张爱玲，到了新世纪，由于没人可以热爱而被迫改成朱天文的话，那么可以把苏珊·桑塔格留给男青年们去热爱，试着热爱一下弗吉尼亚·伍尔夫，一定是不会错的。

崔卫平：站在第三个维度

崔卫平《理性与乡愁》的口吻，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小西天电影资料馆里的同声翻译。那些看电影的是小众中的小众，精英中的精英。有人马马虎虎地竖着领子，外套也是潮湿的，带着风尘仆仆的味道。电影院黑下来的时候，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机器播放着轧轧的噪音。她的话外音开始播送：南方口音，冷静，带一点翻译语言未经打磨的硬，转译的关节处全是未被屏蔽的真货色，并且把思考指向内里缓缓给力而在核心处工作。她穿插在解说中的形而上超越了通俗版的善恶之争、正邪之争，也忽略技术和流派，那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她的思考建立在善恶对峙背后的另一个维度上。那是一个文明的、理性的、人工的维度，不是仅以人性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的。

比如她所评价的陆川的《南京，南京》。“《南京，南京》采用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他身为1937年入侵南京的日本军队的一员，目睹大屠杀的残酷之后感到难以承受，放走了两名被俘的中国人，拔枪自杀。这被解释为人性复苏……‘究竟能不能把日本人当人来看？！’陆川问……”她没有停留在对其惨无人道的激愤指责上。她一针见血地说，“当年日本侵略军的许多令人发指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战争范畴，战争不需要虐杀人。他们所犯的罪行与当年纳粹对待犹太人的行为更加相似（只有更甚！），属于‘反人类罪’。”

她必须摆脱性别带来的局限而保持理智和清醒，她谨慎地对待经验中的“天然的正当性”，对“反思”这个东西也强调“再反思”。这使得这些文字严肃之余，理性大于激愤，锐度大于反叛——按照《教父》中老教父的说法，“过度憎恨也会使人失去判断”。

评价二战题材的电影在书中占主要比重。她所提到的2003年作家出版社根据梅尔维尔最后一部小说《比利·巴德》翻译过来的更名为《漂亮水手》的作品（同名电影），更能说明问题。她说，故事也是从一般的善恶冲突开始的：主人公比利·巴德是一个弃儿，善良朴实，手脚勤快，是海军战舰中成熟的水手，但是纠察队长克拉格特却成天跟他过不去。嘲弄他、讥讽他、羞辱他、陷害他。如果说前者的善良是天生的，那么后者的邪恶也是天生的——关键是，他把邪恶看成是严肃而非轻浮的事情。简单地说，这个邪恶者再一次设计圈套陷害善良者而令他没有退路的时候，他终于反抗了——杀了他。

故事没有结束，甚至刚刚开始。代表着权威的船长首先反应是“上帝的天使杀了他”，然后的反应是“士兵杀死了上级，这个天使要被绞死”。崔的结论是：简单的善，和纯粹的恶，其实处于同一层次，它们其实站在同一边；另一边是船长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和美德。这些是“人工产品”而非“自然天性”。

这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善恶之争、正邪之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完全的不一样。一方面，人性中的光明与幽暗本是共生共存，善恶无法被量化，因而作为个体无法被准确测量和划归；另一方面，“邪恶制度下的人性”会将恶行以日常如流水的方式正常化、合理化地表现出来。林达的《像自由一样美丽》书中，那些纳粹看守曾经对12岁以下的儿童被送往毒气室产生过同情，但是他们的“职责”和“使命”使他们偶尔的人性善变为不合理、异端。

激情和愤怒都需要力量，而1966年“文革”开始，她还没有从童年的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她回忆道：“1967年的某个夏日，几个孩子正在家里玩牌，听到外面人喊，谁谁谁的妈妈自杀了！”跑出来一看，是被水泡得肿胀的尸体，半个肚皮露在外面，还有一大堆散乱的头发。她第一次感到自己所站立的地面在塌陷。很小时候她的祖母的某个儿子或媳妇被游街揪斗，她就不停地上厕所。“我分享了她的悲哀和无力”，“我们很快整个掉进历史的缝隙之中了”。

崔承认道德感是“无权者的权力”，是最有力的武器。但更注重那个管理人性的轨道是否健全、无障碍和合理。因为一旦邪恶上升为权力，并通过国家机器释放出来，造成的将是人类的灾难。宏观到国家、到世界，微观到常规所说的“制度管人”，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作为一个文化学者，她有一个坚固的理论大框架，那些个案随时被拿来当例子——电影、小说、建筑和美术。在这当中，她有她明确的形而上。崔看问题的角度是大众通常看问题的盲区，她在思维定式的空白点上工作，她的思想经过了理性和经验的处理，并且处理过不止一次，可以感受到那些东西的可靠的和诚恳。

当下，许多文学评论家们喜欢振振有辞地说：“小说首先需要一个好故事。”而仅仅从技术层面控制小说的进展、节奏、层次和语言风格，是最低的要求，它需要灵魂之光的关照，情节仅仅是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外现。思想是混乱的，情节必定荒唐混乱。可惜的是，现在的小说仅仅靠怪叫和刺激来获得喝彩了。

她也有女人共有的脆弱。她说起她上大学的时候参加全班讨论会：“我磕磕巴巴地发言，引起班上某同学的不解与鄙夷，嘴里发出不屑的声响仿佛在提醒：这个人最好躲到地洞里去。这时候有人站出来说话：‘让她把话说完嘛。’”“作为一个女性，我最感到痛楚的经验就是不给允许开口的经验，被暗示自己的意见无关紧要的经验。”这个世界越来越鼓励噪音了——怎么能区分那些响亮的发言者究竟是勇者还是白痴呢？让蛮强的音浪强暴沉默的大多数，真是暴力和罪孽。

何怀宏：观念的精英

何怀宏的《渐行渐远渐无书》（三联书店，2011年5月）大约是他新世纪以来对20—21世纪中国历史大事件及关键人物的思想随笔结集。看看文章标题就可以了解这本书的大致轮廓梗概：《梁启超的信仰根底》、《鲁迅与耶稣》、《毛泽东在 1917、1918、1919》、《路翎：折断的翅膀》。其中也有对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文化潮流种种的记忆与观照。关键一点是，该书对中国现当代史中众所周知的人与事的考察路数，没有陷入宏大叙事的理论俗套，或者花样翻新的语言重构，而是施以人性伦理的视角，小切口地观照与探究，长驱直入，以完成由远及近、由表及里的真相传达。因此文章带着温存中道之风，悲天悯人，也设身处地，无微不至。在要害处，常有中的一击——或许这正是何怀宏的风格素质——如，分析中国革命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之书生气质的《政治局里的多余人》，分析“文革”中红卫兵集体失控成因的《受命造反的青春暴力》，分析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中那些叛徒变异心态的《叛徒问题或灵与肉》。作为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在当下这个以GDP为发展硬指标的大时代里研究道德伦理问题，一方面有着诸子游说布道般的力挽狂澜和豪迈雄心，一方面也难免因面对现实自处尴尬而饱含“一种文化的忧伤，对整个文化精神的忧伤”。

根据瞿秋白就义前写的《多余的话》中对自己政治生涯的心灵剖白，何怀宏评价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说他有较多的知识分子脾气。以及在他之前或者之后的前“清秀才”陈独秀、“留美学生”张闻天，也属同类同道。《政治局里的多余人》写到瞿秋白对性格的反省。他说自己“有许多典型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他觉得他在政治舞台上只是扮演一个角色，而并非自己真正灵魂的家。“这样一个‘观念的精英’在一个动荡时代的早期还显示出一定的优势，但是，他们很快就被‘行动的精英’挤到一旁”。

书中这样引申道：历史上的精英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观念的人，比如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还有一种是行动的人，比如政治家、宗教领袖、军事家——观念的人对观念、思想有一种很强的感悟力、创造力，但也常常因此思想复杂，从而影响到行动的果决。或许又可能有一种道德的洁癖，为了捍卫理念而不肯做出妥协；行动的人则往往基本见解一旦形成就坚定不移，敢于斗争又善于妥协。他说，“辨别‘观念的精英’与‘行动的精英’还有一个性格特点的标准就是：对于那种直接掌握人和影响力的政治权力是否有强烈欲望。”他感慨说，新的时代、社会已不再需要这样的士大夫文人。他给出的理想国想象是：比较好的办法是各种人各得其所。

他是一个温和的理想主义者，崇尚“非暴力”，倡导“道德律”，他试图以书生的说理，分析战争和运动，以及其中同样被压榨出来的人性恶。比如，他从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提及的叛徒问题引申到道德伦理层面：“其中某一种人，不是真的信念转变或者为了升官发财而改换阵营，纯粹是受不了对肉体的折磨才屈服”。“生命，是包括思想、理性、乃至灵魂的现实载体。消灭一个人的身体，就是把他的尘世的唯一可以灵肉结合的存在消灭。而折磨人的身体比这还要卑鄙，它包含了对人所共有的弱点的侮辱和利用。”

他感慨一切有价值生命的不知所终。比如才子储安平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最后的结局扑朔迷离——投水，或者出家，或者被打死？一连串政治风暴过后，许多人像叶子被席卷而去。历次运动中对于生命的漠视令他痛心疾首，他期待任何运动、斗争、维权，都受到最基本的道德原则的规范和约束，因为“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减少种种对人的肉体生命的无视、轻忽和践踏。”“不伤及无辜”的原则不仅在原则范畴，而且是斗争手段。是真正的斗争精神。

遗憾的是这个世界真是不尽人意。对于世界各地的战乱与动荡，数月之内，人们一下子回到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他只有感慨文明的脆弱。

他自己就是一个“观念的精英”。成为“观念的精英”并不为过，只要不止于感慨。往往，“观念的精英”们所经营的文化产品，对于过往的历史，往往主动承载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的责任。他们所产生的文化的力量正在成为社会的推动力。但是，刘瑜在《民主的细节》这本书里对我国当下的文化产品面对现实的严重缺席时说，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记忆呢？在《上海宝贝》里、《大话西游》里，还是在《无极》和《满城尽黄金甲》里？当我们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来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他不喜欢激烈。他把理想主义者也细分为两种：激越的理想主义者，平和而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后者是“不满意现实，甚至永远不满足于现实。随时准备尝试新的可能性。对任何新鲜事务都不贸然接受或关上大门。他认为那些天性激烈的愤青，看到丑恶就觉得是世界末日。但是他们的敏感性对于社会平衡的意义在于，唤起我们的不安。他们的价值是使那些在相对满足感中麻木的人们惊醒过来。但是，对于一个稳定的社会来讲，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们一定要有，但不宜太多。他们的数量应该是“世上的盐”。

他期待“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们最好有相当的现实感。他们是仰望星空的人，同时也是站在大地上的人。他们既有崇高的理想，也须了解人性与国情——除了仰望，还要俯瞰。除外观外，还须内省”。当然还有他所不断强调的“道德律”。

董桥：慢慢变老

董桥先生在《青玉案》序言里说他是抗日婴儿，生下来逃难不停，六岁时才背得出“床前明月光”——真令人万幸孩子没有生在动荡年代：现在我家小女两岁，已被无所不在的现代教育浸染，会先跟天空招呼背“白日依山尽”，再抚摸虚构的流水背“黄河入海流”，非常的超现实——然后他骄傲地说，今年六十八，猎书猎字猎句猎了大半辈子，前几日偶然猎得英国诗人丁尼生（1809-1892）的几页旧信，高兴得两眼眨泪。他多年前在伦敦买到第一本狄更斯残破的初版时，也兴奋得想哭。他老人家小时候算过命，一生靠字靠书，因此拼命看书玩书，并且玩得贵族高雅优越以及韵致，并且永远玩不厌。

怎么玩？比如，乔伊斯《尤利西斯》1930年版，是水蓝封面反白字，英国书商给他专门做个布面书盒送来，“妥当极了”；再比如，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年版，劳伦斯的签名也供养在后配的书盒里。关于藏书的奢侈腐败，他必须例举这个故事：毛姆家藏书又多又体面，毛姆大师坐在书房里抽着雪茄说他看书累了，但远远瞄着一排书脊偷笑：都安好，心里踏实啊。

有钱有闲有文化有境界的舒适感，浸透在《青玉案》、《记得》、《从前》、《这一代的事》里。在北京这个集中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以及奋斗青年的拥挤的大都会里，发展才是硬道理，奋斗才是主旋律，这样的清淡文字，简直不近情理！它实在美得遥远，妙得飘渺，柔软到瘫痪，惊艳到窒息——他说张太太的面条做得好，唐山煮法、意大利煮法、南洋煮法，等等；又说饭后喝香浓的咖啡、吃三款鲜艳的南洋甜点；还有老木雕，还有明清木，还有“流年似水，沧桑如梦，静夜灯下追忆往事”，还有“足音、轻唤、古槐，一壶龙井，半扇竹门，闲步风尘、相逢话旧”，让人不禁想起餐花饮露，神仙眷属，仙风道骨，百年孤独。

还没完哪——还有98岁张充和先生的赠书、100岁杨绛先生的来信。还有梁启超的遗墨，王世襄的玉钗葫芦，徐志摩的旧藏、林青霞的新书，每天都有“小儿得饼之乐”。那上个世纪的传奇，梦境一样，粉的粉，蓝的蓝，鲜嫩而精致，比女人还娇，比历史还远。

从上世纪80年代末“你一定要读董桥”，到90年代“你不一定要读董桥”，再到新世纪“你一定不要读董桥”，已经过了20年。董桥出书20本。那些最新鲜的锐气和呼啸感，似乎渐渐凋亡到流年中，消耗到岁月里。不要提他的《中年是下午茶》，“精子太忙，脑子太闲”，“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只说当年他《在马克思的胡须丛中和胡须丛外》一文：“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为认识了当年在伦敦住了很久的马克思，却发现认识的原来不是马克思其人，而是马克思的胡须。胡须很浓，人在胡须中，看到的一切自然不很清楚……幸好马克思这个人不那么马克思，一生相当善感，既不一味沉迷磅礴的革命风情，倒很懂得体贴小资产阶级的趣味，旅行，藏书，念诗等比较清淡的事情他都喜欢……当年力挺董桥的罗孚不禁大声赞美道：“你说董桥野不野？！”

张爱玲在建国后参加了第一届文代会就远赴香港。在香港、美国的那些日子，除了些孤寂，再没有更多的苦难可以书写。所以她也只有《秧歌》这样的“争议作品”，比起她以前的《十八春》、《沉香屑》真是差得远。而经历大喜大悲的内陆可是有陈忠实脸上深刻沟壑一般的、带血掺泪的《白鹿原》啊！也许社会生活大风大浪大转弯，训练了甜酸苦辣的刺激口吻。除了乡愁回忆，就是美食古玩，那些文字的审美性、愉悦性、纯粹性、超越性、万能性，真的好，只是它隔，远，风过耳，带着不着边际的凄婉。

罗孚：香港师爷

《让子弹飞》里，硬汉匪首张麻子（姜文饰）身边，搭配了柔若无骨的师爷（葛优饰）——奉献了夫人，仍然含恨忍怨，坚持合作。于是刚柔相济，形成乱世中的友谊。后来师爷遭了伏击，奄奄一息道：屁股疼。张麻子往树上一望，粗糙安慰道：屁股已经炸飞到天上，不疼，你有话就说吧。男人间的生死交情到达巅峰——刚柔配，强韧搭，戏外亦然。刘嘉玲说：姜文很爷们儿，葛优很温很温。可以想见，他们两位合作的持续性和稳固性。并且，你看现世身边的小团队格局，无不循此性格配比，这是生存的科学必然。推而广之，戏场文苑，古往今来，那些狂花怒放的才子学人身边，也必定有一个圆熟通达的幕后推手：性情温良，兼顾左右，拿捏轻重，八面来风，总能折腾出一个时代的天翻地覆。他们却往往潜伏于正史的幕后，声名留传于坊间，鲜为人知，像遮蔽于焰火的光芒之下的夜幕底色。罗孚的角色，就是上世纪中期香港文化的师爷。活到了90岁，终于风华正茂，水落石出。

罗孚其实是一位报人，1941年，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的《大公报》41年，直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总编辑。人称：香港文学界的伯乐、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的催生婆。首版聂绀弩诗集《三草》，撰文《你一定要看董桥》——仅这几项，就令他功抵三城。至于品评曹聚仁、叶灵凤、周作人、章士钊，引见三苏、林燕妮、西西、钟晓阳等，就不在话下了。

看他们是看热闹。人和人打交道，可以衍化出无尽的命运机缘。势态有点像围棋上摆布的几颗棋子：初看时漫不经心，煞尾时却命运攸关，高下立判。

梁羽生第一部武侠是《龙虎斗京华》。1954年，香港有一场著名的拳师比武，以太极派打得白鹤派鼻子流血而告终。这一打，打出了上世纪50年代开风气先、直到80年代流风不绝的新派武侠。香港《新晚报》在第三天连载了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可谓说时迟，那时快！梁羽生在《罗孚文集·香港人和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0月）之《金应煦的博学与迷惘》中写道：“我写了30年武侠小说，近因是由于罗孚的催生，远因则是金应煦的影响。”

其时，金庸在《大公报》用姚馥兰（yourfriend谐音）的笔名写影话，用林欢笔名写电影剧本——长城公主夏梦主演的《绝代佳人》就是由林欢编剧——但似乎都找不到感觉。他甚至一度对芭蕾有兴趣，有一段时间还学过芭蕾。简直不能想象，一次报馆的文艺演出中，他居然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迷乱命运的转弯，也就是不经意的一瞬。梁羽生的《新晚报》专栏需要有人接任，前因后果，遂被罗孚所鼓励而举荐，转而武侠，一发不可收。1959年，用武侠稿费和剧本收入开办《明报》，此是后话。而其起始，罗孚功不可没。

罗孚说，“金梁并称，一时瑜亮。也有人认为金庸后来居上。这一步，大约是两年。”指的就是这一段时间。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内地文化动荡，可谓刀斧沟壑，相较而下，香港无非杯水风波。这样平淡的命运，除了白领财经，简直没的可写。罗孚的文字——《风雷集》（1957年）、《西窗小品》（1965年）、《繁花集》（1972年）不遗余力地为主旋律讴歌，似乎还有那么点风花雪月。有人称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他说“40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萧乾评论说：“这是巴金《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是画魂之谓。

1989年12月，他在《读书》杂志发表《你一定要看董桥》：“董桥说，王国维的三段境界论给人抄烂了，他要抄毛泽东三段词谈境界——‘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此第一境也。‘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此第二境也。‘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此第三境也。”他的评介，句句都着了精要。

涉外的经济贸易合作在给国内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加大了征管的难度。我国可以针对不同的国别设立相应的境外税收机构，该机构应该做好税收征管服务，提供税收情报等，加强税收的征管可靠性；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和最新的经济法律等制度与政策，修改相关协议与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

1982年，他谪居北京十年，笔名柳苏。1992年，他再回香港，“岛居”日久。他交游甚广。忘年交是沈从文、夏衍、冰心、启功。唱和作答是黄苗子、郁风、丁聪、杨宪益、戴乃迭、范用。一生过自在生活。自在是什么呢?它是活着，和活着的花样儿。也是认知世界的途径，和对这个途径自圆其说的解释。因此聂绀弩诗称他是“我行我素我罗孚”。

王小慧：花朵的极限

有谁愿意听一个女人的上个世纪呢。时间过得这么快，世界这么忙乱，哲学这么多，人们生存的技术和艺术每天都在变化。每次看到他们的脸，我都迟疑。他们的脸今天是笑着的，也许忽然某一天，像一首诗里说的，忽然会扭过头去，情人也会变作仇人了。

而王小慧一直在努力寻找诉说她的上个世纪传奇故事的调子：她在上世纪90年代的车祸后拿起摄影机自拍。“照相机像我的感觉器官，是身体的一部分。摄影对我一种本能的需求，就像渴了要喝水，困了以睡觉一样。想都没有想，没有想的时候就已经拍了。像一种下意识的动作，本能的动作。”她在《花非花》中讲述她的少年时代，“文革”的冲击，父亲自杀未遂，种种阴霾的记忆，以及这些记忆与她的艺术创作的因果关系。她用花朵的曲线表现性和欲望。这些还不够。她疯狂地做自己摄影的女主角——埋头用双臂抱紧一个婴儿。她如此期待爱和做母亲，那些女人的渴望和失望，全都隐藏在她的柔弱而紧张的肢体语言里。甚至，她穿了各种朝代的、各式各样的服饰表现她的前世今生。无数个被复制的她，站在不同的历史时段里，张着眼睛互相打量，越凝视越迷失。

她在执迷地寻找自己和世界的通道。或许艺术本身就是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通道。

然而，她的艺术是戴着滤光镜的自己看世界的一瞬，是对现实世界的自由任性的剪裁。那些镜头下的影像反映的不是信息，而是心境、对世界的感知，和幻觉。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她试图在艺术中努力表达，理解世界，提出问题。然而她的半径始终是她的个人经验，她的圆心没有脱离自己。这是一个主观主义艺术家所能扩张的最大能量。周国平在序中说，“这个美女在早年经受了时代的许多磨难”，“以至于连苦难也化作了幻想的素材”。循着这样的现实-艺术的因果，她没有也不愿超越自己，或许永远超越不了。所以她说，“我的一生就是一场行为艺术”。

对于艺术女人来说，这种寻找和超越是困难的——陈染没有找到，她已经放弃了寻找，顺应了世界。而顺应是艺术创造的敌人；严歌苓找到了一条通路。她将笔下那些敏感而生猛的女性，放在惨烈的历史大事件中，让女人们与残酷世界发生关系。我所看见的王小慧的努力仍然是自我的。她的艺术，像是四周放置着不同角度的镜子，镜子中是不同时段、不同角度、不同表情，不同心境、不同化装的自己。无数个瞬间的她，互相打量，反照的中心都是自己。

事实上，从王小慧的艺术中，很难找到她与世界的内在而实质而坚实的联系，这非常要命。尽管她的艺术布景是广泛而绚丽的，但是那些只是舞台炫光而已。现实中的她使自己穿上红舞鞋像一个工作狂，但是她的工作像在一个循环往复的传送带上。

她在《花非花》中这样回应别人对她的自恋的评价：“虽然我不这么看，但我觉得就算是自恋，也没有什么错。不爱自己的人很难去爱别人。不是不健康的自恋，就很好。”而在这场对话中，哲学家被一片炫光所笼罩，对这个忧郁而优雅的女艺术家非常客气，只是暗示在她的童年故事里寻找答案。

个人化的艺术，不过是一连串郑重的、有模有样的梦呓。像小剧场话剧中，灯光转暗了以后，一个人的激情独白。这不算是错误，只是略显单薄而已。

电影《朗读者》里陈述了1966年德国审判二战残余时，法学院的学生亢奋地质问：发生这些事时，你们为什么不自杀？在这个故事中，15岁的少年爱上可以当他母亲的公交车售票员汉娜。她要求他不断为她朗读，从《奥德赛》到契诃夫。最后，这位少年震惊地在法庭上见到了她——汉娜在二战中曾经是一名纳粹集中营看守。每个月她和“同事”都会挑选一些人送往奥斯威辛，这些工作日常如流水，仿佛合情合理。一次，关押“囚犯”的教堂成了一片火海，她们手握着打开教堂大门的钥匙，但是没有人想过要将门打开，以致大部分人给活活烧死。汉娜这样质问法官：“如果是您的话，该怎么办呢？”但这解释没有构成法学院学生同情她的理由。汉娜被判终身监禁，而少年体验着从未有过的复杂感情。

话外音的评价是：这个故事继承了战后德国对于纳粹现象的反思。汉娜的“平庸无奇的恶”，并不是一望即知的魔鬼。当她和他们被卷进一个杀人机器，就像一枚螺丝钉在其中兢兢业业，身处邪恶而不自知。而将罪责、伦理、政治、历史，放进一个爱情故事框架中，糅合得多么好！——她的评价显现了她的艺术观和兴奋点。那些能够打通个人感知与世界通道的艺术，更具有挑战性，更具有建立或者摧毁的力量。

荣格说，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婚姻是一种化妆。何止婚姻，社交、工作、家庭，都是种化妆。艺术家时常在日常生活和艺术场域中，转换开关，来回穿梭。时而将生活艺术化，时而还原成平常人，汲取现实能量。如果完全将生活与艺术分界，这不是称为艺术大师的前提，倒是导致生活疯狂的基因。

有时候我会怀疑艺术的作用。艺术是一个人通往世界的道路，也是阻塞一个人通往世界的屏障。他（她）会停滞在艺术里不能自拔，而世界完全听不见他。

通过艺术途径描画的这个世界，可以无限大，也可以无限小。两极都是无限的。许多女性艺术家在拿显微镜仔细分析自己的中途，艺术的创造力都不幸夭折，或者走向极端和疯狂。因而对这个过程的不自觉，往往更加可怖。

刘索拉：流浪者

心理学家手上摆弄一只白色瓷杯子，正面，水平，示例人们看问题角度不同：看它的一面，右边一个把；看另一面，左边一个把；从遮挡把的一方看，就是一只白碗；从有把的一方看，就是中央有个垂直痕迹的白碗。有人会超常规，比如从上方看，就是一个平面圆；从底部看，就是一个平面叠加圆。迷恋着“迷恋”这个词的刘索拉如果看这个杯子会怎么样？或许，她会将它对着光，看到它居然是通透而惊人的橘红色；或者把它放到琥珀色的鱼缸里，看它在瞬间呈现不同角度、不同弧线的沉落；或者砸碎了看，每一个碎片的轮廓都呈白色的不规则；凭她，就是把它们一片片扔到不同质地的盘子里听坠落时的声响也说不准。

得出这个印象是因为她的小说《迷恋·咒》。《迷恋·咒》描述了上世纪90年代的曼哈顿，以及这个充满噪音的城市里几个音乐人的荒诞生活，主要是音音和艾德进入婚姻之前的阴差阳错。可以这样理解：曼哈顿的花样生活就是刘索拉的白色瓷杯子，被她正面侧面上面下面、掰开了糅碎了变着花样别出心裁地观摩探究，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思毁掉，看它的碎片。她大张旗鼓地，将生活原料经过了艺术化的处理——人物经过了想像的过滤，情节经过了涂抹和变异，有点失常，有点荒谬，有点疯魔，有点离奇，有点不合常理。而她的核心是……其实她的小说正如她的蓝调音乐一样没有核心，在音阶中多是4和7，大规模的、不谐和音与不稳定音，破解正常的节拍，上升和下滑都没有逻辑，只有跳跃、大胆、生猛和肆意妄为。

她的中篇《你别无选择》里有一个经典情节：音乐学院楼道里那些学生乱七八糟地唱着不稳定的4或者7,令教授忍无可忍，探出头大喝一声“1——”，总算终结了乱局。读《迷恋·咒》的大体感觉，就像时时被淹没在4或者7里，总想忍不住仰头，在溺水之前拼了命呼吸。

且看书中主人公自白。音音，钢琴演奏家：“你能想象所有和一个美丽男人约会的乐趣和结局，但是你没法想象和一个美丽女人的最初相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艾德，混血儿，热爱哲学与乐评：“如果愚蠢的女人缠绵于情话，那么就让她们死于情话吧”；婵，法国来的中国歌手，身穿大红大黑装束：“把诅咒放进安静的声音里，面对生活，鞠着躬，举起刀”；还有忘了什么身份的塞澳：“生命本来是多么美好轻松的事情，永远陷入新迷恋”——明白刘索拉多么不讲理了吧。她笔下的人物对话全像梦呓，并且断断续续，状态是喝了酒或者毒药之后的痴迷。可她老先生在序中这样说：这是一个瞎编的故事。能读出一二者，恭喜。读不出一二者，恕我献上一段美国喜剧片的台词把你再绕糊涂点——我不知道我是个什么鸟人但我通过扮演个什么鸟人来假装知道我是个什么鸟人。

她解释说，人性中情感的正常循环必须有一个出口。音乐中的不谐和音的表达其实是感情的出口。因为，你知道吗，永远的平静与谐和可以给一个人的性格带来严重的伤害！有多少人内心是完全平衡的？基本没有；有多少人正常发泄自己的情绪？也为数很少。

音乐人读她的小说，或者小说人听她的音乐，是最适合的。因为她的才华，或者叫做创新，或者叫做肆意妄为，会大力搅动这两个领域，并且把传统规则颠覆掉。

为了抵抗她的侵袭，不妨再听听她自己的注解：我的确是通过对不同音乐风格的迷恋，才明白了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常常用的词：fascination——迷恋。迷恋必须是忘我的，和功利无关。用我自己的经验来解释，用古典音乐写作，如同领你到一个精致的皇宫；用现代音乐写作，你迷恋于逻辑思维的自由，以为自己是思想家；用蓝调方法生活，你永远处于优美的忧伤中，使一切欢笑变成泪水；用爵士乐思维，你享受着种种跟着音乐飞翔的瞬间高潮，世间的所有束缚弹指顿逝。更别说进入到一个最high的音乐俱乐部中，灵魂顿时出窍……如上即是贯穿她文艺作品中的形而上。

刘索拉有能力把一棵普通的树，经她的妖风一吹，变做一场魔幻——叶片一半是暗色的金，一半是白色的银，细枝末节全在颤动。随着风大风小，它忽然放开又忽然收拢，一番天翻地覆的舞蹈。而那些我们所熟知的、被固化了的文艺规则，不过是多年以来流传的积习，由一些不知姓名的人发明、修订和完善。他们陆续死了，凭什么尊崇着他们的意志过下去？！她选择了逃离。逃离一种传统，去往另一个所在。在找到和创立新的框架之前，她必须做如上慌乱的探索。她是一个从传统文化逃离出来、还未找到安居之所的流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