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冬漳水寒

王国全

虚幻的理想与严酷的现实

1968年底，我和同学们来到山西，在一个叫长胜的村子里插队落户。去插队那一年，我16岁。同村插队的同学共有20多人。

对于上山下乡，我当年曾有过一些极其幼稚的想法。下乡之前，我曾在北京郊区参加学农劳动。那时，上山下乡已经是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人生抉择。在京郊一座幽静的农家院落中，我见到过几位刚刚落户的知青。我觉得他们无拘无束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颇有浪漫色彩，很受吸引。我还读过《边疆晓歌》，这本描写支边青年的小说也使我对未来的插队生活产生了美好的联想。

然而，真的要远离家乡，到偏远的农村去生活，毕竟令人恐慌。在下乡前的一段时间里，背井离乡的忧虑困扰着我们。到1968年的12月，我们都明白：命运已经决定了，我们已别无选择。对于前途的一切思虑都淹没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之中。

离开北京前，我跑了几家书店，买了许多农业技术书籍。有同学问：“想当农业专家吗?”我笑而未答。想象中的“田园牧歌”和“边疆晓歌”式的插队生活，在一步步向我走来。

插队初期的那一段生活，在我的感觉中，虽然没有多少“田园牧歌”的色彩，可是真的颇有一点“边疆晓歌”的味道。我们长胜村的插队知青，有好几位是喜欢文艺而且颇有文艺天资的。在插队初期，他们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排演了节目，如《红灯记》、《收租院》等。这些，给插队初期的生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同学们还自编自演了知青歌曲，开头的歌词是“风梳头，雨洗脸……”。

可惜，这段日子太短暂，太短暂了。

来到长胜村后不久，我们20多个知青就分到了六个生产队，每个队四到五人。由于村里还没有准备好给我们集体居住的房子，我们就都按所在的生产队分散住进了老乡家里。

我和三位女生分到了第四生产队之后，独自一人住进了村北的一间小屋。房主是一位小伙子，和我们知青关系甚好。这是一间西房，显然是历经了多年的烟熏火燎，屋顶是黑的，墙壁也是黑的。窗子很小，只能透进很少的光线。空荡荡的土炕上，放着我的一只漆成黄色的木箱和简单的行李，这就是我全部的财产了。在离开长胜村许多年之后，我依然不时地记起我在村里住过的那间小屋，回忆起那一段梦想与幻灭交织在一起的日子。当然，更多地记起的，是那时艰辛的劳动与生活。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1969年的春天，有这样一个早晨。天还没亮，生产队长就把我喊醒了。在黑黢黢的田野上，我跟在牲口后面撒粪肥，奔跑了许多来回，天才刚刚透亮。早饭是送到地里的。与我同队的有三个女同学，每天早晨留一位女同学做早饭。那一天的早饭又是玉米面煮饼子。饼子很硬，有一种苦涩的味道。然而，我们那时已经懂得，能够吃饱肚子就是最高的享受了。我疲惫地靠着粪堆坐着，吃着盛在瓦罐里的煮饼子，无意之间，看见了坐在对面的那个50多岁的汉子，并且注意到他正在吃的饭食。他的早饭是掺了谷糠的窝头。由于谷糠掺得太多，窝头变得很松散，他不得不双手掬成碗状，捧着那窝头吃。食物在他嘴里咀嚼着，良久，才艰难地咽入喉管。我看着他吃窝头，仿佛自己的喉头也在发紧。直到他终于吃完了那窝头，我才深深舒了口气，并且暗自庆幸我们插队知青享受着每月44斤原粮的待遇，有纯玉米面饼可吃。虽然我们也经常要忍受饥肠辘辘的感觉，但是比起当地农民来，生活还是要强一些的。

当时在生产队里，我们和当地农民一样干活，包括最累最脏的活计。有很多劳动是在相当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挖沟涧”。本文写到这里，我要鼓起勇气，让那段尘封已久的记忆在这里复活。我在《白皮回忆录》中有这样的相关记述：

山西农村的厕所，是砖砌的又大又深的井一样的建筑。淘厕所时，把上面的稀粪掏干之后，还剩下一层很黏稠的沉积层，叫做“沟涧底儿”，要挖的正是它。

我要下沟涧了，穿上高靿胶靴，换上一身破衣服，还听了一个伙伴的话，戴了顶草帽。一架梯子放进沟涧口，那沟涧口本来就不大，又放了梯子，勉强能够下去人。我小心翼翼地一级一级下去，尽量不蹭上井壁。下到最后一级，再下面就是粪了。“下呀！”有人在上面喊，我才发觉自己的动作竟然停顿了。我把脚从梯子上移开，朝粪中踏下去。软和的粪使我的脚下陷、下陷，终于，我接触到了软绵绵的底层。这时，我的意识深处闪出一个念头：我是站在粪里了！梯子升了上去。

我适应了沟涧中的阴暗之后，看清四周都是发黑的砖，粘满了粪。抬头向上看，半个沟涧口被石板挡住，另外半边敞着，从那里吊下来一只粪桶，一把铁锨。我的任务，就是用铁锨把粪桶装满。

这工作绝非轻而易举。四周的砖壁上都是粪，我不能自由地挥舞铁锨。虽然脚下到处都是粪，可它们是如此“滑头”，如此易流，我几乎捕捉不住它们。

过了一会儿，我渐渐学聪明了。先把脚边的粪挖开，让自己有一个立足之地。脚下灵活了，就可以更主动地向粪“进攻”了。我把它们全部赶到一边去，然后，哪里有粪胆敢朝我流过来，我就先挖掉它！就这样，粪在一点点地减少。

粪桶一次又一次地被提上去，又放下来。从桶沿上、井口上，一滴滴粪汁滴落而下。它们落下的声音滴滴答答地响着，回荡在这洞穴般的沟涧中。幸亏戴上了草帽。

也不知干了多久，我忽然感到头晕，仿佛还记得粪中是有一些有害气体的。而且，沟涧里的凉快已经变成袭人的寒气了。幸而，我的工作在这时结束了。梯子放了下来，我上去了。我是满不在乎地上去的，反正都一样了。

关于我们在农村经受的磨难，在这篇文章中是无法一一记述的。我曾获得过一张五好社员奖状，可以作为这一时期艰辛劳碌的证物吧。

尽管生活中有诸多困苦，但当时也有一些应对困苦的理念，比如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等等。我们当时是认真地相信这些的。

在插队的初期，我们这一群食仅可以果腹、衣仅可以遮体的青年人，凭着一腔热情，也曾试图改变农村的面貌。我们搞了科学实验，譬如玉米优种繁育、点播耧，等等。当时我们20多个知青分散在6个生产队，但都在一个大村子里，住的地方相距也不太远，彼此经常有交流沟通。为了科学实验，同学们时常在一起切磋，共同实施这些试验。

我们那时认真地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农村的面貌，相信自己是在干一番“大事业”。我自己是这些试验的特别热心的参加者和推动者，也曾将希望维系在这些大胆而艰苦的尝试上。但是，这些试验都失败了。现在回想起来，即使这些试验成功了，又能怎样呢？

长胜村的知青在排练节目/作者供图

我终于明白了，我们这些知青没有能力去改变农村的面貌，来农村时的那些想法，其实都只是虚幻、不切实际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这些虚幻的理想很快就破灭了。虚幻的理想破灭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然而，前途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呢？

小屋灯下，踏上自学之路

记得那是1969年10月的一个晚上，我躺在黑洞洞、阴森森的小屋里，守着孤零零的一只木箱和一盏孤灯，面对黑漆漆的屋顶和四壁，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在人生的某些时刻，能够从纷纭迷茫的世事中抽出身来，进行冷静的思考，往往会受益匪浅。

在那个晚上，我想了很多很多。那时，下乡初期的热情还没有完全消退，生活的艰辛和肉体的痛苦都还可以忍受。我甚至打算在农村科学实验上再下一番功夫。我觉得，在农村再坚持两三年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是，两三年以后会怎样？五年十年以后又会怎样？当时回答这些问题的，却只有几句空泛的口号。令人忧虑的是前途渺茫，看不到希望。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希望。

那天夜里，我下了一个决心：自学。决定自学，这是我生活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是我在长夜中为自己点燃的新的希望之光。我在“文革”前只读了一年初中，如果不通过自学来增加自己的文化知识，将来怎么可能有出路呢？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我就为自学做过准备。前面曾提到，我在下乡前做到书店买了许多农业技术书籍。我在这里隐瞒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当时还跑了几家旧书店，买了许多数、理、化书籍。我不得不隐瞒着，因为那时人们对数、理、化讳莫如深。下乡初期，对“自学”二字我连想都不敢想。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再教育”并不像预期的那个样子。在这偏远的乡村，在我独自居住的小屋里，“思想改造”也是可以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来进行的。

就这样，在黑洞洞的小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以木箱代替桌子，我独自一人踏上了艰苦而漫长的自学道路。多少个夜晚，我蜷伏在木箱旁，学啊，学啊……回想起来，令人百感交集啊。

生活很艰苦，劳动也很繁重，还要自学，就更是苦上加苦。但我那时有极强的、无法压抑的求知欲望。艰苦生活的重压之下，求知欲反而愈发强烈。我也很清楚，在当时的氛围下，学习“数、理、化”是犯忌的事情。但我下决心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走自己选择的路，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心甘情愿！

1970年春天，我在倒虹吸工地当民工时，曾经住在直径1米的水泥管子里。晚上，我趴在自己住的水泥管子中，继续进行着自学。

开始，我的自学是秘密进行的。到后来，我自学的事情渐渐泄露出去了。有人问我为什么自学，我总是回答为了搞科学实验。这当然也是我进行自学的目的之一。但我还有一个深藏心底的愿望，当时却只能守口如瓶，这愿望就是上大学。

我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学的时候，就把读大学作为努力的目标。如果没有“文革”，我们这些师大附中的学生是能够顺利升入大学的。虽然经过“文革”风雨的冲刷，在中学接受的熏陶却并未完全消失。用当年的话来说，叫做“流毒没有肃清”。上大学的愿望，像一支微弱但却不可泯灭的烛光，在我的潜意识中燃烧。

1970年秋收时节，县里组织一批知青到外村搞“运动”，大部分同学都去了。我因在村里筹备办一个小工厂（这“小工厂”其实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去。同村插队的一位同学作为赤脚医生，也没有去。村里只剩下四五个知青，这使我们预先感受到了后来真的只剩下四五个人的时候的那种滋味。有一天，我忽然想和赤脚医生同学一起出去逛逛，看看在各村搞“运动”的同学们。他欣然同意了。

我们沿山路登上山顶，眼界顿时开阔了，心情也很舒畅。这时，我们第一次小心翼翼地谈到了将来可能离开农村的问题。尽管是小心翼翼，尽管只是谈到“可能性”，话一出口，我们还是互相对视了一眼。须知，在那时，“扎根农村一辈子”还是一条金科玉律哪。

遭受打击，促成《山村的早晨》诞生

1971年春天，我早早地就从北京回了村。不久，传来了“太行五七大学”招生的消息。“太行五七大学”是一所什么学校，我至今也不知道。但我那时兴奋异常，上大学的愿望终于有可能实现了！

为了报考“太行五七大学”，我每天复习功课到深夜。在我住的小屋的土炕上，铺盖占了大约二分之一的面积，另一半摊满了各类书籍：代数、几何、三角、化学、物理……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背着行李卷，走进了大学新生的行列。梦中的大学校门是圆拱形的，就像我们附中的校门一样。梦境虽然清晰，毕竟是梦。

第二天，我怀着极大的希望，去县里报名。接待我的两位干部，态度极为和蔼可亲。他们让我回去安心劳动，说上大学的愿望，他们一定认真考虑。我诚惶诚恐地告退，怀着希望回了村。

然而，当时这类上大学的机会，是属于知青中有一定名气的代表人物的。我根本排不上号，但又不甘心，徒劳地争取了几次，毫无结果。

大学没上成，是对我的一次巨大打击。上大学是我那时最高的人生愿望，可想而知，这打击对我是多么残酷。我受到的打击不仅仅在于大学没上成，而在于我根本就没有获得参与竞争的资格和机会！我就像是一个被生活遗弃的人。自插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命运对我是不公平的，生活捉弄了我。这种捉弄，远比农村生活的艰辛更让人难以承受。

我的自信心在崩溃，心绪如翻江倒海。到哪里去寻找一根结实的绳索，来维系我的即将倾覆的心灵之舟呢？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写作一部插队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山村的早晨》。可以说，下决心写这部长篇小说，就是我为自己寻找的维系心灵之舟的绳索。

刚开始动笔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能写出小说来，但内心的种种情感又驱使着我去写。我只能自己拯救自己，从命运的泥沼中挣扎着爬出来。《山村的早晨》的写作，就是在这样的情感冲动中开始的。

最初的文稿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写出的。那时正值春耕大忙，几乎没有空闲时间。我只能见缝插针，能写10分钟就写10分钟。每天晚上，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小屋，感觉肉体中最后一点精力已经耗尽的时候，一提起笔来，奇迹就出现了，我感到周身重新充满了活力。

写作是秘密进行的。一方面，我担心自己粗糙笨拙的“作品”被别人笑话；另一方面，就如同以前学习数理化一样，写小说也有可能被当做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我独居的小屋再次慷慨地为我提供了方便。历时一个月，终于写了130页。这就是《山村的早晨》的第一稿，是写在极其粗糙的稿纸上的。现在回想起来，这130页让我自己都感到不胜惊讶。

有人说“插队出诗人”，这话是有道理的。在我插队的那个县，有不少知青才子。我们长胜村的知青集体中也有一些才子和才女，像丁东、缪力、惠文、丹妮、张军等。

但是，与这些知青才子相比，我的情况是不同的。我在来农村前只读了一年初中，文化素质是很欠缺的。我生长在工人家庭，没有受到过多少文学的熏陶。况且，从小学高年级起，我就酷爱自然科学；我喜欢数学，喜欢航空模型和矿石收音机的制作；我景仰居里夫人，向往儒勒·凡尔纳描绘的科幻世界。那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天会拿起笔来写小说。

到农村以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许多新鲜的或辛酸的感受，有许多深沉的感慨，想要抒发，以至于我好几次动了这样的念头：写点什么吧！在劳动的间隙，田间地头休息的时候，我也曾琢磨过那幻想中的“作品”的某几个片段。这几个片段，就像天边的云彩一样漂浮在我脑子里，但很快就会消散，消散得无影无踪。

然而，生活中的沉重打击如同飓风一般，猛烈地向我袭来，它把那“天边的云彩”卷了来，并让浓云化雨，倾盆大雨，在我面前降临了！

《山村的早晨》的最初文稿就这样诞生了。恰如一位原内蒙知青在回顾插队经历时所说：“上山下乡的暴风和泥泞，并没有泯灭知青这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青年人在生活的搏击面前表现出不肯回头的勇气，种种磨难神奇地迸发出一种局外人难以理解的、璀璨的火花。”

在写《山村的早晨》之前，我恰巧看过三本小说：《牛虻》、《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这三本书，为我提供了最初的写作知识。

写完《山村的早晨》第一稿，我已经有勇气把文稿拿给同学们看了。尽管小说的文字极为粗糙，描写人物就像是填写“履历表”，同学们还是给了我热情的支持，还提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在大家的鼓励下，6月中旬，我回北京写《山村的早晨》第二稿。大家的鼓励给我注入了信心，我当时真心地希望为下乡知青写出一部小说来。北京的夏天很热，汗流浃背，但写作条件比长胜村强多了。在北京，又写了近300页，《山村的早晨》的第二稿已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二。

知青集体的最后一次盛会

1971年7月下旬，我带着已写出的《山村的早晨》文稿返回长胜村。

我乘汽车回到县城时，同村的同学雨铭来车站接我，我们一起回到“祠堂”。这是我们长胜村知青新搬的住处。原来分散居住在老乡家，直到不久前才搬到这里。至此，长胜村知青想集体住一起的由来已久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祠堂的院子不小，已经种上了各种蔬菜。茄子、白菜、西红柿，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北房前有宽阔的房檐，檐下是用两块宽厚的石板搭成的石凳。院里还有同学们自己挖的一个地窖，用来储存土豆、胡萝卜等。

我和雨铭住西房，他已经把房子收拾得很干净。

在北京时，听说村里知青搞了一个“每日音乐会”，每天晚上，祠堂里歌声琴声不绝于耳。这是插队的第三年了，最初的盲目热情已经消退，思想的禁锢也已经松弛，一股清新的风透过这刚刚打开的小小缝隙，吹进了长胜村知青中间。

然而，自我陶醉的作用毕竟有限，对前途的忧虑如同阴云遮住了同学们的心。在我回村时，每日音乐会已经不搞了。

在这一时期，几位同村插队的同学还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并且活动了多次。在我回村后，文学小组又活动了一次，这次活动是讨论《山村的早晨》。我在发言中，第一次公开陈述了写作《山村的早晨》的基本想法。虽然听者寥寥，我那时的心境却是极为动情的。若干年后，当我回忆我所参加的这唯一的一次文学小组活动时，所惋惜的是我当时能够奉献给文学小组的，只有《山村的早晨》这样一部很不像样的作品。这次讨论，不幸竟成了文学小组的最后一次活动。后来，我们虽然以“常青文”为笔名进行了一个时期的写作与投稿活动，但那时真正的“常青文”——长胜村知青文学小组，却已经名存实亡了。

这时候，“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意念已不再被奉为金科玉律，变得像泡沫一样，悄然地消散了。其实，它原本就是虚幻的泡沫。知青同学们各自“找出路”的努力，也已经不再是秘密。

尽管有对于前途的深深忧虑，许多同学在各自寻找着出路，但从表面上看，知青集体仍然是兴旺的。大家正在筹备即将到来的“八一”联欢会。

丹妮每晚练习唱苏联歌曲“乌克兰”，张军拉小提琴为她伴奏。张军拉小提琴已有一段时间，颇有几分功底。对于丹妮，我原来只知道她的文笔不凡，却不知她的歌也唱得这样好。

最后的高潮场面，是“八一”联欢。那一天，同在一个县的漫水、李家沟等村子的许多插队同学都来了，其中有漫水的魏光奇、李家沟的卢叔宁，等等。

联欢晚会是在祠堂正房里开的。

魏光奇唱了一曲“怒发冲冠，凭栏处……”。

丁东在屋子中间，手朝下一挥，吟出了“……环球动向依我旋”！

惠文跳了“红色娘子军”。

我朗诵了一首临时拼凑的诗，很糟糕。那时还根本不会写诗。

“乌克兰”也唱得不好。可能是丹妮那天中午听说要把她调到县农林办公室去的缘故吧。

那天白天，外面下着小雨。各村知青坐在屋檐下的石凳上高谈阔论，也广泛地谈到了农村问题。有人甚至谈起“体制改革”。须知，这是1971年啊。这位同学真可谓先知先觉。

联欢会后，第二天早晨，漫水等村的同学回去了。张军背上他的小提琴，也走了。丁东和卢叔宁一起走了，开始了“南国之行”。这是他们的旅行计划，他们想去南京看长江大桥，结果历尽艰辛，只到了商丘（在1994年出版的《老插话当年》一书中，卢叔宁对他们的这次“南国之行”作了详细的记述）。丹妮去了县农林办公室。在这之前，缪力已去了县广播站。

1971年的“八一”联欢，成了长胜村知青的最后一次盛会。同学们各奔东西，已经是大势所趋。

而这时的我，因《山村的早晨》尚未最后完稿，一心投入到了写作中。

隆冬漳水寒

1971年9月，我带着尚未写完的《山村的早晨》文稿，到白家沟参加挖漳河的工程。后来又到了段柳村，一直干到11月底。这时，天已转冷。初冬的漳河寒风飕飕，河水冰凉刺骨。我们穿着高靿水靴，站在河里挖着河泥。然而，水深已经没过膝盖，冰凉的河水灌进了靴子。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我的两脚都生了疮。

在白家沟，《山村的早晨》写到了最后几章。小说最后的高潮，是在与隆冬漳河的寒风冰水进行苦战的同时写下的。那时，一天三出工，根本没有空闲。我每天只能在睡觉前写一会儿，起床前再写几行。经过几十天奋斗，终于写完了《山村的早晨》最后一章。收尾有些草率，但已竭尽我之全力。

写完《山村的早晨》，总算完了一件大事，身上轻松了不少。有一天，我借口脚上生疮，请假去县城。其实，我是去邮局把《山村的早晨》寄给出版社。

天上飘落着星星点点的雪花。从白家沟到县城往返20公里，我甩开两条长腿，一路步行。身上穿的是下乡那年享受知青优待购买的黑布短棉大衣，这时已破旧不堪。因为心情舒畅，脚上的伤痛已不觉得。雪花落下来，落在我头上，化成了水。我觉得心里很热很热，触到冰凉的雪花，痛快极了。

我那时19岁，衣着寒酸，但又踌躇满志。

《道路》剧本：希望再度化为泡影

写完《山村的早晨》第二稿后不久，挖漳河的工程也结束了，我于1971年年底回到北京。大概是写《山村的早晨》耗费了太大的精力吧，我感觉到疲惫不堪，心力交瘁，很想静静地休息一下。

然而，命运并没有给我留下喘息的时间。

1972年1月下旬，我和丁东一起回到长胜村。听说大学招生又要开始了。

回到了祠堂，我们简直不认识我们的“家”了。院子里满目荒凉，杂草丛生。去年“八一”联欢时，我们在屋檐下高谈阔论坐过的石凳，已经倒塌。看着这景象，我们心里很难过。

这次大学招生和上次一样毫无希望，连报名都没有报上。

过了一个多月，在3月初，丁东被调到了省委机关的一个部门工作。分手之际，他送给我一首诗，写在一枚书签的背面，作为留念。

丁东走后，其他同学还没有回来，祠堂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独自一人徘徊在祠堂院子里，面对荒凉而空旷的祠堂大院，心里涌起难以排解的惆怅。一种情绪在我心中涌动，大约是我又想写点什么了。

此后不久，我到县广播站，见到曾在同村插队的缪力，为她写了一首叙事长诗《缪力的故事》。这是我写的第一首诗。这首诗写完之后，我有些惊讶地发现，原来写诗并不难，而我也是能够写诗的。当时，丁东是我们长胜知青中的诗人。我长期和丁东等喜欢文学的同学在一起，也受了不少感染和影响吧。

这一年的早春，我与县文化馆建立了联系，开始为他们写剧本。我怎么突然又写起剧本来了呢？原因很简单，县文化馆正需要剧本。大约在3月下旬，我带着用小说《开会姑娘》改编的剧本《道路》，住进了县文化馆。

《开会姑娘》是我在这一年1月写的一部短篇小说，写的是一位插队女知青的故事，她是知青中的“先进典型”，经常不断地参加各种报告会，久而久之，竟成了众人议论中的“开会姑娘”。后来，她在现实的教训和同学、老乡的帮助下，幡然醒悟。这篇小说对当时下乡知青中的虚浮风气有一定的针砭意味，一些情节还颇为感人。小说写好后，拿给丁东等同学看，受到了他们的一致称赞。

我在县文化馆住了8天。8天时间里，总共将《道路》剧本修改了4稿。对我来说，写剧本比写小说、写诗难得多，因为我连一丁点舞台经验都没有。幸而有文化馆负责人老杨的指点，每次修改都有较大进步，到最后一稿，一部还算像样的四场歌剧剧本居然出炉了。我为自己的第一部剧本而感到沾沾自喜。

写完《道路》，从县文化馆回到村里，春耕大忙已经过去了。这时，部队某兵工厂到县里来招收知青，这是首次大规模给知青安置工作。招工的军人还想为某部队文工团招一些有文艺专长的人。我听说后，赶快前往面谈。共谈了4次，还送上了刚写好的《道路》剧本。对方是满意的。

有一天，我和另一个村子的知青白锡喜一起找解放军招工人员谈过之后，天已晚了，我们在县文化馆过夜。白锡喜也很喜欢写诗，当时已发表了一些诗作。（白锡喜的哥哥白锡双、妹妹白爱菊也是插队知青。1994年，《老插话当年》出版，时任大众文艺出版社编辑的白爱菊为该书责编。）

大约是想到就要成为部队文艺工作者了，我和白锡喜都激动不已，难以入睡。夜很静，满天星光从窗子透了进来。我们大概都不会忘记这个夜晚吧。那时，我已经在一心向往着“部队文艺工作者”的生活了，并且庆幸这《道路》剧本写得如此及时。可惜，好景不长。到了最后，因为县里没有安排我们村的招工名额，只好作罢。一段时间的梦想又成泡影。

招工的事过去后，我就自己安慰自己，虽然没能进文工团，可毕竟《道路》剧本还在。想到《道路》不久将在舞台上展露风姿，我又高兴起来。然而，这次也没有高兴多久。《道路》被上级主管部门判了“死刑”，理由是剧中的主人公是个“中间人物”。这个评价倒是一点儿也不错，按当时的标准，那人物的确是一个“中间人物”。现在回想起来，上级主管部门给《道路》判“死刑”，其实也是为我好。如果《道路》真的上演了，很可能会遭到严厉批判，我身为作者，能够逃脱“罪责”吗？

有一天，我又去县文化馆，看到垃圾堆里有厚厚一叠废纸，还散发着油墨香味，那便是已印好的我的《道路》。

5月底，我又一次心灰意懒地回了北京。这次，在北京整整住了4个月。这4个月却成了我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写了独幕话剧《新年》、短篇小说《队长》、中篇小说《海燕》，还有长诗《中国与世界》。最后，我在难以克制的情感的驱使下，写下了叙事长诗《没有写完的诗篇——关于格尔丹的传说》。这诗的名字挺长，我更喜欢简称为《格尔丹》。

1972 年，那个寒冷的冬天

写完《格尔丹》后不久，大约在9月底，我离开北京，到长治参加地区创作会，紧接着又去太原参加省创作会，带去的是署名“常青文”的一篇小说。在太原期间，听到了长治东风钢铁厂和长治铁路局要在知青中招工的消息。起先，我曾想去钢铁厂，但经过反复考虑，我又想去铁路局了。我很想回到县里争取这次招工的机会，但是当时在开创作会，脱不开身。如果我身上有够打一次长途电话的钱，给县里打一个长途电话，那我就很可能去到铁路局当养路工了。然而，我那时一文不名。在怔忡不宁的心绪中，开完了创作会。我又听到消息，说我们准备去晋城纺织厂了。

我这次参加创作会，似乎是离“作家梦”近了一步，本该是高兴的。然而，在会议期间，我一直被关于前途出路的重重思虑所困扰着。既然是这样，真的没必要细说这次创作会了。

就在这样令人焦虑不安的氛围中，1972年的冬天到来了。

我记得，那个冬天非常寒冷。“屋子里没有生火，水缸里漂着冰块……”我曾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这个冬天之所以如此寒冷，并不完全是因为气候，还因为那个消息：冻结。

“冻结”前夕，恰值丁东回县里办理调动手续。那天上午，我们一同去李家沟找卢叔宁。一路上，我们心情都很好，谈笑风生。丁东这时在省里某部门工作，已通晓农村政策，他指着路边山坡上那一块块零星的梯田，揶揄地说：“看吧，这就是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我们都会心地笑了。

没有找到卢叔宁。下午，我们回到县城。这时，传来了可怕的消息：冻结。知青分配工作全部冻结。

谁也没有想到形势会突然急转直下。已经被前一段各种波折搞得精疲力竭的我，此刻的心情是近于绝望的。

我的《格尔丹》：我魂牵梦萦的诗篇

也许，我在1972年中唯一值得珍重的收获，就是写下了《格尔丹》这首256行的叙事长诗。《格尔丹》叙述了一个传说中的英雄的故事，写了格尔丹从建立功业到消沉没落的全过程。格尔丹最初的青春力量和宏大志向与他最后的衰败沉沦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结局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在当时的条件下，写这样一首诗是需要勇气的。

这首诗写完之后，每次重读，我都感到惊讶，不知是怎样的灵感的撞击，使我创造了格尔丹的形象，并将那段坎坷人生道路上的甘苦悲欢都溶入了格尔丹的形象之中。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曾走南闯北，多少东西都丢掉了。这篇《格尔丹》诗稿，我却一直珍藏着它，保护着它，唯恐失落了它。因为我认为，倘若失落了它，便是失落了自我。过了好几年以后，我仍然在潜意识中认为，格尔丹就是我，我就是格尔丹。所不同的是，我不甘心像格尔丹那样沉沦。

为了摆脱格尔丹那样的厄运，在以后的艰难困苦中，我一直在与命运顽强抗争着。今天，那段坎坷的历程已成为过去。然而，《格尔丹》仍是我最珍爱的作品，是我清贫的人生中一份无价的精神财富。

1973 年招生考试：仍然是一枕黄粱

1973年，我在北京一直住到5月份。这期间，我又将《山村的早晨》修改了一遍，写出了《山村的早晨》第三稿。此外，我还把插队生活中一些感触深刻的经历记了下来，共写了40多页，覆以白色封面，后来称之为“白皮回忆录”。尚未离开农村就开始写插队回忆录，说明我那时已预感到插队生活就要结束了。另一方面，我也认为，我们这一群青年人在农村的坎坷生活历程，总有一天要向世人展示的。

5月份，听说大学招生又将开始，我便动身返回长胜村。

回村后，我和插队同学国楠轮流在瓦窑干了十几天。深夜，在高高的窑顶上搅水，倚着井架仰望夏夜的星空，这便是我在农村劳动生活的最后一幕。

这一年的大学招生方法有了改变，要进行开卷考试。虽然开卷，毕竟是考试！经过数年来为上大学而进行的毫无结果的努力之后，一线希望的曙光终于出现了。人们终于可以在比较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了。

某日，我领到了准考证（当时叫“入场证”）。薄薄的纸上贴着我的照片，盖着县“革委会”文教办公室鲜红的印章。捧着准考证，像捧着稀世珍宝，捧着光明，捧着希望。

考场设在县城。考试那一天，我见到了来自全县各村的许多知青，大家在考试之前聚在一起，互相鼓励，争取好的成绩。

考试顺利结束了。我对自己在考场上的发挥是满意的。据说，一位参加阅卷的语文老师事后曾到处打听谁是王国全。他说，那作文写得实在好。我很想告诉这位老师，我是把一腔热血都喷洒到了考卷上啊！

填报志愿了，我报了吉林大学物理专业。虽然曾经在文学的海洋里遨游，我却并没有学习文科的意愿。我相信我的生命应该属于另一个领域——科技的领域。神奇莫测的科技领域，对我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在这期间，我写下了长诗《大江三部曲》，诗中写道：

天发怒了，

闪电射出千道金光，

暴风雨

席卷了小小的池塘。

我——

大海的儿子

在暴风雨中放声歌唱……

风急了，

雨烈了，

水也骤然急涨。

在这风吼雷鸣中，

我昂然地奔向海洋！

我觉得我们这群知青如同大江里汹涌的浪涛，就要奔向海洋了！

在考试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就这样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命运之神的微笑。然而，我们这一代人真是命运多舛。灾难，深重的灾难，再一次无情地降临了。

这一天，报纸上刊登了关于张铁生交白卷的报道。曾如昙花一现的梦想再度被撕碎，平等竞争的权利再度被剥夺，我们再度被抛入命运的深渊。

刚刚进行的考试无须宣布就自行失效，一切又都故伎重演。我们又得去奔波、乞求。有谁能告诉我，希望在哪里？出路在那里？

插队生活的最后时日

插队生活最后的、最痛苦的一段日子开始了。我们的心情，如同犯人等待判决一样。当时村里只剩下我和国楠、雨铭、时民等几个知青了。

谁也没有心思下地干活了，我们打扑克消磨时光。连打扑克的心思也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喝酒。

有一天，国楠捉了一只鳖，他把鳖烧好，又拿出从北京带来的白酒，邀我一起喝。那只鳖味道极其鲜美。

我们喝二锅头，喝果酒。不幸的是，我们那时经济上十分困窘。插队五年，我总共只从生产队分红40元钱。生活费用主要是靠家里接济的。我们不愿意清醒，清醒了我们将面对严酷的现实；然而，我们也不能沉醉，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钱！

又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问时民：“能炒一锅菜吗？”

时民透出一丝微笑：“有酒吗？”

我拿出了最后一瓶红葡萄酒。不一会儿，时民烧好了一大锅土豆和胡萝卜，那气息、那色泽都很诱人。我们吃光了菜，喝干了酒。当最后一滴红色的液体从瓶口上消失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满足。小小一瓶酒，如何能填满我们心灵上深深的沟壑呢？

这时，天已薄暮。我提着空酒瓶，步履略有些蹒跚地走向村后空旷寂寥的山野。我高高地举起酒瓶，朝着一块大石头重重地砸下去。“砰”的一声巨响。然而，我却没有得到期望的刺激。我的心已经麻木了。

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了山西省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谈不上高兴，“高兴”这个词已经被我们遗忘得太久了。想上大学却上了中专，也并不尽如人意。但当时知青中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倒盘盘”。只要离开农村就算是倒了盘盘。中专虽然比不上大学，毕竟是倒了盘盘。应该知足了。

离开村子的前一天，我去向房东小伙子告别，也告别了我曾经独自居住的小屋。

那几天，一直下着小雨。秋意正浓。临行的前一天晚上，雨还是不停，而且更大了。

天还没亮，几位同学都起来了。我们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幸好，雨在这时候停了。

出村的路是黑漆漆的，泥泞的。雨铭扛着我的大行李卷，另一位同学帮我抬着大箱子，艰难地向村口走去。时民在深深的泥浆中吃力地拖着一辆平车。

我们上了公路，天色刚刚微明。这一天是1973年10月23日。天气雨后微寒，寒气中夹着几丝离别的伤感。大家沉默不语。

到了县城长途汽车站，灰蒙蒙的天空中又飘着星星点点的雨雾。插队同学卢叔宁、丁振刚等也来送行了。

我从长途汽车的窗口向同学们挥手告别。

车开动了。县城的景物转眼间就消失了，我忽然意识到5年的插队生活已经结束了！千思万绪突然涌上心头。插队生活中的许多场景不分先后次序地在我眼前闪动。我忽然想到，要重写《山村的早晨》，要把《山村的早晨》再修改一遍！接着，《山村的早晨》也如同一条航船，消失在思绪起伏的大海之中。

到了太原，下了长途汽车后，我来到一家小饭馆，掏出最后一点钱，买了二两白酒。然后，凭着醉意中麻木的感觉，蹒跚在大街上。

插队之后的经历

在这里，我还想把插队之后的经历作一简要记述。

我在1973年10月离开插队的村子后，到山西运城上了两年中专。在上中专期间，写作《山村的早晨》依然是我难以割舍的夙愿。我被自己的意愿所驱使，将《山村的早晨》又大幅度修改，几乎是重写了一遍。这就是《山村的早晨》的第4稿。前后4稿，累计总共写了大约60万字。这些文稿是在很艰难的条件下写出的，为了免于遭受非议，常常还要避开周围人们的视线进行写作，其艰辛就更可想而知了。

1975年，我中专毕业，分配到水利测量队工作，在昔阳县做过大约一年的测绘，此期间写过一些诗，如《风雨歌》。1976年底到1977年上半年，我和几位同事一起被派到忻州地区的申村搞“运动”，在此期间也写过一些诗，如《织天网》。

1977年上半年，一家出版社组织讨论会，对四五部长篇小说书稿进行讨论，我的《山村的早晨》是其中之一。这次参加讨论会，是我对《山村的早晨》投下的最后希望。然而，依然是无果而终。会议结束那天，参会人员的聚餐上，我喝得酩酊大醉。在我的人生中，这是第一次醉到如此地步，也是最后一次。我在自己心底里，永远地埋葬了我的《早晨》。现在回想起来，《早晨》是属于那段已经过去的时代，就让它静静地安息吧。

后来，我参加了1977年底恢复的高考。1978年2月的一天，我接到了北京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自插队初期开始，含辛茹苦奋斗了9年多，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在大学毕业以后的20余年间，我一心埋头于专业，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取得了应有的收获。

我在插队期间，以及插队后留在山西期间，共写了20余首诗。1988年，在插队20周年的时候，我选出了其中的6首，与自己写的插队回忆录等文稿汇集在一起，油印成了《王国全自选诗文集》。

1998年是上山下乡30周年，《中国知青诗抄》出版，我的《自选诗文集》中的两首诗《大江三部曲》和《长空的闪电》被收入。

2008年是上山下乡40周年，为纪念上山下乡40周年，我撰写了《当我们50岁之后》一书，与知青朋友们一起回忆过去，一起思考现实，一起展望未来。

2008年12月19日，北京知青网举办“纪念上山下乡40周年联谊会”，我在会上向知青朋友们赠送了《当我们50岁之后》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