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的选择

贾辽源

那年那月的选择

贾辽源

我的家族很值得夸耀几句。我的先人祖辈，在刘村建起一片高宅大院，院子里三层外三层，由细小狭长的甬道贯通，布局像一株刚刚发芽的豆芽，一根根系，上方两只叶片。根系是主要街道，叶片就是建筑了。西边的建筑是豪宅，东边的建筑零落而破败。走出西边雕梁画栋的东门，往南走到根部是一座高大的楼门。全村人只要来我们贾家任何一家或提起任何一家、一个人，都会很自然地在名字前加一个“楼里”，叫“楼里”谁谁谁。

我家附近有一个丁字路口。东西向的村街可以贯通整个村子。向东不远就是贾家那座最值得骄傲而今已经荡然无存的门楼。向北几十米就是我家的西墙，再走，一个破烂的门楼住着两户人家。这两家人住同一个孤独的院子，住同一排砖砌的窑洞。院子正中长着两棵歪歪扭扭的枣树，窑洞前脸面盖着宽大阔绰的走廊，我们村里人叫“撒子”。窑洞有四间，其中一间分成两半分别修在东西两边，西边是一条窄窄的过厅，东边则是上窑顶的台阶。中间三间最西一间住着我的亲爷，也就是我爷爷最小的弟弟，小名叫绳锁；东边两间一个为大过厅，一个住人。那里住着一个瘦高个的人，名唤小月。人们老说他是和尚，据说是“破四旧”解放还了俗的人，后来娶妻生子。小月的成分不用累述，单说职务就让人肃然起敬——刘村大队“文革”时期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党支部书记。

丁字路口是我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因为村里街巷窄，不论从哪个方向过来，拐弯时都有可能碰到两边的墙角，所以，西北墙角竖立了一块小石条，东北角则放了一块巨大的青石。青石有一人长，可以同时坐几个孩子，略微向里倾斜，乍一看就像一艘颠簸于风浪之上的船。朝上是个平面，多多少少有一些凹凸之处。坑不深，但有大有小，这种地形自然就成了我们玩“三角”的好战场。

“三角”俗称“摔（读bia）子”,就是用各种纸张折叠成巴掌的三角玩具。双方互相摔扇，一方要将另一方的三角扇得翻了身就为赢家。通常玩输了，一时又造不出来，就改变方式，玩另一种游戏——打仗。一开始是“寻躲躲”，很快就分成两派，发展成敌我双方打游击战了。并不明确谁是哪一方的头领，也不分哪一伙是好是坏。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终有一两个在这一方阵里起领导组织作用。天长日久，由于战乱频仍，我们开始制作各种武器装备，有木刀子、红缨枪、木手枪、步枪、冲锋枪，手柄上还要系上一条红布。后来就有人用粗铁丝、自行车链子、橡皮筋自制手枪，尽管没有木头的更像电影中英雄使用的，但装上火柴头，竟能打得啪啪响。再后来，有人弄来了真家伙。真刀，真手榴弹，不敢用，只是战争间隙相互传递着看。

那天，玩累了。一伙孩子都到大青石斜对的红民家喝水。喝够了，就又回到大青石旁边唧唧喳喳说话。这时，远远地从西边走过来一个人，身材不高，胖而敦实。其实一开始并不是我们看见他，而是听到了他特有的咳嗽。咔、咔，沙哑的，沉稳的，从心肺深处有力地挤压着，最终以“呸”地一声吐痰宣告结束。这个声音我们大会听，小会听，大队门口高高挂在洋灰电杆上的高音喇叭里也是经常听。他就是刘村大队的大队长，也就是现今的村长，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参加了空军，据说是飞行员。有一次，他母亲跟着去了军队，回来后瞪着小眼睛，一脸茫然却又惊奇地告诉村里人：哟哟，飞机一上天，外面全是晒的“花”，白花花的，就不知道有多少。她说的“花”就是棉花。

大队长粗短身材，披一件蓝上衣，平头，宽阔的脸膛在笨拙里显出丝丝威严。每一次批斗大会，他都会扭动身子，压压话筒，那话筒上总是蒙着一块红布，叫人好生羡慕。他的口才并不好，也没有声色俱厉的口气。就是这种沉静让人觉得他就是一潭深不见底的水，不自禁地生发出一种恐惧来。他远远走来，我们小孩子不免敬畏，至于我，那就更应该小老鼠见了猫，早早躲开了。一个富农子弟竟敢直面大队长，那简直就是翻了天了。可是，就在他拐过弯，向北径直去往书记家的那一瞬间，我的调皮的本性忽然萌发出嫩芽，就像春天冰雪之下的树芽，竟然不顾死活地挤出来，在雪茬子里钻。因为他的经过，大家一个个竟然噤若寒蝉。我实在忍不住这种紧张，于是，拿了伙伴的那把真刀，也就四五寸长，尖头、铮亮，刀刃略钝。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刀把的最末端，提在屁股后面，倒吊着前后晃悠。当大队长从我面前走过的一瞬间，我闻到了他身上弥散的油烟味。他有力地耸动肩膀，披着的蓝上衣像趴在他背上的孩子顺从地往上一跳，就又稳稳地匍匐到身上。他是那样高大，那样遥不可及，唯一能让我们感到亲切的就是他吐出了一口弯弯曲曲、丝丝缕缕的白烟，迅速跟随着他，在空中翻转舞动。他从嘴角拿下香烟，不经意地一弹，接着，“咔”地一声，将孕育已久的浓痰提升到嘴里，“呸”地吐到东墙根儿下的一块基石上。那动作如此自然，如此漫不经心，竟又如此潇洒气派。大家鸦雀无声，连一口唾沫也不敢下咽。

我像一只墙头小猫，极轻地迈步跟上去，尾随在他的身后。随即右手将刀子提升到与头部一般齐高，猫了腰，用刀尖指向大队长的后背，一点一点，像木偶走路。那一瞬间，我成功地戏弄了大队长，让他的尊严在我、在我的伙伴们心中得以颠覆。我有些陶醉，甚至忘记了身份的差别，似乎正在和大家玩游戏。忽然，他回过身，站住了，一脸镇定从容。我赶紧收身、收刀子，准备在极度惊惧之中落荒而逃。那一瞬，他低沉有力、威严憎恨地问了一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你寻死哩吧？！”

他并没有完全回过身来，只是扭过大半个身子，那宽阔的脸膛像黑沉的云，眼睛阴沉，却又布满不屑与杀机。

那一瞬间，我感到脸上烧得像着了火，右胳膊也像挨了枪子一般迅速耷拉下来。转过身，没有走动，因为不论走到哪里（何况双方近在咫尺也不可能躲到哪里），都逃避不了一场疾风暴雨。咧了嘴，舔着红舌头，做着鬼脸，掩饰自己的失败和惊恐。眼睛睁着但全然没有了视力，花白一片。我不敢面对对方的威严，更无力承担自己犯下的巨大罪过。一个小孩子站在全村人的面前，接受严厉的批判在那个年月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过了多长时间，我不清楚。等我回过神时，大队长已经走远了。

上初中要到村北二里地远的一座古庙去。那里原是一座城隍庙，坐落在汾河西岸一个高高隆起的土丘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正好在湖李、大陈、刘村三个村子的正中间。因为过去三个村子每年都要轮流在那里举办庙会，也就简称叫做会庙了。“破四旧”的年月，我的父亲在那里上学，他们打烂庙里的塑像，拆除了那些封建迷信，搞得每一个学生浑身出满奇奇怪怪的疙瘩，奇痒无比，多日难愈。中轴线是古建筑和两个教室，其他教室建在两边。最后边的大雄宝殿辉煌高大。教室的窗外就是大殿的正门，两根粗壮的柱子间高阔的大门总是开着一道黑魆魆的缝，叫人觉得那里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跑出几只狐狸。

大雄宝殿门口的柱子两个半人才能搂得过来。因为年代久远，柱子上已经裂出了宽大的缝隙，有的长，有的短，互不衔接却直通顶端。我断定，凡是在会庙上过学的人很少有人攀爬过那柱子，更不要说上过大殿的房顶。但是，我和好伙伴三午是上过的。手抠着裂缝，脚插入裂隙，居然很容易就上到了半空里。大殿长长的房檐下就是教室的屋檐，抬腿跨出一步就爬到教室屋顶，再转身跨出一步就又上了大殿的房顶。殿上的瓦全都是圆滚滚的，缝中长满了高高密密的“散花花草”，据大人说，吃了那草，会流鼻血。我倒真的尝过一次，有些酸味，但没有流鼻血，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就是红景天，是一种治疗高原反应的药物。屋顶的坡度极陡，爬在上面，就像吊在半空，浑身像过电，凉簌簌地一阵一阵从头辐射到手脚。骑在屋脊上，真像是在空中飞，地面上的一切都变得很小，看得很远，一览无余。向北看，长长的汾河从天上、从迷迷茫茫、淡淡的绿色里淌过来，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白光，河对岸隐约能看到树影婆娑中一条公路和铁路并行，通向遥远之地、神秘之地，真是想象不出那路的尽头是什么样子。

最先发现我攀爬柱子的是柱子南边那个窗户下坐着的一个女生。这个教室里的学生比我高一年级，人都比我大一岁。原先我并不知道那窗下就坐着那个女生，完全是她的一声惊叫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跳下柱子的一刹那，我认出她是我同村的，只不过属于另外一个生产大队。大大的头，看上去很笨很沉重的那种，眼睛嘴巴鼻子再平常不过，除了两个圆滚滚的脸蛋丰满得几乎要炸裂垂吊下来，别的实在找不见有什么能叫人印象深刻之处。不过她的身份很是显赫，要知道，她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叫我们闻风丧胆的大队长。

那年，听说她当飞行员的二爸回家探亲了，还从外地跟回了洋媳妇，好多学生都跑到村西头玩耍，其实就是想一睹飞行员的风采。那年月，飞行员实在太神秘了，何况他打小就离开刘村，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陌生人了。大队长家住在村子西南，紧靠南门口。出南门就是村里的“波池”。

朝红引个小孩从东向西沿着“波池”的北岸走过来，步履拖沓，磨磨蹭蹭，甚至有一点扭扭捏捏，在“波池”的入口处停下了。她穿一件崭新的衬衫，淡淡的、白里透着粉红的质地上印满了深色的蝴蝶。那时，人们的日子刚刚好过，有一件衬衫就是最时髦的服装了，尤其女人竟会出奇地美。我的记忆中大都是刚结婚的小媳妇们才有资格如此打扮，如此招摇。一穿，身体的线条就会自然显露，高高的胸脯，细细的腰身，一种似有似无的东西透过那薄薄的衣衫熏染着人。朝红穿了这衬衫，一下子不再是教室窗口那个傻呆的小女生，顿显从未见过的妩媚。于是，在朝红从我身边走过时，我禁不住看了一眼，这一眼正与朝红那双眼睛相对。她的脸红红的一片，似乎在红晕里漂浮过一丝似有似无的笑，我知道那就是害羞。

那年月，上完初中的孩子大部分都不上高中，每一届毕业生都有十多个。于是，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悄悄秘秘地涌动着一股股激动、等待、盼望、失落、喜悦等等因素与感情交织的暗流。自然，村中也就有十几个妇女和男人或黑夜或白天放却了自家的杂事，急死忙活地在几家来往出入。有的是女方看上了男娃，央求别人去说，但又不愿意表明这层意思，免得人家笑话自家急着要嫁女；有的是男方相中了女娃，找了媒人搭话，直截了当，单刀直入。女方中意不中意，都要显出几分矜持，表现出自己不急于送孩子出门。中意的，动作是积极的，态度是和蔼的，尽管说了几句托词，可那些媒人都是主人家百里挑一的精明人，要么能说会谝，精于此道，要么身份特殊，地位显赫，见多识广，自然知道对方的欲擒故纵。

孩子们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全都秘密订下了终身。有的刚找了媒人去说，人家却说已经说下了，于是就后悔不已。有的媒人为了让人知道自己的能耐，就会在邻居朋友跟前唠叨。因了这样的原因，又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各家各户的秘密就都成了公开的秘密了。人们坐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议论时就都多了几分负担，因为一夜之间村中又有几家喜结秦晋，原本各不相顾的人们忽然相互牵挂起来，大家就多了顾忌，同时也多了话头和欢笑。

能在短时间里订下亲说明孩子都是优秀的，用家长的话说就是“好的”。于是但凡有初中毕业娃娃的家庭全都行动了起来，抢占“好的”，免得自己下手过迟，误了孩子的一生。这样的风气一时在乡间濡渲，竟让那些还在学校上学的孩子们的家长心有不甘。于是联姻的圈子开始扩散，逐渐辐射到在校学生。那些家庭优越或生得出众的在校生说不定也都名花有主了，只不过家长出于对孩子的保护，事先有约，双方不得随意公开。

朝红不上学，同样也要走上这条道路。

朝红寻婆家完全属于女方相中男方这一类型。为什么这么说，又有什么根据这么说，其实根据再简单不过。因为，她那当大队长的父亲为自己寻找的未来的乘龙快婿不是别人，正是曾经举着刀子在他背后演练谋杀的我。

那时的我，对男欢女爱的事情依然懵懂，尽管已经大量地看过爱情电影，对其中的女主角甚是喜爱，但仅仅是对美的欣赏。当然对班里的个别女生也有好感，希望接近甚至亲近，但那只是情窦初开，以后会怎样、要怎样，完全是一片混沌，根本没有这些远虑。现在忽然要为自己寻老婆，几乎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母亲第一次告诉我时，只是说跟我一起长大的谁谁谁找了谁谁谁，谁家的谁谁谁和我们年级的谁谁谁订了亲。而这些我全都没有听说过，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谁谁谁整天和我们一起又笑又玩，该上课就上课，该捣蛋就捣蛋，哪里有一点找下对象的样子？其实她是在试探我。第二次，母亲说：“人家梅子来说媒了，说的是朝红，你看行吗？要行你就去见见。”

说真的，行不行的标准我没有，有的只是对个人前途的迷茫，以及对从小到大一切都靠父母安排的依赖。我说：“有啥好见的？”

“见个面是样子，一见就算订下了。”母亲说。

我想，大人的面子不好驳，于是稀里糊涂就答应去见朝红。可是，我又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后怕。这一见，自己的一生可就定格了。我推托：“说啥呀？”

姐姐知道我心里的矛盾，说：“就说你脾气不好。她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正好。”

朝红家的门口我是去过的。整天疯玩，全村每个角落都是熟悉的。可当我走进那道长长的土墙胡同时，竟然感到一切都陌生。我想起了朝红的二爸，那个从未见过面的飞行员。原先非常羡慕，而今眨眼之间我就能成为他的亲戚。门朝东，是一道用酸枣刺编织的柴门，似乎跟大队长身份并不相称。院子异常阔达，稀疏地种着几棵小树。从大门到屋门口要斜斜地走过一条白生生的土路。我的腿根本不听使唤，辫蒜一般忸怩。我觉得无法面对朝红的父亲，无法解释当年在红民家门口的游戏。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有意，那天，朝红的父亲竟然不在家。

其实一切都是大人安排布置好的，只是需要我这个演员走一下场而已。我情愿与否是一回事，关键是父母们情愿。我的表现、我的语言，好与坏都不是问题，哪怕你用筷子夹了一根粉条长长地拖到地上再吸回来吃掉也不算是煞风景。梅子欢天喜地地同朝红母亲寒暄，仿佛把我带到这里就算完成了一件极其重大的任务。她告诉我到西屋里坐坐，我傻傻地进了屋。阳光灿烂地照着宽大的铺着油布的土炕，而朝红就坐在炕沿上等着。她比我大一岁，对见面是有备无患，成竹在胸，而且在自己的家里，尽管紧张腼腆，但她更多的是自然，是大方。她为我倒了茶水，是那种细高的玻璃杯，这种杯子是接待贵客才用的，况且也不是谁家都有。茶水也是一种很高的礼遇，一般农家都是喝白开水的。我好像推辞说不喝，她说你喝吧。将杯子往我跟前推，于是那杯茶水就在炕沿上、在我们之间、在明媚的阳光里袅袅娜娜地扭动着身姿。我瞥了一眼朝红，她已经没有了“波池”岸边身穿蝴蝶衬衣的妩媚，更多地还原了在学校时的笨拙，更显拖沓。我竭力在她的脸上寻找印象中的羞涩之笑，寻找能够让我激动或者激情四溢的脂粉气息，寻找电影中女人的娇媚，但这种东西总是稍纵即逝，在似有似无之间倏忽蒸发了。

她略微抬眼，一转眼球把我打量了一遍，马上眼皮就像金鱼一般鼓胀起来，直直地斜视着下方，也就是放在腿上的双手。那手很是粗糙，但非常有力，几个指头来回缠绕弯曲。她说：“你学习好么？”

我说：“不好。”

朝红舒了一口气，再没说话。

可是我却感到她问了我很多话。无论如何我也要主动说一句，必须说，要不还显得我很无能，况且，我原本是有话要说的。于是，我说：“我脾气不好。”

朝红一下子笑了，但没有发出声音。她说：“那没有啥，我也不好。”

“我……”我不知道该怎样应对。

她从身后拿出一双鞋垫，递过来，说：“给你的。”

我收了，也没有仔细看，回到家里就悄悄地藏了起来。后来，仔细看了，那双鞋垫还真是下了工夫。全都用红线整整齐齐地绣着菱形图案，周边五颜六色地陪衬着花枝，非常精致，想必那是她花了不少时间和心血的。现在分析，能做好如此精细的活路，那次见面确实预谋已久了。接过鞋垫的那一瞬，我平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和心理接近一个女人，自己的身体竟然起了一些变化，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

“走吧。”朝红说。

我起身出门。坐在东边屋里的梅子慌忙跑出来，笑着感叹：“你看人家年轻人多快，这么快就完了。”

从此以后，我就算是有媳妇的人了。可是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朝红，直到大学毕业、娶妻生子。

那个年月，那么小的年纪，以我初中尚未毕业的身份就订了婚事，而且媳妇就是村里显赫一时的大队长的女儿，这在过去简直不敢想象。这一事件的意义非同寻常，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东厦屋是我家的老院子。大门砖砌，小而精致，面朝南，对着一个照壁。照壁左后方是一棵老桃树，春天开满花朵时能遮天蔽日，更能挡住它南边的所有建筑。照壁之后、桃树以西是几个兔子窝和冬天埋藏白菜、萝卜的菜窖。桃树东边是存放红薯的地窨子，足有丈把深。再东是一堵半人高的土墙。墙外靠北是一棵老桑树，树下是我家的粪堆，每天都有一群鸡在里边拨拉。桑树很粗，只有两根枝，一根往上，一根向南。朝南的那根枝丫下面就是那堵土墙，墙东紧挨着是一条小路，小路旁是一个茅房，里面长着一棵胳膊粗的香椿树。茅房门朝南正对着一条狭窄的胡同。穿过胡同是一个宽大的院子，几乎就是学校的操场。北边的墙根一般少有人去，用一堆玉米秆、棉花秆围着，里面长了五六棵老大的石榴，乱七八糟，钻进一条狗、一只鸡都很费劲；最南边紧靠村街，坍塌的土墙边长着一棵不知什么年月栽种的柏树，苍老得快成精了。枯死的树身和枝杈张扬着，只在最顶端零零星星成簇成把地长着一疙瘩一疙瘩墨绿的叶子。东边是一排破烂的瓦房，最南两间是我家的柴房和大门楼，早先去我家就是从这里走的。院子西端几乎一半的地方已经被围圈了起来，盖了五间崭新的北房。

这一块大而迷人的地盘原本都是我家的，只是因为特殊原因才被别人占去了。盖了北房的人家不是别人，正是大队的副支书，一个略胖、圆脸、剪着短发的女人。我把她比作《北风那个吹》里的牛鲜花，只是没有牛鲜花的灵秀和善意。“牛鲜花”的丈夫是我们生产队的副队长，成天戴一顶破蔫帽子，操一口外路口音。他家不是本地人，房子原本在我家兔窝南边，是两间北房，外挂两间西房。房子南边是一棵巨大的槐树。他们拆了旧居，盖起五间大北房后，东边形成了那个小胡同。为了多占地方，他们穿过胡同，在大桑树下、小路以东胡乱垒了个茅房。当然，我们贾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据理力争，个个忍气吞声。

副支书“牛鲜花”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因为邻居关系，同我奶奶来往密切，但在平时交往、言谈中明显表现出自己政治上的优越和地位的高贵。她从自家的茅房里站起来，提起宽大累赘的黑裤子，陈旧的红裤带在宽边白裤腰上一绕。一回头，看见我奶奶正往桑树后边倒垃圾。

“海庆奶奶……”我的父亲叫海庆，不知为什么他叫母亲为奶奶。因为这种特殊性，别人都跟着叫奶奶。这时的“鲜花”妈已经系好了裤带，走出茅房，“听说海安说下媳妇了？”

海安是后场里我亲爷绳锁的大儿子。

“说下啦。”奶奶说。

“哎呀，真不容易。”

“说容易也容易，只要瞅下合适的，就好说。”奶奶说话一向很严密。

“你家的成分高，难说。你看，你两个孙女将来一改还好说，两个孙子要说媳妇，可是难找呀！”“鲜花”母亲说的两个孙子自然包括我在内。

奶奶后来一提起这件事就非常激动，而且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说过多少次，每次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起初，只是在家里长吁短叹，是一种熬煎和难过。尽管那时我和姐姐、弟弟都小，还不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可叫人家如此讥讽嘲笑，心里自然不好受；后来，我们长大了，走进了改革开放，姐姐上高中、上中专不是凭推荐，而是凭自己本事考上的。两个姐姐嫁的人家都是在当地有头有脸的，到我这里，一个愣头愣脑、不识时务的傻小子竟然堂而皇之地与大队长的女儿订了亲，这是何等了得的事情！从此，在“鲜花”母亲面前，在任何一个地方，奶奶高高地昂起了头。一旦有人问起我的婚事，她会非常沉着地、轻描淡写地说：“有了，说下了。”意思是，自己打听去吧，结果会让你们两腿发抖。此时，简直就是无声胜有声。

我的这一个婚约，俨然是我父母大人告别过去、迎接未来、欢欣鼓舞时手中高举的那面纸糊的旗帜。

不过，在我的人生历程中，这个婚约是必须着意感激的。是它给了我意志，给了我勇气，给了我冲破农村藩篱、摆脱祖辈命运、走向光明前程的动力。

父母是非常看重面子的。按农村风俗，春节应当去朝红家给未来的老丈人、丈母娘拜年，可我从来没有去过。一切需要我来履行的仪式均由父母代替。因为，对我来说那就是为了让大人高兴迁就大人而上演的一幕戏。然而，对父母、对村里的任何一个人来说，却是一份关乎家族名声和信誉的契约，高贵如稀世的元代青花瓷，一旦损伤，惊动四乡。当我意识到这点时已经感到无能为力。

到了高中二年级，我几乎很少回家了。忽一日，姐姐骑车找到我，悄悄地说：朝红父亲死了。姐姐说，朝红父亲是得肺癌死的。她告诉我要静心学习，不要管那些大人的事。我真的一直感谢两个姐姐对我内心的眷顾和理解。我没有回乡吊唁，父母按照风俗以我的名义给朝红父亲行使了一个准女婿应当承担的义务。

大姐说：你只有一个办法摆脱这桩婚事，就是考上大学。

说这话时，我已经升入高三。为了这个目标，一贯贪玩不谙世事的我忽然长大了：一年发奋，我踏上了羡慕已久的火车，沿着在会庙大殿上眺望的那条神秘铁路，向着遥远的北方省城进发了。我知道，我从此就会离开村庄，离开这块土地，一切都将变成记忆，梦一般生动和缥缈。婚约是应该有所交代了。我直接给朝红写信，从开笔写下“朝红”二字到在信封上写她的地址，我的身子一直在抖动。是第一次真实地接触这个名字？是为终于可以结束这场戏而激动？是为朝红而担心？我一时难以说清。按照村俗，男女双方任何一方首先提出解除婚约，曾经发生的一切经济往来均要一笔勾销，不得索要。我在信中明确表示这一点，以表达歉意。现在想来，朝红收到信后，她的家人、梅子、我的父母以及关注此事的人们会是怎样地震惊。后来，父亲埋怨说：“退婚的办法多的是，你着什么急。私自做主，眼里还有没有大人？”

再后来，在一个农贸批发市场，偶然遇到一个卖猪肉的。她肥胖的前胸挂着一件白色的围裙，沾满了黑色的油污。案板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排猪肉，红白杂糅，却又干净利落。妻子要二两肉，卖猪肉的女人一刀下去，挂了称，正好二两，手艺堪称一绝。我专注地看她，宽阔的脸已经很是粗糙，但那坚韧、满足、幸福的内涵隐隐在周身萦绕。她也抬眼看我，忽地眼角流泻出一丝美丽的笑意，脸蛋也红了。我的心剧烈地跳。她，竟是朝红。

朝红后来的丈夫不是别人，正是当年跟我一起攀爬会庙大殿门前巨大柱子的同学三午，如今他们已经成为家乡富甲一方的屠宰专业户了。

责任编辑/白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