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胜美”远嫁香港：“阔太”风光人艰不拆

16年前，胡悦风光大嫁到香港，成为家人的仰仗。16年后，她却悄悄回流到内地……以下是她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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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拖着小拖车，拖车上装了两个大纸箱一个大包裹，背后背着沉甸甸的双肩包，肩膀上还斜挎着一个大包，艰难地往深圳市皇岗口岸赶，想赶紧过关交货，好赶回家做饭。

这是我背货最多的一趟。一路上我都在埋怨自己不该贪多，转几趟车去三个取货点取货，路费成本过高。可转念一想，我妈还等着钱手术呢，能多赚一分是一分！

我刚赶到口岸，几个跟我一样背货的港人冲我摆手：“过不去了！海关在严打。”我管不了那么多，硬着头皮挤了进去。这次不是平日的拥堵，是人群大量的滞留！我和货，被人潮推着，夹在了中间，无法动弹。就在这时，我的手机接二连三地响，我却腾不出手来接。

人群滞留了三个多小时，才被疏散。我终于交完货，掏出手机一看，有十几通未接来电，都是大哥和妹妹打过来的。我立即回拨电话给大哥。大哥平静地说：“妈一个小时前走了。辛苦了一辈子，也该歇歇了。7月天气热，你要早点赶回来……”我妈走了？我神情恍惚地坐在离境楼的楼梯上，嚎啕大哭。我妈，是我的靠山。我这前半生，全靠她支撑着走过来。

1998年，我19岁，揣着妈妈给我的400元钱，抱着一床棉絮一身棉衣去了深圳。那时，我和我妈都不知道，深圳的冬天用不上厚棉被棉衣。

我家在湖北省十堰市农村，家里有大我3岁的哥哥和小我2岁的妹妹。我爸是个酒蒙子，喜欢到处瞎晃。他贩过水果，收过废品，甚至学着创富节目去养过蝎子，多数时候以亏本收场。我妈农忙时种地，闲时给人帮工，收入不高，却稳定地撑着这个家。

我上初三时，哥哥念高二，妹妹上初一。我们家这么穷，三个孩子还能念书，全靠我妈的开明。但家里实在撑不下去了。我爸让我退学。我是女孩，比不上大哥是长子，也比不上妹妹聪明漂亮。如果三个孩子硬要牺牲一个，也只有是我这个老二了。

我辍学后，去县城当保姆，但工资太低。为了解决经济困境，我爸给我安排了一门婚事，对方家庭条件不错，能帮忙解决眼下的经济难题。这样的婚姻，我无法接受。在我的恳求下，我妈才背着我爸把我送出去了。金钱，是能换来自由的。我每个月都往家寄钱，我爸再也没有叽歪过。

来深圳几年，我进过工厂，也当过商场售货员。那时，在镇上初中当老师的哥哥要结婚，我刚从工厂出来做售货员，工资不稳定。为了给哥哥凑彩礼钱，我一日三餐都吃粥，整个人瘦得前胸贴后背。

我打工时结识的两个好朋友，一个被老板猥亵，疯了;一个怀孕后被抛弃，只得打掉孩子回老家嫁人。打工妹就是这样的命运，想要翻身太艰难。

当然，也不是没有翻盘的。我身边就有稍有姿色的女孩给香港人做二奶，带着一家人奔小康了;也有嫁到香港过上好日子的。我没学历没技能，除了长得还算清秀，没有任何留在深圳的资本。很自然地，我也将目光瞟向了香港男人。

不久后，一个前同事给我介绍了她的远房亲戚，香港人梁绍杰，我喊他老梁。老梁是消防员，薪资高，福利好。只是，他比我大23岁，离异，有个9岁的儿子跟前妻一起生活。老梁的条件，在港女眼中，除了离异有孩，也是不差的。而且，他很中意我，我对他印象也挺好。我带老梁回了老家。老梁一来，就给2岁的侄儿和爸妈各封了个5000元的大红包，给妹妹送了一块手表。亲戚家也都带了礼物。那几天，我家门庭若市。听说我带香港男友回来了，我们村男女老少出动围观，纷纷说：“这哪里是老头儿？看着也就三十出头。香港人就是不一样！”我爸笑得合不拢嘴。我妈将我拉到僻静处问我：“你可想好了？”我点点头，决心用青春换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2001年，我和老梁在老家领证结婚了。婚后，我暂住深圳，等单程证。有了单程证，我才能定居香港。第二年，我生下女儿阿敏。平日，老梁在香港上班，休假就过来深圳陪我们母女。老梁对我还不错，在钱上面也很大方。我因此攒下不少钱。

那几年，在我的帮衬下，我家翻新了房子，置办了彩电冰箱电话。我哥在县城买房，我拿出3万给他。妹妹大学毕业，我送了一部诺基亚的手机。

定居香港后，我回家少了，逢年过节给父母和亲友的礼物一样都不少。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亲友们眼中的阔太。可假的阔太，总有一天会露馅。

2

2009年9月，大哥要带我爸妈、嫂子和侄儿来香港旅游。我頭皮一紧，“那我帮你们在深圳订酒店吧。”大哥说：“不用花钱，就住你们家，人是多了点，都是家里人，打地铺就可以。”

我在香港是有房一族。那房子，是公家提供给基层公务员的公屋，三十多平方米。即便这样，我刚来香港时，婆婆就用电话将两个姑姐从澳洲和加拿大给叫回来了。公公早已过世，家庭第一次聚餐，两个姑姐一唱一和，总不过是我嫁给老梁是天大的福气之类的话。婆婆也全程教我做人。

我知道，香港有许多像我这样出身农村、没多大文化的新娘，嫁的丈夫又老又没工作，靠领救济金过活，还经常遭遇家暴。所幸，老梁对我还不错。

半年前，75岁的婆婆摔断了腿，我们只能将婆婆从乡村里接过来同住。也就是说，我的小房子，住了三代四口人，根本没有地方供他们打地铺。

我跟大哥说，住酒店自由些，家里还有老人，不方便。大嫂倒不客气，说爸妈年纪大，每天来回过关太折腾。我一咬牙，在香港给他们定了酒店。这是亲家第一次会面。为了双方都有面儿，这第一餐，我订了一家排得上号的酒楼。

我爸一喝酒话就多，吃了烧鹅说比不上北京烤鸭，还吐槽这个酒楼装修陈旧，位置也窄。我妈拦都拦不住。婆婆和老梁不懂我爸的塑料普通话，但也知道他没说啥好话。这一餐，吃得极为尴尬。我送爸妈回酒店的路上，大哥说：“妹，你那个婆婆怎么吃饭还摆脸色？老梁全程就没几句话。”我连忙解释，说是语言不通，老梁本来话就不多。

我回家时，我妈悄悄问我：“你在这儿，没少受委屈吧？”我不想给她徒增担忧，再说家里的钱也由我掌管，这是老梁莫大的认可。我连连否认，说自己过得很好。我妈听了，这才放心。他们在这里玩了四天，我陪了四天。最后一天，我爸给了我一张清单，说是亲友们要的药品和化妆品，还说我几年没回去，这点东西也不贵，就送给亲戚。我苦笑着点点头。爸妈走时，老梁借口要上班，没有送行。

这次光接待我就花了1.5万元人民币。而老梁一个月薪水，还不到2万，其中三分之一得给前妻和儿子。婆婆趁机说服老梁夺下了我的家庭财政权。

手头不宽裕，我爸再让我帮亲友买药物，我能推就推。我爸被亲戚说了闲话，气得不理我。

后来，我从我妈那里得知，大哥他们从香港回去后，就一直在家里吐槽，說我定居香港后就拽起来了，千里迢迢去看我，我都不让他们进家门;老梁和他妈送都不送他们。我明白，这是我妈在变相地向我求证，我到底过得好不好。我没有辩解。

2010年，妹妹要在十堰市买房找我借钱。我很为难。当时，老梁已经55岁，退休了，女儿阿敏才8岁，参加各种艺术班和社会实践，非常烧钱。我跟妹妹解释，阿敏的教育支出太高，老梁也退休了。妹妹说：“香港公务员退休，不都领几百万退休金吗？”老梁退休，确实领取了近200万的退休金，但我根本就没见到钱。好歹是亲妹妹，我还是找老梁商量。不出所料，他一口回绝了。当天晚上，老梁在外面跟朋友喝了酒后，跑回家宣布，以后日常用度全都由他来调配，不再给我一分钱。那段日子，我经常跟老梁吵架。

侄儿小学5年级时，大嫂突然打来电话，一番寒暄后，说：“听说在香港读书，以后出国读书比我们这边的孩子有优势。你家老梁是公务员，应该认识不少人，能不能帮忙让辉辉投靠到老梁的户口下，让他到那边去读书。”我耐心向她解释此道不通，大嫂四处跟人说我不肯帮忙。

第二年，侄儿小升初，大哥想把孩子送到市一中的实验班，要交择校费。他凑来凑去还差一点儿，便开口找我借5000元。我非常为难，只答应1000元，不要他们还。大哥气得摔了手机。后来，我打电话给大哥，大哥总是很焦躁，说话也冲。那两年，我特别怕接到家里的电话，怕他们需要帮助，而我却有心无力，害怕没有钱的我又变成了家中那个没人关注的老二。

3

我伺候婆婆两年多后，她终于被大姑姐接到澳洲去生活了。我决定出去找工作。来了香港几年，我都甘心做师奶，相夫教子。如今出门找工作，才知道香港的工作有多难找。我粤语不灵光，香港人又喜欢粤语夹杂英语，能做的工作，真的很少。最后，我在一家茶餐厅做服务员。

我才出去工作一个多月，老梁就质疑我上班时跟男顾客搞暧昧。他让我记住是谁带我来香港的。我不得不承认，我家翻身，就是靠老梁;我也明白，他是在担心我跟其他从内地来港的新娘一样，嫌他没用，拿到永久居留权后就一脚踹了他。

为了这个家，需要抛头露面的工作我放弃了。好在，我有了香港身份证，能去一些大酒楼的后厨刷盘子，薪水挺高。因为工作太忙，女儿就交给了老梁。也许是我出去工作，拿了高薪水，老梁也渐渐转变了，没再为难我。我工作后的第一年春节，带女儿回了老家。还是跟几年前一样，大包小包往家拿。只是，内地这几年经济飞速发展，加上电商的发达，我的到来，并没有像从前那样，风光无限。

春节期间，我被邀请参加了初中同学聚会。不论继续念书的还是像我这种辍学的，人到中年，大家都过着安定的生活。而我，在香港洗盘子以维持回家时的体面和风光。其中心酸，无人能体会。

就在我带女儿回香港的头一天，我妈突然病倒送医院，病情危急。我打电话让老梁打5万元钱过来，老梁骂骂咧咧地打了1万元。幸好哥哥妹妹行动迅速，借到钱，挺过了难关。

我这才知道，我妈是乳腺癌复发！那年香港之行，她就觉察出我过得不好。为了我的体面，她从未将她洞察到的真相告诉家人。一直到2012年她患癌，大哥和妹妹要打电话找我拿钱时，我妈才将我的窘迫告诉了大家。她住院做手术这么大的事，就一直瞒着我。这些年，大哥和妹妹不怎么联系我，除了怕聊多了说漏嘴外，对我还是有些怨怼的。

难怪，大哥虽然工资不高，可工作这多年，5000元怎会没有？难怪他们接电话时都情绪不好。得知真相，我痛恨自己为了虚荣，没告诉他们我在香港住三十多平方米的公屋，我开不起车，我女儿上的是免费公立学校。表面的荣光，换来的却是亲情的疏离……

因女儿要上学，我不得不回了香港。回去后，我跟老梁商量，找他借钱给我妈看病。老梁说他的钱拿出去投资了。我不知此话真假，但我知道，我只能靠自己。洗碗工一天工作9小时，可轮休。为了多赚钱，我还当起了兼职水客。许多写字楼里的白领，也会在休息时间当兼职水客。如果你到过香港，就能明白，香港人有多拼。我比较幸运，加入了上水一个带货集团，专门带奢侈品，跑一趟深圳，收获还不小。得知我利用休息时间当水客后，老梁很意外地给了我3万元，让我打回家，别再去背货了。

老梁的举动，我备感温暖。但我还是坚持去背货。老梁也没再反对，只说他会帮忙带女儿。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我还算机灵，也很会看形势，一年跑下来，也能额外挣个大几万。这些钱，我全部寄回家给大哥。可即便我如此拼命，我妈，还是离开了。

得知我要回老家奔丧，老梁主动提出跟我一起回去。我有些错愕！这些年里，老梁可是找了各种借口，拒绝回我老家。

我回到家，隔着冰棺，看着母亲安详的容颜，泪如雨下。如果没有她，我去不了深圳;如果不是她重病中还挂念我，我不会如此拼命，为自己挣得一分尊严。可是，我却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送走母亲后，我回到香港继续当水客。后来，内地海关打击比较严厉，抓了好几批人。老梁劝我别再干了，危险。我顺从了，专心做本职工作。

2017年春节后，我拿着在香港当水客、刷盘子赚到的钱，回流到了内地，与从前一起打工、留在了深圳的两个伙伴，开了一家家政服务中介公司，主打香港家政服务。如今，40岁的我，奋斗了大半辈子，到香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22岁时的起点。只是，这次，我不再孤单。我有老梁，还有女儿……

编辑/张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