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掌心的梦话：椰风少年哈佛路

阿蕴

在当今看脸又拼爹的时代，谁说寒门再无贵子？出生于海南乡村，幼年丧父的蔡开凡硬是凭一己之力，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非凡之路，成为年轻的白手起家的成功创业者。2015年9月，应本刊特约记者的邀请，蔡开凡讲述了自己作为普通寒门学子的徒手奋斗史，以期给更多的读者朋友以启迪——

我叫蔡开凡，1979年5月出生于海南省乐东县九所镇四所村。10岁那年，任小学教师的父亲去世，母亲勇敢地挑起了家庭重担，抚养我们5个子女。

我对贫困最切身的体会是在小学六年级，记得那时正紧锣密鼓地备考小升初的考试。突然，我发起了高烧，母亲背着我去医院打针。回家后，我撒娇说：“阿妈，我想吃一碗河粉。”我心里美美地等着母亲端来一碗有一两片肉或是加鸡蛋的河粉时，现实却是，任凭我如何翻遍整个碗，这都只是一碗白水加盐的河粉。我觉得委屈又失落，酸楚感涌上鼻头，我忍住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心中暗暗许下诺言：将来，我一定要让自己和家人吃上一碗有肉有鸡蛋的河粉！

怀抱着这个朴素的梦想，1996年9月，我考入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微生物学专业。大学四年，贫困依然如影随形。为了赚取生活费，我在周末骑着自行车辗转在几个家庭间做家教……

穷困如此，我没有被打倒。我依然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大二那年，在明知我开口唱歌对于听众是一场灾难的情况下，我还是报名参加了生科院举办的“十大歌手比赛”。为此，我每天抽空练习参赛曲目《新鸳鸯蝴蝶梦》。比赛开始后，当我忘情地唱到一半时，发现现场气氛有些不对劲，我转身向电视屏幕一看，发现我竟然比原唱快了一整句歌词！但我还是厚着脸皮唱完了。现场掌声雷动，听众均被我的勇气所折服。

本科剩最后一年时，深知知识才能改变命运的我，开始复习准备考研。由于我发现经济学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所以我决定跨专业考研。专业从生物学跨到经济学，意味着我要从头来过，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甚至有次因为用脑过度又缺乏必要的休息，发生了缺氧性休克。万幸的是，我没有大碍。

考研结束后，我回到老家过年等待结果。我实在承担不了压力向母亲坦言：“如果我没考上怎么办？”母亲笑言：“多大的事，大不了再当一年学生。”听了母亲的话，我放松下来。成绩出来后，我以第11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录取。得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年少轻狂的我觉得自己牛气了，便在开学前的暑假去找实习。恰好一家小型证券投资公司录用了我，但是仅仅只过了三天，老板就对我说：“蔡开凡，你可以回家去了……”这让我很困惑——我做错了什么吗？想到最后，发现我什么都没有做错。因为三天里，我几乎什么都没做！我看不懂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不会用网络查找和搜集资料，每分钟只能打10个字。

所谓“十年磨一剑”，剑未磨成，怎能出鞘？我老实地夹着尾巴回到学校继续深造。入学不久，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老师见我考研成绩优异，又是本校本科毕业生，对学校比较熟悉，便推荐我加入北欧研究中心做学生助理，到时还有机会去北欧交换留学。

这正合我意。因为我不仅要走出海南，还想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在北欧中心，我的上司是来自挪威的汉宁，他待人非常友善。我那听不懂说不出的“聋哑”英语，没少得到他的包容。记得有一次在北欧中心图书馆值班的时候，接到他妻子的电话，我立刻跑去告诉汉宁，汉宁说：“I will call her back.”（我待会儿给她打回去）这是一句多么简单的口语，我却来回三次才听懂。我来不及道歉与羞愧，奔回图书馆拿起电话，可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我拿着电话怅然若失。

为此，我下定决心要打败我的哑巴英语。我向汉宁提出，在北欧中心工作的日子里，单周一三五说英语，二四说中文。双周反之。我们坚持了很久，直到一个成了中国通，一个有了很强的英语听说能力。

正是我的勤奋和态度得到了汉宁的首肯。当他与人合伙所办的创诺数码公司需要一个中国人加入时，他推荐了我。于是，我成了有兼职有工资的在校生，我不用再为自己的生活费发愁了。

研二时，我如愿得到去芬兰交换留学的机会。芬兰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无论是街上的清洁工、店里的服务员，还是西装笔挺的商务人士、大学教授等各种职业的人，他们都宁静地享受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彼此之间的互动也是如此轻松和平等。我看不到卑微和屈从，也看不到傲慢和嚣张。在给母亲的电话里，我反复念叨着：“妈，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着。”

在芬兰学习之余，我和同学背着包包游历了德国、法国、瑞典、希腊、意大利、荷兰、捷克和俄罗斯等欧洲各国，领略了各式各样的风土人情。我们在雅典还遭遇了想要借机敲诈的酒托女和店主，我们用真诚征服了他们，保住了身为穷学生的那为数不多的盘缠。

芬兰的求学让我的英语口语有了很大提升，专业也给我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思维。交换留学结束后，我重新回到复旦大学。转眼我到了研三，开始撰写我的毕业论文。由于创诺数码给我的月工资已经足够我的生活开支和供养我的母亲，我便将她从乐东接到上海，每天能吃上妈妈亲手烧的饭菜，每天回家就能看到家人。

2002年年底，还未毕业的我分期付款买了人生中第一辆私家车，成了“有车一族”。我大大地实现了儿时想让自己和家人吃有肉和鸡蛋的河粉的梦想。

毕业后，恰逢挪威创诺数码与欧比数码合并，并在上海成立了子公司，公司总部鉴于我之前实习的良好表现，邀请我担任欧比数码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由于是新公司，加上我一共只有几个人，我不仅是经理，也是办公室主任，同时兼任出纳员和跑单员。在公司开办初期，我需要亲自去工商局注册，去银行开户，到税务局办理报税等等一系列琐碎的事情。后来，我还需要为员工结算工资，负责办公室水电费的交付，甚至是叫饭订水这些小事，有时都是我亲力亲为。

我的这些低姿态与平日努力工作得来的专业素养最终为我叩开了创业的大门。2004年年初，我在过去三年一直帮他们在中国寻找供应商的一家意大利气缸制造商需要开发制造新的气缸产品，而生产该产品的零部件模具需要投资一笔钱来制作。我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开厂的机会，于是做了一份项目可行性报告和计划书，得到了该气缸厂老板帕尼先生的高度赞扬。

2004年8月，我用从客户帕尼先生那里得到的货物预付款，加上自己和二哥借的钱作为启动资金成立了上海猜凡机械厂。2004年9月中旬，少量车床进厂。因为资金有限，猜凡机械只能采购少量国产低端车床。可是，机床投入使用后，我们的技术团队发现，100件产品中只有50件是合格的。没办法，我们便致电机床厂上海维修部，他们第二天就派人来维修，结果三天后，维修人员一脸抱歉地说：“我们修不好。”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修不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无法生产交货，不仅没收入，还得倒贴不少厂地租赁费用和工资，最终结局就是机械厂的夭折。

为此，我立刻嘱咐技术总裁致电机床厂总部的销售副总，叮嘱他一定要抑制住内心的焦虑与愤恨与之交流。大概是机床厂副总从未接到过如此礼貌的“投诉电话”，他立刻请当初的组装团队过来修。组装团队没搞定，他还亲自请老专家过来。经过艰苦的重“造”车床与等待，机床终于修好了。猜凡机械厂正式开工，并赶在交货最后期限前完成了所有的订单。

经历猜凡机械这次起死回生，我的内心变得更加坚定和强大起来。这期间，我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期把厂做得更大更好。经过两年的努力，猜凡机械厂也日益壮大稳定。为了让我的工人有更好的待遇，我坐在谈判桌上与帕尼先生谈判，希望能提高产品定价。因为猜凡机械为他的公司在之前的中国采购成本上又节省了10%，我只是要求用其中的5%为员工涨工资。

整个谈判过程异常艰辛，正当僵持不下时，我望着桌上的零部件，想到工人的辛苦，情不自禁地拿起桌上的零部件往脸上来回蹭。我对帕尼先生说：“看，这东西我都可以在脸上蹭，还没有伤口，这表明它们已经不是机械制造品了，是艺术品。这就是我们工人一丝不苟的劳动得来的……他们理应有更好的待遇。”

帕尼先生被我打动，他让了步。因此，我的工人月工资翻了将近两番。这无疑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猜凡机械也发展得越来越好，我却开始对现状不满，我希望用更先进且系统的商科知识来武装自己，取得更大突破。2007年底，我成功申请了一直稳居全球排名前三的美国沃顿商学院MBA（工商管理硕士）项目。第二年的7月，我开始了沃顿商学院的留学生涯。沃顿的生活，平时每天我用5小时上课，6小时阅读，4小时课后书面作业，1小时小组作业，1小时校园活动。无论周末与否，每天16个小时，我都在学习。我的辛苦和努力换来了丰厚的回报，2009年3月26日，我收到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MPA（公共管理硕士）项目的录取通知书。两年后，我成为第一个同时获得沃顿商学院MBA与肯尼迪政府学院MPA学位证书的中国人。

用世界最先进的理论与管理经营模式武装好自己后，我展开了梦想的翅膀。2010年夏天，我在上海创办凡之说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同年，我回到母校乐东中学，创立“蔡开凡奖学金”，用于奖励坚强上进的优秀学子。2012年6月，我创立“凡功教育”品牌。

2013年10月，我将我的经历写成书，书名为《一条通往哈佛的非凡之路》。书出来后，极大地鼓舞了很多和我一样的寒门学子。2015年9月，我正式加入贝祥投资集团（私募股权投资）担任董事总经理、合伙人。这个投资集团由前加拿大驻华大使贝祥先生于2001年创办，能加入这个团队，是对我个人能力最大的肯定。

日渐丰厚而扎实的履历一步一步助我向我的终极目标前进，那就是：在海南建一所大学！我知道这将会很难，但我不怕。回头看这三十六年的人生，你问我苦不苦，我会说，苦，真的很苦，但是我从没有放弃过。也只有坚持梦想与行动，我才能将生活的枷锁逐渐解开，看到拨开乌云后晴空中透出的丝丝光芒。

编辑/白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