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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旅程的艰难回望

时间:2024-05-04

肖元恺

二○二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打破了评论与创作难以兼得的区隔,不但使两者并行不悖,而且相得益彰。作为奈保尔的研究专家,古尔纳无疑从这种研究中汲取了独到的文学养分,转而丰富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从而取长补短。作为英国移民文学四杰之一,古尔纳截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开掘非洲移民的横断面。他的贡献不止于描述移民表面的苦难经历,而且由此进一步深入人性的幽微之处,探触到普世价值的核心所在。

古尔纳的长篇小说《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颇具有代表性,通过揭秘的形式,对移民的离散心境进行皈依式的探寻,有隐喻和象征的意义。《最后的礼物》是他比较晚近的作品,二○一一年出版,当时他六十三岁。在此之前,他已有《分离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朝觐之旅》(Pilgrims Way)、《多蒂》(Dottie)、《令人羡慕的宁静》(Admiring Silence)、《海边》(By the Sea)、《抛弃》(Desertion)和《天堂》(Paradise)等作品面世。本文聚焦《最后的礼物》,作为寻找解析古尔纳文学密码的一个直击视点。

《最后的礼物》这篇小说共分五章,长短不一,却被绵密地编织为一张社会的大网,以家族史为经,家庭和个人为纬。第一章的标题是“一天”,在全书中却篇幅最长。继之分别为“迁移”“飞行”“返回”和“仪式”,各章有各章的内涵,却紧密相连。

小说以倒叙追忆的方式,展示了一个英国黑人移民家庭的家族史。这是一个四口之家,父亲阿巴斯,母亲玛尔雅姆,大女儿安娜和小儿子扎马尔。整个故事从阿巴斯下班的路上开始,年逾半百的阿巴斯在街头发病摔倒,被送医急诊,一直没再能彻底康复,直至最终病逝。这样一种开场方式首先刺激了读者的感官,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力,一开始就把小说推向了一个戏剧高潮。这是古尔纳抓住人心的笔力,也是一个普通外来移民家庭的真实写照,整个故事情节由此而推演展开。也正是在这个医治疗养阶段,一向沉默寡言的阿巴斯断断续续地回顾了自己的生命,到最后才分别向妻子和孩子袒露心迹。

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正如老话所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个四口之家也不例外。父亲阿巴斯原来是个逃婚者和犯了重婚罪的人,遗弃了前妻莎莉法和未出生的孩子。对现在的家人来说,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当年草率成婚的阿巴斯,怀疑莎莉法肚中的孩子非己所出,自己成了拉郎配的冤大头。他疑心是姐姐芳兹雅吃了莎莉法家人的贿赂,从中做局让自己娶了未婚已孕的莎莉法。由于阿巴斯家境贫寒,一无所有,而莎莉法来自商人家庭,生活富庶,这种社会不平等使阿巴斯低人一等。阿巴斯的父亲奥瑟曼是一个非常吝啬的人,认为子女除了干活,不应该有任何其他需求。对于这样一种生理意义上的存在,他们的幸福指数可想而知。其实阿巴斯在非洲部落的家族,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后来,阿巴斯多次想过,自己如果没有流浪到欧洲,肯定会重蹈乃父的覆辙。离家出走时的阿巴斯已经成人,对自己的家庭已有很深的记忆,有在长兄卡斯姆抗争下得到的问学快乐,但更多的是生存的艰辛。

成婚后的阿巴斯看到村民對自己讥笑的表情,怕由此一生遭到嘲弄,遂逃亡出来,做了商船上的伙计,浪迹天涯,去了很多地方。在一个海港受到一位男子帕斯卡尔的帮助,到其家就餐时与帕斯卡尔的美丽妹妹科莱拉相识。两人有过一段暧昧的情感,却中途夭折。要说阿巴斯走南闯北,很是见过一些世面,但他一直都在负重而行,像是背负着逃婚的原罪,对朦胧中的疑惧不能自已,这使他跛行于世,自卑、自愧、自怨、自艾。不仅对社会如此,对家人也是如此,所以在生活中选择三缄其口。

母亲玛尔雅姆也是个苦出身,原来是一个弃婴,襁褓时在一家医院的门口被发现,生身父母下落不明。其间被辗转收养在多个家庭,饱受虐待,直到遇见养父维贾伊和养母弗洛兹,才算终于获得了一点儿有人性的待遇。但由于养父外甥迪尼什的到来,私下不断加重对玛尔雅姆的欺负,甚至图谋不轨,致使玛尔雅姆也像阿巴斯一样逃了出来。

无论是阿巴斯还是玛尔雅姆,都从不过生日,他们的出身背景对子女来说是个谜。这给子女带来极大的困惑,尽管他们并没有表述出来,却影响着他们的成长,如同一团阴影笼罩。

父母晚年的倒述,给子女带来巨大的震撼。先前他们已然感受到家境的气氛有些不正常,父母似乎对他们隐瞒着什么,以致他们对父母的成长历程一概不知,都想离开这个畸形家庭过独立的生活。姐弟俩对父亲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怨恨,这不仅仅是代沟的问题,更有着深层次的矛盾,涉及移民身份的认同和种族血统的蹈袭。尤其是在安娜的眼里,父亲简直是个吝啬鬼,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感情上,都让子女很没面子。

这里的阿巴斯、玛尔雅姆与安娜、扎马尔的关系,除了父母与子女关系之外,在古尔纳的笔下还有着种族、教义的历史现实因素。在对待父母上,尤其是对待父亲上,安娜和扎马尔有共同语言,但姐弟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反映出他们自身的不同认识与追求。这里有安娜的女性敏感,也有扎马尔相对宽容的生活态度。

不甘沉沦的玛尔雅姆理想是当一名专业护理人员,这个并不算很高的职务可望而不可即,她只能在一家医院从事清洁等杂务。即便这一份活计,由于要照顾卧床不起的丈夫阿巴斯,也只能辞掉。好在这一对苦命鸳鸯还是相濡以沫,尽管彼此之间有着许多隐瞒,到晚年却还能互相谅宥,扶持前行。尤其是作为母亲的玛尔雅姆,用自己的种种努力维系着这个家庭。最后她选择了一家服务难民的慈善机构,在里面当义工,还在这家机构组织的义演中担当角色,得到来自子女和友人们的赞许。

安娜和扎马尔这一对儿女也有自己的曲折和挫顿。安娜心强气盛,与家里矛盾最大,尤其看不起父亲,认为心性内向的父亲过于萎缩,导致全家的社会地位低下。父亲给她起的名字是“Hanna”,发音应该是“哈娜”。她很不喜欢这个名字,认为太土了,里面带有种族和宗教异端的偏见。而父亲阿巴斯确实把自己家乡约定俗成的东西带到了欧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一所小学任教的安娜,与现任男友尼克在伦敦同居。结果尼克不但自恋,大男子主义,还与另一个女人茱莉亚搞外遇,假开学术会议之名,行私通之实。再加上安娜与尼克的父母家人不睦,日常接触中横生枝节,最后走向分手。这里也有种族的冲突,尼克及其家人都看不起安娜,当然不是表面的歧视,而是通过微妙的细节,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对安娜父亲及其社会背景的轻蔑。这使安娜觉得很受侮辱,在家庭聚会中如坐针毡。当安娜向尼克诉苦时,尼克反而讥讽安娜小心眼,无端猜度,对他的家人不敬。

弟弟扎马尔,性格上与父亲非常相似,在家里往往也是沉默寡言,时时处于某种冥想的状态,待人接物也颇为内向。这种性情上的传袭,有时会让母亲有些担忧。在情感关系上,父子关系要比父女关系亲近一些,扎马尔会默默地守候在病父的床边,轻抚着父亲的手。这时的父亲虽然已经没有知觉不能言语,扎马尔还是轻言细语地与父亲对话,甚至幻觉父亲有了昙花乍现的细微表情,兴奋地向母亲描述。这些细节的刻画丰富了这个移民家庭的关系,在冰冷的大环境中带来些许温情的传递。

当时作为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扎马尔的命运似乎要比挣扎在社会低层的父母好一些,前景闪烁着进入主流社会的一线曙光,但这种光芒若即若离。夹在其间的扎马尔其实面对更加复杂的境遇,既不能完全切断与父辈的血肉联系,生活、习性、皮肤等都时时提醒自己的身份所在;同时又有更为丰富的生命感召,拥抱新的追求。有时心猿意马,有时又要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导致双重性格。这是新一代移民的定位及生存纠结。

涉世不深仍然懵懂的扎马尔,与同是学生身份的女友勒娜租房子同居。从某种意义上说,扎马尔填补了勒娜的感情空档期,因为勒娜与前男友罗尼耶发生龃龉而分手,再加上她弟弟马尔考患精神障碍有自杀倾向,种种不幸驱使勒娜主动向扎马尔示好。扎马尔及时填补了勒娜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需要,成了另一种牺牲品。就这段经历而言,从扎马尔身上不难看出乃父阿巴斯的影子,两代人之间的交递影响在顽强地进行,这种历史惯力是巨大的,不容低估的,反映出了移民家庭的立体横切面。

小说的最后,母亲玛尔雅姆带着一对子女,重返逃离之地,与养父母再次相聚。这时已经七十多岁的养父维贾伊已经病入膏肓,动弹不得,只能听不能说了。养母弗洛兹披露,经警方和多方机构调查,玛尔雅姆的生母可能是一位波兰裔未婚年轻女子,犹太人,生父是二战大兵,皮肤浅黑。这就是调查的全部结果了。玛尔雅姆窃喜于自己有波兰血统,而子女提醒母亲,另一半是黑人。玛尔雅姆却坚持认为生父是“浅黑”,可能是印度裔,对非洲的排斥与成见由此可见一斑,令人唏嘘。而阿巴斯的宗教背景,也给家庭生活蒙上一层伊斯兰底色,尽管他本人并没有特意为之,在这里却埋下了与犹太教纠葛的伏笔。

行至终篇,随着回放类似遗言的父亲录音,女儿安娜对亡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冰释前嫌。这种“和解”或许就是古尔纳所谓的“最后的礼物”,这不仅仅是亲情上的和解,也象征着某种社会关系与族裔关系的和解,尽管古尔纳的小说没有学理性的直言,而是通过情节的推进形象地表达出来。

虽然安娜和扎马尔对父辈有了同情、谅解,但这并不是一个悲剧的结束,而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回溯与反思使人生的历程更加悲壮。

《最后的礼物》不但是了解和认识古尔纳文学创作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切入和把握移民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条路径。如何反映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等所说的文明的冲突,是移民文学的一个重大主题,西方在后殖民时代在亚非国家与地区的历史遗产,在相当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一种原罪,这成为古尔纳通过作品予以检视的一个侧面,突出映现在《最后的礼物》中的性格冲突之中。

古尔纳的小说属于战后英国移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相对于主流文学而言,移民文学处在边缘状态,但古尔纳的可贵之处是并没有因为边缘而偏废,其批判精神贯穿主流意识,给其创作带来极大张力,开创了后殖民文学的新面貌。

在古尔纳的文学书写中,当然绕不过去历史因素。同样是向后看,同样是缭绕于非洲故土,但与美国作家哈利(Alex Haley)的《根》(Roots)等不同,古尔纳的小说把身份认同和种族冲突提升到普世价值的层面。

在古尔纳笔下,小说人物在异国他乡呈现一种无根的状态,在浮游中为生存寻找平衡。古尔纳既是英文作家,又是少数族裔移民,双重身份使他在争取获得英国主流社会认同上,要克服许多本土作家所没有的困难。这些困难包括古尔纳作为非洲移民的融入难度,以及移民题材作品的被边缘化。为此,如何使移民作品与乔叟以来的英国文学传统相衔接,而不是相扞格,同时又保留非洲的文化传承,古尔纳做出了努力。古纳尔的成就表明地域文化没有高下,只是呈现的面貌不同。

作为非洲第一代移民,古尔纳直接体验到殖民主义的影响,对难民的处境感同身受。这里不妨再浏览一下古尔纳其他的文学创作,能够从多角度看到他的作品并未停留在表面的情緒发泄,而是不断开掘深度的思考,这是他的创作得以升华的关键,从而有了人类关怀的终极意义。这在《天堂》中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示,通过主人公一生的经历,再现了东非在殖民主义控制下的历史进程,以非洲中心为基点书写非洲历史,这种历史自觉为此部作品带来极大声誉,增加了古尔纳的创作分量。

民生层面的跨文化关系在《令人羡慕的宁静》中更多地表现出来。在这部作品里古尔纳塑造了以白人女子为妻的非洲大学生形象:一方面回归却不见容于故土,故乡变得生疏;另一方面在欧洲居住地被视为外来者、二等公民,任其努力融入却终有隔阂,成为中悬其间上下失据的夹心人。至于《海边》里置身伦敦的难民,则公然受到来自欧洲的强烈抵触,从心灵到身体都被深刻烙印上“他者”符号,像霍桑的《红字》中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一样,成为被羞辱与被损害的对象。不清楚这些刻画里面到底有多少古尔纳自况的成分,但可以肯定地说有相当的典型性。这里也不局限于非洲人,可以概括到所有流动的移民,文化与文明就在这种流动状态中碎片化,这也是全球化与地域化的交错凝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一种常态,这也使古尔纳的个体描写成为集体写照。

鸿篇巨制《抛弃》展示的是百年历史长卷,是古尔纳最成熟的作品。从十九世纪末欧洲学者抵达非洲,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非洲青年到欧洲问学,百年轮回依然没有摆脱种族与文化隔膜的怪圈,时空的转换带来更多检讨的空间。

值得提及的是,研究之余在英国写作的古尔纳,所有长篇小说都在写移民,不是已经移民,就是在移民的路上。说流动也好,说流散也罢,是一种漂移和飘零的生命动态。晚近的移民已然渐少被动成分,有时是自觉的择抉,中心与边缘的颠覆性界限变得模糊,相对来讲减少了批判和检视的道德力量。另外,完整的本土故事在古尔纳那里是缺席的,这应该是他的自觉取向。我个人认为,这是古尔纳文学的一点缺憾和局限。也许这种专注的做法有助于把一种书写发挥到极致,但也难免有题材过于重叠之虞。这种顾虑或有些杞人忧天了。

古尔纳被称为“比较特别的讲故事的小说家”,设想如果他的作品局限在其出生地桑给巴尔,可能写得也很生动,但缺少社会现实意义的话,那就会与经典有距离。古尔纳的启示还在于,他的获奖进一步证实,移民文学大有可为。仅在英国,除了古尔纳之外,奈保尔、拉什迪和石黑一雄都先后摘冠。当然并非以诺奖为成败准绳,但至少从这个角度看,移民文学已经是世界文坛一支生力军,已经形成系统的建树。同时说明族裔与文化的冲突非但不是文学创作的障碍,而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之一,带来巨大的灵感和火花,甚至成为一种创作优势,关键在于如何驾驭与运作,要有宏大與细微相结合的视角。

古尔纳小说《最后的礼物》,宋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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