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憎的纠缠及复仇

王培元

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

倘若说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是五四落潮期对鲁迅发生最重要影响的异域批评家，那么俄罗斯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则是这个时期对鲁迅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

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鲁迅先后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及短篇小说《幸福》和《医生》，分别发表于《新青年》和《小说月报》。《工人绥惠略夫》一九二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经鲁迅一九二六年校订，一九二七年北新书局出第二版。《幸福》《医生》则收入了一九二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小说译丛》。

鲁迅与阿尔志跋绥夫的相遇是颇偶然的。一九二○年四五月间及十一月，他曾多次前往紫禁城午门，参与整理德国商人俱乐部“德华总会”的藏书，发现了阿尔志跋绥夫小说集《革命的故事》的德文译本。于是才有了他对《工人绥惠略夫》等作品的翻译。

在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女师大毁校纪念会上，鲁迅发表演讲，开始即谈到为什么在一堆书里偏偏挑中了这一篇：“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但他并不赞成绥惠略夫破坏一切的复仇，所以又指出：“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都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鲁迅更关注这篇小说所表现的为社会做事的改革者，反倒面临被迫害和受苦的处境。而对于绥惠略夫向社会复仇，他的看法是：绥惠略夫“在无路可走的境遇里”，不能不寻一条可走之路，于是成就了其“对于社会的复仇”。

魯迅认为，《医生》写的是“对于无抵抗主义的抵抗和爱憎的纠缠”。而对作者为什么要写“反抗无抵抗”，他做出了“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而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的解释。他说《幸福》浑然写出了“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的无意识的本能”。对于爱和恨、牺牲和复仇彼此交融相互转化的关系，尤其是人的天性和本能中爱憎纠缠而又相争的特点，鲁迅的悟解体认是异常深刻独特的，也引发了他的持续不断的深入思考。

在一九二五年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里，鲁迅借了绥惠略夫对亚拉藉夫说的话，来质问梦想将来黄金世界的理想家：“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鲁迅以为希望在于将来，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则“代价太大了”;所以对此有所保留。而他借用的绥惠略夫的话，与《〈呐喊〉自序》所说不愿意大嚷起来，惊起了“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的看法，则是高度契合的。

对于“黄金世界”及以此为旗号来对民众进行蛊惑的质疑，构成了他思索启蒙主义、思索希望与未来社会等相关问题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价值基点。

《工人绥惠略夫》的主人公是个化名绥惠略夫的大学生。他以工人身份到工厂组织罢工，而被当局逮捕判处死刑。从法庭押往监狱途中，他得以逃脱，到了彼得堡。他本来是出于爱，充满勇气和胜利的确信，“将一生最宝贵的去做牺牲”“为了共同的事业跑到死里去”;但其革命行动并不被群众和“不幸者们”所理解，反而帮助警察来追捕他。在走投无路的境遇里，他的憎恨和愤怒一变而为疯狂的报复，于是“对于不幸者们也和幸福者们一样的宣战”。在逃亡途中他跑进戏院，举枪向观众射击。“他抱了凉血的残暴的欢喜，施行复仇了，为了那许多自己时常遇见的，损害，苦恼，和被毁的生活。”

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鲁迅又说，更了解施蒂纳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阿尔志跋绥夫，并没有读过尼采的著作，但绥惠略夫“确乎显出尼采式的强者的色采来。他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终身战争，就是用了炸弹和手枪，反抗而且沦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其实，绥惠略夫并非一开始就迈出了向群众开枪这一步。他称自己的“憎恶人类”，并非由于什么“愤激”，而是源于“经验”。之前他怀抱着希望，和战友们到工厂去，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苦斗了五年。然而，他的同事们先后都牺牲在当局的皮鞭和屠刀下。他的恋人理莎也委弃在死亡里，委弃在污秽的绞索、绞架和绞刑吏的嘲弄里。他的内心深处埋藏下了铁一般的憎恶、沉重的愤怒和决不宽容的力量。

逃到彼得堡后，他又目睹了民众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失业后找不到工作，只能忍饥挨饿而不得不乞讨的铁匠;因为不驯服而遭撤职，全家人陷入饥饿里，妻子在疾病中挣扎，又因交不起房租将被房东赶走的穷教员;在艰困的生计中，被迫嫁给像畜生一样的小商贩的可爱姑娘阿伦加……残酷的现实使他更坚定地认为：真理只是最通常的诳骗，以使一部分人能够依靠另一部分人而生活;亚拉藉夫宣扬的爱、自我牺牲和同情，结果也只能如此。

绥惠略夫的憎恨和复仇信念的确立及益发坚定的过程，一直伴随着与爱和牺牲的思想的争辩。在与信奉托尔斯泰主义的梦想家、理想家亚拉藉夫的对话中，他沉痛而愤激地反驳道：你们无休止地梦想着人类将来的幸福，可是从现在到将来要经过多少“鲜血的洪流”呢！而你们教人们梦想的东西，是他们永远也不会得到的！即使你们所有将来的梦都当真实现了，但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的泪海”称量起来，也是根本无法平衡的。

此外，作品还以很多笔墨表现绥惠略夫的幻觉和梦境。先是他已死去的恋人理莎来看他，仿佛知道这是绥惠略夫决心复仇前生命的最后一夜，特地来与他告别、对他哭泣。他坚定地告诉理莎，这是他的唯一选择。继而出现的，是一个形象模糊的夜间来客，好像是黑瘦脸长颈的铁匠，又似乎是个幽灵，业已知道了他的复仇计划，以为其策略是可怕的;还说他的憎恶和狂乱的想法，都来自他所骂詈的广大的牺牲一切的爱。他马上坚决予以否认，说这不是爱，“我不要爱！”而来客认为，他尽了天职地全力爱着人类，却不能忍受恶，“你憎，就因为你心里有太多的爱！而且你的憎恶，便只是你的最高的牺牲！”

这场对话凸显了绥惠略夫所信奉的憎恨、复仇的人生哲学，与亚拉藉夫的爱、牺牲和勿以恶抗恶的思想观念的尖锐对立。他在自己的内心重现这两种不同价值观激烈争执交锋过程的同时，也对自己所秉持的憎恨复仇的思想做了进一步思考和强化。绥惠略夫感到，黑暗中来的并不是一个人，“简直是一面镜子和自己的形象在里面”。

在谈话中，绥惠略夫针对认为他的策略是可怕的看法，具体说明了自己不想到爱而只怀着憎恨的原因：由于这些不幸、怯弱和昏迷的人，压制他一生太久，把自己的所爱和所信都夺走了，所以他不愿意去爱他们，而是憎恶他们。他像对糟蹋生活的“幸福者”报仇一样，也要向这些非常惨苦、尚未陨灭的“不幸者”报仇。他认为憎的权力比爱更强大，并激烈反对来客所谓牺牲愈大，其意义便愈纯洁愈神圣，以及要为光明伟大的未来做出牺牲、勿以恶抗恶的观点。他质问道：把我们的生命和幸福都当作肥料，使肥沃的土地迸出新生活的萌芽，然而又有谁来对这些喝我们的血，以我们的痛苦为乐，在我们的生命幸福都成了肥料的土地上跳舞的人进行报复呢？

紧接着警察前来抓捕，绥惠略夫脱身逃走;亚拉藉夫终于在邪恶面前、在死亡威胁下，以憎恶和愤怒，被迫用炸弹手枪奋起反抗，死在警察的枪口下。鲁迅说他是“为爱而牺牲”，与绥惠略夫的因憎恨而复仇形成了鲜明对照。逃亡中的绥惠略夫，“凡所遇见的一切，个个都是仇雠，没有一人肯想隐匿他，阻住追捕的人，或者至少也让给他一条路”;就这样他决绝地实施了复仇，在戏院里向人群射击。

一九二五年在给许广平信里，鲁迅专门谈到了“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亦即绥惠略夫这一类人的命运：“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绥惠略夫这个人物在他内心激起了极大波澜，触发了深长的思索。就在这一年十月，鲁迅创作了小说《孤独者》。

《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虽近于绥惠略夫“精神上的中国兄弟”，但与“被绝望所包围”而成为“复仇者”的绥惠略夫不同的是，他在家乡寒石山以及S城，是一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异类”和“孤独者”。尽管他对人的态度有时是冷冷的，说话也词气冷峭，但却很喜欢小孩子，认为他们是天真的，“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而且他也并未像绥惠略夫那样，一出场就“显出尼采式的强者的色采”。

小说里还有一个与魏连殳人生境遇、思想情感都极为接近，并对其怀着同情和理解的“精神上的同貌人”申飞。他既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也是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通过这种特殊的叙事方式，鲁迅旨在别具匠心地表现对于觉醒的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和探索。尽管《孤独者》与《工人绥惠略夫》的差异非常明显，但两者都写出了先觉者、改革者的惨苦处境，均为“愤激”之作。鲁迅与阿尔志跋绥夫一样，也在作品的精神意向中强调了憎恨的正当性与抵抗复仇的必然性。

在村人眼中，寒石山唯一一个外出游学的魏连殳，是个怪人、可怕的“吃洋教”的“新党”。由于他常有奇警的议论，喜欢发表文章，在最不愿意有人无所忌惮地发议论的S城，便受到小报的匿名攻击，学界也总有关于他的流言，因此被校长辞退失业，生计越发不堪。他一直喜欢的天真的儿童也开始仇视他;他每人都给买过一只口琴的房东的孩子，连他送的东西都不吃了。不久他就沦落到了生活窘迫甚至求乞的地步。

鲁迅说过：“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集外集拾遗补编·寸铁》）魏连殳的处境正是如此。后来他连邮票也买不起，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在穷困潦倒的窘境中，被迫当了杜师长的顾问，马上每月薪水就有现洋八十，还有了“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躬，新的打牌和猜拳……”他自称，“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有的研究者认为魏连殳去做顾问，是他报复社会和旧势力的一种极端方式，却忽视了他是在生活没有着落、无路可走的困境中，万不得已才做此选择的。所谓“复仇”，不过一个附带结果而已;而且也主要是精神性的，即《摩罗诗力说》所言“以嘲弄社会，聊快其意”，或如鲁迅所说用“中国的老法子”，即“骄傲”与“玩世不恭”。他并未像绥惠略夫那样实施破坏一切的行为。

然而，魏连殳这一即便是不得已的选择，在生活处境得到改善的同时，也给他个人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陷入了极大的心理失衡和难以解脱的精神折磨中，以至于“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与做顾问一起到来的，还有“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渡过了生存危机，反而掉进了另一个深渊。不久即死于肺病。

魏连殳只是个无奈的“孤独者”，而非真正的“堕落者”、冷血的“复仇者”。他的死，既是向社会进行自戕式复仇所付出的代价，更是在现实中没有出路的先觉者的人生和精神悲剧。是黑暗冷酷的社会、沉重无望的生活，使他坠入绝境，逼迫他由孤独走向死亡。

小说在沉重压抑的气氛中展开了魏连殳入殓的描写：“到入棺，是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这冷笑里带着憎恶，既是对自己，也是对社会的。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文末再度出现了深夜里受伤之狼，在旷野上嗥叫的意象，突兀、惨厉而雄悍，首尾呼应，所表达的不仅是魏连殳强烈的创伤感及其惨苦的境遇，更有作为孤独的精神战士的鲁迅，置身于文化荒原之中深切痛苦的生命体验和悲剧性的心灵感受。《祝福》《在酒楼上》里业已响起的苦涩忧郁的抒情音调，至此增添了更加浓重的悲怆色彩。

小说有三处描写最令人震骇：一为第一节魏连殳坐在草荐上突如其来的长嚎，二即上边这个结尾，三则是魏连殳写给申飞那封长信。此信既是魏连殳对于老友的内心告白和情绪宣泄，也是他对自我毁灭式复仇的“心灵忏悔录”与“自我裁决书”。他丝毫不原宥自己的所作所为，亦并未做任何自我辩解，而是进行了一番痛彻肺腑的自我审判：原来的求乞、冻馁、寂寞和辛苦，并非真的失敗;现在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才真是失败者了”。

对于这个选择，魏连殳始终都保持着清醒理智的意识，内心充满了绝望的挣扎和难言的苦痛。对于看不见任何光亮的乌黑一团的社会，他发出了悲愤的控诉：“愿意我活几天的，自己就活不下去。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谁杀的呢？谁也不知道。”

他的清醒理性使其反省格外沉痛。信的开头写道：“我称你什么呢？我空着。你自己愿意称什么，你自己添上去罢。我都可以的。”后来又说：“你将以我为什么东西呢，你自己定就是，我都可以的。”这里透示出的是知识者内省的“自我意识”，也流露出鲁迅对于“我（们）到底是谁”的困惑和追问。觉醒者—孤独者—受难者—失败者，就是魏连殳在人世间挣扎生存的命运轨迹。

申飞在雪夜中闭目枯坐之时，在幻觉中看到了魏连殳的眼睛，听见了他的话音：“我还得活几天！”在信里他也说过，“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在令人绝望的社会环境中，他挣扎到了最后，终于还是彻底失败了。一个觉醒的正直的知识者，在现实中是根本没有活路的。而活着的人，出路又在哪里？

面对这种严酷处境，申飞仍要以坚忍顽强的生命意志活下去，他坚持往前走;但不会重走魏连殳的路，事实已证明那是一条自我毁灭之路。魏连殳在信里曾对申飞表示：“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鲁迅认同憎恨与复仇的正当性合理性，而对魏连殳蔑视自己的生命的报复行为，尽管怀着同情却并不赞成。魏连殳入殓后，不觉出了大门的申飞，“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他要在魏连殳的生命终点重新出发，走一条与之不同的路。

“快步走”，也意味着要一往无前地从如磐的黑暗中突围，迅疾坚定地走向前方。这是魏连殳死后，申飞面对黑暗和绝望，做出的坚毅决绝的人生抉择，亦即鲁迅“与绝望抗战”的生命哲学的形象演绎。

魏连殳与申飞，实际上是鲁迅内在意识的两个不同侧面。他的真实而完整的“自我”，即隐匿在这两个对偶式的人物后面。他们之间的对话，正是鲁迅内心深处两个声音的交谈。

这样的直接对话共有三次。第一次，魏连殳认为孩子总是好的，全是天真的，他们没有大人的坏脾气，后来的坏是环境教坏的;申飞则不同意这一看法，他以为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第二次，在对魏连殳本家的看法上，两人显然存在分歧，申飞认为之所以本家要夺他的屋子，关键是因为他没有孩子，并问他为什么老不结婚。第三次，申飞对魏连殳坦言，他把人间看得太坏，是过于自寻烦恼，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希望他应把世间看得光明些。魏连殳这一回似乎觉得申飞说得有道理，而且承认造成将自己裹在里面的“独头茧”的“丝”，其实来自祖母。

他幼小失了父母，由祖母抚养成人。而祖母是他父亲的继母，因而在家里备受压抑和歧视，曾经吃过许多苦。魏连殳小时候觉得她总是冷冷的，无论怎样高兴地在她面前玩笑、叫她，也不能引起她的欢笑。父亲去世后，家里“几乎全靠她做针线过活了”，直到自己进学堂及毕业有了事做。但却从略知世事起，便逐渐疏远了祖母。祖母郁郁寡欢的不幸的一生，使他深切感受到了人世间的不平和悲凉。

祖母的人生悲剧，对于魏连殳具有一种彻骨的宿命性质的影响。从祖母去世起，他便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他不但自己也像祖母那样过着孤独的生活，而且内心承载着像祖母那样的身世遭际的人们的痛苦和哀伤。他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

可见他在祖母丧仪上的大哭，哭的既是祖母，又是普天下像祖母那样不幸的人们。对于魏连殳来说，这既是一种博大深广之爱，也是一种深沉广漠的悲哀和苦痛，一种无所不爱而又不得所爱、无所可爱的悲哀和苦痛。祖母去世以后，“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为他“痛心”;于是，爱完全转化成为恨，他开始实行自暴自弃的复仇。而最终死在了弥漫着无边无际的空虚寂寞的冷酷无情的人世间。

魏连殳与申飞的三次对话，既真切地透露出鲁迅自身存在的深刻矛盾和困惑，也呈现了他内心深处自己与自己的争辩和对话，及其自我解剖、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

黑格尔哲学研究者邓晓芒指出：人要追求自由、追求自由意志的实现，必须首先达成自己与自己的矛盾对立。这种矛盾对立，意味着不满足现实、不满于现状，而去追求其他的新的可能性。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然而，现实却往往只体现出一种可能性（譬如魏连殳所走的道路）;因此便会产生困惑、不满和痛苦，于是想要去追寻、实现更多更大的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否定自己。人的自由、自由意志与生命意志，也就在这不满、否定与追寻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在申飞“走”的坚定抉择与行动践履中，《孤独者》展示出了知识者面对黑暗和绝望，寻索人生出路的强大的生命自由意志与坚忍的人格精神力量。

鲁迅小说人物谱系中，魏连殳和狂人以及N先生，都是“最鲁迅式”的人物形象。他们那种痛苦激愤的精神状态、深刻精警的议论，以及外冷内热、被憎恨包裹着的爱意的表现，都会令人联想到鲁迅本人特有的人格气质和精神风貌。鲁迅曾说过魏连殳写的就是他自己。倘若说狂人与鲁迅的相似主要是内在的，体现于心理精神及思想方面;那么“短小瘦削”“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两眼在黑气里发光”的魏连殳，则与鲁迅既形似又神似。其个性人格和气质禀赋更接近鲁迅本人，甚至某些具体生活经历，两人几乎都完全相同。譬如魏连殳的父亲死后，本家争夺他的房屋，要他在笔据上画押的细节，就来自于鲁迅曾亲历的一件事。魏连殳关于祖母的回忆，以及他在祖母丧仪上的表现，也都是鲁迅本人的事情。魏连殳后来做了师长顾问，而鲁迅曾对青年朋友表示，如果北京待不下去了，就到老同学陈仪（时任孙传芳部队师长）那里去“当兵”。

鲁迅在一封信里说过，自己“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他与魏连殳的区别，大概就在“忍住”与“忍不住”之间吧。魏连殳尽管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但毕竟是鲁迅创造的一个独特艺术形象。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认为：“与其说，文学作品体现一个作家的实际生活，不如说它体现作家的‘梦’;或者说，艺术作品可以算是隐藏着作家真实面目的‘面具’或‘反自我’;还可以说，它还是一幅生活的图画，而画中的生活正是作家所要逃避开的。”《孤独者》表明，鲁迅敢于直面内心的黑暗与虚无，把自己的内在情感意识外化为小说人物，以魏连殳的形象来呈现内心深处的某些侧面，并把未能诉诸行动的若干真实想法，在这個虚构人物身上变为现实，以达到对自我及同类知识者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道路，进行深入探究、体验与省思的目的。

鲁迅，1927年在上海

虽然《孤独者》深受《工人绥惠略夫》的影响，但绝不是对阿尔志跋绥夫的简单移写和模仿，而是五四落潮后鲁迅基于自己的情感和心路历程，所做的独立的思想艺术创造。这篇作品因而成为对先觉的知识者的人生和心灵进行深入探索，对其悲苦命运进行深沉悼亡的小说，也是一篇对于实现自己的精神自由、贯彻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生命意志，进行思考探寻的意蕴深厚之作。

鲁迅五四退潮期的许多作品，包括《彷徨》和《野草》，尤其是《铸剑》《复仇》《希望》及诸多杂感文字，都能或隐或显地看到《工人绥惠略夫》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止是观念上、精神上的，也是艺术表现上的。绥惠略夫与亚拉藉夫的争论，他与夜间来客的对话，他的似真似幻的梦境，及其在梦中与理萨、与来客的对谈等各种表现形式，对于《彷徨》《野草》创作的启发更是显而易见的。《在酒楼上》《孤独者》运用了对偶式人物之间的对话方式、复调性的叙事结构，《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立论》和《死后》等作品，均以“我梦见”开头，采取梦境的艺术形式，也不能不说与阿尔志跋绥夫的艺术示范是有关的。

在绥惠略夫逃亡到彼得堡的整个过程中，及后来躲避警察追蹑直至跑进了戏院的路上，阿尔志跋绥夫着意表现了他的各种纷至沓来的感受、印象、联想、回忆、幻觉、梦境和下意识，生动有力地凸显了其苦恼、紧张、迷乱、仇恨与疯狂，以至几近于崩溃的真实心态，把这个人物被逼入绝境后的情绪心理和精神世界揭示得淋漓尽致。这些表现手法与鲁迅赞赏的“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具有“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的安特莱夫小说的艺术特点，也是极为相近的。他的另一篇小说《伤逝》所表现的涓生的悔恨和悲哀、对于往事的追怀与自我辩解，及其连续不断的心灵独白、精神搏斗和情感激流，都可明显看出对上述艺术手法得心应手的借鉴与冥契神会的创造性发挥。

《工人绥惠略夫》的译文自然也濡染着鲁迅个人的鲜明话语风格。由译文中的“黄金时代”而来的“黄金世界”，更是成为鲁迅表达对于启蒙主义的思索、质疑、惶惑和超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他在致许广平的信里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與此相关的话题，在《头发的故事》《〈呐喊〉自序》《娜拉走后怎样》《春末闲谈》《影的告别》《忽然想到（七）》《记谈话》《答有恒先生》等多篇文章及书信中，皆有深切的思考和独到的表述。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或许可以说，关于“黄金世界”命题的拓展与沉思，深刻地影响了鲁迅的价值观、历史观和社会发展观。“黄金世界”已成为鲁迅思想文学中一个具有深邃哲学内涵的概念和“关键词”，对于他作为启蒙思想家的清醒冷峻的自我意识的确立，其作用恐怕也是不能低估的。“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在鲁迅作品里常见的此类奇崛独异的语言、枭鸣一般的格言式的文句，其底色无疑也是对于“黄金世界”的深沉思索。

有些阿尔志跋绥夫个人色彩比较强的词语，比如“幸福者”，是与“不幸者”作为一组对应的概念，成为绥惠略夫同一复仇对象的。而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弃“不幸者”而采用“幸福者”，且创造出另一个新词“哀痛者”，作为与之相对的一组词语，从而赋予了这一新的表达以丰富深邃的意涵。“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恐怕只有进入到《工人绥惠略夫》的语境之中，才能更精确深切地理解“哀痛者”和“幸福者”这两个概念的真正含义吧。这类例子还有一些，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0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于山海旅次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