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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鸟、读鸟与自然教育

时间:2024-05-04

秦颖

本文从人类与鸟类的关系入手,谈谈自然教育的话题,其中将扼要介绍一些关于鸟类的图书。

为什么选择鸟类图书谈自然教育,一方面是我对这方面的读物长期以来比较关注,我多年前编辑出版过相关的经典作品,如《塞耳彭自然史》。更重要的是,在博物学的分裂过程中,鸟类学是最早诞生的动物学科。今天,鸟类在科学研究中有诸多的优势和便利,在诸多学科的研究,如生理学、生态学、生物进化和迁徙等普遍关注的方面占据了领先地位,在野生动物保护、环境监测等新兴应用生物学方面也一直领跑。今天观鸟在自然教育中的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

《塞耳彭自然史》[英]吉尔伯特·怀特著  缪  哲译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六七年前,我开始参加观鸟活动后,一位藏书家朋友送给我一本《中国经济鸟类彩色图谱》。这本书一九八三年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书名“经济鸟类”,可见那时候人们还看重鸟类的直接经济意义。野鸟曾经是许多地方肉食营养的来源之一,也是美食的重要来源。比如,书中介绍黄胸鹀,是这么寫的:“此鸟迁徙时吃大量谷物种子,是农业上的害鸟。我国南方常在田间网捕,一网数千只是很平常的,可为人们提供一定数量的肉食。”直到前几年,我的一位同事,湛江人,当我们聊到广东吃鸟的“陋习”时,不以为然,并质问我,吃鸟犯法吗?我们那就有秋风起煲鸟汤清补的习俗。去雷州观鸟,听当地鸟友说,那里的农村,面对外人的指责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捕鸟吃的,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捕鸟?

可见,在一些地方,捕鸟吃鸟从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在自然保护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在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经济鸟类”的提法,已经变成一个扎眼的词儿。这反映了长期以来,人类以鸟为用、以鸟为食的态度,也就是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这种态度的转变。

《中国经济鸟类彩色图谱》广东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可发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人类的先人在岩画艺术中,留下了他们狩猎的对象:哺乳动物和鸟。最早的鸟类壁画,在法国比利牛斯地区的加尔加洞穴,画的对象大概是鹭或者鹤,时间是一万八千年前。西班牙的塔约塞古拉(Tajo Segura)洞穴壁画,大约是公元前六千至四千年,画了一系列的鸟,如大鸨、火烈鸟、白鹳,画得简洁准确,至今不难辨认。原始人类赖以大地生存,动物植物是食物和衣着的来源;但同时,自然对于他们来说,又是强大的、充满危险的、神秘不可知的,取用之外,更是敬畏有加。他们感知的现实世界,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神灵无处不在。这些壁画里的动物既是他们信仰崇拜的对象,也是他们食物的保障。画里包含了他们对自然之神的祈祷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望。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到了古埃及,其艺术里,出现了九十余种鸟。古埃及人认为鸟是“长了翅膀的灵魂”,不同种类的鸟与相应的神相关,如鹰,就是太阳神荷鲁斯的象征。在古代中国,《诗经》里则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这些大概都脱不出图腾崇拜和神话传说的范围。

罗马时代,除了迷信和信仰外,罗马人对鸟的唯一兴趣就是其美味,如宴会上的极品:火烈鸟的舌头。中世纪一般人对鸟除了抓来吃,无任何了解。人类对鸟的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初,对大多数人来说,鸟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让人类猎杀和食用。常常被引用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一句台词:“她丈夫今天一早就去捕猎野禽了。”说明了捕猎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人类对待野鸟的残酷态度,在西方有信仰的支持:上帝创造世界,让地上的一切服务人类。《圣经·创世记》中明确规定了人类主宰利用所有生灵的地位。

在古代中国,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思想。如定儒家为尊的董仲舒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春秋繁露》卷十三)“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汉书·董仲舒传》)

中世纪,人类以农耕游牧手工业等为主要生产方式,面对自然的能力相当有限,农牧业仍然有“靠天吃饭”的说法,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人类生活的主宰。因此,可以这么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都是和谐的。直到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西方科学的进步,现代欧洲探索自然知识的模式形成,人类开发自然的能力与日俱增,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状况开始发生转变。近代欧洲解读圣经的启示,自然被视作上帝对人类的赏赐,让人类近乎随心所欲地开发利用。

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慢慢发生转变大概在十七、十八世纪,人们看待动物不再纯粹从对人类有什么用出发,开始认为动物本身也自有其价值,这是科学推进的新认识。到十九世纪初,人类对待野生动物除了权利之外,也负有责任的观念广泛传播,这可看作是生态观念的初步萌芽。一八二四年英国“动物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的建立、一八六九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海鸟保护法案》(最早的野鸟保护法),便是这种观念的直接体现。

我编辑出版过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的《话说飞鸟》,米什莱关于自然的观念就是一个例子。他写道,通过阅读、观察自然,“第一次感到,人一旦没有了周围庞大的动物界,生活就变得严峻了,因为大量无害动物的活动、声音和嬉戏,就好比大自然的笑容”。他说,“整个自然史是政治的一个分支,各种生物凭着卑微的权利,前来叩门,请求被接纳到民主的怀抱中……这就是我的洗心革面,这种迟来的‘新生命,逐渐引我走向自然科学”。

当然,从以上观念的提出,到人们改变纯粹的“为我所用”的观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维多利亚时代博物标本收藏、女帽军帽等的鸟羽装饰、狩猎娱乐活动等等一度盛行。即使是大名鼎鼎的奥杜邦,虽然他在推进鸟类知识和大众欣赏北美鸟类上功不可没,今天美国的自然保护协会等机构也是以他命名的;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自然保护的观念,他的文字中,经常出现的是关于某种鸟如何如何美味的描写,他是以美食家的角度来谈猫头鹰、潜鸟、渡鸦、鸫、鹀等。大概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社会的自然保护观念成为共识,鸟类保护法律法规渐次颁布,一套完整的社会文化制度在二战后逐渐形成。

相比之下,我们看待自然的态度,自然保护的观念要滞后好几十年。图书的出版,往往是一种价值取向。《中国经济鸟类彩色图谱》就是一个例子。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如何利用。一些地区对野生动物乱捕滥杀狂吃的现象很普遍。上世纪末,山林田野到处都是捕鸟网具,各种野生动物陈尸野味市场,个别地方甚至大张旗鼓搞野生鸟类美食节。不少自然科学研究人士痛心疾首,如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高育仁提出,“必须立刻唤醒民众,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否则几十年后我们将无鸟可以研究”。高育仁说,开始人们只吃野鸡、野鸭类,后来吃鹭鸟类、斑鸠类,再吃秧鸡类、猛禽类,现在更是连鸣禽类和画眉都吃出了滋味。所有鸟类中,目前只剩下燕子类还未被烹饪。即使是今天,许多地方的捕猎行为仍然猖獗,如北海冠头岭,每到十月之后的猛禽迁徙季,环保人士与偷猎者便在斗智斗勇。

中国经济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此同时,自然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大规模建设带来的鸟类栖息地的缩减,地区性的滥捕滥杀等等,造成野生动物资源急剧地减少,许多动植物资源拉响警报。因而生态环境保护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自然教育任重道远。

自古以来,人类都在看鸟,对鸟也充满了好奇和疑问。从上面介绍看,人类总在从这样或那样的角度看鸟:迷信或宗教,肉食或装饰物等等。但是,这些看鸟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观鸟,他们没有把鸟当作欣赏的对象。将精细的观察与真诚的喜爱结合的观鸟,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我们欣赏自然,是因为有闲暇,有经济能力,有精神的和审美的需要,有相应的知识技术支持。而这不过也才两百来年的事情。

那么,第一位具有现代意义的观鸟者是谁呢?

英国十八世纪的博物学家、塞耳彭赋闲的绅士、散文家、法灵顿的副牧师吉尔伯特·怀特,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有自然生态圣经之称的《塞耳彭自然史》的作者。该书最著名的编校者艾伦说:“作为动物学家、植物学家、气象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在现代精神的每一个方向上,他都是得风气之先者。”集本土观察、同道交流、全新的探究态度于一体的博物学研究,使怀特跟传统完全脱离开来,成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观鸟者,他因此也被称为:现代观鸟之父。他开启了现代观鸟理念:精细地观察,不带功利地爱鸟(追求美学的和精神的价值)。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精细观察者,“他的观察,大都细致而准确,我们所拥有的对不列颠动物尤其是鸟类的观察,仍以它最好。实地去观察沼泽、林地之野生动物的人,就耐心、入情而论,可与怀特比肩者,只有寥寥几人……不管谁读这一组信,莫不从每一页中,学到大量的事实,是后来人的观察无以反驳或无以超越的……他的方法甚至重于他的结果。他教人怎样观察;他以‘耐心、精细垂范,给我们演示调查自然的步骤”。他用“率真、无成见的眼神,去直接观察自然,问她问题,让她自己回答,不要拿仓促的答案强加于她”。

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流传至今,百读不厌,除了理念、方法上的现代性,还因为它的文学价值。“他的信娓娓如家常,使人感到亲切,如听面谈……即使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在某些方面,也未能像这位文雅、好奇、爱唠叨的乡村牧师,总于不意中现真形。”

《自然观察:我的第一本观鸟日记》廖晓东  马学军主编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

西方自然保护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自然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推动观鸟作为一个群众性的活动展开的过程中,有许多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博物馆、社团、学会、杂志、技术进步等等,当然也少不了图书。观鸟之所以成为一支庞大的群众性活动,图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有三个方面的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是观念类。我们熟悉的梭罗的《瓦尔登湖》,其主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美国荒野守护神、国家公园之父缪尔关于荒野的系列图书,《约塞米地国家公园》《加州的山脉》《夏日走过山间》《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等等,向长期以来那种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上帝的赐物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塑造了二十世纪美国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还有“现代环保之父”利奥波德的《沙郡年记》,通过细心观察,在描绘大自然展示的美的同时,就现代环保进行思索,提出了“土地倫理”,提醒人们,水源、土壤、动物、植物等等资源,有继续存在的权利,尤其是在自然状态下继续存在的权利。他的“环保美学”指明户外休闲娱乐的真正意义是培养人们对自然生态的感受力观念,要人类放弃征服者的姿态……他说,“从人类历史上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

二是文学纪实类。上面说到的缪尔的荒野系列,严格来说亦属这一类。又如彼得森和费舍合著的《狂野美洲》,希尔编选的《飞羽叹奇》,大卫·拉克的《欧歌鸲的故事》,詹姆斯·费舍的《看鸟》,爱德华·格雷《鸟之魅》,马克·欧柏马西克的《观鸟大年》,米什莱的《话说飞鸟》,赫德逊的《鸟界探奇》,奥尔森的《低吟的荒野》,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等等。

通常来说,以上两类被人们谈论较多,知名度也比较大。还有一类,实际操作的知识技巧类。这类书不像前面的书那么出名,而它们在自然教育中,对引导读者、推动田野观察有着直接而明显的效果。

与怀特大概同时期的博物学家、画家托马斯·比伊克,有一部《不列顛鸟类志》。比伊克是个颇有造诣的艺术家,他的木刻插图细节丰富、层次分明,颇受读者欢迎。这本书在提升英国普通读者对鸟类的兴趣上,超过之前的任何人,因此常常跟《塞耳彭自然史》相提并论。二十世纪著名鸟类学家费舍甚至认为,比伊克将真诚的人文关怀注入了对自然的艺术表现之中,对艺术的贡献有如彭斯对诗歌的贡献。

一八八九年,美国人弗洛伦斯·梅里亚姆出版《用歌剧镜观鸟》,描述了北美的七十种常见鸟类,被视为现代野外指南的发端。一八九八年他又出版了《乡野的鸟》。一九○六年,一位年轻的鸟类艺术家切斯特·里德出版的一个系列手册,成为美国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约三十年)、销售超五十万册的田野指南。一九二○年,英国记者出身的科沃德出版了三卷本《不列颠群岛的鸟类和鸟卵》,虽然这套书笨重多卷不便携带,但文字却清畅易懂,解说详尽,广受欢迎,他因此也成为观鸟活动大众化的最伟大的推动者之一。这是英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本观鸟指南。其成功还有一个因素是,借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家阿奇博尔德·索伯恩十九世纪晚期所作的鸟类插图。

维尔·本森是一位鸟类保护者,还在十三岁的时候(1923)就跟她的妹妹一起组建了一个“爱鸟者联盟”,先后动员了全世界超过三万人参与了禁止鸟羽贸易,保护野生鸟类的行动。她发现便宜、便携、实用的野外观鸟指南匮乏,便自己动手,用简明易懂的文字撰写了《观鸟者手册》,里面收录了英国常见鸟类(少见的候鸟和稀有种不收)。这本小册子口袋书大小,仅售半克朗(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三英镑)。它是英国第一本野外观鸟指南,销售三百多万册,是英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儿童的基本配备,也是那个时代人们珍贵的记忆。

一九三四年,美国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鸟类野外手册》,口袋本,一百六十七页,记录了北美东部鸟类。撰写和绘画作者罗杰·托里·彼得森, 是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纽约青年。在彼得森之前,美国追逐鸟类的主要方式仍然是从枪管上看目标,对许多鸟类的辨别,唯一的方式是拿在手上。彼得森的书告诉人们,通过外观和声音就能辨别野鸟,它带来了观念上革命性的变革。在此之前,各种鸟类图谱和插图的主要趋势是力图表现鸟的各种自然姿态和生活环境,表现鸟的美丽,追求的是科学和美。如果也考虑实用的话,最多还是在形式上,开本便携,文图对应;彼得森的图鉴,将同类鸟安排在一起,去除了一切不必要的虚饰和细节,强调的是标准姿式和外形,图画呆板、程式化、剪影化,看上去像一只假鸟,它完全服务一个目的:便于教学,便于辨认。从前观鸟者在野外看到鹀时,只知道它是鹀,现在根据野外手册,他们能够分辨歌带鹀、蝗草鹀、栗肩雀鹀、沼泽带鹀了。彼得森从视觉的角度来考虑对象,并用以解决鉴别的难题。这是在经验和观察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删繁就简,突出特征。

上面提到的鸟类图书,出版年头都比较早,自然也限于当时的科学认识水平。但是,它们在通向现代观鸟的关键期发挥过重大作用,有着里程碑意义,因此也是最能说明图书在普及自然知识、引导观鸟变革、指导野外观察作用的典型。今天西方的野外指南一类的书都是在彼得森传统下的改进发展。

《北京鸟类图鉴》赵欣如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十八、十九世纪博物学的兴盛是近代科学起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开启了人类对自然的持续关注、探索、研究。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观念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步修正,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慢慢转向了万物享有同等的权利的观念。工业革命之后,自然环境的破坏,物种的灭绝敲响了警钟,西方自然保护观念开始觉醒。自然保护运动持续百年,从奥杜邦协会的建立、罗斯福签署的动物保护法批准的自然保护区、望远镜替代枪支等等开始,各种力量形成了一股合力,野外观察手册的出现及其产生的影响也汇入其中。彼得森的野外指南的意义就更深远。目前国内自然观察类出版物的繁荣,也反映了人们自然保护意识的提升。

中国民间观鸟有一个重要的节点:二○○二年在湖南岳阳东洞庭湖举办的首届全国观鸟大赛。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民间观鸟活动在全国范围的正式启动。与此同步,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英]马敬能等著,2003年),对中国民间观鸟初期的人才培养和活动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地方性的鸟类图谱出版了很多,我以为,其中两本书特别重要,从它们可以透视中国民间观鸟活动的起始、发动到形成气候。这两本书是《自然观察:我的第一本观鸟日记》和《北京鸟类图鉴》。

《自然观察:我的第一本观鸟日记》由廖晓东、马学军编,《北京鸟类图鉴》系赵欣如主编。廖晓东和赵欣如是推动民间观鸟活动、进行自然教育的代表人物,江湖上有“南廖北赵”的说法。这两本书都是野外观鸟指南类初级读物,代表性强。《自然观察:我的第一本观鸟日记》的作者几乎涵盖了广州中小学推广观鸟活动的全部核心成员。

廖晓东是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的副教授、鸟类学家,一九九八年跟着高育仁先生参加了BBF举办的香港观鸟大赛,回来后决定推动中国民间观鸟活动。他提出建立全国观鸟记录中心网站,后来又在网站的基础上,设立全国大学校园观鸟排行统计。他对民间观鸟的意义、发展方向,观鸟与社会文化怎样结合等等问题,特别是观鸟最大的潜力人群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与观鸟活动的结合应该怎样认识、推动,进行了较多的思考。对于观鸟活动(环境教育)与中小学生素质教育怎样进行有效结合,他既是实际推动者,也是理论探索者。比如,他提出:“国内中小学教育是一个由严密课程系统构成的特殊领域,任何活动或教学内容要进入学校,必须置于严密的课程框架之中(包括课外活动),游离于课程系统之外的活动多是昙花一现,无法获得可持续发展。广州市在环境教育内容与课程结合方面取得突破—把环境教育与学校素质教育的需求结合起来。老师们研究中小学课程体系,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引入环境教育活动的空间。以引入课程为突破口,教师们理直气壮地开展活动,环境教育所带来的素质教育方面的好处慢慢显现出来,坚持多年终于获得孩子们喜爱,家长称赞,学校支持,教育部门首肯。”(廖晓东《我国中小学环境教育理论与实践思考》)

致力于普及推广的同时,他还编写制作了《中国野鸟700种》光盘,将图片、文字、语音以及分布示意图,挂在网上免费下载。编纂《自然观察:我的第一本观鸟日记》也是他从事民间推广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本书广泛吸收了民间观鸟群体的成果。具体在编写上,以观鸟体验作为写作切入点,有较高的原创含量,也切中了中小学生观鸟的心理和实际需求;另外图片质量和选图的逻辑清晰明确。它是广州中小学环境教育推广的成果结晶,也是许多学生自然观察和学习的指导手册。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中华优秀读物奖。

《北京鸟类图鉴》的主编是北师大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鸟类生态学,有中国大陆普及观鸟第一人之称。他的推广工作的侧重点跟廖教授不同,他是面向社会大众。据说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赵欣如就想将观鸟引入中国社会,把鸟类观察“科普”到公众中去,最初他还带北师大生物系学生社团的学生出去观鸟。但是,他发现学生社团有缺点,“参加的永远是新人”,刚刚激发出点兴趣就离校了,一头钻进工作中不可自拔。而民间观鸟活动需要的,恰恰就是持续、缓慢、每一步都得走得很踏实。后来他开始探索新的途径,一九九六年十月,带着志愿者观鸟队伍到北京鹫峰观看猛禽迁徙,成为中国民间观鸟史上标志性事件。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培养了一批批民间观鸟人士,他们不仅在带动和指导更多的人观鸟,而且也积极地参与当地鸟类的研究。赵欣如开设“周三课堂”,每周给观鸟爱好者开鸟类知识讲座,为了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又将课程视频挂上网,供需求的人免费下载,惠及广大自然爱好者,影响辐射到了全国。赵欣如主编的《北京鸟类图鉴》是北京许多鸟友的伴身指南。他还出版过《野外观鸟手册》《中国鸟类图鉴》,以及《鸟类环志与保护》《鸟声研究》等专著。

自然教育是一个需要献身精神和行动能力的活动。这两本书和两个人是典范。他们代表了目前中国民间自然教育的两个基本方向,值得好好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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