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她说

戴瑶琴

这是一部周洁茹将语言流和生活流融为一体的“新写实”小说。一位絮叨的母亲，独自栖身于车库，无所顾忌地向旁人道尽“她想”与“她做”。语言流实验，周洁茹在1997年发表的《旅途愉快》里已经尝试过，小说虽然以“我”在列车车厢里的心理与行动建构，但是文本中还揉入了丰富的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通过“我”“一个男人”“对面的那个女人”“列车员”伸展多维叙事触角。《车库房》则彻底地“去故事”，收缩焦点于租客之间的一场闲谈，完全以对话推进。在舍弃了全部描写后，小说的写作难度更大，所有叙事逻辑都需要被严密铺排进“我”的独白，读者进而推究人到中年的“新移民”，蜗居车库房的原委。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展示了周洁茹再次选择“自己与自己竞争”①。

周洁茹坚持写都市现状，她从自我体验出发，再现日常，作品呈现与作者感知的“我”及世界，展示出实时对应，同时她不主导任何关于“问题”的评判，一切皆交由读者自行体悟。1999年，她在一次电台访谈中谈及理智型写作状态：“我像一个影子，冷冷地看着她们游荡、犯错、幸福、痛苦，可是无能为力，我只是旁观，然后记录下来。我不是她们。不是因为我在写她们，我就是她们。”② 2016年接受采访，她再次阐明文学立场：“如果我写的什么也能够让你哭，肯定是因为不在高处也不在故意的低处，任何一个站在旁边的位置，我在里面，我在写我们，我不写你们。如果我要写你们，我会告诉你。尊重他人的生存方式才能够得到你自己的尊重。诚实是写作的基本条件，如今都很少见了。”③我认为，周洁茹实际在小说中埋设着后设叙事视角——“我说”，来自作者与人物的两重“我说”，建立其创作的语言辨识度。《车库房》依然体现这一写作特色。

小说隐去了对话客体，即新租客与房东。周洁茹令原本三人的在场对话转化成文本潜台词，用对话主体的语言流创设“倾诉—聆听”的叙事节奏，由“我”逐步向租客透露赴美和留美的全过程。主人公有过两段婚姻，因匆忙出入第一段婚姻，故而独自带大儿子。“黑”在美国后，她迅速闪入第二段婚姻，可丈夫患肺癌去世，她再度打工谋生。她自述曾拥有两处房产，但将其陆续置换为存款。她之所以选择租住于逼仄、酷热、无柜无窗且时刻被房东监控的车库中，只因此地离儿子家近，她得以每天继续照顾儿子。“我就是在等我儿媳妇生了，我就换房。对，也在这个区，我就为了离我儿子儿媳近才住在这儿。”从其经历中不难看出，她从未获得一个可以呵护她的稳定家庭，反而需要她以持续付出的方式成就子辈人生。在短暂聊天里，她已四次向新租客夸耀儿子的出色。

“这儿是我儿子给我找的，我儿子争气啊，成绩好啊，申请到美国学校的奖学金，后面又把我申请来了。”

“我儿子可是拿的全奖呢！马上就把我接来了，探亲签证。”

“我儿子很孝顺的，真的孝顺，上个礼拜我过生日，带我去吃海底捞了。”

“我儿子很孝顺的，不忙的时候就会接我去打球。什么球？不是篮球不是篮球，不是什么球啦，就是带我去到球场，跳一跳，走一走，锻炼一下身体什么的。我儿子孝顺得很，只要手边没工作，就会赶过来带我去打打球。”

我们清楚地知道，这般溢美之词只不过是她掩饰此刻落寞空虚的借口。读者从她先前输出的庞杂信息中，已获悉其子只是从事家居维修工作，早将母亲排除于个人小家，她的所有积蓄很可能用于替儿子安家，她目前只有车库房这一处安身之所，“有儿子”如同车库里透出的“有丝光亮”。她是孩子幸福的创造者，可并非享受者。“她说”构筑的虚构世界和“她经历”的现实世界形成了反差，读者依据阅读和经验，从两方面填补两者之间的断裂之处，生发出对“新移民”女性的认知及理解。

周洁茹小说通常以意识流特征的“断片式”语言，书写都市人情绪的跳跃，例如《佐敦》《油麻地》《美丽阁》。它與呓语和絮语都不同，“断片式”语言具备叙事逻辑，指向清晰，动静明确，情感传达的速度、力度和准度，都是作者已然考量的文学设计。《车库房》语言依然具有意识流特征，但从“断片”进阶为更密集的对话，作者擅于控制情绪化因子的游弋和溃散，从独白折叠出作品的故事性，以语言充分延宕的可能性传导出叙事多样态的可行性，借助对话架构情感的强度和硬度。我们一同目睹“话痨”母亲，盘桓于社会底层，逃避质疑，不敢抗争，接连不断地受苦与隐忍，只为儿子可规避苦难。被一再提及的2.99美元西瓜，即使在如此酷热的车库房里，她也不舍得吃，省下给儿子带去。她的半辈子都在不断遭遇失去：无婚姻、无爱情、无住所、无工作，她只能将一切的苦化入这场欲言又止的闲聊，“新移民”女性的真实境遇升腾起的伤感，正因为没有悲观主义，反而更令人心隐隐作痛。

周洁茹从已知生活中举重若轻地开掘未全知的心理秘境。“我就是说笑，我这人就是爱说笑。”就在“我”一番说笑中，生存的磨难与心底的苦涩都被压实了。

作者简介：戴瑶琴，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台港澳暨海外华人文学、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