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那些精神勘探者的精神世界

梁贝

莫言的获奖，在本来就长期存在着诺贝尔情结的中国文坛，再次引发出了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强烈兴趣。只要略微关注一下最近一个时期的出版状况，就可以发现，不仅莫言自己的作品仿佛于一夜之间洛阳纸贵，一直占据着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而且，一些以莫言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也都纷纷搭车问世，一时之间呈甚嚣尘上之势。说实在话，我真的无法判断陈为人这部副标题为“七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台前幕后”的《摆脱不掉的争议》（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版），恰逢此时出版，是不是也多少带有一点搭车的嫌疑。然而，无论搭车与否，实际上也都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旁枝末节而已，绝非衡量评价一部作品的根本标准。衡量评价一部作品的关键问题，还在于作品本身是否涉及了重要的问题，是否提出了非同于一般的有创造性的见解，尤其是对于如同陈为人这样一部以七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来说，情况就更应如此。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陈为人的这部著作一个突出的特点，恰恰就是见解深刻，他以一种堪称犀利的解剖方式对于这几位诺奖获得者的精神世界进行了足称深入精辟的透视剖析。从根本上说，作家都应该被看作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勘探者。越是优秀的作家，就越是能够对于人类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与发现。这样看来，陈为人的工作，实际上也就变成了对于那些精神勘探者自身的精神世界所进行的一种透视与勘探。只有在读过陈为人的这部著作之后，我们方才能够真正地理解并认识这些精神勘探者自身精神世界的复杂性。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陈为人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迄今为止，已经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的获奖者已然超过百人规模。而且，不容忽视的是，如果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些获奖者的思想艺术水平也同样是参差不齐，有高有低。依据他们所实际取得的创作成就，有的优秀，有的杰出，有的伟大。一种不无残酷的现实甚至是，其中的个别诺奖获得者，居然已经被遗忘在了历史之外。这也就意味着，并不是所谓的诺奖获得者都真正地足称优秀，都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残酷检验。面对如此一种现实，陈为人自然也就存在着选取怎样一些关注研究对象的问题。又或者说，关注研究对象的取舍本身，就已经充分地显示出了研究者自己所具有的学术眼光。从这个角度来看，陈为人所选择的七位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均抵达了相当高度，都属于上世纪人类文学史上那种无法被忽视的文学存在。从所归属的国家看，陈为人选择的作家中有三位苏联作家，两位法国作家，一位美国作家，一位日本作家。更进一步地说，这七位作家又可以被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别。美国作家海明威和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是一类，两位法国作家加缪和萨特是一类，三位苏联作家是一类。尽管分别归属于不同的作家类别，虽然分别生活写作于社会制度明显不同的国度之中，但他们之间带有明显悖论色彩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勘探者，他们自己都陷入了某种精神困境之中而难以自拔。

先来看海明威与川端康成。之所以把这两位作家归为一类，就是因为他们最后的人生结局都是因为个人的原因而以一种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于向来坚持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生理念的中国人来说，面对着海明威与川端康成这样两位自杀的诺奖获得者，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恐怕就是，既然他们的文学创作已经获得了如此巨大的世俗成功，既然他们已经获得了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奖，那他们究竟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着，还要去自杀呢？而这，事实上也正是陈为人的关切点所在。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陈为人所苦苦思索寻找着的，正是以上这个根本问题的答案。海明威不仅曾经写出过诸如《永别了，武器》《太阳照常升起》《丧钟为谁而鸣》等著名的反战小说，而且还写出了《老人与海》这样一部旨在凸显人类强烈生存意志的中篇小说。在陈为人看来，这样一位以塑造“硬汉”形象而著称于世的作家，他的自杀恰恰和他内心深处那样一种简直就是浓得化不开的英雄情结存在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作为一位具有强烈英雄情结的作家，海明威在他长期的写作过程中一直在追求着一种自我超越。然而，一个人的创造力却总有衰竭的时候，“海明威自写出《老人与海》荣获诺贝尔奖之后，似乎耗尽了他生命的最后能量。他的自传性作品《流动的圣餐》的创作陷入了困境。电疗致使他记忆衰竭。藐视死亡和懦弱自杀，看来是截然相反的对待人生的态度。但是，对于陷入绝境走投无路，面对非人力可抗拒的因素，已不可能维持一个人尊严的底线之时，自杀也不失为一种抗争的手段。”“海明威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生命的质量，不能有尊严地活着就不如死去。”正因为如此，所以，陈为人得出的最后结论就是：“海明威用悲壮的自杀，完成了塑造英雄形象的绝笔。”

那么，身为日本作家之翘楚的川端康成，又为什么会自杀呢？陈为人所寻绎出的，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与川端康成成长过程中目睹了过多的死亡现象有关。川端康成两岁时父亲去世，三岁时母亲去世，七岁时，祖母去世，十岁时，姐姐去世。接连失去四位亲人的川端康成，只能和祖父相依为命。但邪恶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放过川端康成。十五岁时，祖父也不幸弃他而去。根据精神分析学理论，任何人成年后的反常行为，都与他童年时受到的伤害有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川端康成最后的自杀行为，显然与他如此异乎寻常的童年成长经验无法脱开干系。大约也正是因为成长过程中目睹了过多的死亡场景，我们在川端康成的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死亡场景的出现。其二，与日本文化对于生命与死亡的理解认识有关。陈为人首先引述了日本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在《日本人的生死观》一文中的说法：“自杀的主题，在日本文化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自杀的定义是：面对迫近的死的形象来维持生，这是正常的。”或许正是受到这种文化影响的缘故，我们不难发现，川端康成的审美情趣总是和死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某种意义上，川端康成周围不少作家的自杀，也应该被看做是他自杀的直接诱因。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太宰治投河自杀，芥川龙之介服药自杀……不能不承认，这些作家同行的自杀，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川端康成自己最终的人生了断产生过无法剥离开来的影响。

然后，是加缪与萨特这两位同样具有突出存在主义倾向的法国作家。只有在认真地读过陈为人的相关文字之后，我才突然明白，原来，所谓的现代政治，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即使是如同加缪和萨特这样生活在自由国度如法国的作家，也都无法脱开现代政治的缠绕。从根本上说，他们两位的精神困境，与现代政治的影响制约，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先来看加缪。陈为人关于加缪精神特质的提炼，是从当时发生在加缪与萨特之间的一场论战写起的。那个时候的萨特，表现出了突出的“亲共”倾向。萨特“亲共”的一个基本背景是，當时法国的知识分子围绕“亲共”还是“反共”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而加缪的可贵之处则在于，他力图在如此一种“亲共”还是“反共”的对立立场之外，寻找某种“第三条道路”：“加缪以一个人道主义思想家的彻底性，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加缪拒绝站在两大阵营的任何一边，坚持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批判的权力。”既然如此特立独行，那么，加缪在法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被孤立，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对于加缪所作出的自由“左”倾思想家的判断是非常到位的。一方面坚持左翼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却又没有被左翼完全绑架而去，所体现出的，正是加缪的一种精神独立性。必须看到，正是因为加缪自始至终都在信守一种具有突出人道主义色彩的自由“左”倾立场，所以，他才能够先后写出如同《局外人》《鼠疫》《堕落》这样极具思想深度的小说作品来。

迄今为止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只有两位获奖者拒绝领奖。一位是萨特，另一位是我们稍后即将讨论的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但，他们两人的实际情况并不相同。帕斯捷尔纳克是迫于外在的政治压力被迫拒绝。这样看来，真正遵从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拒绝领奖者，实际上也就只有萨特一人而已。具体来说，萨特是出于拒绝接受来自于官方的任何荣誉的理由而拒绝诺奖的。必须看到，萨特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文学家。作为哲学家，其著作《存在与虚无》一向被看作是存在主义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既然是一位哲学家，那么，他的哲学思想当然就会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他的文学作品之中。之所以会有人认为萨特的作品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的特点，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当然，从根本上说，萨特的精神困境同样与他自己的政治选择有关。在这一方面，萨特的状况，与同为存在主义作家的加缪，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如果说加缪所始终坚持的所谓对立双方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那么，萨特的特点，则在于他政治立场上的左右摇摆。一会儿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指斥资本主义的罪恶，一会儿又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指斥社会主义的专制。之所以会形成如此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情形，关键在于萨特对于苏联和美国的双重误读。惟其如此，也才会有人把萨特视为缺乏固定立场的“千面人”。但究其实质，我觉得，还是陈为人如下一种对于萨特的理解定位更具合理性：“也许，正是从萨特不为两大对立阵营任何一方所接受的事实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人格及其思想的深度。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超越，与萨特作为一位哲学家所具有的突出思想能力，显然存在着不容分割的重要联系。”

当然，说到作家精神世界受到现代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中国之外，最不容忽略的，恐怕就是苏联作家了。陈为人的这部著作之所以要把关注重心集中到三位苏联作家身上，根本的原因显然在此。假若说加缪与萨特还可以不问政治独善其身的话，那么，这三位苏联作家面对着政治，就可以说是逃无可逃必须面对了。具体来说，因为三位的生存处境有所不同，肖洛霍夫获得了官方的信任，是一位体制的合作者，而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则是“持不同政见者”，所以，陈为人的关注点也同样有所不同。对于肖洛霍夫，陈为人的着眼点落脚到了他那种自我分裂的双重人格上。肖洛霍夫是一位同时获得了“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承认的作家，既获得过列宁文学奖、斯大林文学奖，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如此，正与其内在的精神分裂存在着必然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肖洛霍夫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卡尔维诺笔下那个“分成两半的子爵”来。具而言之，肖洛霍夫的双重人格主要表现在，他一方面在创作中坚持呈现历史真相，无论外界施与多大的压力，他都坚决拒绝对《静静的顿河》做出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修改，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又站在苏维埃党的立场上批判如同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作家同道，对于本来已经惨遭厄运的索尔仁尼琴等作家落井下石。关键问题在于，肖洛霍夫为什么会自我分裂呢？追根溯源，根本原因大约只能够从当时斯大林的统治中去寻找了。正所谓狐死兔悲，目睹了那么多不合作的人生惨剧之后，肖洛霍夫人格的自我分裂自然可以理解。不仅如此，置身于那样一种社会政治语境中，肖洛霍夫居然能够完成《静静的顿河》这样一部杰作，其精神勇气也还是很值得我们佩服的。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肖洛霍夫，无论苏联，还是中国，所有那些生活写作于极权淫威下的作家，恐怕都难以避免一种自我分裂的命运。所谓两个周扬、两个何其芳云云，所强调的实际上都是此种状况。在这个意义上，尽管陈为人谈论的是肖洛霍夫，但对于中国文坛的明显镜借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任何一个作家，能够获得诺奖桂冠，都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唯独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诺奖的幸运垂青居然变成了一场可怕的噩梦。最后的结果，帕斯捷尔纳克不仅被迫“拒领”诺奖，而且他自己还惨遭被开除苏联作协会籍的惩罚。都是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命运何以会与肖洛霍夫形成如此天壤之别呢？原因在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政治立场具有突出的不合作的意味。进一步说，作家的悲剧命运与他那部《日瓦戈医生》的创作，存在着不容剥离的直接关系。因为《日瓦戈医生》站在独立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上，从个人真实生活体验的基础出发，对于十月革命进行了真切深刻的艺术书写，所以，该书便无法在苏联国内出版。然后，帕斯捷尔纳克就把书稿交给了意大利的出版人。尽管迫于压力，作家后来曾經试图讨还书稿，但意大利的出版人却还是不顾他的反对正式出版了这部小说。不仅如此，更令苏联官方恼火的是，这部小说不仅在西方大获好评，而且还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诺奖。于是，这所有的一切罪过，就都降临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头上。“总之，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众矢之的。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抨击《日瓦戈医生》的文章。……许多作家本来同他关系疏远，现在唯恐避之不及，只有几位老作家见面同他打招呼。”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非常同情帕斯捷尔纳克的不幸命运，但陈为人却还是从忠实于客观事实的角度出发，对于他的精神弱点有所揭示。具体表现有二，一是面对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被迫害之死，他没有挺身而出替诗人辩护，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红颜知己伊文斯卡娅，他最终做出了政治的妥协。很显然，只有这样的一个帕斯捷尔纳克，才算得上是一个真实的帕斯捷尔纳克。

同样是“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的遭遇比帕斯捷尔纳克好不到哪儿去。索尔仁尼琴巨大名声的获得，与他那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出版有关。对他而言，真正艰难的选择，是在巨大名声获得之后，究竟是继续坚持自己不妥协的独立创作，还是退而求其次，与官方紧密合作？虽然说也曾经一度犹豫徘徊，也曾经给苏斯洛夫写信“效忠”，但索尔仁尼琴最终却还是选择了以批判性独立写作的形式进行抗争，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的问世，就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索尔仁尼琴的决绝与勇气。在那样一种高度极权的社会体制下，作家殊死抗争的命运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自己的决不妥协，索尔仁尼琴最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国。但即使这样，索尔仁尼琴也没有丝毫的退缩表现，到了国外，他依然故我地保持着尖锐的批判锋芒。惟其如此，陈为人才会这样归结他对于索尔仁尼琴的基本理解：“索尔仁尼琴一生坚守一个作家的独立性，不与任何人结盟，自成一体，同时又横扫一切。同一切人、一切事物保持一定距离，永远保持对所有事物的批判权。”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陈为人在写到索尔仁尼琴的时候，还把索尔仁尼琴和中国作家张贤亮进行了相应的比较。张贤亮是新时期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位右派作家，曾经先后写出过诸如《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优秀作品。但是，大约自1990年代起始，张贤亮就已经基本上远离了文学创作，成功地转型为一个文化商人，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经济事业之中。尽管说张贤亮和索尔仁尼琴一样曾经有过类似的遭遇，但他们最后的人生选择却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差异。“访谈中，张贤亮说了这样一番话：‘这几年我虽没有发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没在写作。现在中国文坛的风气不正，信仰迷失、礼崩乐坏，也不是发表重要作品的时候。张贤亮确实指出了中国文坛的现状：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张贤亮同时出道的‘新时期作家中，到21世纪还有谁在坚守这块批判现实主义的阵地呢？……整个中国作家队伍呈现出整体溃败的趋势。”这样的一种状况，自然与索尔仁尼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陈为人才不无感慨地写道：“如果说张贤亮的创作过程构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那么，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则构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爱之深便责之切，陈为人的这种比较，当然是为了警醒那些如同张贤亮一样沉迷于经济狂潮中的中国作家，为了唤醒他们理应承担的现实和历史责任。

从根本上说，文学研究，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一种是从文学文本出发，一切都要在文本中寻找根据的文本研究。一种则更多是从作家的人生历程出发，带有更突出的“知人论世”色彩的所谓人本研究。二者各有所长，不可或缺。以这样的一种分类方式来理解看待当下的文学研究界，我们多的是文本研究，缺少的是人本研究。从陈为人这些年来的研究状况来判断，他所擅长的恰恰就是一种特别注重与探究揭示作家内在精神世界构成的人本研究。很显然，他这部以七位诺奖获得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摆脱不掉的争议》，也属于人本研究的范畴之中。我们希望，陈为人今后能够沿着他的这种人本研究方向继续前行，能够有更多独到的研究与发现。

责任编辑   赵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