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碎笔

陈一兵

我于九十年代出生在安徽西南部的一个偏远乡村。童年的记忆里并没遗存多少浪漫的意象，对于起伏的丘陵、纵横的阡陌、澄澈的河水、淳朴的乡民，我习以为常。无知孩童的世界里，没有诗人的情怀和审美视角，只有短暂的清闲才具有十足的美感。

童年无疑是在辛劳中度过的。祖上没有置办多少家业，家里只剩下四亩多田和三亩多地，外加集体分配的一小块贫瘠的山头。祖祖辈辈都是拼了命的从这几亩田地里刨食，养活一大家子。

南方人以水稻为主食，一般种两季，七月早稻成熟，收割后，需要立即耕田插秧，而且务必在立秋左右将晚稻秧苗插下。秧苗插下后得六十多天才能成熟，到了十月继续收割。如果晚了季节，收成将大减，甚至绝收。在只有不到一个月的工夫里，农民们需要完成收割、犁田、插秧等抢收抢种任务，所以七八月份又被称作“双抢”。这时，学校已基本放暑假，孩子们可以帮衬着父母干点农活。

我已记不清第一次下田参加双抢时的自己究竟是几岁，只记得那时的自己深陷在泥泞的水田里，艰难地抱起稻束，朝着一台深灰色的老式打谷机吃力地奔跑。每一脚下去，淤泥都会没过小腿，拔腿的时候，双脚踩出的洼坑里还会传来皮肤挣脱淤泥的怪响，仿佛大地的低吼。太阳晒得浑身发疼，通红的皮肤与任何物体的接触都会让人感到厌恶，但怀里的稻束却不体贴，稻穗被晒得异常干燥，每颗稻粒都长有扎人的稻芒，稻叶上欢蹦着各种不知名的虫子，有时湿漉漉的稻秆下还藏有蜷成一团的蚂蟥。

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头和脸颊上滚落，将衣衫和皮囊紧紧黏在一起，如果渗进眼睛里，便会急剧地发生化学反应，带来一种深入骨髓的酸涩感，进而裹挟着眼泪涌出眼眶。我确信那种眼泪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劳动过程中常见的身体反应。我很懂事，因为我知道怀里的稻谷就是家里的命根子，一家人全指望它活命，学费也得从这里面出。我还知道，在打谷机上等我的父母要辛苦得多，他们需要手脚协作，一边用脚不停地踩传动装置以带动沉重的滚筒，一边双手紧握住稻束将谷粒脱净。滚筒不能停止转动，脱谷的过程必须一直用力地踩，而我舍不得他们在等待稻束的过程中耗费过多的力气，于是便发疯似的往前奔跑。虽然已累得接近麻木，但心里感到踏实。

稻谷脱下来之后，还需反复拾掇，一边晾晒，一边驱赶偷食的麻雀，一边清理谷物中的枯枝杂叶。在盛夏的季节里，陪伴我最多的便是晒谷场上那黄澄澄的厚实稻谷。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用竹耙或二齿垛叉的握柄翻晒谷物，在偌大的晒谷场上描摹出均匀的沟垄。待到新翻上来的稻叶被晒干，我会再次带上草帽，在烈日下娴熟地将其耙理干净。黄昏时分，太阳蜕去了猛烈，大地上却依旧氤氲着滚滚热浪，此时的稻谷需要就着热气聚拢成堆，而这项琐碎繁重的力气活也将由我瘦弱的身躯独立完成。木耙将摊晒的谷物拉拢至晒谷场的中心，竹帚将遗落的谷物一颗颗拾起，铁锨将不规则的谷堆雕刻成漂亮的金字塔，最后，一张雨布盖上，一天的晒谷工作便告一段落。

农村的光景总是繁忙，所以去学校上学于我而言，无疑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享受在学校的时光，也牵挂在家中独自劳作的母亲。很难想象，她在田间地头究竟要忙活多少事情。除了主要粮食产物，母亲还种植了一些经济作物用来卖钱，比如绿豆、红豆、豌豆、大豆、芸豆、花生、芝麻、亚麻、棉花、油菜、玉米、荞麦等等。多少次放学回家，我都老远听见她用连枷拍打作物的声音。这种深埋于心底的不忍與担忧，催促着我在放学的路上加快脚步。

回家后，第一件事并不是完成作业，而是帮母亲铡猪菜，遇到秋收时节，则是先收晒谷场上的稻谷再铡猪菜。猪菜多半是山芋藤，藤茎柔韧，很难切割。我站在水泥浇筑的圆柱形空心桶上，拿起跟自己一般高的铡刀，用尽浑身气力，将山芋藤一点一点地铡碎。刀柄久经使用，表层形成了抛光，有时很难握住，我学着大人的模样，朝掌心吐口唾沫，发现确实管用。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的双手开始长出老茧，时至今日都未褪去。同龄人抑或比我年长的人，在看到我掌心的老茧时，总会难免惊讶。

锃亮的铡刀不时碰到坚硬的水泥，在若隐若现的夜幕中发出明亮的火光和声响。母亲心疼她的两头小猪仔，嘱咐我一定要将猪菜铡细，尽量避免掺入水泥末子。有一次看小猪仔欢叫着吃食，竟听到它们的牙齿里传来嘎嘣脆的声音，我想肯定是自己铡猪菜的时候用铡刀铡碎了水泥。不禁心生愧疚。

对母亲的愧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深。升入中学后，因为离家较远，我需要寄宿学校，于是就不能像以前一样，放学回家帮母亲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但双休日赶回家中，我便想着赶紧帮母亲减轻一点负担。初一的一个星期六，我和母亲一起将晒好的稻谷搬进粮仓。因为怕粮食受潮，粮仓建在二楼，加上楼道狭窄，所以上下搬运很是辛苦。那时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男子汉了，但母亲不这么觉得，她坚决不让我干肩挑背驮的农活，只是让我在一旁打下手。也许是因为过度劳累，母亲在扛着一袋稻谷上楼的时候，因为体力不支摔倒了，她的头部狠狠地砸在水泥墙上，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母亲蜷缩成一团，用双手紧紧捂住受伤的头部，从喉咙里艰难地挤出微弱的啜泣声，泪水爬满了她刻满风霜的面庞。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谷底，我抱住母亲，任由泪水不争气地冲出眼眶，我甚至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稍微神志清醒，我便拖着母亲下楼，用父亲的那辆三八大杠载着她朝乡卫生院狂奔，泪水一路流淌，一路风干。所幸并没伤着要害。我瘫坐在卫生院门口，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浑身没了力气，只是心中五味杂陈，脑海思绪翻飞。

我恨自己无能，无法让母亲从这样的生活中解脱，甚至在她受伤的时候，都无法为她减轻一些痛楚。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读书，出人头地，让母亲过上好的生活。但如今想来，其实那时的自己并不懂什么叫出人头地，也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才叫好的生活。虽然在田间一起劳作的时候，父亲总是现身说法，教导我要好好读书，将来走出这贫困的乡村，但他忘了一点，我并没有见过美好的样子，更无从谈起对美好的期待。狄金森说：“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光明。”而对于一个未曾见过光明的人，常年寄居在黑暗之中，也许黑暗就是他习以为常的生活全部，甚至会在黑暗中渐趋麻木。

是啊，习惯了土地的人们，土地便是他们的全部，所有的喜怒悲欢，所有的家长里短，其实都被这土地牢牢地锁住。一代又一代农民，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在世界的另一头，真的有很多很多人，在用五花八门的方式，过着他们无法想象的生活。“默然地卷起铺盖，默然地接受了黄土的爱意，植物消除了先前的悲哀，马儿早已离去，人类才刚刚苏醒。最后留下几代儿子，一代畜生，一代农民”。

枯燥沉闷的生活终究还是被打破了。母亲做梦也没料到，在进入新的世纪之后，国家废止了《农业税条例》，从此不再征收农业税。千百年来，束缚在农民身上的这道沉重枷锁就此成为历史。母亲不懂什么叫国家政策，什么叫顶层设计，也无法用感性的语言去表达她内心的欢喜，她只是不停地笑着说道：“真是赶上好时候了，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以前家里收获的粮食，很大一部分要上交给国家，在农忙结束后，大家会在指定的时间，将整装的粮食托运至邻村的一个大院。父亲将粮食一袋一袋地码在板车上，并用粗实的尼龙绳绑紧，他在前面拉，我和母亲在后面推。每至上坡路，我总能看见父亲背上的那条肩带，仿佛要勒进他的肩胛骨。此时的我总会拼命地在板车后面使劲，而父亲总是怒斥：“谁在后面使劲了？快停下，别乱了我的阵脚！”一想到不用交粮，家里从此少了运粮这项任务，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愉悦。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国家政策的好坏，其真正的衡量标准终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尤其是广大的农民群体。农民喜笑颜开，农民真心拥护，那无疑就是得民心的好政策。除了废除农业税，国家还同步实行粮食直补，种地的农民不仅不用交税，还能获得国家给予的粮食补贴。母亲起初并不相信，自古以来，哪有这种事情？但当她从农信社将国家补贴的一千多块钱全部取出的时候，我能真贴切体味到她内心的满足感。她把钱捧在手心，一遍又一遍地数，快乐得像个得到了奖赏的孩子。

母亲不懂政治，而那时的我其实也不懂。对于“党”“国家”“政府”这些名词，我们只有一种模糊的感受，并无具体的认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我们知道这些名词能改变我们的处境，能带来好的生活。現在，母亲甚至会时不时地说，老虎打得好，苍蝇拍得好。有一次回家，母亲让我赶快洗个澡，还说习主席都说了，洗洗澡，治治病。我哭笑不得，但内心里却有一丝感动，母亲多少能听懂一些国家政策了。

父亲虽然初中毕业，而且每天都会准点收看《新闻联播》，并一本正经地给我们讲解国家大事，但实际上他也是一知半解，只是拥有一腔热诚，并无多少理论素养。父亲在村里被称为“共产党员”，虽然他的真实政治面貌是群众。因为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帮乡里乡亲干这干那，所以村里的父老乡亲就干脆直呼他共产党员。母亲也因此感到脸上有光，平日里街坊邻居坐在一起侃大山，偶尔提到“你家那口子是真不错”之类的话，母亲便会开怀大笑。正因如此，母亲在我进入大学之后，强烈要求我入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凭借获得奖学金、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等各类荣誉，成功地加入了党组织。我告诉自己要脚踏实地，多行善举，就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甘愿为集体奉献的人。

如今，母亲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年过半百的她干了大半辈子的农活，也落下了一身的毛病，时而肩周炎发作，时而胆囊炎犯病。但她的内心却无比快乐，儿女都在助学贷款的资助下上了大学，并凭借国家奖学金顺利读完了研究生。女儿已育有一儿一女，并在南方的一座小城为她购置了一套房子，当外甥和外甥女围着她打闹的时候，我能听见她嗔怪的声音里充满幸福。2018年国庆节回家，在跟母亲聊天的时候，她突然很认真地对我说：“儿啊，等你有出息了，也带我去北京看看，我想去看看天安门，去看看毛主席（母亲指的是毛主席画像）。”我无地自容，时至今日，都没带着母亲出过远门。但我知道，北京是肯定会去的，妈，咱们今年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