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花子儿、西瓜子儿

贺建军

我这人有点耿，好认死理，但一直坦坦蕩荡个性鲜明，缺点明显优点显著，单说吃这一块儿，同样如此，用好吃而不懒做表述，最为恰当。现如今吃货满天飞，都不说自个儿好吃，偏偏美其名曰成了美食家，让我这好吃的缺点逐年优化成了优点。

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我，打小就好吃，尤其少年时期，成长在物质极度匮乏年代，看啥都是美味，吃不到嘴里的更念念不忘。生在合肥市中心，长在市中心的四牌楼，奈何家境窘迫，全家只有父亲一人拿工资，我多是看着别人家的小孩吃。饼干、蛋糕、果脯和我基本无缘，哪怕最便宜又甜腻的伊拉克蜜枣，也是要到过年时节才有机会吃到。

到了夏天，像黄瓜、西瓜、西红柿这样的“大路货”便宜得很，早市之后常常是黄瓜、西红柿估堆卖，西瓜论个卖，自然成为百姓消夏解暑的美味。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在我还是小屁孩儿的时候，居然就会挑选西瓜。先看西瓜皮上纹理的舒展程度和西瓜屁股上的圈圈是否长得圆，再抱起西瓜贴在耳畔轻拍，能找微微震手、声音“嘭嘭”的，准熟。还得是鲜秧子瓜哦，不然熟过了买到“倒瓤子”瓜，可是大大不划算。

西瓜吃完了，洗干净的西瓜皮可以做成凉拌菜，那是大人的事。我就忙着把淘洗干净的西瓜子放在竹筛子上，就着热烈的大太阳晒干，再一点点仔细地收集起来。等攒够了一平碗，我就打开煤球炉，支上铁锅，倒入瓜子，开炒。待炒至大半熟时，撒上一点加了五香粉的盐水，再翻炒几下，咸香可口的西瓜子就出锅啦。

这或许是我好吃不懒做的初级阶段吧。

说起这嗑瓜子儿，端的是源远流长。有资料说嗑瓜子的习俗在明代已经流行，清代民国愈演愈烈，晚清之前，“瓜子”主要是西瓜子，晚清以来南瓜子开始流行，到民国时期，葵花子又异军突起，最终确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儿时我曾种过几棵蓖麻，那是老师的科普要求，说是让我们学习掌握蓖麻油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种过几棵向日葵，是自己央着爸妈种下的，我眼巴巴地看着向日葵欣欣然地朝着太阳生长至成熟，一直等到偌大的花盘里结满了饱满的果实，才欣然摘下。

原产于南美洲的向日葵种子，便是我们爱吃的葵花子儿。有古诗这般吟咏向日葵：“花开为仁仔，花落为其家。惟愿多结子，名曰向阳花。”司马光在《客中初夏》一诗中有“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的美好描绘。

不像如今远离土地、缺乏阳光雨露的城里人那般痴傻地欣赏美丽的向日葵花，我这“好吃精”关注的是饱满厚实的葵花子儿。晒干，随便炒炒，便是美味。出门玩耍时，在小小的裤兜里装上一小把，遇到小伙伴时不时炫耀地掏出几粒，好不惬意。

从宿州路九号省文联大门口到红星路小学不过几百米，顺着梨花巷走走就到了。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除了对能吃的好吃的、能玩的好玩的感兴趣，其余的对啥都不求甚解，甚至于我还真干过一次上学不带书包的事，到了教室才醒悟过来，撒丫子往家跑回去拿书包。就像老师说起远郊的大蜀山，我们都堂而皇之地称之为“大头山”那样，这文字里透着诗情画意柔美抒情的梨花巷，同样被我们这些小屁孩喊作了“泥巴巷”。要是用合肥土话把“泥”音作“谜”音喊出来才好听，更有韵致。

哪有小屁孩儿们不好吃的，在20世纪七十年代，牛奶冰棒五分钱一支，豆沙的和香蕉的分别是四分钱和三分钱。有小伙伴买了一支香蕉冰棒，边上要好的几位小伙伴一准儿理所当然地要求咬上一口，无需多言，咬了再说——上次我买冰棒时你都咬了一大口。

那要是小小的裤兜里只有一分钱咋办呢？没问题，照样会有好吃的等着你。在低矮民房散落其间的“泥巴巷”中段，有个经年累月摆设的小摊子，是位老太太卖着五香葵花子儿，一分钱一小杯。老太太可是大名鼎鼎的“抖手老太”，几乎全校同学都知道。“抖手老太”擅长用一个小小的透明白酒高脚杯，往葵花子堆里一舀，满满当当的瓜子看着喜人，等到往你张开的小手里倒的时候，“抖手老太”的手就开始止不住地抖啊抖啊抖，总算把小杯里的瓜子儿给抖平了，才会潇洒倒下。或许被我们那眼巴巴且不甘的眼神盯怕了，“抖手老太”会随手抓起两粒放在你手心里捧着的那一小捧瓜子上，嘴里嚷着：“伢啦，再饶你几个。”一派大方慷慨风轻云淡的样子。

小学毕业上初中，我去了离红星路小学两百米之遥的合肥九中。我们四班有六十人，我的入学排名在第四十名，知耻而后勇地奋起直追呗，到了第一学期末，居然跃进到第八名，数学还考了年级并列第一，也许是超常发挥，至少证明我还是能学好数学的。只是，我又当上了语文课代表，由此走上了严重偏科之路。

我们四班是重点语文实验班，省级的，当时全安徽省只有两家。语文老师韩超伦讲课生动风趣，我们都爱听。我至今还记得韩老师的谆谆教诲，以及“听、说、读、写、练”“看、查、想、议、改”等多种语文学习方法。时任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的丁先生，曾数次亲临我们语文实验班听课、调研。

我和团支书张萍合写的关于我们语文实验班的通讯，居然在全国著名的《语文报》头版上有一席之地。那是我得到的第一笔稿费，当时是冬天，我和同学们为抗拒严寒，靠用力在走道墙壁“挤油渣渣”抱团取暖呢。三元钱稿费到手，我和张萍各自分了一元以示纪念，还剩下一元钱，全买了多味葵花子，与班里同学们一同分享。1982年的一元钱，真的蛮值钱，那时校门口的肉馅烧饼只要六分钱一个，你便能算出来我买的多味葵花子该有多大一堆。同学们吃得可欢实着呢。

瓜子儿好吃，只是我这一偏科，把我的高中学习生活给偏到了合肥三中。

上高中三年，依旧是语文课代表，还兼了劳动委员、体育课代表啥的。大约是1985年初夏，我的第三笔稿费到手，五元钱。那篇稿子是写初中语文老师韩老师的，取“韩”字的一半，篇名《韦老头子》，发在《作文周刊》上。韩老师在课堂上曾有高论，说“老头子”应该是褒义词：“老”——德高望重，“头”——一身之首也，“子”——古之圣贤美称也。结合韩老师的满腹经纶兼“奇谈怪论”，这篇《韦老头子》写出来理应出彩传神，要不，我这纯粹的自然来稿，哪儿会被全国知名的《作文周刊》的编辑老师看中啊。

班里同学闹着让我请客，我开心地答应。嘿嘿，有经验了，买葵花子呗。下午上学路上和同学一起买了三元钱的多味葵花子，带到学校，上课前，大家伙儿都在热火朝天地嗑着瓜子儿，顺便儿夸着我的能耐。我表面上虚心自谦，内心里还是不免有些沾沾自喜、暗自得意。

下午第一节是政治课，严谨的政治老师一上课发现今天有些异乎寻常——课堂上人人目光炯炯，没人犯困冲瞌睡。政治老师不吱声，安心讲课，背对着我们在黑板上板书的时候，悄悄地竖起了耳朵。果不其然，落入老师耳朵中居然有一两下微弱的嗑瓜子声。老师转过身来，迅疾地把手中的粉笔头砸向发出声音的同学。

“怎么回事？”老师大声地问。

令老师再吃一惊的事发生了，同学们不去看那个嗑瓜子的，竟然全部看向我。惨啊。就这样，我被罚站了一节课。放学后，又被班主任老师罚我打扫教室卫生。唉，这下，我可是得意不起来咯。

安徽是炒货大省，本土出产的傻子瓜子、洽洽瓜子、陶永祥瓜子都是我的最爱，捧着小说，嗑着瓜子，滋润，舒坦。

从我上小学直到高中毕业去当兵，父亲贺羡泉一直是《安徽文学》的诗歌编辑。父亲下班回来时会带上新出刊的交换杂志，让我接触到了更多的文学期刊，像《清明》《鸭绿江》《上海文学》《朔方》等等。自此我爱上了阅读，尤其是小说，我细细品读，沉浸在别人的故事里，感受着人生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交换的杂志看完了，自己就去书店或是邮局买书看，几十年来还真看了不少小说。

当然，嗑的瓜子儿自然数不胜数。

如今的我，已然过了半百之年，爱看书，爱品茶，爱旅行，爱下厨，还爱嗑瓜子儿。当然，好吃而不懒做也已操练到炉火纯青。只是，再无年轻时候看书一夜到天亮，瓜子壳儿堆成一座山的气势。

若是瓜子儿嗑得多了，真的会上火呢。

责任编辑 洪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