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有墓碑

邱冬

南山南，北海北

南山有谷堆

南山南，北海北

北海有墓碑

——歌曲《南山南》

一

很少听歌了，仿佛那只是年轻时应该做的事，现在属于我的大抵只有埋头干事和喝酒了，喝酒也是为干事服务，是干事的附属品——前奏或者尾声。那一天，是在东楼醉醺醺的酒乡，还是在雨夜滑腻腻的梦境，记得不是很清了，忽然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南山南》，一下子就被那浓浓的忧伤曲调所吸引。它使我想起一个人，一个纯粹的、悲催的文人，他的名字叫戴名世，只有他才配得上这歌里的忧伤，我不知道这歌是不是为他所写，我只知道他写过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南山集》，在他晚年，也曾自号南山先生。

正是这本《南山集》，使他惨遭斩首，他的尸首被友人偷偷地运回，偷偷地埋葬在故乡荒凉的南山岗。

他也写过江北，可那不是海，依然是山，是他梦中的桃花源——“江北之山，蜿蜒磅礴，连亘数州，其奇伟秀丽绝特之区，皆在吾县。县治枕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可惜这林壑幽深、奇伟秀丽的江北之山留不住他，他走了，到了遥远的北方，为了伟大的梦想，他义无反顾。

他的梦想是什么哩？他自幼聪慧过人，5岁时已能吟诗作对，11岁就能熟背“四书五经”，15岁时，他作的八股文就被人们纷纷传抄，当作范本。就在这时，他忽然对八股文厌倦了，“所为时文之法者陋矣，谬悠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此竖儒老先生之所创，而三尺之童子皆优为之”。可见在他眼里，时文是“谬悠”“腐烂”，既“不通于理”又“不适于用”，只因科举应试之需要，连“三尺童子”也难免深受其害。他觉得八股文这种文字不足以传世，就悉心研究古文和史学，决心要在文学上继承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这就是他的梦想。“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百卷书，滔滔汩汩，欲触喉而出”，这伟大的梦想时刻撞击着他的内心，激励着他，为之奋斗！

他一生得遇两个恩师，“此羁穷之人，遁世远举之士，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而吾师木崖先生居之。”这是他在《河墅记》中所描叙的恩师潘木崖，潘先生年轻时放弃并远离科考，专下心来深入地思考、精心探究诸子百家之书，创作了大量的文章和诗歌，声名远播。从这个隐居河墅、满腹经纶的老乡木崖老师这里，戴名世得以博览众书。第二位恩师是当时安徽督学使者李振玉，督学使者即学政的别称，明清时期朝廷派往各省督导教育行政及主持考试的专职官员，也称“督学”“学使”，相当于现在各省的教育厅长吧。在他三十四岁的生命黄金期，这位李督学使者行驶了他的学使特权，举荐戴名世进入国子监读书。国子监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又称国子学或国子寺，相当于今天的北大、清华吧。而今能够入北大、清华读书者，都是各省高考的状元，在古代，能被直接引荐到国子监读书的书生，肯定是学子中的佼佼者，其前途、命运一定会辉煌无比。

偏偏在这个时候，戴名世遇到了人生中的宿敌——赵申乔，其时赵担任国子监监丞，监丞是掌管校规的官员，官职为正七品。赵申乔那时也不过40来岁，正值人生奋斗期，他很想干出一些成绩，好证明他为官的能力。因此，他治学严格、行为谨慎、中规中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监丞。

于是，赵申乔出面了，在某个他认为自己心情特好、思路开阔的日子，他将所有的师生召集到国子监的大操场，进行国子监最为传统的教导方式——联对训学。训学过程是三道对联，老师将深思熟虑的上联说出，学生务必在十步之间对出下联，否则将受到校规的惩戒——尺鞭，以特制的戒尺鞭打学生。此规律主要是针对那些自视清高、屡屡犯规的学生，让他们领教学无止境、人外有人的化境。

待站台上只有赵申乔和戴名世两个人时，四周一下变得安静，赵申乔清了清嗓子，用他那特有的皮笑肉不笑（至少戴名世这么认为）的表情看着戴名世，出了第一个对子：“读日可知时，读人可明理，先生要读书何用？”，戴名世一听，知道这是老师在问他读书的目的，略加思索，便恭敬地应道：“学经以明道，学史以晓义，学生惟学问是求。”对的毫无破绽，十分的流畅工整。稍稍停顿，赵申乔又出一聯：“桐城小镇，不少七斗二五升才子。”戴名世略一施礼，便似不假思索地答出了下联：“国人大学，全是四斤十六两先生。”这一唱一和，看似蜻蜓点水，不露痕迹，其实却蕴含着高深的奥妙。原来所谓“七斗二五升”是把才高“八斗”有意拆开来讲的，而戴名世的“四斤十六两”也是故意将“五经”（“五斤”的谐音）拆开来对的，确实是出得灵巧，对得更绝妙，出对的人想了很久，对对的人却在分秒之间，其反应之快，才学之高，已然毫发毕现。赵申乔忍不住道了一声好，他这个好字一出口，下面零零碎碎的响起一些掌声和叫好声——是那些脑子转得快的师生，其他人大多还未反应过来，待到都明白过来后，掌声、叫好声络绎不绝，国子监里的热闹，立即引来无数路人的围观。

赵申乔啜了一口茶，挥挥手止住了下面的嘈杂，接着一招手，几个学生端来一条凳子和一担梨子，赵申乔慢慢地坐到那条凳子上，扶着面前那担梨，朗声说出上联：“一担重梨拦子路。”这个对子表面上是指一担梨拦了你的路，其实“重梨”是“仲尼”的谐音，“拦”是“难”的谐音，而“子路”是仲尼的学生，含意是说：“我这个仲尼要难一难你这个学生。”赵申乔是殿试进士，又教授国子监多年，自然不是等闲之辈，这最后一个对子是他长时间考量出来的，说老实话下联究竟怎么对，他也心里无底，既然要惩戒戴名世，必然要准备杀手锏，不给戴名世难堪，就是给自己难堪。当着全体师生的面，赵申乔不想下不了台。戴名世犯难了，按照惯例，他一步一步往台子前面走，“1、2、3……”台下的观众和师生默默地帮他数着步子，“8、9……”四周忽然变得鸦雀无声，只有风吹过校园高大的古树发出的沙沙声。忽然，戴名世笑着，急急地往回走，走到赵申乔身边，微笑着对赵申乔说：“两个夫子笑颜回。”表面上是说我笑颜满面地回来了，但国子监的师生都知道颜回是孔夫子的学生。“好啊！”“妙！”带头喊好的是那些围观者，接着国子监的学生们全都站了起来，掌声几欲掀翻国子监的屋顶。

后来赵申乔在戴名世的毕业荐评中只用了八个大字：才高八斗，旁若无人。

正是这八个大字，决定了戴名世坎坷的一生，当戴名世的分配“介绍信”到达用人单位时，用人单位都以“庙小容不下大菩萨”为由，加以推脫，如此三番两次，一年之后，国子监毕业生戴名世依然回到礼部待业。心高气傲的戴名世一怒之下，自己提出不愿“曳候门之裙”，又执起教鞭，成了一个永远的“京漂族”。

“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于人人”，他更加勤奋，也更加狂妄，他广交文友，一头扎进古文的钻研和创作里面。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精”“气”“神”三主张，认为作文应“率其自然”，“修辞立其诚”，不仅要有变化，还应有“独知”。“修辞立其诚”是《义传·文言》中的一句话，简单地讲就是作文章要从心底来说真话。“独知”一词出自《礼记·中庸》——“故君子慎其独也”，宋代的朱熹给予的注释是：“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

二

就在这时候，他认识了方苞，这是史上辉煌的相会之一。两个孤傲的书生，两个趣味相投的古文振兴者，两个满腹经纶的文人，偶然又必然地成为知己，从此后时文泛滥、古文湮灭的大清文坛，风沙顿止，天地廓清。

友情中最为难得的是两个趣味相投者相互之间由衷的敬仰。戴名世《南山集偶抄》辑成，方苞连夜读完，兴奋、激动使他难以入眠，欣然提笔作序，序言云：余自有知识，所见闻当世之士，学成而并于古人者，无有也。其才只可扳以进于古者，仅得数人，而莫先于褐夫。对戴名世的景仰之情跃于纸上。方苞的文稿《方灵皋全稿制艺》编辑过程中，戴名世就亲自参加了论定编次工作，其间有感而发，为其写了九十多条评语——“灵皋少时，才情横逸，纵横驰骋，莫可涯矣”，褒扬之声隔世尤能闻到。这是两个文人之间的敬仰，犹如高山流水，经世不灭。

康熙三十一年（1692）初春的一个夜晚，刚刚考入国子监的方苞在京城桐乡酒馆宴请学界老乡，寂静的夜空里飘扬着点点雪花，遥望家乡桐城，此时应是柳絮飘飘。参加当晚宴会的有戴名世、徐贻孙、王源等，以及陪同方苞一起进京的祖父方帜，叔祖父方孝标，父亲方仲舒，这些都是后来历史上留名的人物。

戴名世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理想，“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他想在史学上继承司马迁，写一部惊天动地的史学大作，流传于世。其时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因此尚无人能写明史。而戴名世以史才自负，他很想仿效《史记》形式，作出纲目，然后广泛搜罗资料，相互参证，力求真实，写出一部高质量的、兼具文学与史学价值的明史大作。

康熙四十九年（1710），57岁的戴名世突然复出江湖，一举成为殿试“榜眼”（第二名），而其时的状元赵熊诏正是赵申乔的儿子。

戴名世会试时名列第一，殿试却屈居第二，仅为“榜眼”，当时的戴名世在士林中名字已经叫得相当地响亮了，而赵熊诏则才名不显。而那一年戴名世以57岁高龄积极参考，毫无疑问，这以前他已淡化功名，世人皆以为他的此次复出是有所指，他事先应该知道赵熊诏在这年考试，那么他的复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压制赵熊诏。但结果没有达到他的预想，赵熊诏仍然取得状元，有不少传言认为赵申乔在这次考试中做了手脚，赵熊诏这个状元是靠他父亲的运作和贿赂得来的。

与戴名世素有积怨的赵申乔终于发飙，处心积虑写了一个奏章，在这个洋洋万言的奏章上称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奏章并未直指戴名世的“辱君犯上”之罪，而是给他加上了“狂妄”的名分。赵申乔亦知这个罪名不能服人，所以自称“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这里加上的“素无嫌怨”，怎么看都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奏章中详细列出戴名世所著的《南山集》里的五条“大不逆”罪证：一、以南明各朝如弘光、隆武、永历为正朔，记录有关南名人物传记（清朝人写南明事，不用清朝正朔，实为犯忌）；二、尊称明朝亡君；三、歌颂尽忠明朝士臣；四、主张南明三朝在历史上应予地位；五、揭露清廷谋杀明崇祯帝儿子的隐事。

刑部很快从那篇戴名世苦心积虑创作的《与余生书》中找出“罪证”， 《与余生书》中戴名世忽视了正朔（王朝的年号）之忌，直接应用了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年号，且信中又将南明小王朝与三国时期偏居川中的蜀汉、南宋末年退守崖州的宋帝相提并论。这毫无疑问触动了清统治者敏感的政治神经。康熙龙颜大怒，刑部遂穷究猛治，以“大逆”定狱，提出了株连九族的惩办意见，拟将戴名世凌迟处死，其“弟平世斩决，其祖、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俱解部立暂，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给功臣为奴”。

三

《南山集》案子一发，方苞摇身一变，从叛逆者变成了顺从者，方苞不再把康熙当敌人口诛笔伐，而是当救星唱颂了。康熙把他纳到身边不几日，就命他作《湖南洞苗归化碑》，方苞适应能力超强，一下子便转变了身份与角色，本来是做负面文章做惯了的，一天两天就做起了正面文章，而且一挥而就，文采斐然，甚得康熙赞许。

方苞甚至开始怨恨好友戴名世了，“余每戒潜虚，当戒声利，与未生归老浮山，而潜虚不能用，余甚恨之”。戴名世的不戒声利，祸及自己遭受牢狱之灾，已经贵为皇帝恩宠的方苞，怎能不心生怨恨？！

至此，戴名世一个朋友都没有了。

为了更加渲染戴名世的悲剧命运，我还要在此提到一个人，他就是“三朝重臣”张廷玉。

这个张廷玉到底有什么本事可以位居“三朝重臣”，并且在他死后，还可以“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成了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大臣？翻阅有关史料，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整个雍正朝，张廷玉只做了两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他的事功不在于处理某件政事，而只在文字工作和规划建立军机处制度以及完善奏折制度。而真正称得上张廷玉大事业的，是他规划建立军机处制度和完善奏折制度。“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军机处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并深深影响清代中后期的历史，这确实是张廷玉的大功业。另外，确立并完善奏折制度，使它成为清朝的主要官方文书，同样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并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因此，雍正对张廷玉倍加倚重，这可以从他赐给张廷玉的一副春联中感知到，联曰：“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后来張家年年用这副春联作门联。

张廷玉任职年久，长期处机要之地，在雍正年间，他虽然“最承宠眷”，然而“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他在皇帝身边服务，担负的又是机要文字工作，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因而处处小心谨慎，事事细致周到。“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少说多做，既是他立身的主导思想，也是他的为官之道。他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默默去做，不事张扬，事成归功于人主，事败自己首先承担责任。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乾隆称许他“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作为领导人的秘书，这些确实都是很值得称道的品质。

总结这个张廷玉为官做人的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为后来的秘书树立了伟大的榜样。

历史时常和这些文人开着玩笑，矢志要修明史的戴名世史没修成，还为此丢掉了性命，而一心为官的张廷玉，于乾隆元年，却能完整的将一部浩大的《明史》“修成正果”——这也是我之所以要提这个“三朝重臣”的唯一原因。

不要认为教科书的字里行间写着“桐城派”和戴名世的名字，就是所谓文人的骄傲。如果某一天，当你亲临文都，在那幽静的龙眠山深处，看到那座声势浩大、风水独具的宰相墓邸，你心里仅存的那一小撮自以为是的文人情节，转瞬间，就会灰飞烟灭。

四

晚清后期，堪称乱世，唯有乱世，方能出英雄豪杰，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位。此公将中国古代文化归纳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门学问，见解独特，他深入研究清朝文学，认为文章应该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他悄然回首，发现清朝的几个古文大家，自戴名世起，经方苞、姚鼐、刘大櫆，称雄文坛长达200多年，而他们都神奇般地来自同一个地方——桐城，不由得暗暗惊呼：“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于是，“桐城派”得以正式登场。而他自己虽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却是继承了桐城派方苞、姚鼐文风，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桐城派”。

接着此公又认为戴名世的文章强调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际上已是方苞的“义法”说和姚鼐的“道和义合”、“义理、道法、辞章”论的滥觞，开辟了刘大櫆的“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之说，以及姚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之先河。因此说他是“桐城派”奠基人，名副其实。

至此，戴名世如一件尘埃落定的精美瓷器，展露于世，烁烁发光！然而，斯人已去，只留一些文章藏头露尾于民间流传。

猜想《南山南》这首歌里的南山，代表了一种以生存为主、梦想为辅的生活状态。虽然会有不得志的压抑，但起码还有座靠山，能有谷堆填饱肚子，养活自己，可以汲汲营营的生存下去，就如戴名世一出生，他父亲就给他取号田有时，所期盼的那样——田有稻谷，生有希望。山南为阳，代表按照世俗观念生活，所呈献给社会的那一面；而海北为阴，代表了只能深藏于心中，并且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戴名世的梦——幽丽的古文，绚丽的明史，它们都实现了，在他故乡的南山岗上灿烂地绽放。

责任编辑 木 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