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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

时间:2024-05-04

刘永彪

“依山傍水的平原上,点缀着许多忙碌。”杨景丽在下山坡的拐弯处歇下担子,重重地瘫坐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目光游移地看着山下面抢收菜籽的田野,念出了这么句话,突然来了劲儿,又担起担子疾步下山。担的是两只蛇皮袋装着的油菜籽,因为没有装满,就像两只秤砣。这时妈妈花妮刚把连枷、筛篮放下,在一棵松树桩上铺垫多下的蛇皮袋,还没挨上屁股,见女儿起步如飞地往山下走,吊在两边的秤砣晃荡得厉害,担心女儿摔倒,想叫女儿走稳当些,喊了声:“哎——这妹妮!”

花妮也不坐了,抱起连枷、袋子、筛篮,一边追,一边整理着往肩上搭。

两只没装满菜籽的袋子,对杨景丽来说不是很重。一开始走得很急的杨景丽步子慢了下来,她想,反正最后一块油菜籽收到家了,就算天下雨也不怕,只想晚上认真洗个澡,再好好睡上一觉。认真洗个澡是对草草洗擦而言的。这几天抢收累得够呛,六亩多地的油菜籽就靠母女的四只手,一连几天,只要想起第二天还有菜籽要打,她都是草草地洗擦一下身子,留下更多时间仰在床上养精蓄锐,以备来日劳动,根本没时间认真洗澡。今天收下最后的半亩自垦山地里的菜籽,可不要认真用肥皂洗一下?菜籽收到家,农事基本大头朝下,明天甚至可以休息一天,所以她听到妈妈喊,就歇下担子,等妈妈一道。她就以这样的心情,看着山脚下河边上的田野。田野里的忙碌景象,使她念出了“依山傍水的平原上,点缀着许多忙碌”的句子,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有文学的感觉。“依山傍水的平原”这种汉字组合,对溪洲村边这处平整田地,是再准确不过的表述,可是自己以往竟从没这么表述过家乡。“点缀着许多忙碌”更让她感到吃惊,因为别人用在“忙碌”前面的词语大都是“一片”“到处”那种,这回她用了“点缀”和“许多”,她感到很新鲜,奇特。现在一般年轻、强壮的男女都外出打工了,剩下一些老年少年童年,三三两两缀饰在各自的责任田里,没有成片的劳动,还不是点缀?而这点缀又不是一处两处,还不就是许多?杨景丽曾经痴迷文学,十多年前写过以语言取胜的性情文字,有的还被定义为散文发表在报刊上,她内心深处就以为自己有文学方面的天赋,暗地里还有过成为女作家的梦想。这时念出内容丰富又美感的句子,曾经的好感觉又闪现了。而感觉这东西不能耽误,她得赶快回家写一篇散文,赞美家乡丰收的景象,可能的话,投到报刊,还能得点稿酬交手机费。

翻箱倒柜,找出稿纸摊开,这才发现至少有五六年没写过一个字。杨景丽是严肃的人,她认为没有写一个字的“字”,是有公开发表欲求的、代表文学作品意义的字,并不是微博、微信上写的那些个人小圈子里的字,不是打工时填在单子上的字。她拍掉稿纸上面的灰尘,撕去虫蛀与发脆的那几张,剩下的做草稿还能用。

坐在稿纸前,手里没有笔。五六年前所有的写作,杨景丽都是以笔完成的,后来有手机,却没写过上千字的文学篇章。她得买支笔,一如既往地创作。

村小学去年迁并到镇中心小学,小店不再卖学习用品,胖子秋红找了好半天,寻出一支旧的圆珠笔,“最后一支了,本来卖一块,五角钱给你!”

“好好。”杨景丽一手接过笔,一手摸了下腰间。

秋红看出杨景丽难为情的举止,笑了一下,显出肥厚的下巴,“没事,就记一起吧。”

“一共欠多少钱了?”杨景丽问。

秋红摁了几下计算器,“不多,带这支笔,一共八百六十七块五角。”

“菜籽卖了就还你。”

“你总这么说,又没谁找你要过。”

杨景丽严肃的脸一下红了。杨景丽在外打了五年工,她打的不是跟在砖瓦匠后面提灰桶的工,也不是扫马路填路基的工,不是在食堂搬煤球饭店端盘子的那种工,她打工基本是坐在办公桌前的,正如老板说的,是风不吹日不晒的工作。几年下来,脸庞娇嫩洁白,像块豆腐,红起来格外显眼。

杨景丽脸红的时候,心绪也在急速运转。她每一回赊欠生产资料如地膜农药化肥的时候,就怕秋红不赊给她,总要先说一句“卖了菜籽就还”。

杨景丽是村里并不多见的“一本”大学毕业生。刚毕业那阵,一些单位总是找到她,其间还有令人羡慕的文化事业单位。杨景丽清楚这与她持有的大学文凭有关,与她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身份有关。可是杨景丽遇到的那些单位,不管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都只不过像灵感一样在她不经意时光顾她,挑逗她,可在她想要抓住那机会时,机会又逃得无影无踪。每次在她确信能够离开农村,走上体面的工作岗位前,就像无巧不成书一样,又要冒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涉事因素,使她走不上那种近在咫尺的岗位。那些因素无一例外地都让她明确感觉到要有一点“意思意思”的意思。她已经感觉到文学作品里讽刺的那些潜规则,已经在她的现实生活中影响着她的命运和前程。但她家庭条件没办法实现潜规则。她曾经暗自想,我要是能马上拿出一百元钱,明天就会收获一千元钱,以后每天都稳步递增,但我拿不出那一百元钱,有什么用?而且她家的穷与别的人家不一样,她妈妈对上门的乞丐总是出手大方,甚至一下给出两个鸡蛋,所以她们家又被看成富足的人家。杨景丽记得,在接到大学录取通知后,她妈走遍全村也没借到一分钱学费,人家都说,“你家那么富有。”还是借助国家助学贷款,杨景丽才完成了大学学业。她在一再地感觉出有权力决定她上班的那些人要她“意思意思”后,也就是她回乡当了三年怀揣一本大学文凭的农民后,终于离开依山傍水的家乡,加入到外出打工队伍里。去年春节,在村里许多民工没有结到工资的情况下,她带回了好多年货,还养得洁白干净,穿一身让人睁大眼睛盯着看的衣鞋。过了年,有门路的老民工都不知去哪做工才好,她又匆匆地上班去了,据说还是老板打电话催她上班的。村里人都觉得杨景丽混出了名堂。开春村委换届,有人提议请杨景丽回家参选村主任,带领乡亲奔小康。还有一个候选人是秋红的丈夫张大兵,虽然他有正儿八经的初中毕业证,但他初中没读完就回家开小店了,这是曾经同班同学过的杨景丽心里清楚的。杨景丽认为她的参选对张大兵肯定是一个没有悬念的威胁。去年春天选举的结果是,杨景丽得了六票,张大兵得了两千四百四十四票。但杨景丽还是觉得自己曾与张大兵抢过饭碗,有对不起秋红的意思,每次赊欠东西前,都担心秋红不赊给她,总要说一句“卖了菜籽就还”。

杨景丽不再外出打工,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她在接到回家参选村主任的电话时,她听出村支书语气的诚恳,对成为大学生村官志在必得,加上当时制衣厂老板有把她发展成小三的意思,厂里工友们时常把她当破坏别人家庭的坏女人来挖苦,她已感觉到制衣厂不是久留之地,走得很坚决,没有留下回头的余地;二是她回家后,村支书约她单独谈话,语气与眼神里,都有提醒她“意思意思”的意思。村支书意思里的“意思”与早先那些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明显又不同了。村支书好像不指望物质上的意思,他已由物质上升到精神的高度,有肉体上要求的意思了。如是物质上的意思,去年那个时候,她能拿得出来了。可是村支书说:“就我俩之间的事,你不说出去,谁也不会知道的。”“你要当不上村主任,又得出去打工,那就有面子上的难堪了,再说你是孝顺女儿,一走就不能每天见到你妈妈,不能尽孝。但只要你依了我这一回,保你成功当选。”杨景丽决定留在家,就是要每天与妈妈在一起,也是暗地里与村支书较劲儿;三是杨景丽这次参选得了六票。杨景丽家在这个大多张姓的溪洲村里是外来户,没什么亲友,她和母亲能投两票,那么至少还有四个张姓的村民信任她,使她在唱票黑板上完成了一个堂堂的“正”字。就为对得起那四个人,她也得争口气,把庄稼种好,显示大学生并不排斥务农。也因此,虽然她家只有三亩八分责任田,她还租种了别人家二亩田,并开垦了半亩荒山。

“就算你不要,我也会在卖菜籽后第一时间还你钱,明天菜籽就晒干了。”

“咯咯,现在还有谁晒菜籽呀?都有商贩到地头抢着收购。”秋红笑着说。

从秋红的话里,杨景丽又听出急着要钱的意思。她小跑回家,数着堂间装有菜籽的蛇皮袋,又看了下后院摊在水泥地上的菜籽,盘算到底有多重,能卖多少钱。然后,郑重其事地坐到发黑的写字台前,一字不差地写下“依山傍水的平原上,点缀着许多忙碌”。可是接下来,她摇笔的动作变得僵持了,挤出的文字都不满意,她划掉,撕下。撕下好几页纸后,面对新露面的方格纸,捏了下纸的厚度,没再写一个字。

小店门前总有好多人。除了一些买东西的农民,还有两个刚参加完高考在家等通知的女高中生。家里人不要她们到地里劳动,她们没什么事,就在小店门前嗑瓜子闲聊。这情形,使杨景丽心情好了一点。

杨景丽心情本来有些特别,那个收购菜籽的商贩在接她递过去的菜籽袋时,竟然把手伸到她认为不该碰到的地方,她感觉被吃了一回豆腐。尤其那个菜籽商贩看上去太粗鄙了些,不光没有服装厂老板那样与她相互之间有一点了解,也没有村支书那样年轻有权势,她感到窝囊得不行。可是她说过卖菜籽后就还钱的,这才不得不往小店走。两个高考后的女生使她心情莫名其妙好转起来,心想,她们将来会和我一样吗?

两个女学生对“一本”大学毕业的杨景丽投来较为尊敬的眼光。在那种眼光里,杨景丽手指灵活地数了九张一百的票子递到秋红手上,自己手里还有三张一百面额的票子,那是准备买复合肥的。村民们棉花都栽完了,她家地里还一片空旷。人误庄稼一时,庄稼误人一季。她有耽误季节的紧张,准备多下些底肥,用复合肥催苗,把损失减到最低限度。在秋红数钱的过程中,杨景丽已经留意到堆在旁边的复合肥。复合肥有两种国产的,一种俄罗斯的。她铁定主意买俄罗斯的,不管价格多贵。她捏着准备买复合肥的现金,只等秋红划去账单上的名字。可是秋红总是不拿出账本,双手在一张票子上又搓又捏,翻来覆去,就像没看到过钱那样。更折磨人的是,秋红不光搓着捏着,还对着门口的光亮照着看。这个时间,都能栽十株棉花了。杨景丽咽下一口东西,到那堆俄罗斯复合肥旁边搬复合肥,腰还没弯下,又站直了。

“你干吗?”

杨景丽扭过头。

“把这张票子给我?”

杨景丽一下没反应过来,脸好像被复合肥的气味熏得通红。

“这张票子是假的!”

“假的?怎么会是假的?”

“肯定是假的,不信我来验一下。”

“那你验吧!”

验钞机发出了女性的声音,确定是一张假票子。

“这可不是我说的吧?”

“怎么会呢?”

“你在哪弄的?”

“看你说的!我怎么会弄出假票子来?”杨景丽的声音在喉咙里打了个滚。两个女学生不相信,进了店屋,好像要听杨景丽说明什么,但她们没有听清杨景丽嘀咕的是什么,个个嘴皮上沾着瓜子壳,显出发愣的神情。

村里人历来认为有理的人都是音高八度,气壮三分,杨景丽说话不响,缺了理直气壮,就像是做了亏心事。

“你不会说我拿一张假票子栽赃你吧?”秋红平静地说。

秋红语气越平静,杨景丽越觉得有分量。她低着头,感觉周围的几个人都盯着她看。她的脸不再是冰冷的红,而有火烧的热了。

“那我换一张吧。”

秋红接过杨景丽递过去的一百面额的票子,用拇指在左下角“100”那块儿摩挲了一下,放进了抽屉,没忘补一句,“这张又不早给我。”

杨景丽又吞下一口东西,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也没有买复合肥,拾起空筐,几乎小跑着离开小店。她跑的方向不是村外地里,她往回跑,把筐子撂在门口,撂得太重了些,筐子倒在地上,扁担横在地上,她并不扶,只往村口跑。一跑新帽子就离开头顶,挂在后背上,又离后背有一截空间,像被风掀横的伞。

村口空无一人。

问了几个老人,杨景丽跑上圩堤,视线里,两辆农用车在灰尘的那边隐隐约约,听不到一点柴油机的声音。

杨景丽迟疑了一下,疾步如飞追赶而去。农用车越来越远,她慢下来,又追,又慢下来,突然转身往村里跑。

“上帝关上一扇门,必定会打开一扇窗。”在村委会院门前,杨景丽想起了这句名言。她终于庆幸自己运气不错,这种大忙的晴好天气,村委会院门还开着,就像上帝为她打开的窗。

门开着,说明里面有人。

领导班子年轻化在溪洲村得到了强有力的验证。村支书、村主任、村治安管理组长、村委会会计和村妇女主任都在。四个人围住办公桌打扑克牌,一个人站在拐角边看。村支书见杨景丽进来,说:“保持理智,有事到我办公室说。”村支书把牌交给一边看的会计,径自往自己的办公室走。

和所有机构一样,村支书作为行政村的最高长官,办公室设在走道最尽头,最适宜保护村部机密。

杨景丽感觉到年轻支书已知道自己的来意,有些奇怪,尽量“保持理智”地跟在后面,走过几道门,站在支书办公室门口。

村支书:“就知道你要来。”

杨景丽:“那是你安排的?”

村支书:“开门见山说什么条件吧,一个村上人,好说。”

杨景丽:“你安排的事,还要人家先说条件?”

“开始我是有安排,可事后我一直在后悔,在自责。”村支书语气显示出干脆,这话对他来说是真的。去年春天他打电话叫杨景丽回家前,就以为杨景丽一个女人在外面,养得白白净净又挣到了钱,可能就做着那种行当。也因为有这种想法,才愿意叫杨景丽回来参选,也才约杨景丽到这间办公室谈话。但在杨景丽从头到尾拒绝后,他发现自己可能错了,现在村委会班子失去了一个女大学生搭档,有时真的后悔、自责。

杨景丽:“自责?后悔?那还有心打牌?”

村支书:“这是陪他们搞文化娱乐。同事之间得和气。再说,又没有造成损害结果。”

“你说的,没造成损害结果?你想到人家怎么说我吗?人家说是我弄的。”

“那,你有没有写东西证明不是你弄的?或者录音?还有,你手机不是有摄像功能吗?”

杨景丽:“我可没想到你身为支书会安排那种事,一点防备都没有。”

村支书:“我相信你。其实那天我是喝多了酒,后来一直想诚心向你赔礼道歉,可是又怕事情反而闹大。现在村干部不好当,一点点问题就有人捅到网上去,进了网就漏不掉,人们总是特别感兴趣,点击率特别高。”

杨景丽抬手抹了下脸,就像有一头雾水,“你还有委屈……”

村支书:“其实我真的喜欢有文化的人,我与我老婆一直都没感情。我不是对任何人都像对你这样的。再说,我在约你谈话之前,已经安排了人在活动,不光选民间有安排,还有镇政府也有安排,就为保证你能当选。”

杨景丽清楚村支书说什么了,“我不想谈那天的事了,那都过去了,再说那天,你又没有把我怎样。”

“就是,顶多也就吃了回豆腐,是吧?”

“那天的事,算了。”

“那你来干什么?吓我一惊!”

杨景丽说了假票子的事。

“就这事?”

“就这事。”

“我说你要依了我,当了村主任多好,不光你不用种什么油菜,村子里工作也好办得多。我在外面还有面子。现在好多村都有大学生村官,争到美好乡村项目建设资金,那可是好几百万哪。可我们村连那个项目申报的文案都没人做得出来。只怪你们大学生就是任性,不依我的想法去做。”

“我想请村里尽快查一下那些菜籽商贩是哪里的。”

“这个不急,跟派出所打个电话还不行了?”村支书离开自己座位,走到杨景丽身边,隔着茶几伸手要往杨景丽肩膀上搭。既然杨景丽已经原谅了他,那么,这次应该不会拒绝。

杨景丽身子一闪,到了门外。

村支书已坐到原来的座位上。

“还这样不吸取教训,真没办法!这届村主任没当上,还有下一届嘛!四年,顶多五年,眼睛一眨不就过去了?再说我们村这个妇女主任文化太低,有人向上面反映她初中都没毕业。你要是听我的话……”

杨景丽没有听完,跑到办公室,对四个打牌的说了假票子的事。

村主任张大兵问:“书记怎么说?”

“他没时间处理,叫我找你们。”话一出口,杨景丽暗自佩服自己原来也有说假话的天赋,脸一下又红了。

张大兵从杨景丽手里接过那张假钞,捏了又捏。

“这哪像假的?”

“刚才你老婆用验钞机验过了,没错。”

“是谁给你的?那人在哪里?带我们去看看。”

妇女主任一掌拍在张大兵衣袖外的手臂上,“你不知我好不容易当一回地主。打完这局牌再去吧!”

这局牌妇女主任没有赢。妇女主任转脸对杨景丽说:“你看,就是你,害我这手牌都输了!两个老王,五个二子呀!还有两颗大炸弹,一颗手榴弹!我真弄不懂,你一个大学生,怎么连假票子都认不出来?”

“你怪我?刚才张主任不也说这钱是真的吗?”

张大兵噎了一下,“现在的假票子科技含量也是挺高的,仿真度也是挺高的,不能怪她。”又扭头对治安组长说,“我俩一道去看看吧!大家稍等,我们去去就来。”

张大兵和村治安组长跟在杨景丽后面爬上圩堤,路面上没有一个人影。两边田野里点缀着为棉苗浇水的人。

“你说开头在这看到农用车?那,为什么不追上去?”

“人家是现代化,我一双肉腿怎么追得上?再说了,就算追上,人家不承认怎么办?”杨景丽没有说出她一个女人追人家一群男人,等于羊入狼群。

“你看你说的!就算我们追到了,人家不承认怎么办?再说出了这个村,到了人家地盘,谁认得我这村主任?谁买我们的账!”

“那,你的意思是不管了?”

“我们没说不管哪!我来打个电话问一下书记。”治安组长说着拿出手机。

村支书骑电瓶车到了圩堤上,叫杨景丽坐在后面。杨景丽站着说要自己骑。村支书说那我坐后面,让你自己骑。杨景丽还是站着说要一个人骑。这个时候她好像想好商贩吃她豆腐时的对策,没有一点怕的意思。

村支书掀脚跨下电瓶车,“可不能摔坏,村里就这一部专车,上面有规定,私事不准骑的,我是看了你面子。”

杨景丽说:“摔坏我赔你。”

“你陪我?可是你说的?”村支书在杨景丽接车时,手掌在杨景丽手背上蹭了一下。杨景丽没有说话,一绞车把,车子远去。村支书在原地看着刚蹭到杨景丽的手,喃喃自语,“她种油菜,手怎还那么白,那么嫩?就像块豆腐!”看着越来越小的后背,“她说她陪我?什么意思?谁知真的假的!这世道,说假话的人太多了。”

杨景丽没有追到商贩,回村委会把车交给值班的妇女主任,往回走时,远远看到张大兵和治安组长在她家门前。杨景丽突然觉得这个张大兵还是不错的,难怪人家选他当村主任。张大兵不光陪自己追商贩到村口,现在又放弃打牌的宝贵时间,在家门口等自己了解情况。她就像欠了人情一样,脸一下又红了。

“耽误你们宝贵时间了!”

“看你说到哪去了,我俩是同学嘛!小学到初二的同学。为你的事,刚才村委会专门开了一个会,认真研究了你这次受害的根源所在。你想不想从根本上杜绝假票子流通的不良现象?”

“当然想。”

“倘若你一开始就能辨出这张钞票是假的,也就不存在被骗的事了,是不是?”

“这是。”

“那么,你想不想一开始就能辨出真假钞票呢?”

“当然想。”

“这就好。不愧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你的假钞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的?”

“我去小店还款时,你老婆用验钞机验出来的。”

“这说明,你要是也有个验钞机,就不存在这种事了。”

“这是。”

“那么,我建议你还是买部验钞机吧。”

“我买验钞机干吗?我不买,也没钱。”

“你没钱?你是大学生,又在外打了那么多年工,现在国家又不允许拖欠民工工资,你还说没钱,那谁会有钱呢?”

“我是打了五年工,可是头几年,你们也知道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居无定所,加上舟车食宿和生活必需的费用,根本余不下什么钱。后来两三年虽有一个固定场所,余下的钱也只够归还上大学欠下的教育贷款。不怕你们笑话,都好几个月了,手机费都交不起,就连种油菜的生产资料都是赊的,这个,不信问你老婆。”

“困难是暂时的。买验钞机也正为了应对不必要的损失,避免造成更大的困难。你作为假票子的直接受害人,又是有长远目光的大学生,要是不吸取教训,再受类似损失找谁去?我就是吸取教训的人,就因为受到过假票子的损失,自家才买了验钞机。这回要不是有验钞机,这张假票子,可不又成我家的损失了?”

杨景丽想不出张大兵的话有什么不对,可是怎么也不愿买验钞机,还没想出回绝的话,张大兵接了个电话,与村治安组长走开了。

第二天晚饭刚过,张大兵和妇女主任拱进了杨景丽的小平房,两个村干部把一只硬纸盒放在杨景丽面前,从中取出一台透明塑料膜包着的验钞机。

“六百块钱,这是进价,我们不想赚钱。”张大兵说。

“不要,六百块,那是一板车菜籽呀!”花妮从灶屋跑到堂间。

“我哪还有钱买验钞机?”杨景丽声音平静地说。

“不要谦虚嘛!谁不知你菜籽卖了两千两百四十六块?你家是今年村上卖钱最多的。”妇女主任说。

“我还是算个账给你们听一下吧,我家的菜籽是卖了两千两百四十六元,还去小店生产资料费用八百六十七块五角钱,又买了三百二十块钱复合肥,充了一百块手机费,付了请人犁地的工钱一共三百元,还有锄草剂、喷雾器、电费、咸盐、草帽……”

“别说了别说了,再说就是赤字。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有谁听赤字。”妇女主任打断杨景丽的话。

“反正我就剩七百块加这些零票子。”

“幸亏先来你家!验钞机只需六百块钱。 快点给钱吧,我们还有好多家要跑。为杜绝被假钞欺骗,村委会研究决定,每户村民都要购买验钞机。我们得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

杨景丽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掏出钱,一张张数给两个干部看。在数到第六张的时候,两根手指准确地一下夹走了六张红钞票。

两个干部走了。杨景丽的妈妈也扭身去了灶屋,洗碗的声音重新响起。

堂间屋里剩下杨景丽一个人。十五瓦的节能灯泡映着她的脸,这时她的脸在塑料膜反光映照下,白得真像一块脑豆腐。脑豆腐对着一张红色假钞和不足五元钱的零碎小票,没有一点血色。

“六百块?”杨景丽说出了声音,拿出手机对着包装盒上的二维码方框,还没对准,铃声吓得她一抖。

“在哪高就?”

“家里。”

“家里?你?那——为什么不接电话?”

“一直停机。”

“今天怎么开了?”

“昨天交费的。”

“你来吧。”

“不去。”

“来吧,我离婚了。”

“鬼才信!”

“真的。不骗你。我想通了。”

“找别人去吧!”

“我就找你。”

杨景丽想说什么,猛地一回头,见妈妈站在后门口,捂嘴在笑。杨景丽把手机贴近耳朵,进了房间。

杨景丽的妈妈在堂间桌前站了一会儿,往自己房间走了两步,又转回到桌前站住,扭头看了一下女儿的房门,又看了一下桌面上的票子,迅速做了个拾棉花的动作,那张红色的钞票就到了她围腰里。

杨景丽出房间时眼圈有点红,似一夜不曾睡眠。桌面上早摆好简单的饭菜,杨景丽并没坐下吃饭,而是直接到后边厕所屋里,拎出粪桶、竹筐、复合肥、短把锄,再刷牙洗脸吃饭。妈妈问要不要请忙工,杨景丽抬了下眼皮,心想要是能追回那张假票子的损失,也够请两个栽棉花的忙工工钱,挽回一些耽误的时节。

“那张一百的呢?”杨景丽问。

“一百的?什么一百的?没看到。你这么看着妈干吗?妈真的没看到。”杨景丽的妈妈说。如果说女人是脑豆腐的话,也并不能说所有的女人都是脑豆腐,这时花妮的脸就是块豆腐干,不光是板结的,还上了酱油。

“记得昨晚丢在桌上的。”

“你肯定记错了。是那个电话把你记性听错了吧?你有好事为什么不告诉妈妈?我是你妈呀!”

杨景丽又在堂间屋后房里房外寻了一下,就往村委会走。昨晚,只有张大兵和妇女主任到过她家里。可村委会里只有村支书一人,他双脚架在桌面上,报纸盖在脸上。

“人呢?”

“我不是人?”

杨景丽觉得自己说错了话,犯了低级的错误,脸一下红了。那特别显眼的脸红,很容易让男人觉得怀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心思。村支书联想到一系列往事,可能感觉到面前这个剩女大学生想通了某件事情,只是不好意思先提出来。她肯定已决定来陪他了!他就像性急的人面对了豆腐,既主动又热情。他说村委会人都下去做验钞机销售工作了,就他一个人值班,这时候不会有人进来;他说验钞机的钱他会加倍补偿她;他说,他还说……他说得杨景丽插不上嘴。杨景丽插不上嘴,可是嘴巴总是动,就像欲言又止。村支书又从杨景丽欲言又止的神情上,看出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的品味,与初中没毕业的妇女主任没得比,与开小店的那个秋红也没得比。她们都是地道的土包子,乡巴佬,她们一个为自己能当村妇女主任,一个为丈夫能当村委会主任,几乎不用他费吹灰之力,几乎等同投怀送抱,连一点半推半就的动作也没有。怎么又想到那个叫秋红的胖女人身上去了?那个胖女人,让他索然无味的女人,也只有张大兵才当她宝贝。他那天居然与那种人三下五除二完成了那种事!要不是那个胖女人勾引他,他想,他可能还要为杨景丽竞选村主任尽力的,至少杨景丽有知识有文化有文凭,看上去舒服!可是,做了那种事,他就身不由己了。对那个胖女人,他想起来都反胃。后来胖女人还主动找来办公室,他坚持没再碰她一下!容易得到的东西肯定不是好东西,面对眼前这个还没有得到的东西,他又产生有权势的男人都可能产生的冲动或者自信,来了个狮子抱球的现实主义动作,一步到位箍得杨景丽动弹不得,紧接着腾出一只手往内衣里伸。也正因为那只手腾出来,牢固的包围圈出现破绽,仰着脖子的杨景丽一犟挣开,到了门口,到了院外,到了大路上。年轻的村支书看着窗外远去的身影,说了句,“幸好她没叫喊。她为什么不叫喊呢?”

杨景丽没有到棉地里去。她觉得今天被吃了一回大豆腐,那只手竟然伸到她身体的那个地方!那是穿比基尼都不暴露的地方!她像无颜见江东父老似的,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再出门。她双手支在脑后,想着为什么男人都喜欢吃豆腐的问题,有一次还打开手机,在百度里写了一行字:“吃豆腐是什么意思?”她惊奇地发现早就有人探讨这个问题,而且太多!

看了几个词条,对“吃豆腐”的定义各不相同,与自己想象的都有区别,她觉得没必要再在这个事情上认真下去,可是就是出不来,就是要想这个问题。

一些男人想起来就想呕吐,杨景丽不怎么乐意去想,她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个制衣厂的老板。那个有妇之夫的老板相对要让人舒服一点。那个有妇之夫的老板总是瞅准没人在场的机会,对她动手动脚。虽然那手都在她衣服的外面,她还是警告那个老板不可以那么做。可是她毕竟是一个有文学修养的大学生,警告也得艺术、委婉。她对那个老板说,你是有妇之夫,我还是一个处女!她这样说,就是要让制衣厂老板感觉到她对贞操是多么重视,拒绝的态度是既含蓄又坚决,也能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可是制衣厂老板得到处女这个信息,更是穷追不舍不择手段了。杨景丽为此争吵过一次,把老板的行为告知给老板的爱人,希望她能管一管自己的男人。可是老板的爱人竟然不责怪自己男人,反而呵斥她。后来,她还听到工友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说她假正经。现在遇到村支书,她不能把事情闹大了,只有把自己关在房里。

在房里五天还是六天,她记不清了。每天晚上制衣厂老板都会打来电话,她开始不接,后来对电话说了声无聊,电话才歇了一天没响。电话不响生活更显得空洞,她好几次坐在桌前那叠稿纸前,扶正睡倒的圆珠笔,就是没写出一个字来。

中午,妈妈从地里回来,把锅里的剩饭做成饭汤。她吃饭汤时,看着妈妈挑着筐子去地里的背影,也戴上新草帽往地里走。到小店门前,见秋红在看一张报纸,笑着打了个招呼,随便问了句,“主任不在家?”

“哦,那个死鬼,人家给他登了一篇文章,可能去县城请人家吃饭去了。你看你看,这是他写的。”

杨景丽看了下标题,认真读了起来:

在我县溪洲镇人民政府和溪洲村村委会的关怀下,验钞机这种以前只是金融机构专用的高科技电子产品,如今已经进入溪洲村千家万户,深受广大农民的喜爱。验钞机不仅能识辨假钞,从源头上杜绝假钞流入社会的危害,而且清点钞票准确迅速,大大减少农民清点钞票的时间,使农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生产,从而更好地建设家园奔小康。溪洲村村委会为民办实事的工作作风,受到广大村民的一致称赞。(张大兵)

“那,你有没有买验钞机呀?”杨景丽递还报纸时问了句。

“我没买。”

“这就好,你等我一下。”杨景丽跑回家捧来纸盒装着的印钞机,“没开封的,转让给你吧。”

“不用。我有。谢谢你。”

“这可是最新出来的。我是六百块买的,你要的话,就给三百吧。”

“还做我的生意来啦?和我家这台的牌子一模一样,我这台验钞机也就两百多点。”

杨景丽就像被当场识破骗局的骗子,脸一下又红了。

“我是想,要是有个三百块钱,至少短期里不会赊店里的东西了。”

“不要紧,你又不是不还。”

依山傍水的平原上,点缀着许多忙碌。刚收完午季的土地上,新栽的棉苗虽然还没有张枝撑叶,但因为高出地面,老远望去,平原还是一片绿油油的。杨景丽的空棉地嵌在绿油油的地中间,走近才知是一大片灰色的空地。新草帽成了灰色空地上的一个亮点。杨景丽腰弯得累了,这时蹲着,用短把锄挖一个坑,从筐里捧一株育秧钵棉苗摆进去,再抓一小撮复合肥放在离钵体一寸的地方。她身子左边栽上了棉花,也显出绿色,她身子右边还是一片空旷。空旷的面积看了急,杨景丽只低头盯着眼前的方寸之地做事。

先是一只,后是一双,两只皮鞋平行地出现在视线里时,杨景丽与地面几乎垂直的帽沿慢慢地与地面平行,再形成一个45度的角。

杨景丽没有说话。但她心里想,这个色胆包天的支书竟然不收敛,不收手,追到地里来了。

“你还有心情栽棉花?”

“劳动,怎么会没心情?”杨景丽说。

“刚才派出所的车来了,你没看到?”

公路就从地头经过。

“我看那干吗?”

“找你的。”

“找我?”杨景丽站了起来。

得知派出所来调查假票子的事情,杨景丽感觉事情不太好说了。她以跑的姿势到地中间,冲在育栽床前搬棉苗的妈妈吼了句,“妈你拿了那张钱,为什么不承认?”

杨景丽觉得语气重了,可是并没有看到妈妈有一点点内疚的样子。妈妈笑嘻嘻的,杨景丽头脑中闪过“笑容可掬”这个词。

“妈为什么要承认?承认了再给你买那种数钱的机子?”

“可是,你也不能给人家要饭的呀。”

“妈给她们是积德。那个要饭的你也看到过,年纪比妈都大,还背了个手脚不全的孙女。妈不心痛她们,心痛谁?”

“你也不该给一百的呀!家里不还有鸡蛋吗?”

“她说她只要一块钱,妈没有一块钱,也想换零钱慢慢用,就给她找,哪晓得就找了十来块。”

“你说你用一百的,换人家十来块?”杨景丽说。

“千万不要说换了十几块,就说换了九十九块。”又说。

“我到哪变九十九块?人家就十来块钱。我都放在枕头下了。”

“那个要饭的供出来那张一百的是你给的,你肯定会说是我的,可我找谁去?你又用一百的换人家十来块,我更百口莫辩了!”杨景丽说着,意识到这些对妈妈来说只能是废话,转身慢慢走到地头,对村支书说,“村里人都知道了?派出所是来找我的?”

“现在还在村部,我主动说来找你去村部,也是报个信。”

“可是那假钱真的不是我在外面带回来的。我叫你们去追,你们又不去,这下事情落在我头上。”

“这点小事……”

“小事?对你们当干部的可能是小事,但我是平民呀。”

“你把事说清楚不就行了?”

“说清楚?名誉的事三言两语说得清楚?一个姑娘家被派出所传唤,村里人会怎么想?再说关个一两天也不是不可能。你不知道人言可畏吗?”

“出去避一下吧。这里我来安排。”

“你想要我当逃犯?”

这是接近中午的上午,白草帽下,杨景丽的脸像一块红布。

村支书说:“我还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你把电瓶车钥匙给我。”

杨景丽本想骑电瓶车到村部,这比与村支书一道被“押解”要好得多。经过家门口时,她想想还是进了趟屋,到房屋拿出手机,准备百度一下使用假钞的法律责任。她打开手机,上面显示有二十多个未接电话,都是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号码。她摁了下回拨键。

电话那头的男人就像知道她这时候要回电话一样,立即问她你想通了?杨景丽说,我那个职位还在吗?男人说,你来就当老板娘,不要考虑职位。杨景丽说那不是要我当小三吗?我不干!我只想做以前的差事。男人说那你先来了再说吧!杨景丽说路费都没有,怎么去呀?男人说那我开车去接你。杨景丽赶紧说千万别来,打点路费就行了。我肯定会去的。我还是那张工资卡。

杨景丽收拾衣服的时候,手机信息显示到卡上的数目超出她路费的不少倍。

村子有四个出口。东边是到山间去的,西边是往河边去的。南北走向的是一条笔直的村村通公路,一边是行政镇政府所在的集镇,一边翻过圩堤就是外县。杨景丽往西上了渡船,对艄公说:“电瓶车就不带了,麻烦你回去时骑到村部去。”

责任编辑 张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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