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沈天鸿
曹多勇是一位有自己特色的小说家。他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不合时宜的人,例如《太平事》中的周师傅,《种上那块河滩地》中的政德老汉,《水季天》中的母亲,《日子越过越亮堂》中的瞎眼女人,以及众多进城打工的农民,等等。但曹多勇为什么要写这些不合时宜的人物?他想通过这些人物表达什么?我想是一种信仰,一种作为人所必须坚守的信仰,恰恰是这些不合时宜,在生活中跌跌撞撞的人,保持着人之所以为人的希望。而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不合时宜而又坚守信仰的人,都说不上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或者说,他们的理想就是过日子,就是生活本身。他们或是扫地就把地扫干净,看太平房就把太平房弄“漂亮”的周师傅(《太平事》);或是不懈地与水患搏斗,坚持耕种已经荒芜的河滩地的政德老汉(《种上那块河滩地》);或是独自住在村子东头,分娩前的中秋夜,还烙了18张面饼的哑巴女人(《说不出来的幸福》——这些看似平常的人和看似平常的事,恰恰把人生的“大道”存于其中。曹多勇小说的语言与叙述是原始性的,叙事多为枝干,少有叶脉,比白描更为简明。如此选择,除了他的个人偏好,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追求干净练达的美学效果。因此他小说的语言与叙述,非常适合于他的笔下这些不合时宜的人物,如果换成另一种方式的表达,比如说汪洋恣肆的语言或抒情性的叙述,他小说中这些不合时宜的人物,很可能就会被消解掉,而作为小说,也就失败了。
而这些,正是曹多勇小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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