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岸边的咏叹

申慧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一方文化。当代作家曹多勇是文学皖军中的实力派作家，他以细腻的笔触，质朴自然的文字，诉说着自己对淮河母亲的眷恋与热爱，其小说饱含着浓郁的民间气息，展示了淮河儿女的生存状况与文化心态。近年来，学界侧重发掘曹多勇小说的乡土内涵，但对其文本中所体现的淮河文化因子缺乏足够的关注。曹多勇怎样阐释人与水、人与土的纠结，如何审视淮河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本文试图从淮河文化的角度加以探讨，彰显人与水相互依存的内蕴与魅力。

一、漫漫文化路，悠悠淮河情

（一）淮水汤汤

淮河是一条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大河，与长江黄河济水齐名于世，并称“四渎”。淮河流域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水系发达，有百余条支流汇聚，处于南北两大文化板块的交汇之处，南北文化的交叉性、多样性、边缘性形成了底蕴丰富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淮河文化是淮河流域文化域内各种文化样态的总和，是千百年来生活在淮河干、支流地域的人们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主要以流域文化为特质的、以水利文化为核心的、以淮河干流区域文化为代表的地域文化。”（曹天生、朱光耀，淮河文化导论[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18.）淮河是苏鲁豫皖人民赖以生存的河流，该流域文化以人为主体，具有时空性。流域自然状况的改变，人与河流关系的演变，文化的内涵也在随之发生改变。因此，淮河文化是淮河两岸人民在自然条件的影响下、在长期生存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系列反映他们生存方式、价值观念的文化瑰宝。

水是人的生命之源，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面镜子。淮河文化的核心是淮河水文化，淮河两岸人民在长期的水务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充满智慧、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想，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构成了淮河水文化的丰厚底蕴。

（二）淮人乐水

淮人乐水，这是淮河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因。安徽作家戴厚英、潘小平、许辉等人都深爱着淮河滋养下的文化厚土，孜孜不倦地用文笔表达着对淮水的钟爱，对淮人的关注。曹多勇也与淮河有着不可分割的精神牵系，从中汲取力量并化为文化资源，在其创作中不仅关注着奔流不息的淮河，也审视着淮河人民的生存境遇和文化心态。他以独特的民间视角从容地叙说淮河两岸的新旧故事，绘制出淮河两岸的时代变迁图。

淮河文化是顺着淮河水流淌出来的文化，淮水已经凝聚成永世不息的文脉，流淌在淮河儿女喷涌的文思里。《诗经》曰：“鼓钟将将，淮水汤汤。”秦观亦在《泗州东城晚望》中赞叹道：“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曹多勇生在淮河岸边的大河湾村，从小受到这一脉佳水的滋养，淮水给了他无尽的希望与快乐，但也使其亲身体会到淮河水患给沿岸的乡亲带来的贫穷与痛苦。这种特殊的生存环境，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了人与水的关系——淮河是一条“母亲河”，同时也是一条“苦难河”。曹多勇以淮河为创作舞台，以淮河人民为创作对象，结合自身的艺术探索，充分展现了淮河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其小说语言恰如自由流动的淮水，自然纯粹。作者将目光聚焦在大河湾的底层民众身上，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比叙述中，传达自己对淮河儿女生存境遇及文化心态的真切关注。

二、一脉佳水，且行且吟

（一）刚柔并济的水与人

1.跃动的淮水与自由的生命

水滋润万物，自古至今，淮河人民在淮水之滨繁衍生息，淮水之魂早已化作文化和精神，深入到淮河儿女的骨髓里。一方面，遭黄河入侵的淮水，仍奋力抗争，与黄河进行着清与浊的较量，水患造就了淮河人民坚强勇敢的性格。另一方面，水与生命有着天然的联系，清澈甘饴的淮水赋予了淮人纯净质朴的人格。水有柔韧之力，能以柔克刚。这种柔韧之美在淮河女性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中篇小说《水季天》讲述了“我”母亲的人生故事，以母亲嫁给父亲前后的故事为主线，穿插描写了父亲与母亲初次见面、母亲教父亲游泳、母亲捉鱼送鱼等温馨场面，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母亲这来自大山深处的一汪清泉，流淌到大河湾后，就与淮水融为一体，水涨水落都牵动着她的心。母亲是“一把吃庄稼饭的好手”（曹多勇，曹多勇中篇小说精选[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174;176.），有水的灵动与坚韧，天然纯粹;母亲有水的勇敢，奔涌向前，身上浸染着淮河人的乐观向上，勤劳质朴;母亲是视水如命的女人，她有着水的温柔恭顺、清澈纯净。水如母亲，母亲似水。作者深深地怀恋着这母亲般的淮河，诉诸笔端，脉脉含情。

“人与自然”的命题在中西文化史上都是备受瞩目的话题。在淮水之滨吸足了日月精华的庄子说：“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程必定，魏捷，淮河文化新探：“第三届淮河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90.）主体心灵与客体对象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更显示了人与自然的某种亲和性。正如庄子所说真人不是没有任何情感的禁欲，当然，更不是任由情欲的肆意泛滥，而是让各种情感的流露与自然界的规律和谐一致，自然而无矫饰。《水季天》中爱水如命的母亲，有着水一样的性格，灵动洒脱，温柔恭顺，却又敢为人先。《开口说话》里的哑巴姑娘更是有着一双水灵漂亮的眼睛，如清淮般的纯真少女对爱情的渴望在文中得到自然的展现。庄稼地里哑巴姑娘与蛮男人一见钟情，姑娘主动向父母表明自己愿与蛮男人结成连理，大胆追求爱情的哑巴姑娘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彰显着淮河文化中的自然美。曹多勇用素朴的文字，展现了淮河文化中不为巧、弃矫饰、尚自然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

2.乐观、刚毅的淮河精神

汤汤淮河走过了风雨沧桑的历史旅程，同时也哺育出灿烂辉煌的淮河文明。宋代以后，黄河夺淮入海，淮河流域进入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时期。千百年来，清冽甘饴的淮水一直在与滚滚浊流猛烈“斗争”，而面对频发的灾难，淮河儿女亦不屈不挠，形成了刚毅不屈、积极向上的精神传统。

文明的土地上流淌着自然的淮河，自然的淮河孕育出了文明的土地。“文化的本质是自然的人化，也是人与地之间的一种交融、互动关系。”（胡阿详，张文华，淮河[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47;276.）淮河文化是淮河流域的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来的文化，因此，展示淮河文化的丰厚内蕴，既要重视人的地位，也要强调淮河及其流域的地理环境对淮河文化的性质、内涵的影响，淮河边历练出来的作家曹多勇，对人与土地的关系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作品在貌似传统现实的外表下包裹着一颗具有现代意义的内核。

《种上那块河滩地》写了一位农民政德老汉不辞辛苦地耕种河滩地的故事。即使他吃穿用度样样齐全，膝下儿女个个孝顺，但他依旧不问收获，只辛勤耕耘，不懈地与水患搏斗，反映了人与地、地与水的纠结，呈现了河湾老汉强大坚韧的精神世界。《淹没在时代里的父亲》描写了热爱生活、勤劳朴实的父亲，善于种地是父亲的骄傲，农业机械化的来临让父亲深感受挫，但父亲始终保持着自己对土地的热爱，坚守做人的原则。文中父亲体谅两个侉木匠是善，当队长则是勇，刚柔并济的父亲如同淮水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来力量的“欺凌”，却又都懂得坚守，淮水秉承其清，父亲坚守其质朴与尊严。

曹多勇将自己对淮河的深情与期盼都倾注在小说中，他以人文关怀的目光审视淮河两岸农民的生存状态及精神归属。淮河是南北的天然分界线，淮河文化因而有兼容并包的特性，从曹多勇身上我们不难发现这点，作家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农民身上的不足，发掘底层民众心灵的闪光点。土地是淮河儿女的家园，也是他们的精神归属地，在与天、与地、与水的纠结、抗争中，人们形成了勤劳善良、刚毅不屈的美好品质，这种精神是值得世代相传的。

（二）观照传统与现代

淮河是大自然的产儿，其天性是自由的。水的流转是生命的流转，水的渗透是生命的渗透，水的永续是生命的永续。历代赞美水者不胜枚举，虽然赞颂的方式、内容有所不同，但都揭示了水与生命的密切联系。曹多勇生在淮河边上的大河湾，听着淮河的涛声长大，以饱尝风雨沧桑却依然浩浩荡荡流淌的淮河及淮河人民的生活为蓝本，“以水为师，与水同行，作家以水为中心意象，在小说创作中构筑‘水利工程”（朱育颖，淮河岸边的文化寻踪[J].合肥学院学报第29卷第六期，2012.）。河水的流动性贴切地传达出生命的自由洒脱、人生的跌宕起伏，淮河文化是人的文化，在这片广阔的流域内，曹多勇以朴素、自然、细致的写作方式直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对人化的自然加以审视和思考。

1.兼容并蓄的淮河两岸

只有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人类才能更加坚定地走下去。曹多勇既认可历史悠久的淮河文化的精华，也注意到了生活在淮河岸边的人性格中的缺陷，长期的农业文明对他们的影响是渗入血脉的，这些负面因素无疑是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对此，作家没有采取直接、猛烈批判的方式，而是选择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迂回地诉说乡村的“囧事”。

《夏四家》围绕着封建家长夏太奶生病、去世展开叙述，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村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形成的家约村规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小农意识十分强烈。为发展经济，上级领导主张集资修路，夏太奶对此极力反对就体现了这一点。夏四家是一个家族，是淮河岸边诸多村庄过去的缩影。曹多勇一改文学史上家族题材宏大叙事的传统写法，将夏四家的纠葛浓缩在一篇中篇小说中，取其几点，晕染开来。大家族的团结一致固然值得今人学习，但也要看到其中的弊端：利用家族关系，忽视法律，滥用私刑。这种集体犯罪是值得我们为之警醒的。

淮河人民重道德而轻技艺。这其中有值得称道之处，也有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消极方面。《西瓜地里长出来的风景》中的苏燕子是一个清白善良的好姑娘，进城打工后回到家乡却遭到众人的非议，青梅竹马的陈木桩、陈来财也不信任她。封建落后的传统道德观让苏燕子受尽了委屈，身体上的劳累是次要的，精神上的苦难才是最折磨人的。淮河人民对土地有很强的依赖，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一旦女性离开土地、家庭，流言蜚语就会随之而来。苏燕子只是一个典型，清澈甘甜的淮河滋润了淮河女性，赋予了她们纯真、坚韧的性格特征，但也束缚了她们的“手脚”，淳朴而又麻木的淮民们不能理解外出务工的女人，而土生土长的淮河女性也不知如何“突围”，以打破传统道德的禁锢，由此可见，愚昧无知的可怕，解放思想、开阔视野的重要。

2.打工族的尴尬处境

时代是一个巨大的车轮，催促着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离开养育他们的那片美丽的土地，身体蜗居在高楼林立的城市，灵魂或者说精神却始终萦绕在故乡的人与事上。这些淳朴、厚道、节约的淮河青年在城市过着艰辛、寂寞的生活。他们不愿再围着家里的几亩田地转悠，可同时又难以融入这人来人往的城市，成为都市中的流浪汉。淮河儿女在走向城市的过程中经历着身与心的双重折磨，作者用一件件小事表达着对农民兄弟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

《城市里的好光景》中的“我”和《满目春色》中的陈来财都是进城务工者，离开故乡，在这高楼林立的城市中，他们感受到的是人性的冷漠。他们站在城市与乡村的文化交界处，渴望融入城市，却备受城里人的欺压，淳朴善良的淮河儿女不知所措。他们的矛盾与困惑，贫困与善良，孤独与自卑，凸显了社会转型期淮河青年“生活、思想与情感所经历的传统与现代、故乡与异乡、贫穷与富裕的种种矛盾冲突”（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艺百家谈[J]，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67.）。

年龄不大、心地温善、涉世不深、经验不足的农村青年陈来财一方面被生理欲望狠狠地折磨着，另一方面又承受着被城市人排斥、歧视的精神煎熬。他代表的是一个群体，那些想有所作为却无从努力的人，他们在与城市的搏斗、猜谜中消磨自身。农民的悲惨命运引起了读者与作者的共鸣。淮河岸边那几百年来积累形成的温厚淳朴的民风，遭受着城市发展、城乡差别的无情冲击。安分守己、真诚厚道等良好的民间道德，在城市这个大染缸中逐渐失去了光彩，被践踏，被无视。如何挽留人性中这些美好天然而纯粹的品质，是作者心忧之处，也是读者关注的焦点。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是当代许多作家都关注到的问题，社会转型给人的心灵、村落文化的确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曹多勇的叙事给人以厚重内敛之感，他用冷静、客观、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淮河人民进城务工图”，细细品味，会发现作者内心对作品主人公的深切关怀与同情，但值得一提的是曹多勇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到了淮河儿女身上自古就有的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精神，城市生活的艰辛并没有打败坚强的淮河人民，他们并未完全坠入“泥淖”，尽管身处底层，却仍然执着地寻求自己生命中的一丝光亮。正是那一丝光亮像是灯塔一样给予他们希望和方向，让他们坚定地过好每一天的生活。《满目春色》中的憨子、顺子一步一个脚印，体会到城市的冷漠的同时仍安心生活，顺子在困境中坚持看书提高自身能力，反映了新一代淮河儿女思想觉悟、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里的好光景》中的主人公坚持不占卖车人的便宜，他们身上表现出一种新的文化姿态，一种自尊自强的文化人格。作者写出了新一代农民文化心态的嬗变，突出表现为他们对于自我人格、自我价值的确认。

3.病态的城市文明

经济不断发展、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城市文化中的弊端日益显露。曹多勇以淮畔儿女的生命气息为核心，不断开拓创作空间，站在民间视角，以一种提炼过的口语描绘、讽刺城市生活的病态与沉沦。这类作品与描写乡村生活的小说形成对照，在对比中凸显淮河儿女的自然无矫饰的美与淳朴善良的人性闪光点。

《花心湖活鱼馆》中纯真开朗的黄小鱼离开淮河到南方城市打工，目睹了城市人的荒淫无耻后，逐步走向堕落的深渊。“恶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既驱动着历史车轮的前进，也吞噬着人性的光辉;伴随着都市文明发展的是作为自然人的健全质朴人性的沦丧”（康长福，沈从文文学理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8.）。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会出现负面效应，在这一点上曹多勇与沈从文有共通之处，都剖析和批判了城市中退化了的生命形态，这类人大多只追求衣食温饱和本能肉欲的生理需求。但两位作家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曹多勇的都市小说在叙述语言上更加客观、冷静、写实，他始终热爱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河，借助都市这个“反面教材”去批判人性的缺失，在对比映衬中凸显淮畔儿女的淳朴善良。

《夏毒》中作者的这种城乡对比意图更为明显，开朗善良、苦于生计的曹三根虽然不富裕，但在他身上读者能感觉到生命的活力，感受到健全的人性美，相比之下，物质富裕的朱总精神上却是扭曲的，被现实革去了人格，被物欲和权欲迷惑，陷入狗苟蝇营、尔虞我诈的名缰利锁之中。曹多勇冷静地批判着都市的腐败和异化，表达自己对自然人性的赞美。《好日子》则直接讽刺了城市人的虚伪，展现了生理欲望控制下的庸俗的生命形态。

三、唱响淮河风情之歌

曲流婉转的淮河孕育了璀璨夺目的淮河艺术。淮水的韵致渗入到了淮河人们思想、经历中，睿智豁达的淮河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淮河民间文化。曹多勇是淮河人，对那里非常熟悉，作品自然带有很浓的民俗色彩。作家积极开采淮河两岸的文化宝藏，民谣、方言、民俗、花鼓灯的韵律都饱含淮河水的灵动与柔韧之美，萦绕在文本中，无形中增加了文本的文化价值。

民谣可以真实地反映地区的风俗习惯、地理环境。《水季天》中就有这样一段民谣：“大河湾哟大河湾，十年倒有九年淹;淹了大河湾，白浪滔滔水无边。”生动地道出了淮河水患的频繁，也使小说更加富有乡土气息。民谣通俗易懂，朴直轻快，朗朗上口，穿插得当，则有锦上添花的效果。《美丽的村庄》中有民谣曰：“收了大河湾，红菱子被遮漫天;淹了大河湾，被单子改成裤子穿”，幽默自然，突出了北方民间文化诙谐、明快的特性。

方言可以增强文本的民间色彩。曹多勇的小说语言是本土化的，彰显了淮河文化的本色，如“俺、爹爹、月姥娘出来啦”等，率真自然。同时，曹多勇的叙述语言又是艺术化的方言，是经过提炼的淮南口语，这种叙述语言既贴近淮畔儿女的性情与风俗乡韵，又营造出了原生态的生活质感，同时又显示出作家对小说叙事艺术的不懈追求。

独特的民俗习惯也是淮河文化中的精华。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创作资源，民间习俗在曹多勇的小说中不只是如民谣般地点缀全文，而是文本内容不可缺少的“骨干”，对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塑造人物性格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水季天》中怀孕的女人不能在娘家过月子，爱水的“我”母亲因这个习俗才被送回淮河边，圆了看水的心愿。淮河人家有这样的风俗：谁家生孩子，尤其是生男孩，都必须染出红鸡蛋分散给四邻，以示喜庆。《肚子愈来愈大》中红鸡蛋与兰芝的悲惨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显其悲。

花鼓灯的千年余韵，应和着奔流不息的淮河水，流淌在地头里、农家院落间，陶醉了世世代代耕耘着这片土地的淮河人。这种民间艺术的起源与饥馑灾荒有关，是典型的农耕型广场艺术，“灯歌和舞蹈正好构成了动静结合，张弛有致的关系”（朱万曙，花鼓灯灯歌的艺术功能和文化、审美价值[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第六期，2008.）。一首首自然质朴、叙事与抒情结合的灯歌唱出了淮河男女内心的细腻情感，反映了淮河农民的爱与恨、褒与贬，也表达了他们对苦难的深切体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希冀，真正唱响了淮河两岸的风情之歌，被誉为“东方芭蕾”，是民间文化的精粹。《水季天》中对花鼓灯也有详细的介绍：“表演花鼓灯只用锣鼓伴奏，不用其他乐器。男角鼓架子、伞把子上场，女角兰花上场，都是应和着鼓点子在场上表演。兰花角色往往手旋手绢，或手摇彩扇，做出各种各样与生活劳动相关联的舞蹈动作。”（曹多勇，曹多勇中篇小说精选[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174;176.）将点绿豆种的母亲比成玩花鼓灯的兰花，生动有趣，为人物形象添彩增色。花鼓灯是属于农民的，它浸润着淮河的水分，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在不知不觉中渗入了淮河人的生活、劳作中。

淮河民间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淮河流域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曹多勇的文学作品堪称研究淮河地域民俗文化的一大富矿，从其小说中可以看到色彩斑斓的淮河民俗，感受富有韵味的淮河民谣及方言，领略淮河两岸的风土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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