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起点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李国祥

编前语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底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顶层设计。成都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正努力走出一条独具成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重点工作加以部署，系统地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原则、道路和重要举措。成都城乡一体化走在全国前列，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形成了很好的基础，完全具备条件高起点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更好地推动成都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排头兵，对其他地区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一、乡村振兴战略规划需要先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把制定好规划作为2018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强化乡村振兴规划引领作用。与中央要求完全契合，成都召开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大会上，已经把全域乡村规划提升工程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大重点工程之首，这对于高起点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又是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举措，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必须坚持规划先行，明确方向原则和目标任务，做到从容建设，避免形象工程和刮风搞运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成都和全国一样，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等进程中制定了多项规划。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当务之急是要对现有各项规划进行提升，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明确国家现代化重要时间节点的不同目标任务和重要举措。

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规划，高标准系统设计全域乡村空间形态、产业布局、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提升方案。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相匹配，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相适应，制定乡村振兴规划，应把重塑城乡关系、发展高质量乡村产业、建设安居乐业美好家园、繁荣乡村文化和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等作为重点进行谋划，探索一条具有成都特色又对全国具有示范意义的乡村振兴道路。

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需要部署重点工程

成都已经从区域中心城市跃升到国家中心城市，功能定位已经发生变化，这势必带来城乡关系的变化，要求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更好地重塑城乡关系。特别是创新城市、生活城市、休闲城市的定位，使得乡村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潜力和后劲所在。成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的特色镇（街区）建设工程、川西林盘保护修复工程、大地景观再造工程、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等，很好地处理了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必将更好地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大力发展乡村生产力。产业是乡村最重要的经济基础，直接关系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关系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关系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实现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要求和首要任务。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要求农业必须加快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走质量兴农和绿色兴农的道路。乡村产业发展，不仅要优化农业结构，实现农业转型升级，而且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成都乡村产业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新产业新业态大量涌现，但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趋势来看，把数据信息和优美环境两个重要因素融合进来的乡村产业增长潜力应该最大。与大数据信息能够融合发展的乡村产业，包括农业农村电商、乡村信息服务业，也包括经信息化融合发展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业以及其他乡村社会化服务业；与乡村优美环境能够紧密结合的乡村产业，包括高效绿色种养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康养业，这些都具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理解高质量发展时，需要注意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二者既明显区别，又紧密联系。某种农产品高产增产是典型的数量增长；某种农产品品质提升和卫生安全性提高，是典型的质量增长，二者明显区别。但是，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数量快速增长，显然是农业质量提高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不能完全将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对立起来。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数量快速增长，就是农业发展质量的提升。

成都把农业品牌建设工程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举措加以部署，这对于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和走质量兴农之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制约我国质量兴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产品优质优价机制难以形成，使得追求质量发展农业的主体缺乏动力。农业品牌建设，是质量兴农的必要条件之一。当然，走质量兴农和绿色兴农道路，还必须把农业和二三产业有机地融合起来，并通过新型经营体系构建，讓真正有实力的经营主体能够掌控一二三产业全产业链，实现全产业价值链的提升。

实施乡村振兴，不仅要经济振兴，还要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全面振兴。

长期以来，乡村文化建设明显滞后，一方面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缺乏有效抓手推进乡村文化进步。从全国来看，不赡养父母、赌博泛滥、迷信充斥等现象在全国一些地方的乡村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反映的是乡村社会价值观扭曲，乡村道德失范。大力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刻不容缓。

成都把农村文化现代化建设工程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以部署，这对于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和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加大投入，探索当地农民群众容易接受的思想工作，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才能真正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这既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不竭精神动力的根本要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成都把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程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举措加以部署，这对于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及管理水平提升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全国来看，村民自治已经实施多年，对于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农村以宗族和熟人组成的社会中，村民自治的弊端也十分明显，如妇女权益和村内少数宗姓人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金钱换选票、村霸治村等问题在一些乡村曾经暴露过。不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与被扭曲的村民价值观结合起来，使得农村精神风貌令人堪忧。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给乡村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社会治理有效，必须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培育农村基层工作队伍，要通过各种激励手段把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年轻人吸引到农村基层工作队伍中来。要大胆创新，吸引社会力量协助政府开展乡村社会工作，把乡村公共服务做细做实。要通过培育农民社会组织，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提升农民精神风貌。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在强化制度性供给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解决“三农”问题而实行的惠农强农富农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更是从体制机制上加大改革力度，在深刻认识新时代农情基础上，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以问题和任务为导向，积极探索创新，强化制度性供给，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创造不竭动力。成都提出五项重点改革，这对高起点高质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进一步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巩固完善城乡一体的和相互融合的基础设施，缩小并最终消除城乡间和农村地区间社会基本服务差距。多年来，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发展一体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基本社会服务不断向乡村延伸，不仅多数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已经在乡村实现了广覆盖，而且乡村道路等公共品和教育文化等部分公共服务供给正在提档升级，这些变化充分表明新时期国家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优先实现公共品供给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了明显成效，需要坚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重塑城乡关系，要求各地要在公共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落到实处。成都提出要深化公共产品服务生产供给机制改革，这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将带来积极影响。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办法，稳定承包权，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稳定承包权，促进农村劳动力更加合理地在城乡和工农之间流动，促进小农户有机地融入到现代农业发展中，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从而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土地承包期再延30年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之间是什么关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土地承包期与适度规模经营之间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关系，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土地承包期限是作为农村集体成员的农户获得承包经营权的期限。在我国农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安排下，土地经营权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放活经营权，让拥有承包地但不再依赖农业家庭经营收入的农民放心流转土地。只要获得经营权，就可以集中土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承包期限并不构成土地规模经营发展的约束因素。农村土地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30年，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是完全相容的，是不冲突的。当然，要让农村土地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30年在现实生活中成为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力量，还需要配套改革、完善配套政策。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线。成都把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实施乡村振興战略的重要制度性供给，这对于提高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新型乡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以提高农业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改革手段和措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成都把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深化农村金融综合改革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性供给，这对于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将产生积极作用。

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乡村产业中遇到的融资难融资贵难题，要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在深化农业补贴制度改革的进程中，重点将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补贴资金用于政策性农业担保体系建设，当务之急是加快财政支持为主的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向市县延伸，发挥财政支农的乘数效应，放大财政投入效应，解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在加强农村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应拓宽乡村产业发展融资抵押担保范围，支持金融部门开展农业设施设备抵押贷款和生产订单融资。深化农业保险改革，积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拓展农业保险覆盖自然灾害、新技术应用和市场价格波动等主要风险源，提高可以补偿全部农业生产成本的保险补偿水平，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适度规模经营持续发展。

针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和基本建设用地不易获得的难题，要清除体制机制障碍，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需要的合理土地供给放在优先的位置，优先保证用地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