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刘海虹

◇刘澄清

父亲的革命人生

我的父亲叫刘澄清，生于1919年8月，四川省南部县人。1933年8月参加红军，1935年开始长征，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跟随周恩来到武汉办事处做机要工作，后随李克农前往桂林办事处做电台工作。1941年3月经组织决定，被派往党的地下组织，负责秘密电台工作。1942年1月到东江游击纵队负责建立电台与中央联络。1943年夏到重庆办事处电台工作。1946年6月调南京中共代表团电台工作。1947年3月跟随董必武返回延安，到军委三局工作。1949年4月随中央进入北京，在中央统战部工作，负责与未解放地区党组织秘密电台的通讯联络。

父亲于1949年9月先后参加了对广州、梧州市城市的接管。1950年8月调入广西邮电管理局工作。1954年担任邮电部教育司司长，1964年5月担任邮电部政治部副主任，1969年3月担任邮电部湖北新阳五七干校领导小组成员，同年11月担任国务院电信总局领导小组成员、副部长，主管通信工作。1983年12月办理离休手续。2018年9月30日，父亲因病逝世，享年99岁。

我曾经受邀参加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看到父亲当年生活、工作、战斗的地方，望着那些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亲的一生，展现出的几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前行。

坚定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

父亲少年时代参加革命，跟随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曾三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不仅没有掉队，还积极从事译电工作，革命信念从未动摇过。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整整十年，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但他意志坚定。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撤离，一部分同志返回延安。父亲当时也想回到延安，但党组织没有让他北上，反而让他南下，去香港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父亲按照指示撤离香港，化装成难民，抱着刚满周岁的我，到条件更加艰苦的广东东江游击纵队组建电台。为了不影响工作，他把我送给一户农民，后来由党组织出面，用几担粮食才把我换回。电台建立后，东江游击纵队通过电波与延安党中央建立了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一直从事邮电事业。“文革”中，他受到冲击。但他没有抱怨，边检查、边工作，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全面整顿及恢复全国的邮电工作。1972年2月，他参加了接待尼克松访华的工作，在北京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通讯卫星地面站。

父亲凭着坚定的革命理想主义信念，无论是战争环境还是和平年代，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他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那时，重庆办事处的秘密电台设在顶层阁楼上，空间狭小，异常闷热。电台人员工作时常常汗流浃背，挥汗如雨。建在社会上的秘密电台也设在一户人家的阁楼夹层内，他们经常是深夜工作，不能开灯，只能利用收讯机上的小指示灯进行工作。他们还得光着脚轻轻走路，以防被人听见。

在重庆和南京做地下工作时，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父亲和同志们经常跟国民党特务周旋，用各种办法摆脱特务的跟踪监视，来保证秘密电台的安全。其情节就像谍战片里一样，常常是险象环生，命悬一线。

在险恶的战争环境里，父亲他们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国共关系紧张。周恩来率领部分南京梅园新村的工作人员返回延安，电台原有十几名工作人员，只留下我的父母坚守。

周恩来要求他们做好三种准备：一是最坏的情况被国民党抓捕；二是可能被国民党软禁起来；三是被赶走流落到社会上。父母坚决服从命令，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南京。

1947年3月，他们才随同董必武撤离南京，回到延安。

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

革命战争年代，父亲从不计较工作条件的艰苦、环境的险恶、生命的危险，为党的事业无怨无悔，公而忘私。

作为大女儿，我曾几次离开父亲身边，第一次在东江游击纵队，父亲把刚满周岁的我送给一户农民；第二次在重庆，父亲在社会上从事地下工作时，把我交给幼儿园和薛子正（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军事组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编者注）抚养；第三次父亲在广西任邮电局长时，把我送到北京寄养在薛子正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身居要职，但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公私分明。有一次，他家乡一位长辈来京暂住，离京时，父亲宁愿让我弟弟用自行车驮着这位老人送到北京火车站，也不肯使用国家分配给他的专车。父亲经常教育子女，要勤俭节约，不要铺张浪费，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刘澄清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公开户口卡，户主为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