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讲述郑绍文

■郜 虹

◇安娥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

1940年初，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严峻的时刻。中国军队弃城失地，溃败千里。日本侵占南京后，铁蹄又践踏武汉。武汉外围敌后地区抗日救亡的重任，就落在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5师的前身）的肩上。

这时，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在中国作家安娥的陪同下进入豫鄂边区，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采访。之后，史沫特莱写了《中国的战歌》第九章，安娥写了《五月榴花照眼明》。

史沫特莱和安娥进入豫鄂边区后，见到的第一位纵队领导就是参谋长郑绍文。后来，郑绍文另有重任离开了她们的视线。虽然只有短短10多天，却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打着川话的儒雅参谋长

1940年夏秋，安娥陪同史沫特莱完成了对豫鄂边区的采访后，从抗战前线辗转到达陕西城固，接着又经成都回到重庆，住在张家花园65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宿舍里。大约就在这时，她完成了《五月榴花照眼明》。

《五月榴花照眼明》是日记体纪实采访录。书中，安娥详细记载了1940年1月12日到达新四军驻地的情景：

三天来绕着大山兜圈子，今天总算是把它快绕完了，据说今天可以到司令部了。

政治部派人来接我们。天也黑了，就跟了他们去。走到半路上，司令部来接的人也到了。两边的人都争着要我们去。可是，司令部离这里比政治部近一里多路，所以还是去司令部。政治部的人没办法，只好跟我们一起去司令部。

李司令员（李先念）打仗去了，还没回来，由郑绍文参谋长招待。郑参谋长是王总司令（国军战区指挥官）的学生，一个精神奕奕、个子不高、瘦瘦的很健康的青年。他和别的四川人一样健谈，一见面他就打起川话和我们谈起来。

“想不到你们真肯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一方面钦佩，一方面又感激！我们这里的战士们都是土包子，可是他们想知道外边的事，希望你们三位歇两天，多多指教指教！”

这个“打起川话”的青年正是郑绍文。心思细腻的安娥感叹道：“游击队里还有这么谈吐文雅的人，真叫人想不到。”

郑绍文是四川省潼南县三汇乡（今重庆市潼南区小渡镇）人，1905年出生，曾经在中国大学学习，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北平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到洪湖苏区担任红三军警卫师师长，1933年被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西安事变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国共合作期间，先后在国民党第33集团军和第五战区担任政治教员、在川军第22集团军任特工总队副总队长。1939年春，带领队伍与李先念、陶铸等同志领导的抗日武装汇合，组建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史沫特莱的性格与安娥完全不同，乐观浪漫的她这样描写到达司令部的情景：

走呀，走呀，我们终于看到了站在树下的游击队哨兵的身影。我们到达了位于大洪山东麓的第一个游击队村。现在我们的行进成了欢乐的进军了——一路上爱国歌声飞扬，愉悦的笑脸遍布，还引来不少好奇的目光……夜幕降临，我们到达一座烛光闪耀的大庙，庙里挤满了男男女女，许多儿童，还有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干部们。烛光照着一张长木桌，桌上摆满了花生和小红皮萝卜。萝卜可是这时节当地群众唯一的蔬菜了。就在这漫长的夜晚，在演说、欢歌笑语中，我听到有人说：“司令部该搬到一个新地方去，那边的萝卜可比这里的又红又大。”

史沫特莱最想了解的是关于打仗的故事。在欢迎会上，她听到了日军“闪击”豫鄂边区领导机关驻地马家冲，与挺进纵队警卫部队展开的一场激战。她写道：

游击队的一位参谋给我们讲了三星期前马家冲战斗的情景。许多人包括伤员都惨遭杀害，游击队《七七报》的主编李苍江被俘后也遭到毒手……

安娥是后来跟随部队转移，经过马家冲，在战斗现场才听到小勤务兵盛国华、王兴人说起这次战斗。她追记道：

……敌人派了1000多人来攻打。而司令部只有120支军校用的教练枪，大多数都是不响的，却和敌人打了一天一夜。

王兴人指指点点地说：

郑参谋长和18个战士在这里（一个山口）守了12个钟头，任敌人的大炮向我们放了一个整下午，他们19个人连地方都没有动。郑参谋长把两条腿一叉！站在那里像一座山。他不动，战士们也就不动了。

“1 9个人一个都没有死吗？”我问。

“打死了两三个。”王兴人说。

很多年以后，郑绍文也谈到马家冲战斗：

◇《五月榴花照眼明》 安娥 著

◇《中国的战歌》 史沫特莱 著

新街战斗结束后，队伍开到马家冲休整了半个月。1939年12月间，边区党委正商议把挺进支队（郑绍文时任政治部主任）改为挺进纵队。这时，应城日寇出动了1000多人，分成八九路向我军驻地进行“扫荡”，企图把我们消灭在马家冲一带。这个情况最先是许子威同志来马家冲报告的。那天早上，他在路上就碰见了日寇，腿部还受了伤。先念同志问明情况后，就决定布置战斗。

当时，驻马家冲的队伍，除后方机关外，总共只有200多人枪。他（李先念）指定二中队队长带一个排扼守黑石岩，不得命令不准撤退。又叫我带一个排去守半天望。其余队伍都分配了任务……未等我们吃完早饭，敌人的迫击炮就打到我们村子里来了。我立刻带着政治部、卫生部向半天望山上爬。上山后，我们和敌人打了一整天。直到天黑时，司令部才通知我们和守黑石岩的一个排撤退下来，要我们从宋河和贾店之间突围出去。

第二天，我们从养马畈开到丁家冲与先念同志汇合了。接着我们就把部队带到八字门进行整编。1940年1月，豫鄂边区挺进纵队正式成立，我曾短期任参谋长。

郑参谋长的游击战术

史沫特莱和安娥到达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不久，就遇上了一次军事行动。

安娥在1940年1月21日写道：

今天真的是鬼子来了，“大本营”必须要转移。上午10点钟起，各部队陆续出发。我们是最后走的一部分，11点钟离开招待所。

雨雪不止，山路溜滑，骑着马下山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经过篮球场，那里的队伍剩得已不很多了。走过山头上，看见四边山上有岗哨，一个个严密地监视着周围。不禁想起昨夜郑参谋长的话来。昨夜郑参谋长视察步哨回来，冒雨来访我们。他说：“像这样的大雨夜里，每天都有200多名战士在四边山里放哨。”

“200多？”那时候史沫特莱女士惊讶地问。

“在哪里？”我也问。

“外面看不见，都在各条山路上。上次一个日本俘虏从乱草石里逃了三天三夜以后，还是被我们的民哨送了回来。”

“哨兵为什么没有看见他？”我当时这么问他。

“一则是夜里，二则他走的是完全没有路的地方，所以三天没走到十几里路。”

今天看见哨兵们都躲在树下边，所有拐弯抹角的地方都有。这么大雨，在后边那些更当风的山路上，其寒冷可想而知。

听到郑参谋长的四川话，安娥想起了10天前碰见的一个机智老练的便衣。这个便衣也是四川人，是郑参谋长离开国民党川军第22集团军时，带走的“特工总队”成员。安娥和史沫特莱穿过日军封锁线和国民党军队防区都是他在负责带路，他一直在暗处，被安娥称为“神秘黑衣人”。

安娥曾在1月11日写道：

黑衣人走来把一张纸单子交给张参谋，好像是今天的出纳账。这次我可抓住他了！我很快地把鞋穿好。当他走出去的时候，我就跟在他后边。等他走到外院的时候，我就把他叫住。

“喂！老乡，你到哪里去？跟我们同路吗？”我这么问。

“是。”他回答。

“你是和我们一块的吗？”

“我是带路的。”

“你常常走这条路吗？这里路你都熟吗？”

“那是熟的，闭着眼睛摸也摸得到。”

“你是这里的人吗？你一直送我们到司令部吗？”

“我是和你们一路的嘛。”黑衣人看我问得紧，他笑了说。

“一路的！怎么？你也是游击队员？”

“嗯。”

“怎么不穿军装？”

“我是便衣。”

“便衣的兵嘛？”

“便衣探。”

“哦！那么你是专门照拂我们住宿和吃饭的吗？”

“什么都管。凡是你们走在这条路上，前后左右所发生的事情，我都得晓得。有值得注意的事，就报告张参谋。”

“沿路人家你都熟吗？”

“都熟。”

“你一家家都认识吗？”

“不。”

“那你怎么能知道所有发生的事情呢？”

“‘事不瞒乡里’。每个地方只要认识几家，所有的事情就都晓得了。”

“你走了多少次了？”

“一二十次。”

安娥套话技巧一流，她接着问：

“你们便衣都管些什么事？”

“在哪里？”

“在部队里。”

“我是司令部的便衣。所有我们部队驻扎的地方，那儿有没有汉奸，有没有可疑的人，每天发生些什么事情，有什么人进到我们那里来，有什么人从我们这里出去，同志们出进是不是有路单，有哪些人想打进我们的营垒……”

“你们怎么能知道那么多？比如每天进出的人很多，同志们出进的也很多……”

“这是我们的工作。凡是住在我们周围的老百姓，我们都得认得。”

“哦！……从来没混进过汉奸来吗？”

“一进来就晓得，有时还故意让他们进来，然后看着他怎么做。”

1月21日，安娥在跟着部队转移途中写道：

上灯的时候，到了宿营地。因为乱了队，找不到政治部的宿营地。有几个不认识的战士招呼我们进屋里烤火。柴湿烟大，我们都熏得流着热泪。他们劝我把大衣脱下来，说不然湿气侵进了骨头，会生病的。还要我把鞋脱了，烤干脚，不然也会生病。

饿得要命，饭还没有来。我虽然还有能力在出发时买些烧饼备用，但我是外行，不晓得买。而他们那些内行又无钱买，结果彼此都是一样，饿着。一个同志怕我挨不得饿，给我找了几个萝卜来。这是一种出色的萝卜，鲜红的薄皮，雪白的嫩瓤，只比小乒乓球大一点，又细又脆，稍微有点辣，还可以吃，放在火里一烧，正好。

一个战士买松枝回来，抱了一抱翠绿的松枝。松枝见火即燃，熊熊的光亮照耀全屋。

郑参谋长进来了，他满身都是泥水，象是巡视回来的样子。我把最后的一个萝卜给了他，他说：“越饿越别吃萝卜！两三个这么小的萝卜一下肚，把‘饿虫’惹出来更难挨！”

◇新四军在英勇阻击日寇

他虽然这么说，还是把萝卜吃下去了。

“打得起来？打不起来？”我问。

“要打起来的。这回日本鬼子是过路性质。他们是向潘家集王总司令（国军战区指挥官）那条线上增援，有1000多人。我们准备在离这里50里的一个地方截击他们一下。今天夜晚就会打上。”

“有人去报告王总司令吗？”我问。

“王总司令已经晓得了。”

“我们等在这里吗？要是败下来呢？”

“哪能会败哟！败仗我们还去打吗？又不是他冲过来，而是我们去打他！不胜不动手！”

“这里是后方吗？还有地方去吗？”

郑参谋长笑了，他说：“游击队只有前方没有后方。走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哪儿就是前方。因此，游击队就得行动敏捷，机动灵活，每个部分都要有独立作战能力，每个士兵都要能单独应战。必须要机动，因此不能有笨重的携带品。必须和当地老百姓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报告敌情，捉捕汉奸敌探，一切粮食草料随时随地购置，都要靠老百姓。如果同老百姓打不通，不要说情报不灵，敌人来攻打，老百姓只一个‘闭门主义’，游击队饿都会饿死。”

第二天，安娥写道：

原来截击敌人的计划已经成功。敌人不提防被截击了一下，队伍被冲散了，需得整理补充，一时不能去增援，已经开回去整理去了。游击队派出的团队也回来了。

郑绍文改造第六团队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第九章写道：

我到达游击区不久，就亲眼看到挺进纵队第六团队的建立，其成员组成奇特。这1500人，在抗战前是“应城保安团”的成员。汉口沦陷后，这些人归顺了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现在跑到挺进纵队这边来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地当过汉奸，因为他们的军官们，不断把日本人给他们的一切命令，都报告了游击队。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他们就这样走着“钢丝”，直到充分武装起来之后，才起义过来。

一天夜晚，召开了游击挺进纵队接受新团队的群众大会。会上，所有的领导人都讲了话。我也在会上讲了话，告诉感到惊奇的起义者，为什么外国人民支持中国，而不支持日本。

就在开会期间，一个农民交通员给挺进纵队送来了一封信，司令员打开一看，发现这封信是一个日本军官写来的，他在煽动整个纵队反叛，投向日军。信的一部分是这样写的：

余乃皇军大佐，对日中之战非常遗憾。余东亚人也，汝亦东亚人也。夫同种相残哉？帝国正建王道乐土一片，而日、满、华将共同提携。

请试目以观今日之世界，苏、法、英、美意见分歧，俱各自顾不暇，岂顾中国哉？贵军于此岂不明耶？试观倒向我方之国军，皆无比幸福，正共日军携手重建东亚……

余待汝于平林市。若信使来，余断不斩也……

发信日期为1940年1月23日，盖有大印，由帝国大佐谷江签署。

游击队的指挥员们轻蔑地大笑起来，并且宣布，他们将以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会见大佐的军队。可能在夜里，也可能在白天——事先肯定不会让他知道。他们还将从会战地点，带回枪支和弹药。

安娥也在欢迎新团队大会的现场，她写道：

他们今天有一个新团队（第六团队）成立，要我们去看看成立大会。我们到达的时候，大会快要开完了，新团长郭仁泰正准备致答词。郭团长前些时候还是伪军团长。前两个月新四军与他接洽好，今天正式反正。据说双方接头已有一年有余。这个郭团长和其他官长们过去多数是土匪出身，吃喝嫖赌一齐来。他们有钱，一切享受惯了。郭团长也害怕乍一收编，弟兄们受不了约束而出毛病。因此，他在大会上提出要求多派些政工干部给他们。所以，纵队把郑参谋长调去做政治委员，不仅补政治训练之不足，同时也可以加强军事力量。

史沫特莱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她写道：

一些新干部有着不同寻常的机敏而英俊的面孔。但我对他们的印象是，他们远未下定决心。

据郑绍文回忆，他原来对这支部队和郭仁泰本人都了解很少。到第六团队去的任务，主要是改造这支部队。根据首长们的要求，把第六团队改造成党的军队，必须达到三条标准：一是部队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二是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三是要有打不垮、拖不散的顽强的战斗精神。

当时，李先念要给郑绍文派一个警卫排。郑绍文说：“一个排一个班都不要，只带一个警卫员、一个勤务员和一个饲养员，这样可以表明我们的诚意。”

郑绍文在第六团队的改造过程中，只枪毙了一个猖狂煽动逃跑的人。有少数人离队，但无人叛逃。

经过半年的改造、整训和作战锻炼，李先念对郑绍文说：“可以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在总结会上，纵队领导说：“第六团队与郑绍文的名字分不开。”

之后，组建新四军5师，郑绍文任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