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艺专的中兴校长

■ 姜孝德

潘天寿（1897－1971），原名天授，字大颐，号阿寿，别号寿者、雷婆头峰寿者，浙江海宁人。20世纪著名中国画家、美术理论家、教育家。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教授，1929年赴日本考察美术教育。全面抗战爆发后，跟随艺专由杭州到湖南沅陵、云南呈贡、重庆璧山。1944年夏起任国立艺专校长。1949年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58年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长期从事中国画的教学和创作活动，对继承和发扬民族美术事业作出了贡献。他的作品，敢于破常规，创新格，作画笔墨浓重豪放，色彩原纯，气势雄阔。传世作品有《雁荡山花图》《百丈岩古松图》《雨后千山铁铸成图》《红莲图》等。出版有《中国绘画史》《中国书法史》《潘天寿美术文集》《潘天寿书画集》（上、下）《潘天寿画册》等。

潘天寿是20世纪中国画的重要代表，堪称大师级画家。21世纪初，“百年中国画展艺委会”发起一个无记名投票选举，最终选出了20世纪13名杰出的中国画家，排名依次为：齐白石、傅抱石、黄宾虹、吴昌硕、林风眠、李可染、潘天寿、徐悲鸿、张大千、蒋兆和、刘海粟、石鲁、黄胄。

潘天寿出生在19世纪末，生活在20世纪，其艺术在21世纪依然闪烁耀眼的光芒，受到人们的尊敬。抗战时期，国立艺专西迁重庆，潘天寿随校来渝，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师生佳话

潘天寿，生于1897年3月14日。这一天是传统的百花节，后来，他刻了一枚“百花生日生”的印章，每遇画了得意之作，便要钤上这枚印。

潘天寿的爷爷、父亲都是秀才，算是书香人家。他在乡下读初小，在县城读高小。毕业后，父亲要他回乡谋事，他不从，想读书。听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不要钱，父子俩就协商，如果潘天寿能考上一师就读，考不上就回家。结果，潘天寿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被录取。

浙江一师，是潘天寿一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著名知识分子。譬如民主主义教育家、书画家经亨颐，音乐、书法、戏剧皆有深厚造诣的李叔同，文学家、教育家夏丏尊，修辞学家、语言学家陈望道等。4人都曾留学日本，学养堪称一流。对于他们的品德和才学，潘天寿极为钦佩。尤其是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来拯救中国的热情，对潘天寿人生观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其间，他目睹了才华横溢的李叔同避世出家，又眼看深孚众望的经亨颐因支持新文化运动而被免职，更由于五四运动浪潮的冲击，进一步坚定了他献身于民族艺术和教育事业的决心。他觉得自己“无干事之才，只有画画尚能胜任”，因而一心一意想通过振兴民族艺术来振兴民族精神。

潘天寿毕业后，经老师介绍，到上海民国女子学校任教。不久，通过朋友诸闻韵推荐，到上海美专兼任国画老师。诸还把他介绍给了吴昌硕。

此时的吴昌硕，名满天下，年近八十。潘天寿回忆说：

我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到沪任教于上海美专。得老友诸闻韵的介绍，始和昌硕先生认识。那时候，吴昌硕的年龄已近八十了，身体虽稍清癯，而精神却很充沛。每日上午大概作画，下午大概休息。先生平易近人，喜谐语，在休息的时间中，很喜欢有朋友和他谈天。我与昌硕先生认识以后，以年龄的相差，自然以晚辈自居，态度恭敬，而先生却不以此而有距离，因此说诗论画，请益亦多。回想种种，如在眼前——一种深情古谊，淡而弥厚，清而弥永。真有不可语言形容之概。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昌硕先生，正是他午睡初醒之后，精神甚好，就随便谈起诗和画来。谈论中，我的意见，颇和他的意趣相合，他很高兴。第二天就特地写成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送给我。对联的句子，上联是：“天惊地怪见落笔”，下联是：“巷语街谈总入诗”。昌硕先生看古今人的诗文书画，只说好，也往往不加评语，这是他平常的态度。他送给我的这副篆书集联，自然是奖励后进的一种办法，是昌硕先生平时所不常用的。尤其他所集的句子，虽原出于褒奖勉励，实觉得有些受不起，也更觉得郑重而可贵。

吴翁勉励后进，有褒奖也有告诫。潘天寿深有感触地说：

有一次，我画成了一幅山水画，自己觉得还能满意，就拿去给昌硕先生看看。他看了以后，仍旧只是说好。但是当天晚上，却写成了一首长古，第二天早晨，就叫老友诸闻韵带交给我。诗里的内容，可说与平时不同，戒勉重于褒奖。在此也知道昌硕先生对于研究学术的态度，极重循序渐进，不主张冒险速成。

吴翁想必从画中感觉到了潘天寿对“法度”的轻视，个别地方表现得太自由。大师的戒勉，无异于一声断喝，引起了潘的思考。渐渐的，他的画从野马似的任意挥洒，逐渐收敛，并注意向传统讨要笔墨。在上海5年，他的花鸟作品以学吴派风格为主，山水则主要受石涛、石溪的影响，作品从粗野迅速转向纯炼，笔墨、布局、意境都完全走上正路。

◇《小龙湫》

◇《枇杷》

◇《蜻蜓》

◇《菊花》

潘天寿与吴昌硕有如此一段画缘，不论是否拜师，他都应该被算作吴门弟子。最初，潘天寿学吴昌硕，几近临摹，而后从气韵上学，最后，从精神上学。吴昌硕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开我最远，大器也。”

艰难办学

1928年初春，应杭州国立艺术院（1929年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8年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之邀，潘天寿担任中国画教授兼书画研究会指导教师。1930年，潘天寿与学生何愔结婚。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逼近杭州，城中硝烟弥漫，人心惶惶。为此，杭州艺专师生向后方撤退。

此时，潘天寿膝下已有二男一女，仓促中，他们只带了随身衣物，其余的家什，包括潘天寿十几年积存下来的字画、诗文、书稿、信札、书籍、印章等都留在住所。为了安全，潘天寿用厚实的木板将门窗钉死。然而，待他流亡归来，一切珍贵的资料皆丧失殆尽，让他心痛不已。

何愔身体不好，上路后便生起病来，他们不得不在建德停留两个月。不久听说日本鬼子距离建德不远了，只得仓皇起程，逃往缙云。

当潘天寿听说杭州艺专在湖南沅陵与北平艺专合并后，只身一人赶往沅陵。他找到学校，租好住房，又掉头回到缙云，接一家老小上路。谁知千辛万苦赶到沅陵，没过多久，学校又要转移。潘天寿真是欲哭无泪。他决定把妻儿送回浙江老家，等一切稳定了再接来一起住。

◇潘天寿书法作品

安顿好一家人后，潘天寿接到消息，学校已经迁到了昆明市区。于是，他和张振铎上路。战争年代，交通艰难，他们先是乘坐火车到桂林，敌机一来，全车人都要下来躲敌机；敌机飞走了，再上火车……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到了桂林，铁路断了，他们就搭乘汽车往南，不能乘坐了，走路也行。他们经柳州、南宁，然后经睦南关，进入越南，又从河口搭乘列车沿滇越铁路赶到昆明。

学校师生在昆明市区没呆多久，因惧怕敌机轰炸，又迁到安江村。不久，日军从南疆进攻中国，加之继任校长吕凤子希望把学校迁往重庆璧山，于是国立艺专又长途迁徙，搬往重庆璧山。

在艺专，潘天寿担任着教务长职务，由于他与吕凤子的教学方法不同，二人发生了矛盾，互不相让。有人说，潘天寿平时待人接物非常随和，而在教学观点上却固执得像一头牛。适逢教育部出台教授休假规定，凡连续担任教授7年以上，成绩卓著者，可带薪休假进修一年。1941年，潘天寿便请假一年回到浙江。第二年，他打算回校上课，行至上饶，生病了，不得不折回缙云。1942年冬天，他到东南联合大学任教，后东南联合大学并入英士大学，学校迁到浙江云和，潘天寿便把家搬到了云和。

1943年初冬，教育部电令潘天寿出任国立艺专校长，并汇去交通费。他坚辞不就，并退回交通费。一方坚持请，一方坚持辞，僵持了数月。结果，艺专学生一份联名电报，让潘天寿彻底改变了心意：“为全国惟一的艺术最高学府的前途着想，先生，我们日夜盼望着您的到来。救救孩子！”1944年初夏，他同意就任国立艺专校长，开始动身从浙江赶往重庆江北盘溪。到达重庆的时间，大约是6月下旬。

潘天寿上任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学校办好。为了请到好的老师，他要么亲笔写信，要么亲自登门。潘天寿主政期间，国立艺专聘用了许多好的老师，比如林风眠、倪贻德、谢海燕、吴茀之、吕霞光、李可染等，都是这一时期入校的。

为了给办学营造良好的环境，潘天寿不持偏见，不存派性，尽量避免各种矛盾。他最希望国立艺专是一个世外桃源，一个真正的象牙塔。潘天寿的时间很紧，但对于教学，却毫不吝啬时间。当时，在艺专一无老师、二无教材的情况下，他坚持开篆刻班。没有教师，他来讲课；没有教材，他自己编。这个篆刻班，可能是中国美术院校开设篆刻班之始。

据说，潘天寿讲课魅力十足，不仅吸引了本校西画系的学生来听课，连嘉陵江对岸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也被吸引前来。

艺术胸襟

抗战胜利后，学校由重庆迁往杭州。为了专心绘事，潘天寿申请辞职。于是他又回到了画室，回到了创作中去，甚至于有时间琢磨起指画来。

作为艺术家的潘天寿，精于写意花鸟和山水，偶作人物。他尤善画鹰、八哥、蔬果及松、梅等。他的画构图诡奇，画面灵动，引人入胜；结构险中求平衡，其形精简而意远，勾石方长起菱角，墨韵浓、重、焦、淡相渗叠，线条中显出用笔凝练和沉健。他的书法独树一帜，非一般书家可比。他的指画也可谓别具一格，成就极为突出。这类作品，数量大，气魄大，如指墨花卉《晴霞》《朱荷》《新放》等，画的均为“映日荷花”。他以泼墨指染，以掌抹作荷叶，以指尖勾线，生动之气韵，非笔力所能达。

潘天寿作画时，每画一笔，都要精心推敲，一丝不苟。他在“有常必有变”的思想指导下，取诸家之长，成自家之体。他的画材为平凡题材，但经他入手的画，却能产生出不平凡的艺术感染力。

1949年以后，潘天寿的个人创作曾一度陷入尴尬。

有人提出：“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是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潘天寿想，中国画一千多年来都受中国人喜爱，怎么会有这么多毛病呢？北宋的《清明上河图》不就是写实的，那么长，也应该算作大画吧？

更让潘天寿困惑的是，学校有的年轻教师也开始批判他的艺术思想，“是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光玩弄笔墨趣味，对革命斗争抱旁观态度”。紧接着，学院的中国画系与西画系合并为绘画系。再后来，他被冷落了，与吴茀之等人被分配到“民族美术研究室”。

在落寞中，潘天寿没有停止思考与绘画。也许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也许是为了证明，他画了《踊跃争缴农业税》《丰收图》《喜报丰收图》等，这些作品都是非常写实的，甚至就是宣传画。

“文革”中，潘天寿成了浙江美院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在没日没夜的折磨下，这位体质强健的老人，身体渐渐地垮了下去。

1971年5月，专案组派人向重病在床的潘天寿宣读了定性材料，即定案为“反动学术权威、为敌我矛盾”。潘天寿气愤之极，当晚大量尿血，昏迷不醒。9月5日凌晨，他突然气喘得厉害，双腿剧烈地抖动，汗如雨下。他用最后的意志努力控制自己的双腿，嘴里还喃喃地说：“我想叫它不抖……不成功，……我想……让它……不要抖……”最后，他在挣扎中合上了双眼。

1979年，潘天寿被平反，然而一切都来得那么迟。这位中国现代美术史上重量级的画家和教育家，其艺术生命过早地凋零，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