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日记》之盟军轰炸东京4

■作者/多索·弗兰杰·棵拉卡 翻译/郑越

◇1942年4月18日，美军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前往日本本土

各方反应

刚刚午饭过后，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所的一间屋子里传来了重大新闻，日本同盟通讯社和东京广播电台报道称，日本本土遭受了盟军的首次轰炸。这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我们奔走相告，并试图找到中国政府的官方声明。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博士，针对这一报道作出了庄严而克制的评论。他说：

重庆视针对日本东京和横滨受到盟军轰炸的消息是重大的进展；这是美国政府之前对盟国承诺的很快将战火带到日本本土的实现。除了针对日本战争物资层面的摧毁，这对日本民众在心理层面上的打击是巨大的。日本民众长期以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蒙蔽，这次轰炸能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脆弱和盟军真实而强大的实力。

带有天生乐观心态的重庆人民也表现出了相对的平静和沉着。当有人从街头的大字报里读到这条消息时，人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接着就散去忙活各自手头的事情了。人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在遭受了数年惨烈轰炸后表现出所应有的强烈反应。我感到他们似乎在说：“战争仍在继续，轰炸东京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细节。”他们对于轰炸者是谁也并未显得很好奇，感觉就是轰炸机驾驶员到达了预定目的地，并在中国人承受多年后，他们最终把战争的苦难还给了日本。

我的观察与外国记者招待所的其他人倒有些出入。他们眉飞色舞地描述道，人力车夫甩开身后的人力车，并聚到一起在大街上高声合唱，抒发着心中复仇的痛快，还有人三三两两地出入饭店聚餐庆祝。我不否认这些观察描述都是准确的，我只想表达我没有看到期待中的欢庆场面，而即便是东京遭受轰炸这一重大事件之后，中国人民并没有表现出那种具有复仇意味的欢愉。轰炸是必然的，也仅仅是战争的一种必要形式，却并非是值得幸灾乐祸的一件喜事。此外，我来自一个从未遭受过轰炸的国度，因此无论是敌是友，我都很难因为别人所遭受的此类不幸而欢快起来。

当我们在收听日本电台播报的时候，能感受到播音员有些喘不过气来。日本播音员显得不同寻常的激动和紧张，也印证了中国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之前评论里所描述的，这次轰炸对于日本人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于我们日常收听日本电台的人来说，能明显感到往常日本播音员总是信心满满的自吹自擂，而这次轰炸让他们一直以来的心理状态崩塌了。日本播音员似乎刚刚手忙脚乱地从防空洞里逃回到麦克风前，显得惊恐而手足无措。

或许我们这帮在重庆的新闻媒体人最为欢欣鼓舞。因为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播报了众多令人悲伤压抑的新闻，这次轰炸是长久以来首次迎来的盟军方面的重大喜报。我们在记者招待所里凑了450块钱，用来买烟花，并于当晚在招待所中央的空地燃放庆祝。

这时，我们释放着长久以来的压抑，无比地轻松自在。

◇当年国人绘制的美国援华空军宣传画

自食其果

社会上针对轰炸东京的这次行动出现了很多猜测。在我们看来，这些轰炸机肯定是从某种载体投送后飞往日本本土。不过令人好奇的是，从美国发来的问询显示，他们更像是从中国的某个秘密基地起飞前往日本。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测。

如往常一样，日本方面关于这次轰炸的报道充满了自相矛盾。根据一家日本媒体的报道，参与轰炸的美军轰炸机，是在3万英尺的高度开展的，但稍后的另外一篇报道却描述说，这些飞机应该飞得更高，这才导致了日本方面未能识别和探测。但是又有一些日本媒体包括东京电台的报道说，这些飞机从3万英尺的高度倾泻而下的炸弹轰炸了一所医院和学校，是一场“残忍的袭击”，乃至街上的儿童都遭到了机载机枪的残忍射杀！！我只能说，如果盟军轰炸机能在3万英尺的高度射杀街上的儿童，他们的射击水平真是“太棒”了。

日本同盟通讯社告诉我们，日本民众对于轰炸学校和医院，乃至从3万英尺的高度扫射街上的儿童这样的“暴行”确实愤怒了。而在我看来，日本应该告诉他们的民众是如何在中国占领区残忍施暴的。日本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刺刀杀害中国儿童，而且仅仅是为了取乐，这些被残忍杀害的儿童尸体被刺刀挑到空中，但与此同时，日本却口口声声地宣传大东亚共荣圈。我想象不出来比这更令人厌恶的行径了。

我曾经不相信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所描述的日军暴行，但持有客观中立的外国旁观者，却都真实的见证了这些暴行。

在此，我复述一下斯诺针对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陈述。他谈道：

日军在12月12日进入了南京，当时中国军队和平民仍然试图通过仅有的城门往长江北岸撤离和逃生。巨大的混乱由此而生，成百上千的平民在过江途中被日本飞机肆意扫射，很多人甚至直接淹死于江中，更多的人挤在下关城门（挹江门——译者注）惨遭毒手，尸体层层相叠，足有4英尺高。南京政府对这最后几个小时的逃亡大混乱责无旁贷，这甚至促使相当多的民众更愿意接纳日军的占领以“重建法律和秩序”。

这是多么错误的幻想啊！

斯诺描述南京陷落后的惨状：

卑鄙的南京大屠杀暴行现在已在全世界面前昭然若揭。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碰巧是由约翰·拉贝先生（John.H.D.Rabe）所掌管，他戴着纳粹希特勒所颁发的标徽，意味着德国纳粹最至高的身份认可。根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的预估，日军单在南京城就屠杀了超过42000名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同时，预计共约30万平民在日军从上海一路攻占南京的过程中惨遭荼毒，这一数字几乎与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相当。

但凡是10岁至70岁的女性都遭到了强奸，在被日本士兵蹂躏后往往被醉酒的士兵用刺刀杀害。常见的惨剧是母亲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斩首，然后被迫接受侵犯蹂躏。一位惨遭强奸的孩子母亲讲述到，由于啼哭的婴儿惹恼了正在对她进行侵犯的日本士兵，这名士兵直接撕下一块棉被捂死了她的孩子，接着异常平静坦然地继续施暴。一些日本军官纵容这样的暴行，而且把驻地变成了他们的后宫庭院，每晚都换不同的女俘虏侍寝。露天的公然强奸绝非鲜见。大约5万名士兵在这座城市里公然开展了长达一个月纵情的施暴狂欢，期间充满强奸、杀戮、抢劫以及其他种种暴行。而这些累累暴行在现代社会已无从寻迹。

很多这方面的情况在重庆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我记得日本陆军大将杉山元（Sugiyama）曾说过：“有些超越了神的力量激发了我们的士兵。”

这让我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