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人世悲欢

谭志德 陈启兵

我于1930年9月23日出生在重庆，曾祖父是一名药材商，爷

爷先后在夔府电报局、重庆电报局任职。父亲谭尔炽，就读于上海工学院，毕业后回到重庆，在重庆电报局任职。当年，谭家在重庆拥有多处房产和店铺，其中位于市区的私家宅院是一栋青砖高墙围成的大院落，总面积5000余平方米，有大小房屋几十间。小时候，我在院里的天井可以骑自行车，更别提鱼池、花园、名贵树木，院里比比皆是。

父母带着我和妹妹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家里雇有保姆、厨师、杂工、轿夫、裁缝等。家里还有一名武术师，教爷爷、父亲练武强身。在我的儿时记忆中，家里常常宾朋满座、琴声缭绕，每到用餐时，食客就有三四桌。我是家中的长孙女，被家人视若掌上明珠，3岁时

被送到牛皮凼（今渝中区临江门）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幼稚园入读，每天由奶媽抱着坐轿子接送。谁也没有想到，在我8岁那年，谭家悲惨的命运开始了。

家遭厄运

1938年初，日机轰炸了重庆近郊的广阳坝机场，局势骤然紧张。爷爷因忧虑过度，突发心脏病去世。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父亲奉命离开重庆，调任贵阳电报局，外公、母亲、妹妹随同前往。谁知，自此一别，谭家厄运接踵。日机轰炸贵阳，外公、母亲、妹妹无一幸免，被炸身亡，父亲因到乡下检查工作，才躲过一劫。恶噩传到重庆，奶奶和我哭得昏天黑地，感觉天像塌了一般。亲友们劝告奶奶：“日机要来轰炸重庆，你们还是设法到乡下去躲避一下，这样比较安全。”由于当时并不了解轰炸的危害性，奶奶也舍不得抛下这份家业，我们仍留在城里，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1939年5月3日，城里响起了“呜—呜—呜”急促的防空警报声，当时，保姆抱着我刚从幼稚园回到家。奶奶见势不妙，吩咐家中的雇工赶快行动，将桌子拼到一起，上面搭上几层棉被，大家迅速钻到桌子下面躲避。我坐在一张小板凳上，脑袋弯到膝盖上，大气都不敢出。大人们也个个心惊胆颤。

日机飞近了，紧接着扔下炸弹，地面不停地抖动，四周顿时响起了爆炸声、垮塌声，我觉得耳朵都快被震聋了。随后，日机又扔下燃烧弹。尽管我们头顶上有棉被捂着，空气中仍弥漫着烟熏火燎的呛人气息，同时还能听到“哒哒哒”不停扫射的机枪声。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惨烈的场面，心脏狂跳不止。紧挨着的奶奶更是脸青面黑，身子筛糠般地抖。

过了很久，解除警报声才响起，我们试探着从桌下钻出来，大家都不敢出门，就在门口张望。所幸谭家的房屋躲过了轰炸，奶奶双手合一，口中不停地念诵：“谢谢菩萨保佑！”但四周的房屋大多被炸得东倒西歪，街上的电线杆、树枝、房顶上，到处挂着残肢断脚，在凄风中摇来晃去，就像过年时挂在屋檐下风干的腊肠。老百姓的哭声、喊声、叫骂声汇成一片，此情此景，无不让人心酸。

为了活命，奶奶做出决定：家中只留下奶妈和厨师，其余雇工一律解散。随后，奶奶吩咐打点行李，连夜起程。她是个小脚女人，带着我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到牛角沱，乘船过江，再到江北的寨子坪，投奔亲戚范国熙家。

5月4日，日机再次对重庆进行狂轰乱炸，市区烧红了半边天，身处市郊，也能闻到空气中充满火药味。寨子坪依然不是安全之地，日机仍是经常飞临。这一带没有防空洞，范家附近有一些生基坟，人们为了逃命，用大锤将古墓的石门砸开，躲在里面。生基坟不大，只能容纳三五人，不能伸腰，洞里充斥着烂腐之气，令人犯呕。这一幕情景，成了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父女重逢

1939年的5月，是一段无比血腥惨烈的日子。日机不停地实施疲劳轰炸，有时刚解除警报还没跑回家，日机又来了，又得跑向生基坟藏身。一天往返数次，奶奶和我被折磨得筋疲力尽。有一次，日机轰炸了几天几夜才停止，奶奶不放心，让亲戚进城去看看家里的情况。亲戚回来后，带着哭腔对奶奶说：“城里全炸成了一堆一堆的烂砖破瓦，好不容易找到地址，家的影子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奶奶又惊又气，顿时倒地，不省人事。我吓得扑在她身上，大声哭喊着“奶奶，醒醒！”。这一年，我8岁。

家业尽毁，万念俱灰之余，奶奶惟一的精神支撑就是在贵阳的儿子。但因时局恶化，双方不能见面。没办法，奶奶和我一直住在寨子坪，起初，还能靠着一些积蓄生活，日子一久，积蓄渐空。奶奶有很好的针线活手艺，每天蹒跚着小脚出门揽活。日子虽然艰辛，奶奶仍坚持让孙女读书。我在寨子坪读完小学，考进巴县女二中，后入读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江北刘家台小学教书，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

1949年，我收到一封几经辗转寄来的信件。从信中得知，父亲后来从贵阳到了新疆哈密电台任台长。但信件不是父亲本人所写，而是哈密电台以公家名义寄来的，告之我的父亲患了斑疹伤寒，生命垂危，临终前想与在重庆的家人见一面。当时，莫说到新疆的火车，就连到哈密的公路都没有。路途迢迢，奶奶是个小脚女人，我年纪尚不足20岁，世道叵测，若冒然前去，这一行恐怕是凶多吉少。万般无 奈 ， 我 俩 唯 有 抱 头 痛 哭 一场。

谭家虽然曾经是富裕之家，但被日机炸得一贫如洗，重庆解放后，在划定成份时，我和奶奶被划为贫民。在20世纪50年代，和我相依为命的奶奶含恨去世。我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后来调入重庆市商业系统，一直到退休。

命运总是充满变数。时至80年代，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陌生的来信，展读后，仿佛被重重一击。这竟然是我“死去”父亲的来信，他还活着。原来，父亲在新疆哈密患重症被推进了太平间，冥冥中他居然游丝一息苏醒过来。由于之前哈密电台给他在重庆的家人去信，没有回音，他以为一家人都被日机炸死了，便随国民政府溃退台湾。后来，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他在一次与友人的会面中，谈及当年留在重庆的母亲与女儿，不禁潸然泪下。友人深为同情，表示他有个侄儿在大陆，愿意帮忙打听我们的下落。就这样，费尽一番周折，父亲终于得到了我们的消息，只是奶奶已经诀别人世。

在经历近半个世纪的生死离别之后，父女相见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当年老的父亲向我走来，那一刻，我们泪水长流，紧紧拥抱。后来，父亲又往返海峡两岸多次，最后，他选择了在重庆定居，他对我说：“我死也要回到家里，落叶归根，不在台湾当孤魂野鬼。”1993年，父亲辞世，遗骨安葬故乡，圆了他今生最后的心愿。

（作者系重庆市写作学会、散文学会理事）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