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嘉陵江畔

王惠文

1942年的春天，父亲和我来到歌乐山第一保育院，一位老师带着我们在院里四处参观。那时院里的房子虽破旧，但设施还算齐全。最让我高兴的是有一个小池塘，里面有一群小鸭子在凫水，许多小朋友在池边玩耍，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地方。

“妈妈”的爱

当时保育院只有1—4年级，共4个班，不足百人。我分在施淑文老师的班上。施老师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老师，每周还带着我们做教室里的卫生，打扫得窗明几净，常常得到学校的表扬。她讲课耐心细致，讲台上不时放着一束小野花，使人看了心旷神怡。

院长周之廉，虽然她自己没有孩子，但是很有爱心，就像一位慈祥的妈妈。记得在一个夏季的晚上，我们坐在操场的树下纳凉，一个小妹妹依靠在周妈妈的膝头上数星星，她亲切地告诉小妹妹，哪颗是北极星，哪颗是织女星……

周妈妈的爱人姓陈，在城里工作，时常来院里看望她。因他表情严肃，我们有点儿怕他。有一次，一个小妹妹说要去找周妈妈，另一个便顽皮地说：“不要去，陈老虎来了！”多么天真的小鬼头！

一天早饭后，教师食堂外围了一圈人，走近一看，原来是教我们唱游的杨老师正在抹眼泪。事后才知道，因为杨老师吃饭时剥了馒头皮丢在桌子上，周妈妈见后，将馒头皮拾起，放进了自己的嘴里，杨老师很过意不去。这件事对我们觸动很大，以后吃饭时也不再剥馒头皮了。

周妈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常怀念她。之后我们去了川八院，周妈妈不知去了哪里，近几年才知她的去向，可是老人

家已经去世了。

转院

1943年的春天，老师告诉我们：“一院的房屋要重新修建，我们要暂时去水土沱川八院。”不久，施老师带着我们下山到磁器口上了小火轮，经过3个多小时到了江北县（今渝北区）水土沱川八院。

我们一院来的孩子住在距院本部不远的一个小祠堂里，每天的饭菜由大哥哥们挑过来分给大家。

楼上是宿舍，我们睡地铺，屋里没有窗户，夜里冷风任意进出。楼下是教室，洗脸要到院外溪水边，生活倒也平静有序。

让我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是，每周一去院本部开纪念周会。赵小梅院长的母亲，大家都叫她“老太太”，她总叫人托一大盘棒棒糖，分给一院来的孩子一人一个，引来周围不少羡慕的目

光。

我们的教导主任胡某是川八院的，他对我们非常严厉。不知是从哪里来了一个“指示”，课堂上开始兴起记名字：抓一下痒，记一个名字；低一下头，也记一个名字……待到下午降旗时，记了几个名字老师就用竹板打几个手心。男同学记的名字多，挨打的也多，打得直叫“哎哟”。我这个胆小的人也免不了三天两头挨几板子。我的同学翁仁璐（国民党高官翁文灏的侄女）说：“我今天特别注意还是挨了两个手心。”同学于理中（中国空军驾驶员之女）说：“哎！怎么注意都不行，变成一块木头就好了！”挨了板子的同学相视无言，愁容满面。

不久，我们被调到院本部去了，重新编班。这时施老师已离开学校，新班的老师之前未见过，姓什么也不知道，不懂的地方也不好多问。这时没有人再让我们吃板子了，老太太的棒棒糖也没有了，我们就像没人管的羊群。

岸边的童年

最难熬的冬天来了，四川阴郁寒冷，被窝里都变得潮湿起来。大家一人一张被子，却没有盖的。我就和同学严嫦云合睡一张床，铺一张被，盖一张被，拾块砖头当作枕头。因怕闻臭脚，我俩只好睡在一头，如此一来，肩头和后背直灌凉风。我们把脱下的衣服塞在肩头，没有玻璃的窗户，冷风不断地吹进来，我们常从梦中冻醒。

每到这个季节，同学们中生冻疮的很多，常看见他们拄着棍一瘸一拐到医务室门口排队换药。男同学信和平的双手全冻烂了，直流脓血，我们常在夜里听到他的哭声。

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我们的童年也不乏欢乐的时光。那时候，高年级的教室在大院戏台上，每天都能听到陈玉成老师带领学生高声吟唱《木兰辞》，童声袅袅，唱词动听。我常借去厕所的机会，站在墙角里静静地听他们读书，一边听，一边学。

川八院旁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叫嘉陵江。我们一早要到江边洗脸，傍晚去江边洗脚，那是我们一天最快乐的时候。

每当夕阳西下，只见江水浩浩荡荡向东流去，江面泛起一片金色光芒，碎金般点点洒满江面，不停地跳跃闪烁，那样的绚丽多姿。我和同学们坐在江边的石头上，双脚泡在江水中，不停地拍打水。看着不断涌来的白色浪花和水底的彩色卵石，什么烦恼都忘记了，常玩到尽兴才回学校。

我的人生虽已进入暮年，那条时而金光灿灿的嘉陵江、时而漫江碧透的嘉陵江，却还常常来到我的梦中相会，窃窃私语。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