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让历史再留遗憾——“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研究专家座谈会”侧记

文◎胡顺涛 禄兴明 摄影◎刘志平

为了不让历史再留遗憾
——“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研究专家座谈会”侧记

文◎胡顺涛 禄兴明 摄影◎刘志平

2011年2月20日，北京，重庆宾馆。来自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国防大学等机构的20多位党史研究专家济济一堂，聚焦这道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谜题。这场由北京和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研究专家座谈会”，囊括了中国目前党史界研究中共早期历史最为权威的学者。研讨课题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强烈兴趣，会议一再“延时”，掀起了一场头脑风暴。

“在建党90周年之际，对‘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研究，既是对重庆3千万人的一个交代，也是对目前全中国近7千万党员、对中国人民的一个交代。”专家们纷纷表示，加强对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研究迫在眉睫，否则又将让历史留下遗憾。

◎2011年2月20日，“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研究专家座谈会”在京召开

◎张注洪

◎邵维正

◎张静如

◎朱成甲

◎肖甡

◎李蓉

◎姚金果

◎刘宋斌

“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确实存在

1956年，《重庆报告》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等一批“一大”档案从共产国际档案库回到国内。几十年来，运用这批档案，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批资料共涉及中国3个地方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北京、广州和四川重庆。有关北京、广州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难题早已破解，惟独缺少对重庆的深入研究。

那么，档案涉及的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是否真的存在？成为专家们热议的第一大焦点问题。

“我认为‘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中国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作者、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邵维正少将第一个发言，他认为理由有三：首先，《重庆报告》是由苏联共产党移交给中国的，一起移交的还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等一批“一大”珍贵档案，“所以它不是一般的档案，是共产国际保存的原始档案，后来是模仿制造不了的。”

其次，从报告内容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一个健全的组织，有书记处、宣传部、财务部以及出版部等，还有相应的活动。它不光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组，还明确了一些组织的活动；“第三，吴玉章在一个回忆中，也专门讲到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邵维正说。

享誉国内外学界的党史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召集人、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认为，时间回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青年人看到国家的苦难状态，就想办法救国家，有人找到无政府主义，有人找到基尔特社会主义，有人则找到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此时，“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出现，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必然性和生命力。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吴家林教授认为，考察重庆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不能离开重庆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状况。在三国时期，重庆就是巴国首都，宋朝以后改成重庆府，到了近代，党的很多事件与重庆也相关联，说明成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有条件的。

“不能因为重庆僻处西南，就认为重庆不会诞生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研究《重庆报告》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李蓉也认为，“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正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困难和艰辛，也映射出它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影响。

◎周勇

◎吴家林

◎谢荫明

◎李颖

重庆与其他早期组织的异同

同存于“一大”档案，“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时间最早，但研究却甚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诞生于东部沿海城市，四川重庆地区当时则深处内陆。但专家们认为，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四川的出现，更表明了中国产生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巡视员刘宋斌研究员表示，《重庆报告》中充分介绍了组织情况，还表示要建立军队（红军）来代替原来的军阀和资产阶级的军队，“从这个报告里的几个部分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与其他国内六个城市的早期组织相比，也有很多相同点，譬如，组织主体是知识分子，北京、上海等其他各省早期组织也是如此，教师学生居多。”他说，“重庆共产主义组织”里有书记处、宣传部、财务部等，有人认为《重庆报告》里没有纲领，“但可以看出，里面有带纲领性的内容，如把工厂什么生产资料归工人和农民所有，这一点和我们的党十分相似，和上海党组织的宣言里的内容观点也是一致的。”

不过，因为历史的发展不平衡，四川重庆早期组织与其他地区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著名的李大钊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朱成甲研究员认为，由于四川地区深处内陆，地理位置特殊，使得重庆革命早期先进人物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呈现出隐秘性、危险性、艰辛性的特点，也体现了重庆早期革命者为寻求救国救民道路而作出重大探索的开创精神。

中国绝大多数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创立有着共同的历史背景，即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帮助。邵维正教授表示，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没有与共产国际、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发生直接联系，而是自发成立的，尤其是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没有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这与其他地区早期组织相比，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是重庆极其难能可贵之处。

再不研究就要犯历史错误

从苏联移交中国已有50多年，但《重庆报告》尘封至今，让现场专家惋惜不已，纷纷表示，如果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现《重庆报告》的时候，没有引起重视，已经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现在就不应该再视而不见。

“对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进行研究，是我的一项主要工作。但我心里有一块心病，即现有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著作里没有收录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李蓉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作为党史工作者要对历史负责，就应该还原这段历史，澄清一些质疑。

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姚金果博士也认为，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时候，如果再把这份《重庆报告》束之高阁，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存在证据确凿，而且并非无政府主义组织，对其研究非常重要，迫在眉睫，做好了是对我们党的创建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对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研究，我认为非常重要，也很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张注洪教授表示，由于研究起步较晚，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在研究中注重资料收集，如共产国际刊物和共产国际新闻通讯、建党时期比较早的刊物、四川和重庆两地保留的比较早的史料等。

国防大学肖甡教授也认为，重庆组织开展对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研究，这是对中共党史的贡献。他建议，下一步应加强对“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资料的挖掘，“一方面，重庆可以开展相关研究成果征集，借助各地方党史研究力量参与；同时要加强人物研究，直接和间接地找到能揭开历史迷雾的蛛丝马迹。”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李颖研究员在座谈会上承诺，将投入精力进行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研究。她同时建议，可专门成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研究咨询组，吸纳国内的专家学者，联系各方面的人才，进行联合攻关。

◎户华为

◎任贵祥

◎孙东升

◎李红岩

重庆启动研究献礼建党90周年

由于研究成果不多，以至于“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至今仍被称为“四川地方党史中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一道歌德巴赫猜想题”，甚至称之为“中共创建史上的最后一个谜”。

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研究之所以难以深化，专家认为：第一，主要原因在于缺少档案文献资料的支撑，现除了《重庆报告》一份档案外，尚未发现其他档案文献资料；第二，由于时间的久远，几乎找不到亲历者或见证人，《重庆报告》撰写人仅为“四川四人”，且无从考证；第三，从事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研究的专家学者，大部分研究方向为中共创建史和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早期组织历史研究。

“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时候，推动这项研究，破解其中的难题，拨开笼罩的迷雾，是我们的责任，意义十分重大。”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表示，《重庆报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乃至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又一份珍贵史料，它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即使在偏僻的西南，即使关山阻隔，只要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共产党就一定会出现在中国大地。

周勇表示，如果到建党90周年的时候，还不努力研究“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对革命先辈创造的历史还没有一个说法，就会愧对历史。”因此，重庆要花大力气，组织全市党史工作者攻关，并向全国最优秀的专家学者请教，邀请他们参加研究工作，以求尽早解密。对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关键性问题，只要依据档案文献资料，作出准确论证和判断，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研究成果，一经专家组评审验收合格，将给予5万元到10万元的重奖。

与会专家学者对重庆方面开展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研究、制定宏伟计划表示赞赏，认为这项工作非常有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对全国其他城市在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尤其是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研究，得到了重庆市委的高度重视，成为了重庆党史研究室和北京党史研究室共同组织，集中全国最优秀、最强大的研究力量共同完成的重要工作，从个人的行为升华成为了组织行为。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萌明教授说，对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研究还将引起连锁反应，激发学术界继续挖掘新史料，研究新课题，把对各地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研究引向深入，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的丰富和完善。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光明日报》党史版主编户华为，《中共党史研究》主编任贵祥，《党的文献》常务副主编孙东升，《中国社会科学报》副总编李红岩，以及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从事党史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部分同志。

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等中共“一大”资料同存于共产国际档案库中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重庆报告》）显示，91年前的3月12日，重庆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其诞生时间，早于北京和上海等地中共早期组织，可至今鲜有系统研究，留下迷雾重重。

【责任编辑/肖 用】